经典——彼时和此时
保罗·劳特
著 李会芳 译
我从这样一个问题开始：谁是150年前最为读者认可和推崇的美国诗人？今天我们中的大多数会正确地说出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也许还有布莱恩（William Cullen Bryant）、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罗威尔（James Russell Lowell）或其他长着大胡子的绅士们。但我想，很少有人会想起丽迪亚·哈特里·西格妮（Lydia Huntley Sigourney）。我们知道朗费罗、罗威尔以及布莱恩连同其他一些人的声望在20世纪20年代时突然黯淡下来，他们作为19世纪美国重要诗人的角色被狄金森（Dickin-son）和惠特曼（Whitman）所替代。但远在这场由现代主义所引发的诗歌经典的变故发生之前，西格妮就已消失在大众视野之外了。事实上，在1930年出现的关于她的研究著作问世时，这本书的作者乔丹·海特（Gordon Haight）就明显地把她排除在严肃诗人之外。他在书中写道：“我希望在她的作品中可以发现一些东西可以为她在美国所享有的近半个世纪的威望辩护，但在基于研究需要而对她的40多部作品的一部分进行阅读后，我不得不认为她后来的湮没无闻是有道理的。”他为什么把这本书写下去，我们不得而知，这本书唯一的效用就是为西格妮附上一个贬义的绰号，也就是海特的副标题——“哈特福德（Hartford）的甜美的歌者”。
但在今天，西格妮的声誉已经得到温和的复兴，至少她的一些诗歌已经被编进大部分的美国文学选集中，美国文学的课堂上也用等于或多于朗费罗和布莱恩的篇幅来讲解她的作品。她的浮沉为我们的经典形成研究提供了一个有用的个案。我想通过西格妮来指出一些因素，这些因素在我们关于文学经典的形成和变化研究中并不总被认为是有意义的。
文化的变化是缓慢的。或者更确切地说，那些一朝确立的文化丰碑像图腾柱一样傲然屹立，即使它们可能正在被白蚁或正在变化的社会价值观和批评品位所掏空。然后有一天，它们坍塌了，带着明显的突然性。但事实上，这种坍塌只不过是一个长时间累计过程的终端产品，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开始质疑他们的价值观和艺术形式。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朗费罗和其他我们提到的诗人仍然是诗歌艺术坚定的柱石。但到了他去世50年以后的1932年，就像路德维格·来威森（Ludwig Lewisohn）在他的《美国文学故事》中所提到的那样，除了“可怜的小学生”以外，已经没有人再读朗费罗的诗了。对他的指责不仅包括他的道德化，他的传统的教化主义，他的忧郁和在他流传最广的诗歌对印第安人的无谓而自满的刻画，还包括他的诗歌严格遵守的六音步格律。
这些泥土，在同泥灰和沙子搅拌以后，
随着我的手的动作；
有一些必须服从，有一些发布命令，
尽管他们都由泥土制成。
在1959年的一本朗费罗的诗集中，哈罗德·尼莫洛夫（Howard Nemer-ov）在他的精彩的“介绍”中指出，正是现代主义的教义使得朗费罗过时了。尼莫洛夫写道：“作为诗人，他是寓言的而不是象征的，他是拟人的而不是隐喻的，是逸闻的而不是神话的，他的写作方式是他能够尽量做到的直白。”象征、暗喻、神话和复杂在当时已经变成现代主义的试金石，就像艾略特在他以之为题的论文中一样，玄学派诗人已经成为意义的典范。在他的那本小书里，尼莫洛夫的任务就是从这个倾倒的丰碑的碎片中重新拼贴出一个朗费罗的小形象，为他争取“一种并非历史的、学者的或传记的兴趣——一种纯粹诗意的，不随时间消亡的兴趣”（p.11）。
现在，近50年之后，西格妮所等待的也是这样一小本书（尽管她的全部诗歌，一共946首，都可以在文学在线上找到）。但是在这些研究西格妮的诗歌或完全理解经典的形成过程中这些被尼莫洛夫称为边缘——历史的，学者的和传记的因素不能被简单地一挥而去。事实上，现代主义所强调的“真正诗意的”，无论到底指什么，都会因下面所提到的原因而受到质疑。
实际上，把诗歌视为一个自闭的整体的观念，这种观念在布鲁克斯和沃伦（Cleanth Brooksand Robert Penn Warren）的《理解诗歌》中得到充分的发挥，成为我们对西格妮这样的诗人进行理解和欣赏的主要障碍。至今仍然拥有势力的布鲁克斯和沃伦提出的诗歌价值强调的是反讽、复杂、内部张力、歧义和其他。相反，诗歌的作用和它所行使的文化功能对决定其价值和教益来说是无关紧要的。这对西格妮来说尤为困难，因为她的许多作品都是为特定的目标而创作的。这些目的可能是很私人的，如她在自己的回忆录《生命的信笺》（1866）中所提到的。她的一位通信者要求她——她用略带嘲讽的口气写道——“为缅因州的婚礼写一篇颂诗，而我对他们几乎是一无所知，写信人，那位新郎所提到的唯一的信息就是，他所选择的新娘是十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其他人要求她写“一首关于赛拉斯（Siri-us），一个明星狗的诗”；为“一个金丝雀的主人”，写“一首悼亡诗，因为这只鸟被他无意中饿死了”; “为一个少年写一首悼诗”而这位父亲为缪斯提供的唯一事实就是他不幸“掉进盛猪食的大桶里”; “为我的第二个亡妻写一些东西，理由是我已为我的第一个妻子写过一个”。她的诗歌中有很大一部分，有长有短，都是关于这样或那样“偶然”的作品，毫不奇怪，这些作品都相当琐屑，尽管有时带有自觉的可笑。
但是，她还有一些更多与历史相呼应的“偶然”诗歌。这里，作为参考，我要介绍一首对西格妮来说相对为人熟知的作品《印第安名字》。
“那些红人（印第安人）怎么能被忘记，当我们这么多的州名、地区、港湾、湖泊和河流在使用他们所给予的不可抹去的名字？”
你说他们都已死去，
那个高贵而勇敢的民族，
他们的轻舟已经消失
从轻浪涌动的水面；
他们曾经游弋的森林
也不再能听到猎人的呼喊，
但他们的名字却刻在你们的水面上，
你永远无法把他们洗去。
他们在安大略（Ontario）湖的巨涛上，
像大海的波浪汹涌。
在尼亚加拉（Niagara）瀑布的轰鸣
撼醒世界的回声。
红色的密苏里河（Missouri）
从西部带来慷慨的赠予。
拉帕汉瑙克（Rappahannock）甜美地睡在
弗吉尼亚绿色的怀抱里。
你说他们的圆锥体窝棚，
散落在山谷之间，
如同枯萎的落叶一般，
在秋风吹起前就被刮跑，
但他们的记忆留在你们的山上，
他们的洗礼留在你们的沙滩，
你们永恒的河流
说着他们古老的语言。
古老的马萨诸塞（Massachusetts）披戴着他，
在她高贵的王冠里，
广阔的俄亥俄（Ohio）携着他，
在他年轻的声望里；
康涅狄格（Conneticut）环绕着他，
当微风拂过安静的林海，
莽撞的肯塔基（Kentucky）沉重地呼吸着他，
通过那些古老的洞穴。
瓦殊塞（Wachuset）把它悠长的声音
埋进他岩石的心脏，
阿里格尼（Alleghany）唱着它哀婉的曲调
通过他高高在上的海拔；
莫那道克（Monadnock）在他斑白的前额
印下神圣的信任，
你们的山脉为他们建造了丰碑，
尽管你们摧毁了他们的尸骨。
你们称呼这些红额的兄弟
为瞬间的蚁蝼，
如同不值一提的爬虫
被强大的势力压碎；
你们把他们逐离了父辈的土地，
你们破坏了神圣的信任，
但你们能否在上帝的法庭
摆脱他们最后的上诉？
你们看到他们无力抵抗的部落，
迈着沉重缓慢的步伐，
通过漫无人烟的沙漠边塞，
如同一支哀怨的商队；
你们认为永恒的耳朵已经变聋？
他的不倦的视力模糊？
你们认为他们灵魂的鲜血
不会在遥远的异地哭泣？
也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钟爱细读的形式主义批评家把这首诗介绍给对产生这首诗的19世纪30年代的文化和政治茫然无知的学生们。作为熟悉的新批评分析标志的悖论提供了一个起点。西格妮的诗专注于一个根本的政治悖论：“他们的名字刻在你们的水面上，你们永远无法把他洗去。”我发现，让学生重温这些陌生而共鸣的诗句是有用的。他们有时会指出相应的麦克白夫人的罪恶或者会发现西格妮如何通过上“水”和其他自然物来为美洲土人“述说存在”从而精心设计这个中心隐喻。就像克琳（Patricia Crain）在她有关西格妮的那篇重要论文中正确提出的一样，通过生动的动词和突出的专有名词，印第安人的持续存在本身已经被“大自然镌刻和被大自然说出”，比如“永恒的河流诉说着/他们古老的语言”；马萨诸塞“披戴着它”，俄亥俄“携着它”，康涅狄格（Conneticut）“环绕着它”，肯塔基“沉重地呼吸着它”，阿里格尼（Alleghany）“唱着它哀婉的曲调”，莫那道克（Monadnock）和其他山脉“建起他们的丰碑”。这样土著人的存在在文本意义上就是无处不在的，尽管白人试图放逐他们。
萦绕不去的印第安人同样是西格妮后来的《印第安之夏》（1854）的主题，这首诗的怀旧情绪比《印第安名字》还要浓烈：
灿烂的时光，
灿烂而短暂，对你们是美丽的，
我们的猎人兄弟，但对我们却充盈着
忧郁的冥想。
我们的欢乐啊！却经常是你们的哀伤。
但是，可怜的印第安人！我们欣然地把你们
驱逐出我们的心脏，和你们父辈的土地，
完美的时光却把你们留在它的王冠上，
在我们忘记时，重复你们的名字。
这里，大自然自己说出了白人出于罪恶和行为而“愿意忘记”的印第安名字。使《印第安名字》成为一首诗的理由就在于大自然“说出”的语言和西格妮借“你们”之口而使用的独特的动词：“去世”, “消失”, “逃离”之间所形成的对照。在这些动词中，我们保证了总是显得困难的语调问题：谁是说话的对象“你们”以及说话者如何对他们说话？为什么他们必须要用如此隐蔽的方式说话？西格妮用她的文本来积极地反驳当时许多诗歌散文中出现的印第安人正在消失的观点，这些作品实际上支持了关于迁移印第安人的政治。她借她含蓄反对的白人之口说出的那些隐蔽性动词可以看做是对布莱恩等人所使用的动词的讽刺，后者的目的是使“行刑者的面部完美地隐藏”。从这个意义上说，《印第安名字》直接对那种随意的、怀旧的意识提出了挑战，这种意识把土著居民的消失视为一种自然现象，就像秋风中的落叶或自然界中的动物如海狸的互相替代行为。
这里作为尼莫洛夫格言的对立面，历史语境的参与成为一件重要的事情。西格妮的《印第安名字》写于19世纪30年代中期，正是导致后来的“血泪之途”的“切诺基迁徙”的时候，这次迁徙强迫大部分的生活在佐治亚州的切诺基人搬到奥克拉荷马地区。西格妮的这首诗连同她的其他印第安主题的诗歌一起都是唤起美国人民良知的斗争的一部分，这场当时由土著美洲居民和他们的白人支持者们共同开展的斗争（包括现在）出现在好几个领域：国会、法庭以及各种报纸和杂志上。事实上，西格妮本人就是一个反对希腊人（Greeks）和切诺基人（Cherokees）迁徙的活动家。1829年，她同凯瑟林·毕彻（Catharine Beecher）密切合作起草、宣传并向美国国会提交了反对印第安迁徙的第一份妇女请愿书。这份后来被称为“妇女通告”（La-dies' Circular）的请愿书得到了跨越整个国家的成千上万的妇女的签名，成为把存在于宗教团体中的反迁徙情绪转化为潜在的政治力量的关键武器（荷斯博格语Hershberger）。但不顾这些活动家的巨大声势，以及最高法院作出的有利于切诺基人的判决和从未间断的各种辩论，在杰克逊总统的授意下，国会于1830年5月通过了迁徙法令，从而最终导致了“血泪之途”的出现。尽管这次运动最后并没有完成自己的政治目的，但它可能在刺激转换反对奴隶制思维方面起到重要作用，这场从19世纪30年代初期开始的思考从一开始的殖民化发展到最后即刻的无条件的彻底废除，同样对锻炼西格妮论辩文章的修辞尖锐性也大有裨益。在这种背景下，玛丽·荷斯博格（Mary Hershberger）断言对“妇女通告”的宣传和辩护经验同样解放了西格妮自身，至少她在丈夫的激烈反对下为自己的作品署上名字。斯蒂芬·布兰登（Stephen Brandon）进一步指出在《切诺基凤凰》上发表的西格妮的《切诺基母亲》及其介绍材料“对女性进入美国公共事务领域具有重大意义”（191）。
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理论策略，促使我们脱离原先形式主义者们的一些窠臼。对西格妮的印第安主题和其他诗歌的历史性解读又一次激活了我们对作家的目的和价值的观念。这有助于我们在回顾19世纪时理解为什么一首《印第安名字》能够在当时起到作用。这同样也帮助今天的我们明白为什么对西格妮作品的女性主义解读有助于在某种程度上重新确立她的声誉。另外，在一个对土著印第安人冷漠的如果不是敌视的世界里，《印第安名字》、《印第安之夏》、《印第安人对朝圣父辈的欢迎》及其他诗歌，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总是显得默默无闻和无关紧要。但在一个由土著作家们如斯哥特·蒙马底（N.Scott Momaday）、路易斯·艾瑞克（Louise Erdrich）、莱斯利·斯科（Leslie Silko）、舍曼·阿利可西（Sherman Alexie）发起的重新发掘土著人生活、历史和文化的价值和意义的世界里，西格妮的诗歌就拥有了不同以往的分量，一种在过去一个半世纪里从未有过的历史感。历史和语境、昨天和今天都不能被排除于经典形成的考虑之外。诗歌和声誉，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只能被当做光荣的“圣象”和“永不衰老的智慧丰碑”来进行思考。相反，他们总是被镶嵌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