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新闻报人反抗斗争诸例

据不完全统计，1898年至1911年的13年间，至少有53家报纸遭到查封，遭迫害的报人不下20个，其中2人被杀，15人入狱。这在报界激起强烈的愤慨，前述许多报纸对《大清报律》进行的抨击，已见报界同仁之精神。而对官府用暴力对报人进行的迫害和镇压，报界几乎同声谴责、一致反对。如在北京，报界一致抵制新闻检查，拒不遵守送检的规定，官府也无可奈何。尤其是那些由洋人挂名主持，或立足租界地盘于外国领馆注册的报刊，更不怕清政府的封查。如上海有许多报刊“訾议朝政，指摘官邪，连篇累牍”，清政府也毫无办法。按规定，报纸未经有关官府注册，邮政局概不递送，火车轮船亦不托运。但是，地方官害怕引起外交纠纷，不敢贸然执行。有人直言：“上海各报馆，多挂洋商旗号，恃有西人为护符，故当道敢怒不敢言，示以特别之优待。”所以，当时革命党人往往在上海等大城市的外国租界内办报，到外国领事馆登记注册，根本不理会其禁律，托庇于外国人的力量，摆脱清政府的文化专制统治，应该说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由是，清末报界出现一种相当矛盾而有趣的情况：尽管有报纸因言论而被查封，然而反对谴责之声不绝于耳，尤其是报刊对政府种种行径不满之言论，对官场种种丑恶之揭露，依然触目皆是。

1903年8月7日在上海创刊的《国民日日报》，主笔章士钊，发行人卢和生，用外国人的名义在英国驻沪领事馆注册，是中国第一个用黄帝纪年的报刊。编辑部有张继、何靡施、陈去病、苏曼殊、陈独秀、柳亚子、高旭、刘师培等人担任各项工作。发刊时，该报积极声援《苏报》的斗争，发表章士钊关于“苏报案”的长篇评述，控诉野蛮政府对言论自由的摧残。《苏报》被封后，《国民日报》继承其主旨，先后发表《论苏报案无可杀人之理》、《沈荩被难之追述》等文，猛烈抨击君主专制制度，称清政府为“独夫民贼”、“北敌”，宣扬民主学说，高举民族主义，时称“苏报第二”。两江总督魏光焘曾发一道《通饬禁阅国民日日报令》满街张贴，结果反而使该报销量大增。可惜至12月初，该报因内部意见分歧而停刊。

1909年，汪康年主持《京报》时揭露杨翠喜一案：杨为天津名伶，色艺双绝，为庆王长子农商部尚书载振因公赴津而看中。袁世凯部下第二镇统制官段芝贵，欲获黑龙江巡抚之职，遂以重资代杨赎身，潜送京中，未几其巡抚任职发表。事为军机大臣瞿鸿机得知而不满，将其泄出，先由《京报》披露，一纸风行，各报全力搜索，街谈巷议，演成政界笑柄。此事有伤朝廷尊严，慈禧太后遂下令严查，钦派大臣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复奏。慈禧太后复谕庆王回奏，庆王不敢掩蔽，以家教不严自请处分，遂撤去段、载之职。又有某学士参奏瞿鸿机私通报馆，捏造舆论，结果瞿也被开缺回籍，《京报》连带被查封，8月26日被勒令停刊。《大公报》却发闲评《论京师封禁报馆》，指出：“该报蛰于辇毂之下，以匹夫之贱，而敢对于朝贵权要漫相呵责，日事吹求，其蓄怨而招忌也固矣。”此报能无所畏惧，“有傲骨、无媚舌，难乎免宁今之世矣”。

《公益报》迁入京报社，社长文实权，主编关天僧。此报也素有敢言之名。一日有人投一密稿，系代理湖广总督梁鼎芬之封奏，内容系奏参庆王与袁世凯狼狈为奸，把持政权。刊出之后，送报人塞门索报，增印二万余张。岂知数日后，官府以私刊封奏为词，奏命停刊，拆毁该报版，所幸未究报人。1910年4月，天津《北方报》广告中有“监督政府”、“响导国民”等语，直督陈制军指其为大不敬，即日将报馆封闭。《国风报》能揭露政府，鼓动民心，袁世凯时为国务总理大臣，委其亲近警厅厅丞吴钱荪查禁该报，并逮捕报人多名。

《大公报》经常揭露清末官场的魑魅魍魉、乌烟瘴气，将其官员分为十派：冥顽派、威势派、牟利派、权诈派、排外派、媚外派、油滑派、奴隶派、假正直派、假振作派，将其行为比作“九如”：如虎之猛、如狐之媚、如蛇之狡、如虿之毒、如无知之愚、如钻泥之鳅、如黑暗之洞、如无底之渊、如谷木之蠹虫。这些形象之比喻，生动之描绘，可谓一针见血地刻画出当时朝政之腐败不堪。最引人注目的是，该报与袁世凯整整顶撞了十年，不屈不挠，直声满天下。从1902年袁世凯在天津做直隶总督起，《大公报》就经常点名批评天津秕政。1905年8月，响应反美华工的拒约运动，《大公报》鼓动天津人民抵制美货。袁世凯通过天津巡警总局，以“有碍邦交，妨害和平”的罪名，下令禁邮禁阅《大公报》。而《大公报》照常登载论说予以揭露，表示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该报被“禁邮禁阅”期间，销售反而转增。

1907年7月，清廷先后杀害革命党人徐锡麟和秋瑾。《大公报》发表文章《党祸株连实为促国之命脉》，对于徐锡麟说：“乃既杀而犹剖其心，啖其肉，此等野蛮凶残行径，不期见于二十世纪之中国！”对于秋瑾说：“以一女子身，有何能力，有何设施，而谓为党于革命……既无证据，又无口供，遽处斩刑，斯岂非野蛮已极，暗无天日之世界乎！”该报还刊登了《吴芝瑛女士纪秋女侠遗事》，生动介绍秋瑾生平及其言论主张。1909年9月15日，清政府查封《北京国报》与《大同日报》。第三天，《大公报》就连续发表要闻《呜呼北京之报界》、闲评《怪哉一日而封两报馆》、政论《哀哉今日之报界》，对官府的恶行进行抨击。9月和11月，清政府又连封于右任的《民呼》、《民吁》两报，《大公报》闲评讥刺道：“去《民呼》被封禁时，为时不过两月余。夫呼之为言，曰大声疾呼，其扰人清睡，封之犹可言也。至于吁，仅吁嘘喘息而已。哀哉，吾民吁亦不准吁耶！”1910年中，各地立宪派人士先后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每次都得到《大公报》的舆论支持。

1911年4月29日，辛亥革命前夕，《大公报》载《说妖孽》一文，直接鞭挞清廷：“黑暗政府，妖孽之首领也。……以言内政：，则一面言预备立宪，一面仍拥护专制也；一面言严禁苛敛，一面仍搜括民财也；一面言发扬民气，一面仍增益官权也。……声色宴游为平章军国之重事，子女玉帛乃进退人才之权衡。既自任以天下之重，而为国为民之念，曾未尝一动于中。……仕宦之场，一妖孽荟萃之区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上自卿相之尊，下逮一命之士，何尝有丝毫图治之心。”

武汉《大江报》为文学社机关报，鼓吹革命，诉说不平，评论时事新闻，揭露清政府的腐败。新军在其影响下，参加文学社者达三千多人，为武昌起义奠定了基础。1911年7月17日，《大江报》发表副总编辑何海鸣撰写的短评《亡中国者和平也》，指出“如不亟起革命，必然招致亡国”，署名“海”。7月26日，该报又发表署名“奇谈”的短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指出中国已“病入膏肓”，“上下醉梦”，必须有“极大之震动，激烈之革命，唤醒四万万人之沉梦”，才能“顿98易其亡国之观念”。文章惊世骇俗，革命者颇受鼓舞。这引起清政府的惊恐，鄂督下令以“宗旨不纯，立意嚣张”和“淆乱政体，扰乱治安”罪名，于8月1日晚派军警包围大江报馆，逮捕主编詹大悲，何海鸣闻讯自动投案，报馆也随之被封。

第二天，全国舆论哗然。上海《神州日报》、《时报》等均发有专论，评论其事。《民立报》发表《江声呜咽》一文，对此表示强烈愤慨。9月初，《白话日报》发表《大江报被封一月之哀辞》，以示声援。全国各地的报刊，纷纷起而指责清廷的暴行，汉口各界人民团体和报界工会不断抗议，许多新军士兵和各阶层爱国人士来到报社，表示慰问和声援。在法庭审讯过程中，詹大悲大义凛然，勇敢承担一切责任，声称：“国民长梦不醒，非大乱不足以惊觉，望治情殷，故出此忿激之语。”官府慑于激愤的民情，不得不从轻处罚金800元了事，后因当事人无钱交付罚款，才改判监禁18个月。《大江报》虽被扼杀，但不到三个月，武昌起义爆发，一举推翻了清政府。

清末的新闻法制虽在形式上抄袭了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的色彩，但在实质上依旧以专制主义为内核。这一不伦不类的法制环境，也给中国近代报人以较大的活动天地，演绎出一幕幕颇为感人的抗争活剧。鉴于报律形同虚设，民政部于1909年11月奏请修正报律。1911年2月，清廷颁布修订后的《钦定报律》。这时，国内形势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不久清王朝便倾覆于革命的风暴之中，这部《钦定报律》也随之化为历史的陈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