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644年，英国人弥尔顿发表了著名的演说辞《论出版自由》。他第一次明确提出，言论出版自由是人的一切权利中最重要的权利，因为人在接受智慧方面有“知”的基本权利，书报检查制度是有害的。1859年，英国人穆勒出版了名著《论自由》。他提出，每个人在意识形态领域，都应享有良心的自由、思想的自由、发表意见的自由。他总结了法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提醒人们注意防范“多数人的暴虐”，保护少数人的权益。“假定全体人类都执有一种意见，而仅仅一人执有相反的意见，这时，人类要使那一人沉默并不比那一人要使人类沉默更为正当。”他指出，专制统治使人民不敢说话，使思想家不敢秉笔直言，精神奴役的最大危害莫过于思想枯萎、智力下降、精神怯懦，所以倡导精神与言论自由主要是为了产生智力活跃的人民，这样的社会才会有真正的创造力。

1842年，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中说：“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方式呢？……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他表达了对当局新闻管制的强烈不满。他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一文中强调：“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成为泡影。”同时，恩格斯这样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不经国家事先许可自由无阻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也就是出版自由。”可以说，马克思与恩格斯一生都在为新闻自由而奋斗，反对限制思想的文化专制，要求拥有基于精神太阳照耀下无穷无尽的、千变万化的个体化表达思想自由的个人权利。

“自由”是人权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理念，或者说人的本质就是自由，它与法律的根本精神是一致的。由是观之，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也就是人的这种自由本质的实现过程，世界历史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实现一切人的自由。马克思曾经指出：“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共产党宣言》也是这样提出其理想社会的蓝图：“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说过：“没有新闻自由，就不可能有民主政府。”新闻自由是公民权利的重要保障。陈力丹在《谈谈“绝对的出版自由”问题》一文中理直气壮地论证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下绝对的出版自由是常规”，指出：“要求在中国公开宣布没有绝对的出版自由，只实行有限制的出版自由，并以此为自豪，这在理论上是愚蠢的，在策略上也是缺乏政治头脑的。”然而，这些基本理念在中国尚未得到充分的重视。

历史研究与新闻报道的魅力在于用变焦镜头对准某一时期的某一事件，以不同的尺度、从不同的层面观察，进行深入的剖析。历史的实在性在于不断改变焦距时看到的各种景象的综合。新闻报道也同样如此，单方面的一种观点的解说，绝得不出真实的结论。同时，任何一个有价值的见解的形成，应该是通过不受限制的各种思想的辩论，而不是只听取单方面的意见。由此可知，只有在思想自由、文化多元的开放型社会中，人们在各种思想观点的参照比较中作出理性的选择，才能有成效地推动社会的进步。一些重要的思想知识的进步，往往都要靠独立思考，不受主流思潮的影响。在像服从上帝的意志那样服从某个人或多数人意志的地方，这种对真理探索的科学态度是不可能存在的。

然而，翻开有关的历史，目睹以往的脚步，呈现的却是那么多的苦涩与无奈：中国的新闻之路走得极其艰难、坎坷。首先是先天不足，中国古代信息传播基本由朝廷和官府垄断，官文书、官报占据着绝对主导的地位，新闻检查的严格控制使社会信息闭塞、思维活动僵滞，所谓的“民报”也只是“官报”的翻版，民间非法小报实在微不足道。古代新闻传播的狭隘传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近代社会的愚昧落后。近代报刊业完全由外国传教士开创，中国人这才逐渐知道新闻传播应该是怎么回事。随着维新运动的兴起，国内近代报刊业才出现一些高潮。但是，好景不长，随着百日维新的失败，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报刊只有到国外寻求发展。直到清末被迫“立宪”，实行新政，国内新闻传播业才得以再次繁荣。辛亥革命后，新闻界很快又遭遇袁世凯的“癸丑报灾”及其他军阀的一些压制。期间，包括新闻界工作者在内的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进行了顽强的抗争，演绎出极为壮观的新文化运动。国民革命后，国民党又搞一党专政，企图用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统领新闻传播领域。新中国成立后，新闻界的发展依旧步履蹒跚，跌跌撞撞，没有一个正常的运作体制，从反右运动至“文革”的十年浩劫，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几乎丧失殆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界重新整顿，虽略显生机，但问题依然不少。中国新闻界需要对自己的历史进行深刻反省，认真总结。

笔者在为本校新闻专业学生教授中国新闻史课程的数年时间里，选用过好几种权威的教材，也参考过许多有关的教辅用书，然而都不能令人满意，总体上缺乏一种开拓性的、多角度的、多层面的研讨氛围，大都是用一种几乎众口一词的教条在说教。所以，笔者决心自己啃一啃这块硬骨头，希望能实事求是地多方位叙述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历程。笔者广泛搜集材料，努力深入挖掘，并注意论说逻辑清晰，坚持学术个性，用了三四年的时间完成这本教材。因为许多方面材料的搜集如今已相当困难，对一些新闻史实的客观评判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教材中有许多内容仍需不时进行修改、补充。希望同行、专家们能不吝赐教，提出中肯的批评意见，使本教材在今后的修改中能更上一层楼，以为中国的新闻教育事业贡献绵薄之力。

杨师群

2007年3月于华东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