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维新运动与首次办报高潮

甲午战败，洋务运动破产，国人救亡图存的爱国热潮空前高涨。英人李提摩太在中日战争之后就起草《新政策》以进奏，提出办报馆为首要之务。如谓：“教民之法，欲通上下有四事。一曰：立报馆。欲强国必先富民，欲富民必须变法，中国苟行新政，可以立致富强，而欲使中国官民皆知新政之益，非广行日报不为功，非得通达时务之人，主持报事，以开耳目，则行之者一泥之者百矣。其何以速济，则报馆其首务也。”在维新运动的推动下，19世纪90年代后半期出现国人办报的高潮。1895—1898年，全国出版的中文报刊有120种左右，其中80%是国人自办，报刊品种多，遍及各地很多城市，改变了外报在华的垄断优势。

《中外纪闻》，1895年8月17日由康有为等在北京创刊，初名《万国公报》，袭用广学会报名，双日刊，是维新派在国内出版的第一家政治性报纸。康有为、梁启超等先在南方组织桂学会，北方由翰林学士文廷式主倡，在北京成立强学会。康、梁等随即北上，会势大振，遂办报馆与图书馆，报事有梁启超、李提摩太等参与。改名后，《中外纪闻》成为强学会机关报，中国政党报纸开始萌芽。该报不但印录新闻，介绍西方国家情况，更陈述中国之危急形势，以印度、土耳其、安南、朝鲜的亡国遭遇为例，沉痛地号召士大夫以德国、日本为榜样，开展变法维新运动，以挽救中国之危亡；兼及科学知识，并考察各国强弱，评论中西社会得失，文章内容丰富，且慷慨激昂。该报发行月余，每日可送出二三千册。

《强学报》作为强学会上海分会的机关报，1896年1月12日由康有为等在上海创刊。该报为五日刊，其维亲变法的政治倾向更为鲜明，发出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不变则不能久矣”的警告。创刊号封面上竟注明创办于“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将其冠于“光绪二十一年”之前，并刊出光绪“因时制宜”的上谕，这是一份未经公开的“廷寄”。该创刊号还发表了一篇题为《开设报馆议》的论说，在宣传办报的益处时，首次谈到报刊的舆论监督作用。第二号刊出《变法当知本源说》，明确提出明定国是、开设议院、批评科举、改革学校、整治吏弊、变法维新等政治主张。

御史杨崇伊上疏弹劾强学会，在顽固派的强力要求下，光绪帝于1896年1月20日下令“著都察院查明封禁”。强学会遭封闭，两报被迫停刊。两报刊行时间虽不长，却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从此“政治家办报”成为中国近代报业的主流，在社会的发展和变迁中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月底，原强学书局被改组为政府的出版机构“官书局”，由大学士孙家鼐主持。参加该书局工作的仍有许多维新派人士，印行了一些有关科学和经济方面的外国书籍的中译本，并定期出版《官书局报》。其官报虽然主要刊载重要谕旨，但是维新人士仍竭力选择一些宣传维新思想的文章与译文。

《时务报》是变法时期影响最大的维新派报刊，1896年8月9日由梁启超、黄遵宪、汪康年等在上海创刊，为旬刊（强学会被封，上海支会改为时务报馆）。梁启超任主编一年有余，每期四千字的言论均出自他一人之手，其他数万字文稿也经他修饰。他发表了大量鼓吹维新变法的文章，系统阐发了变法主张，最有名的《变法通议》连载21期。还有严复、汪康年等人的文章，观点新颖，震动朝野。《时务报》销行万余份，风靡全国，影响颇大，还得到张之洞的赞助和饬销。而其政论一旦出格，张之洞又不能容忍，遂施压干涉。如梁启超《知耻学会序》云：54“官惟无耻，故不学军旅而敢于掌兵，不谙会计而敢于理财，不习法律而敢于司李。瞽聋跛疾，老而不死，年逾耋颐，犹恋栈豆。”其抨击之猛烈，令人叹服。其时，汪康年主张以广译西学为主，少发议论，免招祸变。梁启超却认为既为主笔，就要申主张，发政论，针砭时弊。黄遵宪只得调和其间。所以，《时务报》既有政论，也以较大篇幅刊载域外报译，但由此埋下汪、梁决裂的伏笔。

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请将《时务报》改归官办，由梁启超主持。光绪帝批准将《时务报》改名《时务官报》，迁至北京出版。汪康年仗着张之洞这个后台，抗旨拒交，并抢先改《时务报》为《昌言报》，另行出版。康、梁劾汪违旨非法，张之洞为汪辩解，双方大打笔墨官司，一时间沸沸扬扬。至政变发生，争执才不了了之。

《知新报》，1897年2月由康、梁等在澳门创刊，初为5日刊，后改旬刊、半月刊。其编辑方针与《时务报》基本相同，而在言论上更为大胆而实际，敢言《时务报》所不敢言，称：“《时务报》不载近事，不臧否人物，本馆于京师及各省近事有耳闻目见不容己于言者甚多，拟抉择多载。”该报曾刊载过康有为在“百日维新”期间上的许多奏折全文，以及梁启超在许多重要场合的演说等重要文件。它不仅旗帜鲜明地宣传维新主张，而且多载京师及各省近事新闻，言内地报纸所不敢触及之内幕。清廷下谕称：“澳门《知新报》所记各事，语极悖诞”，曾试图通过澳葡当局进行干涉，然而势力所不及，也无可奈何。变法失败后，唯独《知新报》幸存，并发表《北京要事汇闻》、《论中国变政并无过激》等文章，歌颂为变法死难的烈士，谴责发动政变的后党，继续与顽固派作斗争。至1901年自动停刊，共出133期。

《国闻报》，1897年10月由严复、王修值、夏曾佑、杭辛斋等在天津创刊，公然声称要“略仿英国泰晤士报之例”，在内容与版式上都尽力仿照《申报》。该报喜用社会达尔文主义阐释历史和时局，对西方文化的译介更投注了极大的传播热情，又创办增刊《国闻汇编》，译稿占很大篇幅，如《天演论》和《群学肄言》的最初发表。严复撰写了不少评论文章，他在1898年2月的《拟上皇帝书》中指出，变法必然会涉及特权阶层的私利，这些人肯定会顽强抵抗，这是变法的最大困难。“盖法之敝否，与私利之多寡为正比例；而私利之多寡，又与变之难易为正比例也。夫小人非不知变法之利国也，顾不变则通国失其公利，变则一己被其近灾，公利远而难见，近灾切而可忧，则终不以之相易也。”他提议，“必变法则慎勿为私利者之所把持”。该观点有一定的洞察力。政变发生时，该报以独立无惧的新闻姿态，毅然披露了保守派血腥镇压的真相，以《视死如归》为标题如实报道了六君子殉难的消息，这在当时的国内报刊中绝无仅有。不久，《国闻报》奉旨停刊，于1899年卖给日本人。

《湘学新报》，1897年4月由江标（时任湖南学政）在长沙创刊，第21册起改名《湘学报》，唐才常、陈为镒等为编撰，为综合性旬刊，以介绍西学、提倡新学为宗旨，文字较为艰深。次年3月，熊希龄、唐才常、谭嗣同等成立南学会，又集资创刊《湘报》，熊希龄为总董，唐才常为主编，谭嗣同为撰述，巡抚陈宝箴拨银赞助。两报宗旨以政论为主，吁请改良，遂成为变法期间华中地区的重要舆论阵地。唐才常出力最多，一人兼任数个栏目的编撰，发表了大量文章。谭嗣同在报工作半年，发表25篇政论，锋芒毕露。《湘学新报》曾疾呼：“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湘报》响应：“权也者，我与王臣卿相共之者也；国也者，非独王侯卿相之国，即我群士群民共有之国也。”它对西方权力在民的政治体制无限向往，以“天赋人权”的学说阐述平等民权，言辞激烈，受到读者的热切欢迎。《湘报》也曾遭顽固派的捣毁，岳麓书院院长王先谦诋骂其为“真中国之巨蠹”，要求其停刊。邵阳士绅以“乱民”罪名，指其：“直欲以我列圣以来乾纲独揽之天下，变为泰西民主之国……真汉奸之尤哉！”愚昧之极，可见一斑。5月，张之洞也致电干预，陈宝箴不得不有所应承。《湘报》7月下旬停刊，8月初复刊，政变后勉强出版至10月被迫停刊，共出了177期。

1895—1898年，各地纷纷出版中文报刊，上海有《指南报》、《苏报》、《博闻报》、《华报》、《通学报》、《苏海汇报》、《中国商务报》、《策言报》、《农学报》、《富强报》、《集成报》、《游戏报》、《萃报》、《实学报》、《新学报》、《求是报》、《笑报》、《译书公会报》、《华洋报》、《消闲报》、《蒙学报》、《演义白话报》、《海上奇闻报》、《大公报》、《求我报》、《格致新报》、《时务日报》（后改名《中外日报》）、《趣报》、《女学报》、《采风报》、《上海晚报》、《工商学报》、《医学报》等三十多种，福州有《福报》，广州有《博闻报》、《岭学报》、《岭海报》、《时敏报》、《广智报》，桂林有《仁报》，温州有《利济学堂报》、《算学报》，西安有《广通报》、《秦中书局汇报》，杭州有《经世报》，重庆有《渝报》、《通俗报》，无锡有《无锡白话报》，成都有《蜀学报》，芜湖有《皖报》，衡阳有《俚语报》，开封有《汇报辑要》，长沙有《经济报》，梧州有《梧报》，萍乡有《菁华报》等。其布局突破集中于沿海城市的格局，深入到内地一些小城市，如湖南衡阳、江西萍乡、广西桂林等。

白话报的出现值得注意。1876年，《申报》曾出版通俗性的《民报》。而1897年11月在上海创刊的《演义白话报》，可称国人第一份白话报纸。1898年，维新派裘廷梁创办《无锡白话报》。这一时期还涌现出一批专业性报刊：1896年在上海出版的《指南报》，是我国最早的消闲性小报。1897年最多：温州的《算学报》，可称我国最早的数学报刊；上海的《农学报》，为我国最早的农业科技报刊；上海的《蒙学报》，为国人创办的最早的儿童启蒙类报刊；上海的《集成报》，为我国最早的文摘类刊物。中国最早的校报是1897年温州利济学堂的56《利济学堂报》，它也是中国最早的医学知识类学报，或报道时事，介绍海内外新知识，同时也为本校师生开辟了一块可以自由发表论说的园地，并向全国发行。《女学报》1898年诞生于上海，为我国最早的妇女报刊，主笔有康有为女儿康同薇、梁启超夫人李惠仙等。该报第五期的《男女平等论》，对几千年来的封建礼教进行猛烈抨击，为妇女争取受教育和工作的权利大声疾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