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精英新闻思想剖析

魏源（1794—1857），道光进士，曾任内阁中书，主张革新，要求变法。他提出“夷情备采”，据中外文献资料编成《海国图志》，专节谈及辑录外国报纸，目的在了解西方而战胜西方，即“师夷长技以制夷”。这和林则徐办内参的目的相同。他虽然提出要向西方学习，但是仍跳不出传统文化的窠臼，缺乏世界的视野和情怀。近期葛红兵有一尖锐评说：“近代中国人提‘师夷长技以制夷’，也就是‘向西方人学习是为了打败西方人’，翻译成具有道德讽刺意味的语言就是‘向老师学习是为了打败老师’，这种只讲策略不讲道义的‘非道德主义现代化思路’实际上一直主宰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这使得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向着两个方向背道而驰：一方面是经济的不断发展、军事的不断强大，一句话，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另一方面是对西方的嫉恨也与日俱增。”这种说法颇耐人寻味。

洪仁玕（1822—1864），曾在香港生活七年，学习西学的天文、地理、历数、医道，加入了伦敦布道会，担任过教会牧师和汉文教师。他1859年秘密抵达天京，被洪秀全封为干王，总理太平天国朝政。他居留香港时对资本主义有所接触和了解，其《资政新编》主张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奖励发明创造，发展交通事业和对外贸易，鼓励投资工商业、银行业、矿产业，允许商品经济生产和雇工剥削，提高商贾的社会地位，并提倡改革旧习俗和兴办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公共事业，如医院、学馆等。《资政新篇》还专门提出了“新闻篇”的系统设想和操作方案，要点有：新闻官收集舆论“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使“上下情通”，“以资圣鉴”；可监督官吏，将官吏置于“人心公议”之下，“有新闻篇以泄奸谋，纵有一切诡弊，难逃太阳之照矣”，“只须实写，勿着一字浮文”，“设新闻馆以收民心公议”，亦可传播交流各种商贸信息，促进经济繁荣。所谓“上览之得以资治术，士览之得以识变通，商农览之得以通有无，昭法律，别善恶，励廉耻，表忠孝”，认识到新闻报刊对国家政权的作用，要求新闻官不受众官节制，“独立”行使权力。

然而，洪仁玕对资本主义还只是一知半解，尤其在政治上仍没有摆脱传统知识分子的固有局限，没有跳出王权主义的藩篱。《资政新篇》的中心要旨仍在于扶持朝纲，强化皇权。“倘至兵强国富，俗厚风淳之日，又有朝发夕至之火船火车，又有新闻篇以泄奸谋，纵有一切诡弊，难逃太阳之照矣。”“兴车马之利，……虽三四千里之遥，亦可朝发夕至，纵有小寇窃发，岂能漏网乎！”可见，其兴铁路、利舟楫、办报馆诸主张，都是从强化皇权着眼的。所以，洪仁玕的新闻思想实为西方新闻观与王权思想的颇为矛盾的结合体，主要认为报纸的作用可禁朋党之弊，消弭各种弱本强末的离心力量，是维系中央政权、加强太平天国集权统治的工具。

洪仁玕在香港主要与外国传教士交往，对基督教已有较为深刻的理解。但是，他怀着“报知遇之恩”、“竭力效忠”的赤诚之心，不惜歪曲基督教义而对其族兄洪秀全进行神化、美化，编造、宣传天父上帝下旨的神话。他说：“盖谓系王于天，所以大一统也。此天王尊号前代无人敢僭者，实天父留与吾真圣主也。……今吾真圣主天王于天酋年转天时，蒙天父暗置一朱书在燕寝门罅中，批云：‘天王大道君王全’七字，是君王父寻着的，邻县邻乡是人皆知。故吾主天王受天真命为‘天王大道君王全’，非自称，非人称，又非古书所称，实天父真命封为天王也，而较诸古之僭称自称，为至正至顺焉。”他还用神话加梦话论证“天王是太阳能照天下”，幼主亦是“太阳”，喋喋不休地宣扬君主专制主义、宗教蒙昧主义和封建特权主义。所以，洪仁玕根本不可能对太平天国政权进行资本主义民主性质的改革，像太平天国这样极端腐朽且带有明显邪教性质的政权，根本不可能实行带有自由主义因素的新闻制度。

李端（1833—1907），同治进士，累擢内阁学士、刑部左侍郎。他支持康梁变法，其《奏请推广学校折》谓：“欲博古者莫若读书，欲通今者莫若阅报，二者相需而成，缺一不可。泰西各国，报馆多至数百所，每馆每日出报多至数万张。凡时局、政要、商务、兵机、新艺、奇技，五洲所有事故，靡所不言。阅报之人，上自君后，下至妇孺，皆足不出户而于天下事了然也。故在上者能措办庶政而无壅蔽，在下者能通达政体以侍上之用；富强之原，厥由于是。今中国邸钞之外，其报馆仅上海、汉口、广州、香港十余所；主笔之人不学无术，所言率皆浅陋不足省览。总署海关近译西报，然所译甚少，又未经印行，外间未有得见。今请于京师及各省会并通商口岸繁盛镇埠，咸立大报馆，择购西报之尤善者，分而译之。除恭缮进呈御览并咨送京外大小衙门外，即广印廉售，布之海内。”他已认识到新闻报刊对社会进步的巨大作用，但终因变法夭折而被革职，流戍新疆。

陈炽（? —1899），光绪举人，历任户部郎中、刑部章京、军机处章京。他曾到香港、澳门考察，“留心天下利病”，积极钻研西学，主张向西方学习，以求自强，支持康梁变法。他认为报纸是国家兴盛的武器，“国之利器，不可假人”，强烈要求改变外国人垄断中国新闻事业的局面，提倡国人办报。他指出中国虽有言官制度，却“风影传闻，结援树党，闾阎之疾苦，安得遽登台省之章疏也。况乎忌讳猥多，刑戮不免，所谓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昔有其语，今无其事。”因此，要改革上闻壅蔽之弊，就应该广设报馆，反映民情，沟通上下。文人们已逐步认识到，报纸是增广见闻、传递信息、通达时务的工具，能使国人了解天下大事，改变过去耳塞目瞽、囿于一隅的局面。变法失败，他忧愤而死。

王韬创办《循环日报》，努力介绍欧美报业的发达概况，其《西国日报之盛》一文，着重描述了欧美报纸对社会的巨大影响，以及报人在社会上的崇高地位。他对英国第一大报《泰晤士报》极为推崇：“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在《上丁中草药丞》中，他指出，中国正处于“四千年来未有之创局”，亟需改变“甘坐因循、罔知远大、溺心章句、迂视经猷、第拘守于一隅而不屑驰观乎域外”之传统。在《变法自强下》中，他指出，办报目的之一在于“日报立言”，就是议论朝政，宣传变法图强的政治主张，“博采舆论”，使“民情之向背、政治之得失”达于上廷，使朝廷“措置咸宜”。他要求开放言禁，允许报纸“指陈其事，无所忌讳”，以形成“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之风，也即言论自由。他认为，清政府不应压制舆论，而应鼓励民众积极“言政议政”，准许民间自由办报，这才是国家“兴盛发达”之表征，民族进步之根本。

王韬认为办报的基本功能是“广见闻、通上下”，要求开放言禁，其编辑方针是忠实与详尽，不应夸张或杜撰。他在《本局日报通启》中说：“本局秉笔一以隐恶扬善为归，其中有中外者必求实录，不敢以杜撰相承。至于世态险，因果报应，亦间列一二，俾观者得以感发善心，惩戒逸志，非有他意也。”在《本局告白》中，他表示：“至于中外新闻其有足以资国计、便民生、助谈噱者，亦必原原本本务纪其详，勿使稍有所遗漏。”报纸评论必须客观和公正，隐恶扬善以移风易俗。同时，为了杜绝报人滥用其影响力，应制定法律对报人的权力予以适当限制，但不能因此扼杀新闻言论自由。自古圣贤都乐于征求民意，国人用报纸议论国事，非但未有不宜之处，且应受到当局的鼓励。他在《与方照轩军门书》中认为：“宜设洋文日报以挽回欧洲之人心也。”因为西人办报“往往抑中而扬外，甚至黑白混淆、是非倒置……今我自为政，备述其颠末，而曲直则自见。彼又何从以再逞其鼓簧哉？”他指出：“中国既自设西文日报，则可以拾其遗而补其缺，纠其谬而正其讹，然后事理不至于乖错，即可泯猜贰于无形。”提出中国人自办洋文报纸，客观报道有关新闻，以纠正洋人报纸中之谬误，王韬可谓国内第一人。

王韬首创民间报刊“文人论政”的文化样式，指出这并非文人无聊好事，而是代表民间行使言论自由的神圣权力。文人应站在民间立场上，不依附任何党派，冲破古旧陈腐的观念，独立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政见。他认为，办报好处，一知地方机宜，二知狱讼之曲直，三能辅教化之不及。“禀词出于状帅，批语出于僚幕，成狱之词出于胥吏之填砌，则曲直易淆矣。若大案所关，命采访新报之人得入衙观审，尽录两造供词及榜掠之状，则虽不参论断，而州县不敢模糊矣。”新闻监督司法、扬善抑恶的教化功能都是极为重要的方面。“以天下之大，兆民之众，非博采舆论，何以措置咸宜？是以盛治之朝，唯恐民之不议，未闻以议为罪也。”有学者认为，王韬是中国引进西方自由主义新闻思想的第一人。当然，他的自由信念还受“君主立宪”的束缚，甚至仍和旧传统划不清界线，认为“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当自躬，盖万世不变者，孔子之道也”，还将开放言禁的企望寄托在最高统治者的开明与恩赐上。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一开始就带有悲剧性格。

郑观应（1842—1922），由商人而为洋务派幕僚，历任各地洋务机关总办之职，提出以商战致强的理念。其所著《盛世危言·日报》特别注意报纸作为一种传播工具，对国计民生和社会发展的进步作用，提出要“民情悉达”，“莫如广设日报”。他主张国人自由办报，“凡益于国计民生，日用行为，性命身心者，则无不录，录无不详”，“若欲富国强民，舍此而无他”。他指出，西方报纸“尤在闻见多而议论正，得失著而褒贬严，论政者之有所刺讥，与柄政者之有所申辩，是非众著，隐暗胥彰，一切不法之徒，亦不敢肆行无忌矣”。他对英国君主立宪制下的议会政治，极力地赞美与宣传，有云：“日报与议院，公议如秉炬。”他要求国内“大小官员，苟有过失，必直言无讳，不准各官与报馆为难”。他已有运用报纸进行舆论监督以整饬吏治之作用的思想，但是依然宣称：“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

何启（1859—1914）、胡礼垣（1847—1916），曾留学英美，回国后在香港创业。他们共同发表了不少政论文章，后支持孙中山革命。其《中国宜改革新政论议》一文指出，报纸新闻有助于开启民智、培育人才。“人之才识得诸见闻，若闭其见闻，则与塞其灵明无以异，盖见闻不广，则思虑不长；思虑不长，则谋猷必隘。……而思虑俱从见闻而生，见闻多由日报而出。”他们公开要求报刊有直言之职权，官府不得无端干涉：“日报之设，为利无穷，然必其主笔者、采访者有放言之权，得直抒己见，方于军国政事风俗人心有所裨益。若唯诺由人，浮沉从俗，遇官府旷职则隐而不言，曰：‘彼虽旷职，仍是官府也，以下讪上，不可为也。’持此一念，势必至逢君恶。遇小民含冤则忍而不发，曰：‘彼虽含冤，不过小民耳，贫不敌富，理岂不然。’持此一念。势必至失人心。……盖言必能直，于日报方为称职。言而不直，于日报则为失职也。”他们严厉指出：“中国日报之设，盖亦有年，而不能得其利益者，由秉笔之人不敢直言故也。今有于官司之韪而偶一及之者，则其报馆必致查封，其主笔必被拘系，不问其事之真与伪也。今有于官门之受赃而涉笔言之者，则主稿者祸不旋踵，司报者灾必及身，不问其情虚与实也。是故不知忌讳者不可以为日报，不识情面者不可以为日报，知忌讳识情面而不肯阿谀奉承地方有司者仍不可以为日报。于是华人之为日报馆，不敢自标其名，反借洋人之名以求保护。其受制也若此，尚能望有益于实事哉！”

以上只是当时少数精英们的新闻思想，某些方面确有过人之处，然而一般又都未能真正跳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思想上存在很大局限，矛盾混乱之处也还不少，兹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