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杀一儆百”的理论根据

“杀一”能够“儆百”吗？换言之，通过处决一名罪犯，能否收到威吓和阻止其他许多危险分子犯罪的作用吗？对于这个问题，在刑罚思想史上有肯定与否定两种答案。

（一）“杀一儆百”肯定论

赞成死刑具有最大遏制力的学说，其形象的说法即是“杀一儆百”，可以称作“肯定论”。在肯定论者看来，死刑具有最大的威慑作用，是一个常识性的命题，是一个不需实证而仅凭理性认识便足以说明的问题。他们断定，刑罚的一般遏制作用源于人们对刑罚的畏惧，而对刑罚的畏惧又源于刑罚给人以痛苦的属性。人是一种理性动物，具有判断苦乐，认识利弊的能力，因而具有趋乐避苦的自由意志。相应地，死刑以剥夺人的生命为内容，给人的痛苦最大，因此它使人产生的畏惧也必然最为强烈，其威慑和阻止潜在犯罪人之可能犯罪的效果也必然最大。

肯定论者的上述看法，建立在以下两个基本预设之上：其一，人是一种绝对理性的动物，人的行动完全取决于事先的计算与权衡，是趋乐避苦的自由意志的结果。刑罚是一种痛苦，谁也不能否认。因此，只要承认人是一种理性动物，具有趋乐避苦的本性，便必然肯定人会畏惧刑罚之苦，并且为了避免刑罚之苦，便必然会抑制引起刑罚之苦的犯罪行为。由此，便必须承认，刑罚具有威慑和遏制犯罪的作用。死刑作为刑罚之一种，当然也具有威慑和遏制犯罪的作用。其二，刑罚的严厉性与威慑性成正比。单单论证了死刑具有威慑性，还远远不够，肯定论者更试图进一步论证死刑具有最大的威慑性。而这，则奠基于肯定论者所普遍认定的另一个前提预设：即刑罚的严厉性与其威慑性、遏制力成正比，刑罚愈是严厉，其威慑性、遏制力便愈大。这一点可以说是前一预设的一个延伸，在观念上也极易得到认同。因为，人们既然具有趋乐避苦的本性，既然利益的获得或丧失是其行动的驱动力或制动力，那么获得的利益越大，行为的驱动力便越大；丧失的利益越大，行为的制动力也就越大。生命是人类的最高利益，它也是承载其他一切利益的基本载体，因而对生命的剥夺，是对人类最高利益的剥夺，是最为严厉的一种惩罚，其必然能最大限度地阻止犯罪行为。

为了强化自己的论点，肯定论还提出了一些现实例证：

其一，在监狱、看守所等亚文化群体中，普遍流行着一句颇有哲理的口头禅：“能偷不抢，能骗不偷。”这实际上是犯罪者恐惧死刑心理的真实写照。之所以宁偷不抢，是因为抢劫被处死刑的可能性大于盗窃；之所以宁骗不偷，是因为普通诈骗罪不致处死刑，而盗窃则有可能处以死刑。因此，这句颇耐人寻味的口头禅，直接证明了死刑有使人产生畏惧心理，因而不敢犯重罪的效果，死刑具有一般威慑作用。

其二，有相当一部分盗窃惯犯，每次行窃都自己限定最大数额，如不得超过5000元。还有的一发现行窃标的超过限额，即行中止。甚至还有的在标的数额不明的情况下，行窃后发现标的额巨大，便原封不动地将所窃现金寄回受害人或公安机关。究其原委，无非是因为他们知道，一旦盗窃数额超过3万元，便有可能被判处死刑。这样的限额行窃，表明了死刑具有阻止重罪的作用，是其具有遏制作用的直接例证。

显然，上述例证都能直接证明死刑具有威慑作用。但问题在于，仅仅证明死刑具有威慑力，是远远不够的。应该证明的是，死刑具有比无期徒刑更大的威慑力与遏制力。为了说明这一点，肯定论者又提出了死刑的额外遏制效果：

其一，对于已经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如果没有死刑，将难以遏制其进一步的犯罪。既然无期徒刑已经是最高刑罚，那么已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便会变得有恃无恐，在狱中实施暴力犯罪、越狱甚至杀死狱警的行为便无法得到威吓。

其二，如果没有死刑，那么因为绑架、空中劫持、谋杀等罪行而可能被判终身监禁的罪犯，将进行额外的犯罪。道理很简单，既然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无期徒刑又是最高刑罚，那么与其被抓获，不如放手一搏，为逃避抓捕而杀人灭口甚至是杀死警察，就在所难免。

其三，对于力图推翻政府的暴力犯，只有死刑才能遏制。这是因为，这些犯人总是妄想，一旦犯罪成功自己便会获救。因此，只有死刑才能遏制他们，因为一旦罪犯被施以死刑便不可能复生。也正是这种不可撤销的品格，使死刑获得了不同于无期徒刑的额外的遏制效果。

（二）“杀一儆百”否定论

否定或怀疑死刑具有最大遏制力的学说，可以称作“否定论”。在否定论者看来，死刑具有最大威慑力的论断，是不能完全成立的。意大利刑法学鼻祖贝卡里亚率直地指出：“对人类心灵发生较大影响的，不是刑罚的强烈性，而是刑罚的延续性。因为，最容易和最持久地触动我们感觉的，与其说是一种强烈而暂时的运动，不如说是一些细小而反复的运动。”根据这样一种原理，贝氏进一步推断到：“处死罪犯的场面尽管可怕，但只是暂时的，如果把罪犯变成劳役犯，让他用自己的劳苦来补偿他所侵犯的社会，那么，这种丧失自由的鉴戒则是长久的和痛苦的，这乃是制止犯罪的最强有力的手段。”由此看来，贝卡里亚否认了死刑具有最大的遏制力，至少与无期徒刑相比是如此。另一位伟大的经典作家边沁也表达了同样的质疑。在他看来，给人恐惧最大的惩罚应该是持续的痛苦，而不是瞬间即逝的残忍场面。除了贝卡利亚和边沁之外，也还有众多学者在不同场合指出，死刑的威慑力是有限的，它针对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对象与犯罪，会有迥然不同的遏制效果。对于“过把瘾就死”的亡命之徒，对于“视死如归”的政治犯罪，对于“即兴发挥”的激情犯罪，死刑的遏制与威慑能力都是极其有限的。

从否定论者的论述中，我们也很容易提炼出如下两个预设：其一，人并不是绝对理性的动物，人有时甚至是极不理性的动物。虽然人在一般情况下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但这绝不排除随着时间、对象、心情的变化，“理性算计和权衡”成为一种虚幻的假定。于是，死刑虽然有时具有遏制力和威吓力，但此种力量也极有可能失灵和落空。这样，死刑的威慑性既使不能完全否定，但至少是有限的。其二，刑罚的严厉性与刑罚的威慑力之间，并不存在所谓的正比关系。事实上，刑罚的威慑力绝不仅仅与刑罚的严厉性相关，它还与一系列复杂而微妙的因素存有密切联系。至少，刑罚的及时性、确定性及持续性等因素都在一定意义上影响着刑罚的威慑力。有学者甚至主张，在刑罚严厉性的增长中，完全可能存在边际效应递减的结果。也即，遏制的效果并不永远随着严厉性的增加而增加，在某一点上，遏制的回报完全可能随着严厉性的增加而停滞不前甚至减少。质言之，在死刑与无期徒刑的比较上，虽然死刑的严厉性强于无期徒刑，但这并不意味着，此种严厉性的增加，便一定能获取遏制效果相应增加的回报，刑罚的边际回报完全可能随着抵达死刑而降低为零。

尽管肯定论者的攻势咄咄逼人，否定论者却仍然提出了相当有力的反驳例证。在他们看来，死刑虽然具有一定的威慑效果，但是，这种效果却是非常有限的，其有效性随着不同的罪犯、罪名和时间、地域而差别巨大：

其一，因人而异。这意味着，针对不同的罪犯和对象，死刑具有不同的威慑力。死刑对某些罪犯而言，难以起到有效的威慑作用。例如，有的冷血杀手，视生命如草芥，动辄行凶杀人。对这样的亡命之徒，死刑绝难起到遏制作用。还有的罪犯易受情绪支配，情绪一旦爆发便丧失理智，即使面临万丈深渊、千刀万剐也可能不屑一顾。这对样的激情犯人，死刑不易起到遏制作用。更有一些罪犯城府极深且心存幻想，自信自己手段高明，犯罪后不会被司法机关发现。对这些颇有心计且怀有幻想的罪犯，死刑的威慑力也几近苍白。

其二，因罪而异。这意味着，针对不同的犯罪，死刑的威慑力差异悬殊。死刑对某些犯罪而言，难以起到有效的遏制作用。比如，对于政治犯罪而言，这一类犯罪人往往是基于独立的政治信仰而为，在崇高理念的驱动下，他们往往大义凛然，“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甚至“视死如归”也绝非空谈。在这样的情况下，死刑对他们又何谈威慑力？

其三，因时而异。这意味着，在此一时间，死刑的威慑性大，而在彼一时间，死刑的威慑性就可能小。例如，1976年，美国首次公开执行死刑，在执行死刑后一周内，杀人率比执行死刑前一周下降了大约10%；但在第二周，又恢复到了原来的水平；到第三周，杀人率竟超出原有水平，上升了8%。

其四，因地而异。这意味着，死刑在不同的国家、地区、民族，其威慑效果并非总是一样。例如，在普通汉族地区和藏族地区，死刑的威慑力便相距甚远。藏族是一个有着深厚宗教背景的优秀民族，全民信仰佛教。由于佛教的深刻影响，藏民对于“生死轮回”的观念无不忠诚信奉。正是因为生命是轮回的，是循环再生的，所以说生命的消逝很难说是一种极度的惩罚，它更可能带有某种唯美的宗教意蕴。由此不难发现，在藏区那里甚至不存在最为朴素的“杀人偿命”观念，死刑的惩罚也未必便是最为有力的惩罚。因而，死刑在藏区的威慑性与遏制力必将大打折扣。

（三）“杀一儆百”缺乏充分理论根据

肯定论与否定论是针锋相对的两种不同主张。要深入梳理和检讨这两种不同理论，便有必要深入到他们的前提预设和现实例证之中，考察其前提预设的合理性与适当性，印证其现实例证的贴切性与可信性。

从前提预设看，两大理论的一大争点在于，人是否是拥有一种绝对理性的动物。肯定论认为人毫无质疑地拥有绝对的理性，人的行动完全取决于理性算计；否定论则试图摧毁这种神话，竭力显现人类理性能力的局限和失灵。应当说，人对自身理性能力的发掘和解放，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大里程碑，也正是启蒙运动的最大成就。人具有理性认知与理性抉择的意愿与可能，由此成为一种常识。人们普遍相信，理性的力量是无穷的，只要运用人的理性力量，就能够建构出完善的制度及其所有精微细节。难怪卡西勃发出这样的惊叹：“同一性和永恒性表现出理性的真正本质。”这真是一个“世界用头立地”（黑格尔语）的时代。

然而，物极必反，理性的发迹使得人类对理性的尊宠几近痴妄的地步。事实上，人的理性能力虽然客观存在，但它并不是永恒的、绝对的和毫无差异的。人的理性能力既有其获取的起点，亦有其丧失的终点；人类的理性能力绝非神通广大、无所不能，它也有自己不能克服的阈域和无法抵达的彼岸；人类的理性能力绝非人人如一、千人一面，它在个体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和不同；人类的理性能力也绝非持续永久、密不透风，它总有被情绪和感性冲破的可能。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绝不能抱持“天真的理性主义”，相反，我们势必相信，理性是有界限的。“一旦逾越了自身的界限，即会陷入幽暗、困顿之中”。

从这样的认识论出发，我们应该得出人具有“相对理性”的结论。在一般情形下，人是理性的，并能够根据善恶计较、利弊权衡而行动，受功利主义原则的支配。然而，正如上述，人的理性又绝非无所不能，千人一面和密不透风，它总有自己的边界，有自己的差别，也有自己的失灵和落空。然而，犯罪人由于其人格使然，恰恰缺少的是正常人的理性。

在前提预设上，两大理论的另一争点是“刑罚严厉性与威慑力的数量关系”。肯定论认为，刑罚的严厉性与威慑力成正比，增强刑罚的严厉性，其威慑力也必然相应提升。否定论者则认为，刑罚的严厉性与威慑力并不存在所谓的正比关系。事实上，刑罚的威慑力绝不仅仅与其严厉性相关，它还与一系列复杂而微妙的其他因素密切相连。至少，在严厉性之外，刑罚的确定性、公正性、及时性等一系列因素，都是影响刑罚威慑效果的重要因素。此种观点早已被贝卡里亚等学者予以精确阐述。因此看来，肯定论者基于常识而得出的结论——“刑罚的严厉性与威慑力成正比”，并不是绝对的，它必须建立在刑罚施行中其他因素恒定的前提之下。

问题还在于另一方面。从个别否定论者的意见看，有的学者认为，在刑罚严厉性的增长中，完全可能存在边际效应递减的结果。在超过一定程度之后，严厉性的递增并不能获得遏制效果递增的相应回报。如果这一见解成立，则必然会构成对肯定论的直接挑战和颠覆。因为，如果这一命题为真，那么刑罚的严厉性与刑罚的威慑性之间便并不存在所谓的正比关系。但是，要证明这种边际效应递减的结果，则相当困难。特别是，否定论者要证明死刑并不具备比无期徒刑更大的威慑力，便必须证明，在刑罚的严厉性超过无期徒刑之后，随着刑罚严厉性的增加，不仅边际效应递减，而且在抵达死刑这一点时，边际效应为零。无疑这是一种在逻辑上可能，但在证明上却极为困难的主张。然而，虽然从科学证明上存在一定的困难，下述经验上的一般常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否定论者的推断：第一，刑罚惩罚等级的升级，可能导致受刑人耐受能力的提高，由此可进一步导致单位刑罚量的大幅度贬值；第二，过于严厉的刑罚，很可能导致相对人的抵触情绪，甚至产生攻击性、对抗性的行为反应，这无疑会抵消刑罚严厉性增长所带来的威慑效果；第三，过于严厉的刑罚，可能与社会公众的正义情感发生冲突，从而妨碍公众对于刑罚的信赖、尊重与理解，由此削弱刑罚严厉性增长所可能带来的威慑效果。

从肯定论给出的现实例证看，也存在相当的问题。肯定论提供的第一、二个例证，能够证明死刑具有威慑作用。但是，从逻辑上看，却不能证明死刑具有高于无期徒刑的遏制力。单单证明死刑具有威慑力，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因为，如果连死刑这种最为严厉的极刑都不具备威慑力，那么，包括死刑在内的整个刑罚体系的威慑力，便会遭到根本质疑。而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死刑具有一定的威慑力，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问题是，肯定论者应该说明死刑具有高于无期徒刑的威慑力，而这则显然超出了第一、二个例证的说明范围。

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也正是为了弥补这种缺陷，肯定论者又提出了死刑具有额外遏制功能的三个例证。遗憾的是，这三个例证也同样难以说明死刑的额外遏制效果。从第一个例子看，实际上是想说明，如果将无期徒刑分配给最为严重的犯罪，那么，死刑的存在就能够防止罪犯在被判处无期徒刑之后继续在狱中犯罪。而从第二例子看，实际上是想证明，如果将无期徒刑分配给最为严重的犯罪，那么，死刑的存在就能够遏止罪犯在被判刑之前实施其他犯罪。所以，第一、二个例子具有十分紧密的有机联系，结合在一起是想说明，如果将无期徒刑分配给最为严重的犯罪，死刑的存在便能够阻止罪犯在被捕前、后实施其他犯罪，避免犯罪不断扩大。但问题在于，如果将无期徒刑分配给最严重的犯罪，而将死刑的存在，仅仅定位为遏制这些犯罪的前期或后续的犯罪，便彻底打破了罪刑均衡的基本原理，没有将最为严厉的刑罚，分配给最为严重的犯罪，从而根本背离了刑法的公正性诉求和功利性考虑。事实上，犯罪形态具有不断攀升，犯罪破坏性能量不断扩大的无限趋势，我们永远也难以确定什么是最严重的犯罪。反面观之，刑罚的严厉性却有自己绝对的界限，人终归不过一死，除了死刑，人类不可能找到更为严厉的刑罚。于是，在无限的犯罪与有限的刑罚之间，便会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试图以死刑来遏制犯罪的不断升级，只能是一种虚妄。我们可以设想，被判无期徒刑的罪犯在狱中又实施暴力犯罪，将被判处死刑。与其如此，罪犯不如再实施越狱，反正也是一死。在越狱过程中如果遇到狱警抓捕，索性再杀人灭口，终归不过一死。这样，死刑不但不能遏制犯罪的升级和恶化，可能更会催化、促进这种变化。第三个例证是想说明，死刑不可逆转所产生的额外遏制力。但是对政治犯罪而言，死刑的遏制力本身即是有限的。罪犯是基于坚定的政治确信而行事，他们是为了成就政治抱负而行动，万一牺牲也只是必要的代价。此时，死刑整体上的遏制力都处于落空或失灵状态，不可撤销性所产生的遏制力更是可以忽略不计。

否定论者所提供的例证，说明了死刑的威慑力是有限的，它会随着时间、地点、罪人和罪名的变化而差异悬殊。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样的例证只能说明死刑的威慑力是有边界的，不是无所不能的，它也并不能说明死刑的威慑力不大于无期徒刑。

总体而言，主张“杀一儆百”即死刑具有最大威慑力的肯定论，无论是从理论预设和基础上考察，还是从其提供的现实例证上，都无法给人以确信的结论，都不能充分论证死刑具有最大限度的威慑效果。与肯定论相比，否定论的见解，则更具有相对的合理性。正如马克思所言：“一般说来，刑罚应该是一种感化或恫吓的手段。可是，有什么权利用惩罚一个人来感化或恫吓其他的人呢？况且历史和统计科学非常清楚地证明，从该隐以来，利用刑罚来感化或恫吓世界就从来没有成功过。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