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社会语言学的产生与发展

社会语言学，顾名思义，应该是有关“社会与语言”或者“语言与社会”的学问；或者说，是关于语言与社会二者的关系的学问。语言与社会关系密切，自古以来人们就对此有所认识。因此，许多社会语言学的专著都将“社会语言学的思想”追溯到古希腊和中国古代哲学家的论述。但是，这里我们要学习的“社会语言学”，是一个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学科体系。它综合了语言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开辟了研究语言的新途径。沿着这条新途经，几代社会语言学者在最初几个典范性研究案例的基础上不断扩展、完善，迄今已经产生了一大批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使我们对语言、社会、社会交际以及语言学的性质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那么，“社会语言学的思想”是什么呢？对此，语言学家们似乎还未达成完全一致的认识。多数的社会语言学家认为语言的社会本质是语言最基本的特性，然而其他一些语言学家却认为语言主要是一种生物现象。社会语言学内部也存在着分歧：有的认为语言与社会是共构的，语言离不开社会，社会也离不开语言，没有语言的社会是无法想象的，语言与社会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另外一些学者则指出，虽然语言离不开社会，但是社会是可以独立于语言而存在的，人类历史上也存在无语言的社会发展阶段。但是，语言之于现代社会的重要性是无可置疑的。由此看来，“社会语言学的思想”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明确与统一。其实，这恰恰反映了社会语言学的探索特性：语言的社会性到底有多重要？语言具有怎样的社会本质？这都需要一一证明。

语言学作为一个学科，一般认为是在索绪尔（F.de Saussure 1857—1913）的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ayot 1916）的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在此之前，古代中国、古印度、古希腊都有许多语言方面的研究，其中既包括关于语言本质的哲学论述，也包括许多为了实用目的而进行的研究，如对佛经、古代文献的注释等。以索绪尔为先驱的研究体系后来被称作“结构主义语言学”，因为它最重要的贡献是对“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的阐释。结构主义语言学家认为，语音、语法、语义等都是一些结构系统，由一些按照对比和分布原则而确定的语言学范畴（音位、语法成分、义位等）所组成。

20世纪中叶以后，以乔姆斯基（N.Chomsky 1928—）为代表的“生成语言学”进一步发展了对语言结构的研究，并试图从语言结构的特征中揭示人类思维的共性，因此是强调语言的生物本质的典型代表。

但是，语言的社会本质是显而易见的。脱离社会的“语言”是不存在的。日常生活中，人们所观察到的语言都是各具特色的民族语言或地域方言，而不是统一的“人类语言”；不同语言的讲话人之间往往难以沟通。现实的语言都是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的产物，反映出不同民族、不同社会群体的文化差异。由于研究发现人类儿童的语言习得表现出许多相似的过程和特性，因此一些语言学家推断人类具有某些先天的“语言习得机制”。但即使如此，这些“语言习得机制”并不能立即生成人类在社会生活当中所依赖的“实用语言”。要完全习得成人所掌握的复杂语言交际能力，需要一个漫长的社会化的过程。三岁儿童所获得的语言能力，虽然令一些语言学家叹为观止，但距离社会对语言的实际需要还差之甚远。而且，一个讲话人，一旦脱离了人类社会，他已经习得的语言能力也会退化。这种情况虽然很少在正常的社会条件下发生，但是已有的案例都无可辩驳地证实了这一过程。因此，现实中的语言，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实际使用的语言，现代人类社会用来组织社会生活的语言，不是由仅具有生物本能的人自然产生的，也不是任何一个脱离社会的“正常”的生物人所能产生、使用或保持的。

因此，语言学的研究，如果是一项为人类社会服务的研究，是一项最终要解决人类因使用语言而产生的问题的研究，都不能避开语言的社会特性。至于语言的社会本质是怎样与人类进化所造就的生理基础相结合的，人类的遗传基因当中有多少影响语言习得的内容，语言的社会特性是否也进入人类“本能”之中；这些重要的问题，一些正在为社会语言学家所探究，另一些则需要社会语言学家和其他学科的专家来共同探讨。

对语言本质的不同认识导致了对语言学研究目的的不同认识。不同的研究目的导致了语言学研究方法的不同，也导致了对研究对象有不同的界定。虽然语言学家都研究“语言”，但对于什么是“语言”，什么是“语言事实”却有不同的看法。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语言是一个结构系统，其最重要的内容是形式上的对比，以及在此基础上确定的范畴和它们的组合和聚合关系。因此，一个声调的确认主要不是由它的绝对的音高或由绝对值表示的音高差异来决定的，而是通过与其他声调的对比来确定的。一个“高平调”，如北京话的“妈”、“衣”等单字的发音，实际测量的音高一般终点总是比起点低一些，但不能据此就说这是一个降调，也不能说这些发音不标准。“妈”、“衣”之所以是个高平调，是取决于它们与“麻”、“马”、“骂”和“疑”、“椅”、“易”的对比，它不是绝对的“平”，只是相对“平”一些而已。同样考虑到对比和分布，北京话中的儿化、鼻化等发音特征一般没有区别词义的作用，结构主义的音系分析就忽略这些特征。学者们对此也不是没有争议，有些人认为儿化具有区别词义的作用，因此把儿化韵列入韵母表。问题的关键不是儿化到底有没有区分意义的作用，而是这些语言学家把词义对比作为确定语音系统的唯一标准。相比之下，鼻化虽然在许多汉语方言（以及其他语言）中具有区别词义的作用，但是普通话和北京话一般都忽略这一区别作用。因此普通话和北京话音系分析中就不包括鼻化的内容。实际上，许多北京儿童和青少年都普遍存在元音鼻化现象，例如作为应答词使用的“行”，多数情况下都发成鼻化的元音。那么，这一鼻化现象是一个“语言事实”吗？

对于结构主义的语言分析来说，语言就是一个抽象的结构系统。索绪尔把语言比喻为国际象棋，有意义的部分是棋子的构成和下棋的规则，多一个或少一个“车”或“马”是实质性的问题，而棋子是木制还是象牙制成却无关紧要。因此，即使北京人的“行”都发成鼻化元音，只要它与相应的口元音没有分辨词义的作用，鼻化就是可以忽略的内容。因此，在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的分析下，鼻化在北京话中就不是一个“语言事实”。然而，这些鼻化特征在北京言语社区中仍然具有传达重要的交际意义的作用，已经构成讲话人“交际能力”的一部分，社区成员可以借此来判断说话人的方言背景、社会背景、交际意图，等等。

生成语言学对于语言结构系统的认识与结构主义语言学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它强调一个潜在的“普遍语法”。生成语言学家指出，“普遍语法”构成了各种自然语言的语音和句法结构体系的基础；他们还指出，任何人类个体与生俱来的语言能力即体现了“普遍语法”。因此，对于生成语言学家来说，讲话人的“语言能力”是“语言事实”，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而“语言表现”，因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干扰，所以不能作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为了追寻“语言能力”，在研究方法上，生成语言学家主要依靠“本族讲话人”的“语法判断”，即对于一个句子或语音形式正确与否的判定。这种方法在最初阶段很有效，在研究许多具有悠久文学传统和明确语言标准的民族语言时，讲话人的判断十分确定，而且彼此一致。但是，当研究深入下去，涉及一些罕用的结构和形式，或当涉及一些没有文字记载、没有明确的参照标准的语言变体的时候，“本族讲话人”有时也无法作出肯定的判断，讲话人之间往往还出现不一致或相互矛盾的判断。这样一来，这种研究方法在实践上就产生了一定的困难。

依靠个别讲话人“内省语料”的研究所面临的困境，随着语料库语言学的诞生而基本上得到化解。但是语料库语言学秉持“以多数为准”、“以表现为准”的原则，这就与生成语言学所假设的“与生俱来”的语言能力和忽略语言表现的理论产生了根本性的冲突。

社会语言学家接受了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生成语言学的许多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和发展。社会语言学与上述两个学派在以下几个观点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社会语言学家认为，语言结构系统不是人脑的一部分，而是社会群体的言语活动的一种抽象；它是一种符号系统，但不是一个封闭的、静止的符号系统，而是一个与社会整体结构、社会运作相互作用、不断发展变化的“活系统”；社会语言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不是个别讲话人的主观判断，而是使用中的语言和社会群体对语言的使用；语言不是脱离社会发展而自足自立、独立发展的生物现象，语言的特征既要适应人类的生理条件，又要适应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沟通和交流的需要。

1964年可以说是社会语言学正式诞生的一年。这一年有两个以社会语言学为题的学术研讨会在美国召开，标志着有组织的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开始。随后社会语言学在西方很快就成为国际性的学术思潮。1983年陈原的《社会语言学》（学林出版社）的出版，以及1987年召开的“全国社会语言学学术研讨会”则是社会语言学研究在中国开展的标志。经过几代学人的共同努力，社会语言学目前在国际范围内已经牢固地树立了其学术地位。中国社会语言学近几十年来也取得了重要成果。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语言学开始走向世界，一方面在研究内容上创新发展，另外也开展了多方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2001年“首届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2002年“中国社会语言学会”在澳门成立，创立了国际刊物《中国社会语言学》，目前已经发表了中外学者的几百篇学术论文。本书中将要介绍的许多研究案例就取自其中。

那么，语言到底是什么？是人类的一种本能，是人类的一种特殊能力，还是人类一般认知能力的产物呢？语言学迄今为止还没有提供关于语言的全部答案，但是语言学近百年来的发展使我们逐步加深了对语言的认识。社会语言学的产生是对已有的语言学研究的一种回应和补充，它拓宽了语言学的研究视角，促进了语言学的整体发展。社会语言学解决了许多语言学的问题，也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如上面讨论过的问题：语言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