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会话策略

会话策略研究并不等同于交际策略的研究；后者研究交际过程中一方可以使用什么样的话语手段说服对方，基本上是站在讲话人的立场来进行谋划，是在交际发生之前的思考。会话策略研究则主要对已经产生的话语进行解释，解释讲话人为什么选择这样的言语手段，而不选择那样的言语手段，选择某一种言语手段对于交际方向产生了什么影响，听话人从话语中获得了怎样的交际意义，等等。

在一个相对同质的言语社区里，交谈双方掌握同一种母语或方言，也拥有共同的背景，所以会话中往往对于使用了哪些知识并不自觉。而在一个异质的言语社区中，互动双方来自不同的地区，会话就需要讲话人和听话人比较有意识的协作，启用某些特定的交际知识。寻找这些被启用的交际知识，并确认它们在言语沟通中的关键作用就是会话策略研究的中心任务。本节介绍甘柏兹（2001）的一项会话策略研究，其中包括一个典型的“语境化提示”（contextualization cues）的分析。

一、研究的问题

在美国，由于历史的原因，白人和黑人社区构成不同的文化社区，不同的社区往往使用不同的英语方言。因此来自白人和黑人社区的讲话人之间的会话往往具有跨文化交际的性质，也成为会话策略研究的一个重点。下面就是一个这样的案例，其中包括跨方言、跨文化交际的内容；研究者研究会话含义的获得和言语沟通的程度。

在一所大学里，一次研究生讨论课后，一位白人老师和一些白人、黑人学生正要一起离开教室。这时，一位黑人学生走到老师跟前，对老师说：

a.Could I talk to you for a minute? I'm gonna apply for a fellowship and I was wondering if I could get a recommendation？

（我可以和你谈谈吗？我想申请一个奖学金，您能不能给我写个推荐信？）

那位老师回答说：

b.OK.Come along to the office and tell me what you want to do.

（好啊，跟我去办公室告诉我你想做什么。）

然后，当大家正陆续走出教室的时候，这位黑人学生将头稍稍转向其他学生，说了一句：

c.Ahma git me a gig!

（表面意思大致是“我要取得点支持！”）

初看这段对话并没有什么十分奇特的地方，包括a、b、c三个话轮。a和b构成一问一答，很好理解。只是第三轮c的话有一点特殊，它不是标准英语，而且是对在场的第三方说的，似乎跟前面的对话关系不大。那么，讲话人要表达的是什么样的意义？当事人又是依据哪些知识来理解这段话的呢？这都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二、研究的方法

研究者首要的任务是确定语境化提示。互动社会语言学家确定了一些“发现程序”来发现对语境化提示的感知和理解。“发现程序”包括对言语事件的详细记录和描写，对话语所表达的意义的分析，有时还包括对不同的听话人的话语理解测试。言语事件的记录和描写可以使用两种方法：一种是依靠对发生的事件的回忆而进行的详细描写；一种是依据对自然交际事件的录音和录像的转写材料。在转写时，尽可能把语音、语调、重音模式，以及双方互动的细节都描写出来。除了谈话内容以外，交谈者的种族和语言背景也要调查清楚，这既便于理解事态的发展，同时也可以用来分析说话者的意图和听话人实际理解的意义。

甘柏兹在获得了上述谈话的录音之后将谈话材料转写了下来，转写的时候留意了停顿、延长、强调、重复等特征，因为这些超音段的特征往往是破解会话策略的重要线索。初步调查发现，对于要分析的句子c，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因此，甘柏兹决定对此进行系统的话语理解测试。

三、研究过程

会话策略研究分析讲话人在具体语境中怎样利用自己的词汇、语法和其他知识来产生和理解语言信息。在对某些互动案例作出分析时，研究者要观察双方是否相互理解。在确定该案例是一次成功的交际事件之后，研究者随后要：（1）推断出讲话人在采取某个言语行为时所依据的社会观念，（2）检验语言信号在释义过程中是怎样被理解的。这个过程有点像法庭断案，律师检查作为证据的录像带，不厌其烦地倒带审查、推断。

对于语言信号的分析过程是这样的：首先需要将原始的话语序列切分成一段段语义相连的情节，如a, b, c所示。在切分的过程中，我们是依赖一些一般观念来判断一段段情节之间是否语义相连的。作为会话人，我们都有依据这些语义关联性来选择会话释义的框架的能力。

研究者在这里好像处在了一个语言调查者的位置：要发现一个自己完全陌生的语言系统，并对它的语音和语义系统做出充分描写。这就像研究印第安语的美国结构主义学家，他们采用的方法是一套发现程序，通过这一程序找出语音和语义的系统性联系。但是传统的描写主义的方法是脱离了语境的，而这里意义的传递是依赖语境的。

通过话语理解测试，甘柏兹发现，不同的听话人对话语意义的理解有明显的差别。下一步要回答的问题，是哪些语音特征表达出了意义的差别，而一部分听话人没有注意到这些特征。因此，互动分析是将描写主义的语音——语义的发现程序倒转过来，从语义区别中找出有关的语音表现。

四、分析的内容

根据转写的记录，得到话语c具有下列口语特征：

（1）[a:]作为代词I[ai]的发音。

（2）[ma:]代表gonna或者I am going to（我要）。

（3）单词get（拿，取得）中的元音发作[i]。

（4）单词gig中的元音拉长并且以滑音结束。

按照美国英语的系统，上述（1）（3）两点鲜见于标准英语而常见于黑人英语。[ahma]这一形式以及gig的特殊发音则只见于黑人英语。所以讲话人会就此被判定为一个黑人英语讲话人，并且是具有从黑人方言到标准英语语码转换能力的讲话人。

社会语言学一般的分析可以是：这是一次正式语体向非正式语体的转换。进一步的分析是：尽管黑人英语是适合同黑人伙伴交际的变体，但是处在高校这样的公众场合，还是应该讲标准英语。这位黑人学生因此违反了得体性准则，会受到批评。

上述的分析尽管有道理，却没有从正面解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语言行为发生，对于在该语境中黑人英语传达出什么样的交际意义，以上的解释也没有充分地说明。互动社会语言学家认为，讲话人每次作出的选择一方面是他语言能力的体现，同时也是对交际语境的一种适应，没有理由认为黑人学生会故意违反交际得体的原则。为了发现这段话究竟有何含义，甘柏兹将录音放给不同的受试者来听，请他们作出判断（话语理解测试）。

判断大体分为四类。

第一种判断来自一些很少接触黑人的白人，他们不懂这位黑人学生为什么要这样说，“也许他只是不经意间讲了句方言”。

第二种判断也主要是一些白人作出的，他们认为这个黑人学生是有意识的从标准英语向黑人英语转换，转换的意义是显示对白人教授及其相关的学术系统的唾弃。

作出第三种判断的人包括黑人和白人，他们认为转换到黑人英语是一个会话策略，表示他是对在场的黑人同学讲话。

第四种判断主要来自黑人和几个长期生活在黑人圈子里的白人，他们认为黑人学生是在为自己辩护，“他在讨好在场的其他人”，“他好像是在解释他前面的语言行为”，“他是要说我没问题，我不过是在玩白人逼我们玩的游戏罢了”。

以上对交际目的的理解看来不是那么稳定，不如本族讲话人对一个语法格式的意义判断来得一致。这些不同的判断对于传统的研究者来说可能没有什么价值，觉得解释等于没有解释。但是问题的关键是：是什么造成了这些人对同一段话语的不同的理解呢？那些获得了比较特殊的意义的听话人获得了什么样的提示来推断讲话人的意图呢？

如上所述，语境化提示往往表现为一些边缘性的语言信号，如一些发音特征、话语的节奏、句子的语调等特征，这些特征对于非母语者来说往往习焉不察，然而它们经常是启动释义过程的重要线索。

用这样的思路回头看上面的例子。前两类判断都倾向于把话语c看做是黑人学生的一次言语失误。第一组被试指出，他们不知道gig和ahma这些词的意思，因此c这一句话他们听不懂。他们无法将c和a、b两段联系起来。第二组被试认为b是对a的回应，c是对a、b的评论。这些人之所以觉得a、b、c之间有联系，是因为他们找到了一些线索。这些线索是：黑人学生从一套英语语音变式转换到另一套语音变式，转换不是个别字词或语音特征的改变，而是整体性的改变。假如讲话人说的是“I'm going to get myself a gig”，单词gig出现在一个标准英语的句子里，就会令人觉得很奇怪。事实上，黑人学生做出了整句性的转换。评判人认为这种转换主要是面向在场的黑人学生的。

第三种判断比第二种有所深入，认为根据当时的语境，讲话人是在向在场的黑人学生解释什么，但具体的意思不太清楚。给出第二、三种判断的白人学生够获得这些意义已经确实不易，至少表明他们和黑人学生有一些相同的社会背景，对一些语言变项有一定的了解，什么变项出现在话语的什么位置他们是具有相同的期待的。如果讲话人、听话人没有这些语言能力，则c话语只能被认为是与前文无关的一次偶然失误。

第四种判断给出了比较完满的解释。他们的分析非常具体，并且一致认为黑人学生“没出问题”，“他不过是在玩游戏”。评判人指出，这不仅仅是一次标准英语向黑人英语的转换；类似这位黑人学生这样的讲话人平时并不随意进行语言转换，这一次的转换肯定有所暗示。另外，这些黑人大学生平常使用的语言是介于黑人英语和标准英语之间的变体，不像c完全是黑人方言的典型形式，所以该黑人学生这么说必有深义。更重要的是，一些评判人注意到，该黑人学生说c话语时，用的是一种唱歌似的节奏。这种节奏标准英语里是没有的，讲话人是在模仿或是在表演一个典型化了的黑人角色。换言之，该黑人学生是在表演一个他所属的群体，而不是他自己。这样，他就用程式化的节奏将他自己从当前的话语c中拉了出来，意思好像在说：“看！我没出问题，我还是我自己。要是你们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你们也会这样做。”讲话人通过程式化的表演，把自己和自己所说的话拉开了距离，进而表达深一层的意义。

五、结论

讲话人就是利用了听众的语法知识、语用知识（得体原则）以及语言背景方面的差异来达成他所预期的交际效果。当然，他不一定要用这样迂回的方法来传达他的意思，他完全可以直接说：“听我说，我不过是在应酬罢了”，或者类似的话。但是，他选择了间接的话语策略。他的所言所行好像是把那些交谈对象叫到一边去倾诉衷肠，又好像是在说：“假如你能听懂我的意思，你一定跟我有相同的背景，那么你就会理解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了。”黑人学生采用这样的说话方式，不仅不是言语失误，相反是有意采用的文化认同手段，即通过语言策略获得和交际对象一样的社会身份和族群归属感。他的意思是说：“我是黑人，我和你们有一样的文化传统。我现在这样做，如果你们不理解，说明你们跟我没有共同的背景。”

研究结果说明，会话中黑人学生的交际意图是要向在场的其他黑人申明，他要求白人教授写推荐信只是不得已而为之，他自己还是黑人身份，没有脱离黑人的价值观念系统。这些隐性的交际意图，是借由语境化提示来传达的。在这一段对话中，从a到c发生了语码转换、韵律变化，词项与句型的选择也超出了标准英语的范围，这些都是可以发现的语言信号。以上就是一个语境化提示的例子。

六、意义

以上的分析表明，语境、会话人共同的文化传统和往往为人所忽视的一些语言特征在释义过程中的重要性。处在现代化的城市言语社区中，交际环境错综复杂，交际各方社会背景可能迥然不同，人们为了有效地沟通，有必要了解许多不同的会话策略。

甘柏兹认为，仅仅根据事先划分好的阶级、性别、年龄、种族等社会范畴去研究语言变异是不够的。说话人需要根据自己所拥有的语言和社会文化背景知识，去判断正在进行的谈话的语境，并对后续的谈话进行语境预测（祝畹瑾1992:179）。

会话策略研究帮助交际者认识交际事件的性质以及交际过程中话语意义是怎样获得的。社会语言学的变异研究针对的问题是社会群体怎样影响语法或语音变异，关注的是大范围、大规模的统计指标。互动研究关注的是怎样理解具体语境中的话语，对于具体的讲话人的情况和交际过程中的细节予以更多的注意，这对于只面向交际群体的理论框架是一个有益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