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互动社会语言学

第一节 概述

结构主义语言学把语言作为一个符号系统来进行研究，研究符号的能指和所指，符号的组合和聚合关系，而不大关心交际者是怎样用语言进行交际的。对此吕叔湘（1980）做过批`评：

语言是什么？说是“工具”。什么工具？说是“人们交流思想的工具”。可是打开任何一本讲语言的书来看，都只看见“工具”，“人们”没有了。语音啊，语法啊，词汇啊，条分缕析，讲的挺多，可都是讲的是这种工具的部件和结构，没有讲人们怎么使唤这种工具。

社会语言学产生之后，语言的使用受到重视。但是，早期的社会语言学关注的仍然是语音、语法、词汇等语言结构单位。随后，社会语言学家把研究的对象扩大到连续的谈话和篇章，开始研究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人怎样进行交际，人们利用什么手段组织和理解话语，社会交际中经常出现的困难又是怎样产生的等问题。最后，学者们终于认识到有必要把语言交际的过程和结果全部描绘出来，并且进行系统的分析。语言学家使用语言学知识来说明言语交际的过程和结果，这一研究被称作“互动社会语言学”。

互动社会语言学于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兴起，80年代以后被介绍到中国来（戚雨村1997:169—186; Deborah Tannen 1987；袁义1992；祝畹瑾1992；李延福1996；徐大明等1997）。2001年，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互动社会语言学译丛”，包括《会话策略》、《行为互动》和《跨文化交际：话语分析法》三部译著。在译丛的总序里，陶红印（2001）系统地介绍了互动社会语言学的核心观点、诞生背景和理论意义。2002年，互动社会语言学创始人约翰·甘柏兹（John Gumperz）来华发表演讲，徐大明（2002）撰文介绍了甘柏兹的学术思想。这几个事件大大促进了互动社会语言学在中国的传播。

下面介绍互动社会语言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和主要观点。

一、言语互动

互动（interaction）指不少于两个人的活动，其行为相互作用。这原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现已普及到日常生活里，成为一个一般老百姓都熟悉的词。甘柏兹将这一概念率先引入语言学，并把它提高到语言学理论的核心位置（徐大明2002）。

语言学家对语言现象有这样的划分：一方面它是抽象的符号系统，另一方面它又是一连串的话语——言语互动的具体表现。类似的划分还有：语言与言语，内容与表达，代码与行为，能力与使用，等等。多年来，语言学家主要研究前者，而把后者排斥在边缘。他们似乎认为，言语互动是个别和偶然的事情，不对语言系统产生什么影响，因此可以置之不理。

然而，社会语言学家发现：具有交际功能的言语互动才是语言的本质所在。一切语音、语法规则，它们的价值只存在于具体的交际活动之中。通过言语互动产生交际效果的语言形式才是语言事实。在现实的交际活动中，小到一个词语、句子，大到一段话语，实际传达的意义往往并不是所使用的语言形式的一般意义，而是交际活动的参与者通过对交际对象的了解、对语境的理解、联系话语上下文而获得的具体而特殊的意义。语法和词汇系统提供的不过是一个可参照的框架，而对话语的具体解释是千变万化的。因此，不联系交际来研究语言符号，就忽视了语言现象的互动本质。

二、互动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基础

在互动社会语言学诞生之前，人们对交际的认识还处于理想化的阶段，语言交际模型中包含的只是理想化的编码和解码过程，而且侧重于说话人的编码部分，认为听话人只是被动地解码。然而，互动社会语言学对以说话人为中心的语言交际模式提出怀疑，认为听与说是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在会话中，任何参与者说出的任何语句都是一种共同的“产品”，要受到说话人、听话人和外围世界的影响。会话过程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罗列词语的过程，既要利用词汇语法知识，也要具备相应的语用知识和对语境的正确认识，其中包括说话人的社会文化背景等非语言知识。是哪些语言知识和非语言知识在会话过程中发挥作用，说话人是如何有效地利用这些知识的，这些就成了互动社会语言学研究内容。

互动社会语言学的理论框架，一般认为是由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 1922—1982）和社会语言学家约翰·甘柏兹（John Gumperz 1922—）建立起来的（Schiffrin 2001:307—328）。戈夫曼研究了面对面的人际互动，甘柏兹则进一步诠释会话的释义过程。目前在西方很有影响的一位互动社会语言学家是德博拉·谭楠（D.Tannen），她是甘柏兹的学生，她的关于异性之间言语互动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另一位著名的互动学者德博拉·西夫林（D.Schiffrin）则是变异社会语言学的创始人拉波夫的学生。

戈夫曼通过研究小范围的人际互动，解释社会关系是怎样由互动来维持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教师和学生先是意识到各自的身份，在课堂教学活动中才能够明确双方的责任和义务；然后，他们通过符合身份的互动行为，讲授、听讲、提问、回答等，又进一步强化了各自的社会身份。戈夫曼认为，正是类似上述课堂活动的这些正式或非正式的互动行为，维持和强化了社会结构。而这些互动行为，一般也是言语互动行为。

在戈夫曼研究的基础上，甘柏兹把自己的研究对象确定为“日常会话”——言语互动的最基本形式，他开始解读社会关系的认定和再认定是怎样体现在日常会话中的，参与会话的人又是怎样从会话中获得有关信息的。他指出，会话的理解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会话人通过综合所收到的各种信息不断地形成和修正一些关于对方交际意图的假设，并通过自己的言语和非言语的行动来验证这些假设。因此会话的过程是一个互动的过程。甘柏兹将这些交际知识在会话中的积极使用称作“会话策略”，并且撰写了《会话策略》（剑桥大学出版社，中译本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出版）一书。

互动社会语言学的一大贡献在于，扩大了语言学的研究范围以及对于语言事实的确认。语音、语法的研究被纳入了动态的交际过程，过去一些容易被忽视的特征现在一一呈现，并被提高到语言理论的高度加以观照。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互动社会语言学研究”系列丛书，有四本专门探讨语言单位与社会互动的关系，可以显示互动研究的几个层面：

（1）会话中的韵律：互动研究

Prosody in Conversation: Interactional studies（E.Couper-Kuhlen, M. Selting 1996）

（2）互动与语法

Interaction and Grammar（E.Schegloff, E.Ochs&E.Schegloff, S. Thompson 1996）

（3）话语标记

Discourse Markers（D.Schiffrin 1988）

（4）语言与社会身份

Language and Social Identity（J.Gumperz 1982）

从中可以看出，韵律研究过去在音系研究中重视不够，言语互动研究发现，韵律在会话中往往传达关键性的信息。语法研究过去基本采取静态的视角，现在也与言语互动联系起来。结构主义语言学主要注重语音、语法和词汇系统，而对超越句子层面的会话结构却未涉及。后起的话语分析是对它的补充，“话语标记”是这一较高的语言结构层次中的重要单位，目前也从言语互动的视角对其进行了研究。讲话人怎样利用各种语言手段来构建和表达自己的社会文化身份也是互动社会语言学的重要内容。

继承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符号系统的思想，互动语言学把言语看做是一个正在进行或刚刚出现的社会符号事件，而语言则是为完成这个事件提供一系列的资源。使用语言所提供的资源是有序的，互动者利用这些资源进行的行为也是有序的，因此是可以识别的。所以，言语互动的单位、结构、程序和规律，像语音、语法、词汇等语言单位和规则一样，也是可以进行系统的描写和分析的。

社会语言学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功能主义学派，但互动社会语言学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功能主义的思想。社会语言学从社会的视角来研究语言，重视语言的社会功能，也着力发现社会对语言的各种制约作用。功能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相通的地方是都将语言作为社会交际的工具来认识。目前，功能主义的语法研究、话语分析和篇章语法越来越多地与社会语言学理论结合起来，探究讲话人怎样在社会环境中使用语言，言语交流又是怎样受到社会条件的制约。下文介绍的几项研究，其研究者不一定都明确认同社会语言学或互动社会语言学，但他们所研究的内容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可以从互动社会语言学的视角来进行概括。对于初学者来说，理论标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利用各种理论和方法来研究问题，加深对语言事实的认识。

三、互动社会语言学的方法

互动社会语言学强调使用自然出现的话语语料，反对使用凭语感杜撰的语料。研究者对日常互动中所出现的言谈进行录音或录像，并规定了一整套的转写符号和转写规范，不仅所有的话语片段都逐字转写，说话的节奏、停顿、音调和口头语、套话等等，这些以往不为人注意的语言表现，也得到了系统的转写；非言语交际手段（如手势、体态、表情等）也成为需要记录的内容（参见陶红印2004）。对转写好的语料的分析，有定性的、也有定量的方法，但都严格执行既定的程序。

四、互动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向

互动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向大致上可以归纳为：“会话策略”的研究，“现出语法”的研究和“社会语用”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针对两方面的问题：（1）互动者是利用什么样的语言资源来完成互动功能的；（2）具体语言形式及其使用方式生成什么样的会话结构或交际功能（林大津、谢朝群2003）。换言之，前者是指话语是如何影响和塑造互动行为和结果的；而后者，从较高的层次看，是指言语互动是如何生成和塑造语言的。“会话策略”和“社会语用”的研究基本上属于前者，而“现出语法”的研究属于后者。但是，目前的研究状况是，不同的方向偏重不同的语言结构层次：“会话策略”对语音方面有较多的解释，“现出语法”在词汇和语法方面建树较多，而“社会语用”的研究注意的是讲话人的社会背景怎样影响到措辞、谋篇和礼貌用语。下面分别介绍。

（一）会话策略

人们需要使用语言与别人交流和合作。通过会话进行交流，仅仅会说语法正确的句子是不够的。交谈的时候，还得依赖一些共同的知识背景来相互理解。说话人一方面要说出话语字面的意思，另一方面也要提供必要的信号来提示对方启用有关的交际知识，以便正确理解自己的话语。会话时对这些交际知识的积极运用就是“会话策略”（徐大明2001:1）。

会话策略的研究首先是发现那些能提示有关交际知识的信号，包括语言的和非语言的信号。先看语言的信号：这些语言信号可以是一些词汇或语法结构，更常见的是一些韵律特征（包括语调、重音、话语节奏等）和套话。互动过程中，讲话人将这些信号结合在一起使用，用来提示对方，表明自己从事的是什么样的言语活动。由于这些语言信号是理解不同语境的线索，甘柏兹将它们命名为“语境化提示”（contextualization cues）。语境化提示是会话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交际的成败很大程度上便取决于双方对语境化提示的利用。“语境化提示”提示的是过去的交际经验以及根据这些经验而总结出来的知识。如果双方的交际经验能够重叠并且在会话中能够被启用，交际通常便能够顺利进行，否则便会遭遇困难。

作为互动社会语言学的一个方向，会话策略目前还没有在汉语研究中开展起来，本章中下面要介绍的还是英语的研究。期望这些介绍能够引起读者更广泛的兴趣，推动汉语会话策略研究的开展。

（二）现出语法

当今的语法研究可以分为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两派。形式学派认为句法自主，句法研究可以不管语言使用；功能学派则认为句法不自主，要受到用法的限制。后者有个极端的说法：用法就是句法。两派曾就此展开过激烈的辩论（张翼2006）。不管怎么说，语言使用对语法的影响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连形式学派的领袖乔姆斯基本上也承认交际的需要影响了语言的结构（张伯江2005）。

1987年，保罗·霍珀（Paul Hopper）发表《现出语法》（Emergent Grammar）一文，明确提出结构和规则由用法产生。语法不是事先就存在的，而是在使用过程中产生或曰“现出”的。现出语法的核心观点是语用会改变语法。功能词、语法格式并非处于固定的状态，而是在交际中不断地变异，当变异从个人扩散到群体，就会发生语法变异。频繁的言语互动可以改变一种语言的语法结构，也可以使某些格式固定下来，产生“语法化”。

现出语法的思想还影响到语义研究。针对汉语的这方面的研究有陶红印（2000a、2000b、2001a）对动词“吃”的研究，对“出现”类动词的研究；张伯江（2002）对施事角色的语用属性的研究等。

（三）社会语用

不同的语言形式适用于不同情境。语体学主要研究语言形式怎样依据交际情景分类。但是，人们怎样使用这些语言形式也同样受到社会情境的制约。研究社会情景如何支配语言的使用情况，这就是社会语用学（克里斯托尔2000）。

社会语用学（sociopragmatics）是在语用学和社会语言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研究方向，但是从研究对象上看，也可以归入互动社会语言学。早期社会语用学偏重于社会语言学的应用，因此语言在社会中的使用情况都在研究之列（何自然、陈新仁2004）。近年来，社会语用学渐渐集中了方向，借鉴变异社会语言学的思想，开始专注于研究言语行为如何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性别因素的影响。从早期的“性别语言学家”鲁宾·莱可夫（R.Lakoff 1975），到近期的互动社会语言学著名学者德博拉·谭楠（Tannen 1992），社会语用学对于男女使用语言差异的探索成果累累。国内探讨语言与性别的文章和著作很多，但较之西方的研究，实证方法用得还比较少。本章中介绍的案例中则包括这方面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