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学因应文化霸权挑战的对策

我们在上节分析了“全球化”对大学的第一项新挑战，那么，我们应如何因应呢？因应这项新挑战的对策甚多，最有效的策略就是：大学基础教育应厚植学生之本土文化根基，使其扎根本国文化，创造其本国文化资源，才能从本土迈向国际。这项策略之所以必要，乃是因为只有大学教育寻求本土文化的灵根自植，才能建立学生的文化主体性，并开拓学生的价值意识。但是，这项教育策略也应避免流于文化的“部落主义”甚至文化的“自恋情结”。我们接着分析这两项基本看法。

（一）“全球化”中本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

正如上节所说，“全球化”趋势其实对经济的富国与军事的强国大为有利，在多元文化竞争的表象之下，“全球化”助长了以英语为主的西方霸权文化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力，其对非西方国家的大学教育的直接冲击，就是造成这些国家的本土文化认同的薄弱化或流失，使学生成为文化上失根的兰花或漂泊的浮萍。

针对上述教育问题，就海峡两岸华人社会中的大学教育而言，我们必须在大学基础教育中加强本国文化的教育，才能在21世纪“全球化”浪潮中各种文化系统激烈碰撞以及霸权文化强力宰制之下，奠定海峡两岸中华青年的文化认同之基础。为了达到这项目标，诸如“中华文化史”之类的课程在21世纪海峡两岸大学基础教育中，应特别加以重视。中华文化教育对21世纪海峡两岸大学之所以是重要的基础教育，乃是植根于历史的不幸之中。让我们从历史的回顾说起。

在20世纪的下半叶，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都经历历史性的剧变。就台湾地区而言，在战后的经济发展后，紧接着出现快速的政治民主化与社会自由化，促进了台湾快速的转型；就中国大陆而言，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与浩劫之后，近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政策，带动了经济（特别是沿海与江南地区）的快速发展，从而逐渐催化社会结构的转变。海峡两岸社会、经济、政治的变化，必然影响未来中华文化的走向。21世纪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发展的方向何在？现阶段双方各自面对何种问题？应该如何因应？这些都是海峡两岸知识分子与人民共同关心的重大课题。

20世纪海峡两岸文化发展的基本问题在于“断裂”。所谓的“断裂”有两个含义：（1）指文化领域与非文化领域之间的断裂，而且前者的运作逻辑（modus operandi）受后者的运作逻辑的支配；（2）指文化领域内诸多组成要素之间的冲突。我们就海峡两岸文化状态加以探讨：

从深层的文化史角度来看，台湾地区的文化发展仍潜藏许多问题，这些问题集中表现在：（1）文化领域与非文化领域之间的紧张关系。现阶段台湾地区的文化的第一个问题是：由于战后台湾经济的快速发展，所导致文化领域的运作逻辑，深受经济领域运作逻辑的支配与转化。所谓“经济领域内的运作逻辑”，是指在市场经济的前提之上，以生产的效率作为基本考量。文化领域内部自己的运作逻辑应该在于文化理想之自我实现。文化领域的运作逻辑被经济领域的市场经济运作逻辑所掩盖，造成文化领域自主性的丧失，其流弊所及导致文化创造力萎缩。（2）文化领域内部诸元素互相冲突。战后台湾地区的文化的内部还存在着诸多文化质素之间的冲突与不协调，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类：第一是中原文化与台湾文化之间的不协调。第二是国际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紧张。第三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对抗。以上三者之中，以第三项较具本质性，牵动前面二者的发展，其中中原文化与台湾地方文化之间的不协调，基本上是由于过去几十年来政治结构与政策所导致；而国际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紧张，则与最近几十年来台湾经济的发展以及政治的民主化，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就台湾地区的现实状况而言，由于资本主义的幽灵盘桓于宝岛，所以我们看到台湾的文化领域与非文化领域之间也有一种紧张性，这就是文化领域受到非文化领域严重的宰制，一切事物都转化成可计算、可出售的商品。另外，文化领域之内诸多元素之间也有严重的冲突。

再从中国大陆地区的状况来看，传统中华文化在20世纪的中国大陆也经历翻天覆地的大变动。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开始走向思想层面的现代化。自1949年起，近代西方重要思潮之一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大陆的官方主流思想。20世纪中国大陆的文化发展呈现两种问题：（1）文化领域与非文化领域之间的紧张关系。首先是从1949年以后，政治支配力量的高度突出，以至于文化领域的运作逻辑深受政治领域运作逻辑与价值体系的支配，文化为政治而服务，这种倾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表现得最为清楚。“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改革开放政策之下，市场经济在大陆地区飞跃发展，逐渐取代政治力量而成为支配文化领域发展的另一股新兴力量。大陆地区文化领域的自主性，在改革开放的新阶段仍呈现臣服于非文化领域支配之下的状态。（2）文化领域内部的问题。近百年来大陆地区的文化发展，在文化领域内部表现为两种形态的“断裂”：第一是传统与现代的断裂；第二是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紧张性。这两种类型的“断裂”，在时间的进程中，交织为一，相互加强，使传统中华文化在新旧交迭、中西冲突之中，艰苦备尝。

从以上历史分析中我们可以知道：现阶段海峡两岸大学青年之所以与中华文化传统产生强烈的疏离感，实在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21世纪“全球化”浪潮席卷各地的新时代里，海峡两岸的大学教育更应加强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引导大学生跃入中华文化历史的洪流中，汲取新时代的智慧的灵感，以便在21世纪各种多元文化价值的激流冲击之中，建立自己的文化主体性，培养价值判断的能力，成为有本有源、顶天立地的新青年。

再从21世纪大学的学术研究来看，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与研究，也可以发挥极为巨大的学术能量。回顾20世纪中国学术史，我们可以发现：20世纪海峡两岸中文社会科学界中研究有关“国家”（state）、“民间社会”（civil society）、“理性”（rationality）、“权力”（power）等议题的文化资源均来自西方经验，而由于西方社会科学的支配性地位，将原是从具体而特殊的西方经验中所建构的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推广而成为普世性的学说。在这种推广过程中，西方学术“典范”（paradigm）实居于霸权之地位。

展望未来，21世纪中文学术界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应该从西方支配走向东西互为主体。我们愈深入东亚历史经验与人文传统，愈能够出新解于陈编，愈能够提出新的社会概念与命题，而与西方的同行进行富有启发性的对话。中国学术如果愈能参考社会科学的概念与方法，就愈能够开拓新的视野。社会科学与中国学术本来就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为了达到这项学术研究的理想目标，大学教育中加强有关中华文化传统各个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实在是当务之急。

（二）“文化唯我论”的超越

我们以上所提倡的中华文化教育，不应被误解为我们有意鼓吹“文化唯我论”。所谓“文化唯我论”（Cultural solipsism）的心态，即认为普天之下的不同文化系统中，以自己的文化最为先进而优越，其他文化皆落后而低劣。近代以前，中国将四邻形容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就是这种“文化唯我论”心态的表现。古代中国典籍中“中国”这个词汇之含义很能显示我们在这里所谓的“文化唯我论”。当代学者王尔敏（1927—）曾详考先秦典籍中出现“中国”词称者共25种，归纳诸书所载“中国”词称之总数，共为178次，其所含意旨，约有5类：（1）京师之意，凡9次。（2）国境之内之意，即所谓国中，凡17次。（3）诸夏之领域，凡145次。（4）中等之国之意，凡6次。（5）中央之国之意，凡1次。其中占最大多数者，则为第三种以诸夏领域为范围者，占全部数量83%。其次指为国境之内者占10%。再次指为京师者占5%。王尔敏指出：“在秦汉统一以前，‘中国’一词所共喻之定义已十分明确，主要指称诸夏之列邦，并包括其所活动之全部领域。至于此一称谓之实际含义，则充分显示民族文化一统观念。诸夏列邦之冠以‘中国’之统称，主要在表明同一族类之性质与同一文化之教养之两大特色。”古代典籍以“中国”一词指文化最高的诸夏之领域，“中国”一词确实在相当程度内呈现某种“文化唯我论”的思想倾向。

我们现在提倡的中华文化教育，并不是以上述的“文化唯我论”作为基础，也不是以导向文化的“自恋情结”为目的。相反的，我们着眼于21世纪“全球化”发展浪潮中，非英语国家的文化传统在英语霸权文化的冲刷之下，颇有濒临崩溃之危机，从而使得非英语社会的海峡两岸华人社会中的青年，逐渐失去本土文化的认同感。我们的论述实有其特定之针对性，我们认为：提倡本土文化教育，必须超越狭隘的文化义和团心态，才能从深具地域特性的本土文化中，提炼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观，使本国青年不致在霸权文化的冲击中惨遭灭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