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全球化的发展形式、本质及其台湾脉络

（一）形式

全球化作为世界史中一个持续发展的趋势，到底从何时开始？这个问题依着眼点之不同而可以有互异的答案。例如，从资本主义的形成及其向全球扩张来看，16世纪可以视为全球化潮流的开始。从工业化发展的角度着眼，可能19世纪可以视为全球化的一个起点。而从强势文化向全球各地扩散着眼，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60年代或1970年代才是全球化的起点。但不论从什么角度来看，全球化历史趋势的表现形式，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1．世界各地的趋同化：近代世界资本主义的生产与再生产方式，从16世纪以后逐步消弭各地的地方性生产方式，使世界各地的经济生活方式日渐趋同。1848年，青年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就说：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么惋惜，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

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后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的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国家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从资本主义的扩张现象之中，预见了全球各地地域特性的消逝与趋同化的发展。世界各地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操弄之下逐渐趋同化的这种趋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更是快速发展。

2．世界各地的互相关联性：全球化的第二个重要发展现象，就是世界各地的互相关联性与日俱增，各国的股票市场、汇兑市场甚至政商网络都互相影响，各地的产品行销世界，畅通无阻，正如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38—）所说，全球化创造了一种世界各地区之间的相互连结性（interconnectedness）大幅提升的生活方式。

这种世界各地的相互连结性，一方面固然使世界各地的人才资金与资讯，在全球化的趋势之下，可以快速地自由流动，但是，另一方面却也可能使毒品、走私、恐怖主义活动更加快速蔓延。2001年的“9·11”恐怖攻击事件以及2003年的美国攻打伊拉克的战争，都使世界各国直接卷入或间接受到影响。

（二）本质

但是，在上述全球化的表面发展趋势之下，却潜藏着两项有待深入思考的本质：

1．中心对边陲的宰制：全球化发展加强了富国与强国对于穷国与弱国的宰制与剥削。这是全球化趋势之下一项极其明显的事实。后冷战时代的美国，正是全球化发展的中心国家，在后冷战时代美国对世界各地更加肆行干涉与控制。当代语言学大师乔姆斯基（Noam Chomsky,1928—）对于作为全球化中心的美国之对边陲国家的宰制，有一针见血的论述，他说：

过去，许多全球性议题都以主权概念的方式而架构。也就是说，政治实体依循本身路线——可以是良善或是丑恶不堪——的权力，而且能够免于外来干预而加以完成。在真实的世界内，这意味着被高度集中的权力所干预，而美国正是其主要核心。集中化的全球力量有着各种称呼方式，端赖人们内心对主权和自由所抱持的观点而定。所以，有时它被称为华府共识、华尔街与财政部的复合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际经济官僚（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是七大工业国（G-7，西方富裕的工业国家，译注：即加拿大、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美国七国）或三国集团（G-3），干脆更确切地说，通常指的是一国独大的美国（G-1）。

乔姆斯基上述的指控，完全切中全球化时代美国对世界各地支配的事实。

我们接着以全球化与高等教育的关系进一步分析。世界各国人民受教育的机会与该国的经济实力之高低有直接的关系，愈是贫穷的国家，人民的识字率愈低。而且，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下，教育水准愈低的国家之生产力愈低，因此，愈居于世界资本主义分工体系的下游，形成恶性循环。2003年1月2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总干事就说，全球的文盲占总人口的比例虽然已经从1980年占30.8%，降到1995年的22.8%，但是2003年全球的文盲总人口仍高达8亿6千8百万人。联合国希望到2010年全球人口中的文盲比例能降到16.6%，到2015年贫困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小孩都能受高品质的小学教育，而且到2015年全球成人识字率能至少提升一半。就这项长远的目标而言，教育机会的均等仍是一项尚未落实的愿景。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教育机会均等的愿景之所以未能落实，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贫国与弱国之逐渐被边缘化，使居于中心地位的强国与富国更加肆无忌惮地剥削边缘国家，并将边缘国家的人才吸纳到中心国家之内，为后续的剥削与宰制而服务。我们必须认清全球化对世界各国教育所造成的不平等之问题，才能进而谋求其解决之道。

正是有见于全球化趋势中“中心对边缘的宰制”对于弱势国家高等教育的影响，所以1998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文件，呼吁世界各国：“应采取具体的步骤缩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与最不发达国家之间在高等教育和研究方面愈来愈大的差距。需要以具体步骤，鼓励经济发展水准不同的国家加强在高等教育和研究方面的合作。应考虑为此目的拟定预算条款，并与各国国内及国际上的工业界签订互利协议，以便在这些国家借适当的奖励措施或资金提供，以持续发展教育、研究及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在全球化发展日甚一日的21世纪，如何在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之间维持教育机会的均衡，确实已构成一项严峻的挑战。

2．资本主义市场逻辑的宰制：全球化在很大的范围内就是资本主义化，所以，随着后冷战时代美国霸权支配力的无远弗届，美式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及其价值，强有力地渗透到世界各地，并颠覆亚、非、拉各地传统的饮食习惯、消费模式及生活方式。一言以蔽之，全球化其实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胜利。

佘罗（Lester C.Tharow）曾分析资本主义在近代世界史上的胜利，他说：

自从工业革命开始以来，当成功被界定为提高物质生活水准，就没有一种经济制度像资本主义那样运行得四海皆准。人们不知道如何以任何其他的原则来把经济运行成功。市场，唯有市场，一统江山。没有人怀疑它。只有资本主义提倡有关个体性的现代信仰，并利用某些人认为是较为卑鄙的动机：贪婪和自私自利，来提高生活水准。从迎合每个人的愿望和需要这方面，姑不论这些需要在别人看来是如何的微不足道，就没有其他的制度做到，甚至连一半都做不到。资本主义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竞争者——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完了。

资本主义在世界近代史上的胜利，正是因为它结合了人性中的自私与自利的动机。

（三）全球化的台湾脉络

以上所说的全球化趋势中的资本主义化及其所衍生的价值观，在台湾特殊的脉络中更形严重而且影响深远。最近百余年来，台湾形势复杂，文化断裂，资讯社会的来临与全球化之发展，更使台湾青年成为“失根的兰花”与“漂泊的浮萍”。在全球化潮流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逻辑的主导之下，台湾社会的功利主义价值取向更日甚一日。

在这种全球化的台湾脉络之中，台湾高等教育快速地接受市场经济价值的主宰，高等院校成为职前训练所，学术研究与市场价值密切挂钩而形成所谓“学术资本主义”。正如在其他资本主义社会的状况一样，台湾的高等院校中所谓“热门科系”，就是指高度就业导向的系所。学生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专业训练所占的比例常常远过于共同教育与通识教育。这些学生在“热门科系”毕业以后，很快可以在台湾资本主义分工体系中，取得较佳的就业位置，加入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的行列。2003年8月8日，台湾教育当局根据立法机构的决议宣布：“自明年起，将把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纳入分配大学奖补助款的评鉴指标之一，督促大学加强产学合作及调整系所。”这种教育政策具体显示了全球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所带来的压力与日俱增。

大学门墙以外的产业界，也强力要求大学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服务。举例言之，广达电脑董事长林百里于2003年6月7日在台湾大学毕业典礼以《再次打造一个台湾的经济奇迹》为题致辞说：

我们的大学有些科系是供应不足，但是有些是供应过剩，会造成社会严重的失业问题，企业往往收到毕业生也不完全合用，其实这个问题可以很容易解决，学校设的科系应该要依照社会的需要来做适当规划，有适当的科系也需要有适当的训练才能够毕业后马上派上用场，所以我认为企业与学校结合在一起，让企业随时了解学校的规划，也让学生随时知道企业的需求，企业可以委托学校训练人才，委托学校开发新科技，自然就能够更顺利地接轨。也可以让企业去训练学生去创新、去创业，毕业生当然是会被企业所争取录用，就没有供应过剩的问题。学生的质与量都更有竞争力。

从企业经营者的立场而言，林百里上述说法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但是，这种论点赤裸裸地告诉我们：大学教育正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西风中颤抖。资本主义要求大学从追求真理的学术殿堂，转化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职前训练工厂。在这种压力之下，许多大学也纷纷设立“创新育成中心”，努力于将大学研发的新知识转化成商业利益。

近年来，台湾的高等院校从当局所获得的资源一再降低，更使上述问题更形严重。台湾大学校长陈维昭对于大学经费之不足，有第一手证言，他说：

这十多年来，在邻近国家与地区持续增加对其大学之投资时，台湾的大学却遭逢超低投资的严厉困境。即使物价指数之变动不予考虑，十多年来每位学生所能获得的政府补助不但没有增长，反而逐年降低，使得与亚洲邻近各国各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台湾每位大学生的平均成本还不到日本东京大学的十分之一、香港中文大学的七分之一、韩国汉城大学的三分之一。假设每年一百亿只给予一所大学，以台大拥有3万名学生为例，每一位学生所能额外获得的也不过33万左右，加上原来的16万，也大约是50万左右，即使再加计各校自筹的百分之五十（以16万计算），每位学生所能获得的资源仍然不如汉城大学。因此，五年五百亿对原本严重资源不足的岛内大学来说，可谓杯水车薪。

陈校长所说的问题，确实是近年来台湾的高等院校共同面临的严重问题。大学经济资源的贫乏，使大学更加紧向资本主义靠拢，大学甚至为了生存而不能免于出卖大学的灵魂之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