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全球化·“生态”安全·未来犯罪

一、全球化及其背景要素

（一）全球化的本质与趋势

全球化是当今传媒上所见频率极高，但在各个领域都备受争议的一个现代词汇。严格地说它已经不只是一个概念，而是一种日常生活中触目可见的现实：人流、物流、信息流、资本流乃至犯罪流的跨国界流动几乎每时每刻都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全球化作为这些“潮流”的源头又是一个分析当代重大问题时无法绕过的时代冲击波。对于人类社会安全特别是对于未来犯罪而言，它更是一个相当残酷的犯罪发展大环境、“生态”安全大背景。全球化已经或者正在给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带来极其深刻影响，同时，也使“人类生存状态”的安全情况、现代犯罪形态与未来犯罪趋势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

全球化作为一种现象早已为先哲们所关注：马克思在150年前所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论述过：“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列宁在有关帝国主义的定义中揭示垄断的特点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强权即一体垄断的“西方化”；毛泽东在70年前，即1935年也说过：“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以上经典之说都未直接使用“全球化”一词，但均属其内涵所及，至今仍系实践所证实的真理。

对全球化的考察、认识与理解有一个观察视角或立足点问题：不应将全球化简单地理解为国际化，也不能等同于资本主义化、西方化、商品化，但可以视为一个跨国化的动态发展过程。西方国家所强调的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或“一体化”，发展中国家所说全球化是指资本主义全球化，实质上是全球“西方化”，并认为其本质是试图以资本主义为主导来实现全球少数人利益为目的的资本征服整个世界的现象和过程，所谓“欧风美雨遍全球”。可见资本主义欲达到的全球化绝不是要真正建立一种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是在维护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基础上去确立一个更加不公正、不合理的所谓“国际经济新秩序”，并以此来促进全球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文化价值观念体系的趋同化。国内已有学者切中肯綮地指出：某些人所倡导、信奉的全球化理念“是一个以经济一体化表象所掩盖的政治陷阱”。

全球化也是一个结构性概念，它内在地包含了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的一体化，它改变了人们生活的时空距离，构建了一种崭新的社会关系，强化了人类的共性。目前对于全球化的提法可谓林林总总，如：市场全球化、竞争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技术全球化、生活方式全球化、消费行为全球化、文化生活全球化，还有法律全球化、教育全球化，等等。这种将全球化泛化或“泛全球化”时风实质上反映出的是人们对于全球化本质内涵的失察。一般意义的全球化可理解为“经济全球化”或“经济一体化”，但就其本质而言，则指的是由于高科技，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的兴起，导致运输和信息成本的大幅度降低，从而直接推动了国际贸易、跨国投资和国际金融的迅速发展以及网络传媒的高速、广泛互馈，使整个世界经济空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迫使人们不能不考虑为积极适应、参与和利用经济国际化的大趋势，趋利避害，建立真正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以加强国家、地区间的经贸、科技、文化交流，推进全人类的共同发展进程，说到底全球化是一种人类必须面对的历史性过程。全球化始于经济一体化，其直接后果是：世界性的商品市场的形成，并带动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贸易体系、货币流通体系（如欧元）、税收调控方式的整合趋势，从而推动政治一体化（如：对自由、平等、民主、正义的诉求）、文化一体化（如所向无敌的迪斯尼、好莱坞文化，可口可乐、麦当劳、肯德基等快餐式食文化的渗透）、科技一体化（如空间技术、生物工程、计算机网络等）的形成。而人类“生态”安全与未来犯罪由于与其有着天然的联系，致使人们在享受现代全球化累累硕果时，不能不面对网络背后的黑客、“丛林规则”的阴魂、“无形之手”的施魔。

（二）全球化的背景要素

1．经济全球化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经济发展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之一，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各国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融合。它是世界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其推动力是追求利润、取得竞争优势和谋求经济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大大加强，导致经济全球化的直接原因是国际投资与贸易环境出现了新变化。由是，市场经济遂成为全世界共同努力推行的经济模式，市场、资本、技术甚至消费行为的一体化已经并正在出现。

首先，经济全球化是生产的全球化，企业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便宜的资源。其次，经济全球化是消费的全球化，不仅在本国市场上购买消费品，同时也到国际市场上去购买消费品。全球化还包括人员的跨国界流动，“国际人”开始走俏。人的流动是物质和精神流动最高程度的综合。为了在经济竞争中取胜，“国际人”正在成为各个国家、各大公司的首选目标，培养“国际人”、寻找“国际人”已成为世界性的人才战略潮流。

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主要由发达国家所掌握的计算机网络以及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进一步拉大了世界不同地区的差距，使得穷人更穷，富人更富。第三世界的人口爆炸，则使得高新科学技术对生活贫困的发展中国家无法产生太大的促进作用。这些国家更倾向于使用本土已有的自然资源，但却又面临着发达国家所制定的种种限制以及自然资源势必枯竭的生态危机困境。由于经济全球化的浪潮非但没有给这些国家和人民带来更多的利益，反而带来了更多的新殖民主义和剥削，因此在这些贫穷国家里，政局的不稳定和政权更替只会进而使经济愈加落后。

2．社会与政治的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绝非单纯的经济活动，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的政权维护和政治稳定性等重要问题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经济全球化使所有国家、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各个层面的活动都具有了全球性的空间规模。在这样的空间下，政治的扩张性运动就蕴含着深刻的战略意图。

西方一些国家在推动全球化的进程中，将全球化视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普遍化。在这种逻辑的指导下，西方的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不仅制定了经济全球化的大部分规则，还自以为是地将推行其政治、文化的普遍化看作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部分。从历史上来看，全球化既非一种状况，也非一种现象，而是一个进展历程漫长的过程，它在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稳定的社会形态问世以来的四五百年里，一直处于运行中。资本主义从最核心的本质上讲，是一种对内对外都不断扩张的体系（这一点在马克思的《资本论》里最早得到阐述）。在全球化的感召下，整个世界似乎正在追求更为一致的政治目标。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全球化”运动的繁荣发展，使得西方资本主义在全球化的道路上更加多了信心，少了制衡。20世纪中期以后，西方的扩张改变了方式，传统的殖民主义式的扩张为新的扩张方式所取代，这种新的扩张方式的特点就是建立西方在国际金融资本和高新技术方面的绝对优势，建立以西方意志为主导的国际经济市场的秩序和运作规则，维系这种新的扩张方式及其成果便成为西方政治的主要目标。

虽然在政治上，“民主”、“自由”和“改革”等被奉为当代最响亮、最正确的政治口号，“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政治的主流。但是，新的“民主”、“正义”的真正国际秩序并未出现过，而大国、富国霸权主义却仍然横行于世。国际社会一度认为，只有西方尤其是美国认可的“民主”和“自由”才是“真正”的民主和自由；唯有西方认可的“人权”才是人权。其实，西方宣扬全球化，有其明确的政治意图。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在俄罗斯以教训的口吻说：“如果你们想成为国际经济的一部分，那么除了遵守其规则之外别无出路。”在美国人眼里，哪一个国家不向美国和西方开放市场，同时接纳美国的信息、思想、文化、观念、生活方式，哪一个国家就会被时代所抛弃。在政治全球化的趋势下，国际上的各种制度安排对传统的主权观念提出挑战，跨国公司力图介入有关国家的国内政治事务，政治信息和意识形态伴随着商业信息进入各国传媒和网络，各国国内政治相互影响，国内政治对国家间关系的投射作用不断加大。

3．文化全球化

“全球化”同时也是一个通过经济的扩张而推行西方的政治理念和文化价值的历史过程。这使得全球化作为一个非单一化的过程，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过程的复合运行中，表现出来的矛盾冲突、不和谐以及新的分层形式更为丰富而又复杂。因而，全球化浪潮所带来的影响在更深刻、更隐蔽的层次上，恰恰集中地体现在不同文化价值观的相互关系中，这已成为一种通识。全球化对文化影响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各国各民族文化通过世界性的交流，打破了原来闭关自守的狭隘界限而走向开放和多元，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化”的新格局。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西方的价值观、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意识形态凭借着跨国资本的扩张，同时也借助于传播媒介的技术升级（电子化、网络化），在全球范围内强劲扩张，不断冲击着不同民族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文化上的全球化，指的是各国不同的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的渗透和融合，包括知识体系和科学技术的传递和交流，形成当代无国界的新文化。

现代数字通讯使世界收缩，使信息扩散，使国际交流突破了空间障碍，世界变成了“地球村”，这对于各民族文化间的相互影响和取长补短无疑是有利的。但文化全球化中的相互影响并不是对等的，强势文化的影响力要比弱势文化大得多，所以全球化常常伴随着经济霸权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文化策略，甚至可以说，“全球化”在某种意义上已呈现出一派西方现代文明的世界化图景。因而有人干脆就把“全球化”视为“西方化”、“美国化”的代名词。然而，即便是在西方世界，学者们对西方文明的看法和定义也不尽相同。亨廷顿认为“西方”一词现在被普遍用来指以前被称为西方基督教世界的那一部分。这样，西方是唯一的一个根据既定罗盘方向，而不是根据一个特殊民族、宗教或地理区域的名称来确认的文明。这种确认方法是把文明从其历史、地理和文化环境中提升出来。从历史上看，西方文明是欧洲文明。在现代，西方文明是欧美文明或北大西洋文明。可以在地图上发现欧洲、美国和北大西洋，却不能在地图上发现西方。“西方”的名称也引发了“西方化”的概念，并促使人们产生使人误入歧途的把西方化和现代化合在一起的想法，譬如人们很容易地就把日本设想为“正在西方化”，而不是“正在欧美化”。西方文化在全球的迅速传播之所以引起人们的重视，是由于互联网技术使得全球化几乎不受地域的限制，在自由跨越国界的环境中成长繁荣并创造出一种通用的“全球化”语言。正是由于网络文化成为了一种“霸权”，因此当今的文化被认为是由高科技支持的。显然西方世界在科技和经济上的实力决定了西方文化所占据的主流甚至霸主地位，首先是美国文化在全球文化中的霸主地位，所以导致非西方文化在当今文化生态环境中存在严重失衡的现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全球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反全球主义”的反应也将随之增加。不少人忧心忡忡，满怀焦虑，担心西方文化凭借技术和资本的优势地位，推行“文化霸权主义”，控制和支配第三世界民族的文化。并最终导致西方强势文化的一统天下，破坏世界文化生态的丰富多样性，而代之以一种西方普世文明。因而，不少人将文化全球化视为是一种变相的文化殖民。

事实上，要建立起一个普世的文化价值的想法只会使得文化间的差异更加显著，因为文化是在历史的积淀下形成的并与文化产生的地域有着很大的关系，文化所具有的传承延展性使得各种文化得以保持其特殊存在，不仅发展中国家重视自己的文化个性，即便是发达国家也在强调保护本土文化不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到因特网盛行的今天，微电子技术的发展引导人类由工业文明走向信息文明。与信息革命相呼应的是，因人类传播技术的更新、个人对计算机、因特网使用的普及而形成的一个新的文化生态景观。在这一新文化生态环境中，很少能有国家、民族文化可以不受到网络的影响，网络所使用的语言（主要是英语）以及随着网络的发展和扩张而不断产生的网络文化对各国语言及其文化的冲击正在日益彰显。各国文化如何对这一生态环境的变迁作出适应，成为20世纪90年代文化生态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在全球日益成为地球村，文化交流增加的同时，不可避免产生异质文化不断侵袭一些势单力薄的边缘文化的现象，但在一个良好的全球文化生态环境下，理应带来的是文化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共享、地域间知识差异的弥补，而不是文化价值差异的同化。

二、“生态”安全涵括下的犯罪

（一）“生态”安全初探

作为生态学范畴的基本概念，“生态安全”迄今为止尚未有严格的定义，但其约定俗成的基本含义有二：其一是防止自然生态的退化和整治环境污染的支撑力；其二是防控环境难民之类影响公众不满、社会稳定大局的生态环境问题。据此，“生态安全”当是维系一个国家、一定地区或全球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稳定环境的一种科学的表达。

学术界（主要是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有人对“传统安全”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提出了“非传统安全”这样一个崭新的有待深入探究的概念，其主流性观点认为：传统安全是以国家安全、军事安全作为主体，即所谓“国家本位”的安全观，“非传统安全”则是以“人的安全”作为主体，转向“以人为本”的安全观。这样，国家领土安全（含军事安全）、国家制度安全、经济安全、环境安全、资金安全、网络安全、信息安全等，总之是“一切与人的安全”有关的问题，或与“一切人的安全”相关的问题都进入了“非传统安全”研究的范畴。应当确认“非传统安全”是“传统安全”观念的发展，它有助于加速全球化的进程这一作为国际社会发展主要标志性特征的认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从“传统安全”到“非传统安全”发展的研究，尽管已从影响安全状态到实现安全的目标；从“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差别与联系，到“非传统安全”认识的产生背景；从安全研究的对象到安全问题的变化趋势；从安全研究的学术内涵到安全恶化的应对策略等都作了可谓全面且有一定深度的研究，但对于作为安全研究领域逻辑起点的“非传统安全”概念却迄今为止未予科学界定，而究竟什么是“非传统安全”恰恰是我们科学认识全球化与未来犯罪关系的一个重要的中介。

为了科学界定“非传统安全”，首先有必要定义“安全”这一社会现象。“安全”这一与人的生命、财产、生老病死都息息相关的关键词虽然被人们广泛使用，却确系是一个“发展得非常不全面的概念”、一个“具有高度争议性的概念”，一个为学者们普遍认为“其本身存在的模糊性始终就没有彻底清理过的概念”。因而似乎“天生”就难以给出明确定义，这必然影响到学术界对“非传统安全”的认识歧义颇多、争论激烈，缺乏清晰而又公认的定义边界。

不过，在我们对以下“安全”问题的基本类型耐心地梳理一番之后，还是可以从中得出一些有价值的富有启迪性的观点，从中悟出所谓“安全”问题的真髓，粗略概括出“安全”一词的规范定义，并据此透视未来犯罪图景。

A．人类维持经济持续发展产生的生态危机，如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传染病（禽流感、非典）、生物入侵等。还有粮食安全、食品安全，等等。

B．人类社会活动中产生的对个体国家、社会乃至国际社会的稳定威胁，如：社会失序、经济失控、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人权、难民、邪教等。

C．非国家行为体对现行国际秩序的暴力性攻击，其典型性极端表现即近年来频繁出现的形形色色国际恐怖主义活动。

D．跨国性、集团性、黑社会性有组织犯罪，如人口贩卖、毒品材料、原油等走私活动。

E．现代高科技冲击波产生的社会“脆弱带”现象，如网络、信息、金融领域的控制弱化。

其中A、B两种从传统安全观、犯罪观来看仅属于环境退化的生态问题或国家制度、经济体制类边缘性社会安全问题，但已出现向犯罪化方向发展的明显症状。D和E系传统犯罪的现代形态（如纠集性团伙、青红帮等的组织化，偷盗、诈骗等财产型犯罪向信用卡、洗钱的转化）并向着此消彼长、魔高道高的未来趋势发展，形态万千，变幻莫测。C则系国际社会所公认的具有“战争”性质的集团性犯罪，危及地区与国际安全。

至此我们可以直奔主题：首先，“何为安全？”，我们说安全是行为主体在外力威胁下的一种状态，传统的安全观是一种狭义的安全观，其行为主体是国家。所以“传统安全”的视野所及即国家安全，鉴于国家安全的维护总离不开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国家的军事安全即表达、显示着这个国家的安全程度，因此传统安全也内在地包含着这个国家的军事安全。“非传统安全”观则是一种广义的安全观，是传统安全内涵进入全球化时代后的拓展、扩充，其行为主体是“人”，由于人是一个社会的主体（或者说社会活动的主体是人），所以一般又可以将人与社会并称为广义安全观的行为主体。由此，所谓“非传统安全”即可一言以蔽之为：有关“人类社会生存状态”的安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人类“生存状态”望文生义地缩写并理解为人类“生态”，从而“非传统安全”即一切与“人的安全状态”（这里所说的“人”是整体的、大写的“人”，自然生态中作为生物物种的人也包括在其中，那当是一种保留着兽性的与类人猿类同的生物人）有关的方方面面（其中理所当然地包括了传统的国家安全）。这就使得“生态”安全这一丰富而又复杂的论题简单化、直观化、具象化，并有助于将传统的生态概念的原始、本初意义（住宅、房屋、栖息地）与在全球化时代的生态理念“人类只有一个地球”自然而然地联系起来，从而加深对“地球是人类的家园”这一现代生态命题的认识。这样“人类生态安全”就被赋予特定的内涵与思想意蕴：当今人类生态因全球化时代背景条件不同可以概括、归纳为优生态、劣生态、弱生态和危生态，它分别对应着人类所受到安全威胁程度则是：零威胁（也就是没有受到威胁的安全状态）、潜在威胁、间接威胁、直接威胁。除了优生态所受威胁指数为零不存在包括犯罪侵袭在内的安全威胁之外，其他弱、劣、危三者都属于与安全程度不等的生态欠安状态，并可以一一加以量化，得出所谓“人类生态安全感”的指数。这恐怕是犯罪学可以做的一件很有价值的生态学视角的研究工作（即由“社会公共安全指标”深入到“生态安全指标”研究）。对人类生态安全的这一整合分类思路实际上已将包括未来犯罪在内的人类安全状态与人类所期望的安全效应，所欲构建的安全指标体系乃至所要确立的人类安全价值目标凸现得十分清晰，梳理得相当清楚。

实际上，早在1990年，人类安全就已经进入了非传统安全的话语体系，那时联合国就明确提出了有关人的安全的七个主要内容：经济安全、食物安全、卫生安全、环境安全、个人安全、社会安全、政治安全。它们实际上几乎涵盖了所谓“非传统安全”的全部内容。2002年1月，基于努力推动人类安全的需要，联合国专门成立了“人类安全委员会”（CHS）这一机构来专门对付威胁世界和平的两大邪恶力量“匮乏”与“恐惧”。这表明物质匮乏与精神恐惧已被视为全球人类共同面对的根本性的“生态”安全要素。

基于上述论析，我们大体上可以将威胁到中国的“生态”安全分成以下三个层次：（1）“生态安全”（包括国土安全、水资源安全、能源安全、环境安全、生物安全）;（2）国家安全（包括军事安全诸如大规模武器扩散之类，诸如台“独”、西藏分裂势力、极端宗教势力、邪教组织、恐怖势力[“东突”之类]）;（3）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粮食安全、食品安全等；（4）社会安全：公共健康、失业危机、犯罪与越轨、交通安全等。由此可见，犯罪现象实际上仅属“生态”安全范畴中的社会安全研究领域的一部分，或从系统论的分层理论视角可将犯罪归入“生态安全系统”中“社会安全”这一子系统的一个要素的位置。

“生态”安全作为对“非传统安全”的一种界定与表述是否科学、合理，有待进一步的思考与论述。

（二）未来犯罪态势前瞻

综上所述，引申出本书对于未来犯罪考察得出的以下几个前瞻性基本观点：

1．鉴于“全球化就意味着世界的压缩”，全球化进程必然带来“生态”安全与犯罪趋势的跨时空演化。由于“入世”冲击波的集束性影响，未来犯罪可能会出现作用功能不等的四种主要的形态演化；高科技网络化、暴力犯罪恐怖化（此二者是表象性的），人性兽性化、犯罪群体组织化（此二者是机制性的）。集中表现为：（1）传统犯罪类型沿着现代犯罪形态多样化与未来犯罪趋势的综合一体化这一基本轨迹发展；（2）犯罪圈与非犯罪圈互渗性转化。

2．犯罪学体系框架必须全方位重构：由“老三论”（即传统型的“现象论—原因论—预防[对策]论”）深入到“新三论”（即现代性的“形态论—机制论—调控论”）；由类型研究基调转向形态演化为主调（如将前者视为中国式的刑法特色类型论，后者则明显是全球式的综合分析论）。

3．注重“同类异形”现象（指在全球化动态时空背景条件下同一犯罪类型其演化形态各异）综合分析、多学科交叉研究，特别注意社会学、心理学、生物学、生理学、生态学等学科的多向互渗思维。

全球化发端于15世纪，以西欧工业革命蔚然成风作为标志，使东西方文明系统打破了按其固有地缘关系逻辑、彼此隔离的运行轨道各自互不干涉、平行发展、独立远行的历史进程，将往昔处于孤立、自在的民族生存状态的不同国家、地区纳入到一个整体化的相互联系的现代网络，使全球世界景观发生了空前的变化。全球化在把不同国家的市场主体卷入一个无疆界状态，加速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同时，也给人类现代文明的丰富与发展带来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人类的“生态”与未来犯罪的演化形态与趋势不可避免地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出现形形色色的新危机，但人类历史前进的脚步绝不会就此停顿，他最终必将在战胜自我的同时跨越生态危机的峡谷并击溃犯罪恶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