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康德

最近手头获得康德的新译本两种——《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和《三大批判精粹》（杨祖陶、邓晓芒编译），读后内心不禁油然萌生一缕欣喜之情，感到或许我国读者已重新开始在研读康德和再认识康德了。

近代科学与近代思想肇始于西方。中国的科学与思想的近代化则始自19世纪后半叶的李善兰，是他最早介绍了近代科学的古典体系；继而在世纪末严复介绍了世纪中叶的《天演论》。但是最早介绍康德的，则要待到20世纪初的梁启超和王国维。一部人类史的开阖大关键不外是人类怎样由传统社会转入近代化的历程，其间最为关键性的契机厥惟近代科学与近代思想的登场。至于近代工业则无非是近代科学的应用，近代社会也无非是近代思想的体制化。近代科学与近代思想之出现于历史舞台，不应该视为只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它乃是一项整体系统工程的产物。中世纪的思维方式产生不了近代科学。这是一场思想文化上脱胎换骨的新生，培根、笛卡儿、帕斯卡、伽利略等一长串的名字都为此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近代思想文化的主潮或许可以归结为这样的一点，即人的觉醒。而康德的哲学可以说当之无愧地代表着这一思潮的最为典范的高度总结。是故文德尔班的《近代哲学史》就把全部的近代哲学归纳为三部分，即前康德哲学、康德哲学和后康德哲学。一部近代哲学史就是以康德思想为轴心而开展的历史。昔人称美孔子曾有云：孔子、孔子，大哉孔子，孔子以前，无有孔子，孔子之后，更无孔子，孔子、孔子，大哉孔子。假如说哲学就是对知识的知识，或科学的科学，则康德无愧为近代哲学的集大成者。近代哲学，无论同意康德与否，总需要通过康德这一关。不然就难免陷于把智性（Verstand, understanding）和理性（Vernunft, reason）混为一谈之类的误区。就最根本的方面而言，文德尔班的这种划分不无道理。

19世纪自然科学取得了令人瞠目的空前成就，但由此也引发了一种强大的思想倾向，即它轻易地导致人们把科学实证崇之于至高无上、统御一切的地位，从而似乎理所当然地把实证科学作为一切知识和价值的惟一归依和准则，导向了一种惟科学主义的思路。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中提到：“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似也应该列入这一思潮的大气候的行列之中。

与19世纪实证科学的主流思潮并肩而行的，在哲学上也还有新康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两大流派。19世纪后期，英国的新唯心主义（即新黑格尔主义）几乎成为当时英国哲学的主潮；而同时在德国，新康德主义的各个流派则蔚然成为当时德国哲学的主流。平心而论，新康德主义的贡献有其绵密而深刻的一面，是不宜一笔抹杀的，尤其是它对于自然科学（至少是19世纪意义上的）与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两者所做的区分。政治和学术双方的关系，本来是既有相互关联的一面，同时复有其相互独立的一面。任何学术理论都不可能脱离其政治社会的大气候而必然要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但同时任何学术理论又都有其自身的独立价值，即所谓独立于政治性之外的科学性。故而评价一种学术理论允宜照顾到它的两重性。第二国际打出了“返于康德”的口号，这就不免影响到康德哲学在第三国际的遭遇。

康德哲学是以“批判哲学”一词而擅名的。一提到“批判哲学”，一般地首先而且主要地都是指他的三大批判。三大批判都已有了中译本，而且不止一个。最近又读到了杨、邓两先生的《三大批判精粹》这一选译本，于原有各译本之外，重新选译了三大批判的若干篇章，以期中译文的一贯。我以为凡是经典著作都不妨有、而且应该有多种译本，这样不但可以百花争妍，各擅胜场，而且有助于读者得到多角度的领会。《老子》一书仅英译本迄今即已有不下数十种之多。歌德的《浮士德》我手头即有波·泰勒、拉瑟姆和考夫曼的三种英译本。泰勒的译文步用原韵，读来清新可喜；拉瑟姆的译本厚重有力，似更能传达原文的雄浑气势；而考夫曼的译文出自哲人手笔，更能传达哲理的深度。杨、邓两先生的工作不失为对我国的康德哲学研究和阅读作出了新的贡献，至足称道。我于拜读之后，也不禁有点小小的意见，仅供刍荛。

三大批判都是出之于体大思精的理论体系建构，而两百多年前的文风对于今天的读者又是那么佶屈聱牙、晦涩难读。不久前友人钱广华兄还向我提及，当年做学生时根本就读不懂，却又因为是哲学专业而不得不读。哲学专业尚且如此，则一般读者更可想而知。一座以严密的思辨建构起来的理论大厦，现在要只抽出其中的若干片断，难免使人有拆散七宝楼台之感，而且极有可能使读者在浅尝辄止之余难于对它的整个体系获得一个较为完整的概念。与其如此，似不如哪怕是只读一部书，但是要读一部完整的，以便至少仅就某一批判而言可以领略一个较为完整的观念。读一部完整的书，至少就理解某一家哲学而言，似乎要比读上三部、但每部只读其三分之一，要更能体会其思想的精神和实质。完整地读一遍三大批判，要比读一遍选读多付出两倍的精力，可是比起读三遍选读所付出的同样精力来，其间收获的悬殊就不可以道里计了。两位作者既已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完成了一部《精粹》选本，曷不再接再厉，提供给读者三部完整的批判？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要求。如果读者只是想略窥门径，自不妨仅仅阅读选本乃至语录。但如果想进一步知道康德体大思精的理论是怎样建构的，则可以读某一部乃至三部批判的全书。然而即使是三大批判全书也仅只是他理论体系的建构。至于他那全部人学思想的丰富内涵，则似乎尚有必要介绍他的前批判时期以至后批判时期的若干重要著作。这里“后批判时期”是我杜撰的名词，系指他纯理批判以后的晚年著作，亦即卡西尔所称之为的第四批判或《历史理性批判》。康德晚年的思想重点已明显地转移到了社会历史方面上来，而正是这一方面最足以反映启蒙运动时代精神的觉醒的高度。自文艺复兴以来的时代精神，其核心端在于人的觉醒，它在康德的思想里可以说达到了最高度的自觉。卡西尔是科学院《康德全集》的主编，是新康德学派中可以称之为“最为大师”的代表人物。本书于参考书目中却并未列入他和他的《康德的生平与思想》一书的名字（以及还有狄尔泰），似不免令人有遗珠之憾。

19世纪以来，西方哲学大抵即沿着康德和黑格尔两条路线在开展，形成新康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两大思潮，甚至在中国也有它的反响。记得十多年前美国加州大学M. Furth教授来京，在北大讲希腊哲学，我请他吃饭。席上周礼全兄就说道：“哲学家不是康德派，就是黑格尔派，中国哲学家也有这两派。”说时，他指着在座的贺麟老师说，这位就是中国的黑格尔派；又指着在座的李泽厚兄说，这位就是中国的康德派。赖欣巴赫（Hans Reichenbach）在他的《科学哲学的兴起》一书中比较过康德和黑格尔两人。他认为系统哲学到康德便告终了，自此之后的系统哲学，都不外是伪科学。康德哲学不失为对哲学做出一番严肃的科学探讨，而黑格尔的哲学却只不过是一派武断的形而上学。他的这一论断究竟能成立否，读者自可以见仁见智。不过康德、黑格尔两家的历史命运却是有幸、有不幸。第二国际的“返于康德”，意在以康德哲学深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维，但他们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却难免殃及池鱼，使康德随之也蒙受无妄之灾。前不久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研究苏联的专家陈启能兄曾语我，当今俄国学者有这样一种说法，即苏联的哲学思维一味沿着黑格尔的路线走下去，全然忽视了康德的批判哲学，以致在思想理论上走入迷途，越走越远。这一契机被认为是苏联陷入理论误区的哲学根源。或许应该说，学术与政治从来就具有一种微妙的两重性，两者总是互相制约和互相影响。然而同时在另一方面，一种思想理论一旦形成之后就脱离了它的作者而获得了它独立的生命。它是以其自身的价值而存在的，与它由之而诞生的母体无关。拉瓦锡被公认是近代化学之父，他在法国大革命中由于自己的贵族身份而被送上了断头台，但这并不影响他依然是“近代化学之父”。我们评价一个政治人物是根据他的政治身份，我们评价一种学术思想，则是根据它自身的理论价值和贡献。这里是两种性质不同的价值评估。

就康德的思想而论，情况就显得更为特殊一些。过去读康德的，大抵都是从他的纯理批判入门，从纯哲学论证的角度去理解他的理论。这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但同时如果能把他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我们似更宜把他看成是整个近代启蒙思潮最卓越的代表，这就不单是从逻辑分析的角度，而更是从整个思想史的大潮流来理解这位哲人了。或者说也不妨像文德尔班那样，就前康德、康德、后康德三个阶段来观察和评估整个一部近代思潮史。然而如果仅读他的三大批判，就容易陷入纯概念的分析，而不大容易得出一幅近代思潮血色鲜妍的史诗般的画卷来了。整个一部近代史就其思想内容的实质而言，无非是人的自觉史，也就是为梅茵（H. Maine）所艳称的“由身份到契约”的转化。人是理性的动物，其所以异于禽兽而为人的“几希”，全在于理性的觉醒。所谓启蒙运动，无非就是一幕人的理性的自觉过程。这正是康德《什么是启蒙》那篇名文所界定的：“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其自身的不成熟状态。”什么是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被别人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所以“要敢于认识”，“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康德自谓他一生受到两个人思想上的强大影响：在科学上是牛顿，在人文上是卢梭。纯理批判所依据的对象是牛顿的经典体系，而人文批判的依据则是卢梭的自然权利。这两方面的结合就成为启蒙运动最高的理论综合，即康德哲学。经过了两百年历史的曲折，我们似乎不能不怀着一种复杂的矛盾心情来看待当年的启蒙运动。一方面我们会觉得他们过于天真，竟至于无限信仰和无限崇拜所谓的人类理智，人类理智是一往无前所向披靡的，只要忠于它，它就会把人类带入地上的天堂。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会艳羡他们对理想的执著，使他们的生活充满了一种圣洁的光辉和幸福。卡尔·贝克尔说得好，假如当年罗兰夫人知道她的理想落实到现实层面上，便只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她就不会有勇气走上断头台了。

康德晚年的思想，显然把重点转移到了人文方面来，他晚年的一系列重要论文均可为证。它们与第三批判一脉相通的目的论，尤其蔚为其间的一条中轴线。因此之故，卡西尔才径直命名为第四批判，尽管他没有来得及完成一部有如三大批判一样的一部第四批判。过去的习惯每每把康德的理论判然划分为前批判期与批判期，竟仿佛一个人的思想可以被断然割裂为迥不相同的两截。竟仿佛前一截全是形而上学的大梦，而对三大批判以后的一系列重大的人文关怀，又全然不予理会。为了更准确而全面地理解康德，我以为允宜出版一套康德选集，其中除了三大批判而外，似尚应包括前批判时期以及批判和后批判时期的如下作品：《自然通史和天体理论》、《一个通灵者的梦》、《论感性界与智性界的形式与原则》、《论优美感和崇高感》、《未来形而上学导言》、《道德形而上学探本》、《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什么是纯粹理性范围以内的宗教》、《一个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人类历史起源臆测》、《什么是启蒙》、《永久和平论》、《系科之争》。这样，读者就不只限于读他的选录乃至某一部书，而是可以领略他思想全貌的大旨。

前面已提到，译文可以而且应该不限于一种。文集也可以而且应该不限于一种。即如唐诗宋词，就不知已有了多少种选本，它们尽可以有不同的思路。就我所知，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的王玖兴兄多年来就一直在进行编译一套六卷本的康德文集的工作。而《纯粹理性批判》一书采用的就是他自己的译文。王玖兴兄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致力于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这部即将问世的《康德文集》是他毕生精力的荟萃。李泽厚兄《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问世已有二十余年，它标志着我国学术界也有了我们自己的康德研究和更广义上的哲学研究，不仅只是习于拾人牙慧而已。不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就无由前进。要前进，要超越前人，首先就要学习前人、认识前人。

最后，附带说一件小事作为尾声。近年来三大批判均已有不止一个译本了，这当然是件可喜的事。一部经典著作应该容许有多种不同的表达方式。例如第二批判结论中的那段脍炙人口的名言：“我头上的星辰满布的天空和我胸臆中的道德的规律”，这句名言被《精粹》一书精简掉了，而一般有关的书中却是常常要引用的。这句话的原文是：有两件事充满了我们的心灵，“mit immer neuer und zunehmender Bewunderung und Ehrfurcht”，这句话Abbott的英译本作“with ever new and increasing admiration and awe. ”（London, Longman Green Co.1909,6th ed. , p.260）文中的immer neuer，早年关文运先生的中译本作“天天在翻新”。“翻新”一词在中文中似往往带有贬义，如旧货翻新、花样翻新之类。北大哲学系韩水法先生1999年的中译本中此词作“新鲜不断增长的”。此书承韩先生赠我一部，我于拜读和钦佩之余，还曾向他提过一个小小的建议。我以为immer neuer的中译文不如径用中国古语的“日日新，又日新”译作“日新又新”，似较妥帖。这不过是我个人的一孔之见，不知韩先生以为何如。我只是想借此说明，何以一部好书可以而且应该有不止一种译本，正如一部好书、一种重要的理论可以而且应该有不止一种的解读、不止一种选本。

（原载《读书》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