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西塞罗

西塞罗（Marcus Tulius Cicero，公元前106—前43年）是罗马著名的雄辩家（演说家）、政治家和哲学家。出身于骑士家庭，年轻时学习过修辞学、法学、哲学等。在哲学方面，先后师从斯多亚派和柏拉图学园派哲学家。诉讼的屡次成功给他带来巨大声誉，他成为站在罗马雄辩实践和雄辩理论顶峰上的人物。

一 修辞学理论中的美学思想

作为罗马第一雄辩家，西塞罗的美学思想首先体现在修辞学理论中。为了深入理解西塞罗的修辞学理论，有必要简略回顾一下希腊罗马修辞学发展的总背景。修辞学是关于公开演讲的艺术，亦可译为“雄辩术”或“演说术”。它是语言艺术的科学。在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像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那样重视修辞学。修辞学起始于公元前5世纪的大希腊时期。它的奠基者是智者派哲学家，他们高度评价词语的力量及其说服力。柏拉图虽然反对智者派，但是他并没有怀疑修辞学的艺术价值，而是想说明修辞学对知识和伦理学构成了威胁。亚里士多德和散步学派则把修辞学和逻辑学、辩证法结合起来。希腊罗马的著作，无论哲学著作还是历史著作，甚至医学著作都包含着修辞学的某些特征。修辞学是希腊罗马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希腊罗马人甚至认为修辞学比纯粹的声乐和纯粹的器乐更富于音乐性，难怪有人把修辞学称为“希腊罗马真正的音乐”。

西塞罗在希腊传统的基础上，依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形成了一套修辞学理论。在他的修辞学理论中，“合式”是一个重要的概念。这个概念存在于希腊美学中，它的希腊语是prepon，西塞罗用拉丁语decorum来表示，它在罗马美学中得到特别的强调。所谓合式，指的是秩序、适度、始终如一、和谐的结构和适宜的组合，合式就是美。这和艺术模仿自然的看法有关，因为大自然中一切都那样合式，模仿它的艺术也只有做到合式才能够美。西塞罗在《论雄辩家》中写道：“我们看到，为了平安和安全整个世界由于大自然而这样安排：天是圆的，地处在中间，凭自身力量平衡地支撑着。太阳围着它转，逐渐重新上升；月亮或盈或亏，接收阳光；五颗星体以不同的速度、沿不同的方向在同一空间中运动。一切是如此匀称，以致极小的变化都会造成紊乱；这种秩序有这样的美，甚至无法想像还有比它更美的形式。”他在《论职责》中有一段话说得更醒豁：“躯体美以四肢适宜的组合吸收我们的视力，并用各个部分彼此优雅的协调使我们的视力感到愉悦。与此类似，一切言谈举止中的合式以秩序、适度和始终如一而引起称赞。”后来，合式成为贺拉斯美学中最重要的概念，它像一根红线贯穿于他的《诗艺》的始终。西塞罗把物质可感的、天体在其中作永恒的往复运动的宇宙看作为最高的美，以及他要求艺术具有合式的品质，符合希腊美学关于宇宙美和把艺术看作为有机整体的看法。

修辞学旨在增强雄辩和文章的说服力、感染力，使它们在更广的范围内传播。这涉及到艺术的功能问题。西塞罗指出，艺术的功能在于模仿真实，虽然真实都优于模仿，但是它不足以有效地表达自己，所以需要艺术的帮助。同时，西塞罗也重视艺术对人的愉悦作用：“如果我们扪心自问，使用各种诗格的目的何在呢？那么，我们回答说：为了愉悦听众。”艺术的这两种功能是由艺术的理性内容和感性形式产生的。“既然对事物和词语的判断在于渊博的知识，而声音和节奏的裁判是耳朵，既然前者属于智慧，后者属于愉悦，那么，在前种情况下理性出现在艺术中，在后种情况下感觉出现在艺术中。”艺术既需要有教益的理性内容，又需要愉悦知觉者的感性形式，两者不可偏废。艺术的说服教育功能和娱乐功能相结合，艺术的理性内容和感性形式相结合，这仍然是沿袭希腊罗马美学的传统。

西塞罗的修辞学理论还涉及到艺术家的天才和技艺、灵感和训练的问题。他高度评价天才和灵感，认为“没有一个伟大的人没有神的灵感”。不过，西塞罗一点也不菲薄技艺和训练，对于它们的重要性他同样说得十分肯定和坚决。在艺术创作中坚持天才和技艺相结合，是希腊罗马美学一贯的思想。在艺术模仿现实、艺术作品的合式、艺术功能、艺术创作中天才和技艺的关系等问题上西塞罗基本上采用了前人的观点，同时他也有创新的地方。

西塞罗的创新首先表现为，他对美这个概念作了更精细的区分。他把美分为威严和秀美，前者是刚强的美，后者是温柔的美，从而赋予它们以明显的伦理色彩。他写道：“因为有两种美，一种是秀美，另一种是威严，我们应该认为秀美是女性美的属性，威严是男性美的属性。”对美的这种区分，不仅适用于男性和女性，而且适用于自然和社会中不同形态的美，以及艺术中不同风格的美。这避免了过去比较空泛的美的概念，有助于更准确、更深入地把握审美对象，对以后的美学研究和审美欣赏产生了重要影响。

作为修辞学家，西塞罗对词义的辨析具有天生的敏感，他仔细地分辨了作为美的同义词使用的一些词语在含义、色调上的差异。在他的著作中，“美”用pulchritudo表示，“秀美”用venustus或venustas表示，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西塞罗在使用美这个术语时，指体现在和谐完善中的美，例如人体的和谐美。它也可以表示体现在完善的艺术作品中的美，或者宇宙美，以及精美雕塑的美。它还表示视力可见的、某个对象中的美。至于“秀美”，那么，它指能够使视力愉悦、给感觉带来快感、产生一种优雅的美。美确认完善、稳定，而秀美是对不那么完善的美的一种冲动性的、暂时性的反应。由此，秀美更多地适用于女性美，而不是男性美。尽管男性也可以是优雅的。秀美也指那样一种精致的艺术作品，它在瞬间令人醉迷，而很快就不再提供智慧。

主张雄辩和艺术风格的多样化，是西塞罗美学理论的又一特点。对艺术中合式的强调并不导致艺术风格的刻板化和单一化。相反，西塞罗屡次谈到艺术的创新和风格的多样化。他说：“雕塑艺术只有一种，米隆、波里克利托和卢西帕斯都是这门艺术的杰出代表，但是，你不会愿意看到他们中的任何人失去自己的风格。”在绘画中，“艺术和规则是一致的”，不过，画家宙克西斯、阿格劳芬、阿帕莱斯“彼此都不相同”。在“言语和语言”中这种多样化更是惊人，西塞罗列举了很多希腊罗马作家，或“华丽”，或“简洁”，或“机敏”，或“深沉”，或“温婉”，或“平稳”。他称赞雄辩风格的多样性，指出：“我们看到，有多少个雄辩家，就有多少种雄辩。”

西塞罗还阐述了美感的个人直觉性，并且高度评价作为主要的审美感官的视觉和听觉。人在欣赏美的过程中，无需借助理性思考和概念分析，在瞬间就能直接作出对象是否美的判断，在不知不觉中产生美的享受。西塞罗用“直接感觉”、“自然感觉”和“无意识的感觉”等术语来说明美感的直觉性和直接性。诗的匀称的结构虽然是“由艺术理论发现的”，然而是“由听觉本身无意识的感觉规定的”。

二 折衷主义美学

除了作为雄辩家形成了修辞学理论外，西塞罗另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他在哲学倾向和思维方式上的折衷主义，这也表现在他的美学理论中。在哲学上，西塞罗的目的不在于建立一个独立的哲学体系，而在于以拉丁语阐述希腊哲学，给希腊哲学以一种罗马解释。

西塞罗的折衷之中也有独创，这特别表现在他关于艺术创作描绘内在形象的观点上。希腊美学主张艺术模仿现实。根据这种理论，艺术家在创作中以现实存在的人和物为对象，当然也允许虚构，只是虚构要逼真。雕塑家菲底阿斯的雕像无与伦比，他是按照现实原型创作的，然而，西塞罗认为无论菲底阿斯的雕像多么美，无论他创作所依据的现实原型多么美，我们仍然能够设想出更美的形象，这就是存在于艺术家心中的内在形象。画家和雕塑家在创作时，其实并不专注于他所依据的现实原型，而是常常凝视自己心中的内在形象，内在形象指挥着他们的双手去创作。西塞罗的原话是这样的：“我坚决认为，无论在任何别的种类中，都没有一种东西会如此美，以致会超过最高美。任何一种别的美都是最高美的类似物，就像面模是面孔的类似物一样。最高美不可能由视觉、听觉或者其他感官来把握，我们只可以通过思维和理智理解它。例如，我们虽然没有见到比菲底阿斯的作品更完美的雕像，然而我们仍然能够设想出更美的雕像来，以及比我们提到的那些绘画更美的绘画来。画家本人也是这样做的，他在创作朱庇特或者米涅瓦时，不去旁顾他可能描绘其面貌的那些人，但是在他的理智中有一个最高的美的形象，他凝神观照它，驱动自己的双手按照它去创作。”

西塞罗在西方美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内在形象的问题，并用对它的模仿代替对现实的模仿。内在形象不是感性存在，它是人心中的理想，艺术家在创作时观照它，并把它体现在艺术作品中。西塞罗的内在形象说明显受到柏拉图的理式说的影响。他随即解释道，柏拉图把内在形象称作为理式，理式是永恒的。但是内在形象毕竟不同于理式。理式是一种客观的、形而上学的存在，而内在形象存在于主体的意识中，这时候主体成为理想的载体。内在形象具有内在内容，主体不断地与它相比照。这种内在性的根源来自于斯多亚派。因为希腊美学侧重于对世界和美的客观理解，而斯多亚派美学侧重于人的主观感觉和体验，从主观体验描绘客观现实，西塞罗折衷了柏拉图学说和斯多亚派学说，形成了内在形象的观点。这种观点的价值在于，它强调了艺术家在创作中的能动作用，避免了艺术家在模仿说中的被动地位。

西塞罗的折衷主义也表现在对美和效用、功利的关系的看法上。柏拉图不承认效用、功利就是美，当他把美看作为审美范畴时，效用比美要低得多。在某些场合下，西塞罗的观点和柏拉图相类似。他以神殿的建筑为例，来说明美和效用的关系：“卡庇托林神殿和其他建筑物的这种山墙不是为了美、而是为了需要而建造的。”神殿山墙之所以具有特殊的形状，乃是为了发挥功利效用：使雨水从屋顶两翼快速流淌。这样看来，效用和美不是一回事，它们甚至是对立的。这里可以看到柏拉图的影响：力图从美中剔除功利因素和物质因素。

然而，另一方面，美和效用在西塞罗又是同一的。“石柱支撑着神殿和门廊。不过它们的效用并不多于威严。”在西塞罗的概念中，威严和秀美是美的两种不同形态。支撑重物是石柱的效用，然而它们在发挥效用的同时也显得美。同样，在卡庇托林神殿山墙的效用后面也蛰伏着美。可以设想在天上建造卡庇托林神殿，如果因为那里不下雨而把山墙取消，那么，神殿也就没有任何美。美和效用的同一性还表现在语言和人的躯体上。西塞罗写道：“但是在大多数事物中，大自然本身不可思议地安排了这一切，与此类似，在语言中具有最大效用的东西恰恰具有最大的威严，或者甚至常常具有最大的美。”“现在注意一下人或者其他动物的形状和姿态吧，你们会发现躯体的每一部分都是完全必要的，而整个形状是艺术地、而非偶然地制造出来的。”

在西塞罗以后，雄辩艺术发生了重要变化。罗马帝国时代学校雄辩教育发达。当时占统治地位的雄辩教学法由另一位著名雄辩家昆体良在他的《论雄辩家的教育》一书中加以阐述。昆体良赞同西塞罗的理论，但是已经不可能像西塞罗那样把雄辩活动和政治活动结合在一起。仅仅注重掌握语言技巧的学校把修辞学变成了一门纯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