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采掘、捕猎和养殖民俗

一、采掘民俗

采掘，以大自然对人类的丰厚惠赠为前提，曾是人类社会早期普遍使用的主要生产方式，可是，自从采食文化孕育出产食文化以后，采食文化逐渐降为次要的地位。尽管如此，在工业化以前，采掘一直是社会生产中重要的辅助方式，采掘民俗仍在社会中代代相传。采掘的对象大致涉及食物、药材、燃料、建材、矿物等，难以一一尽述，兹从采食、采药、采伐林木等方面选择颇有特色且颇有代表性的习俗作些介绍。

采食是对传统农业的补充。在年景好的时候，人们（主要是妇女儿童）热心于采食风味食品和营养丰富的食品，但是，在青黄不接的时候，特别是在灾荒之年，草根、树皮、榆钱乃至一些特殊的泥土都会成为我们的祖先采食的对象。中国人采薇、采蕨的文献记录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近世普遍采挖的有荠菜（地米菜）、马子苋、野辣椒、野韭菜、婆婆丁、蕨菜、山里红、五月籽、山葡萄、蘑菇、地眼皮（地皮菜）、葛根等。

乡村中人采集野生植物的花、茎、叶、果、根和菌类。春季，植物新芽吐放，采回鲜嫩的柳叶、杨叶，泡去苦味，煮渍加调味可为小菜；榆钱嫩黄，采回摘洗干净，加面粉，俗称“傀儡”。槐花、苜蓿花采回后也可以如法炮制。春天一到，农民和小城镇的居民都要带着铁铲和菜篮子到田野中挖野菜。回家后摘洗干净，或做蒸饺馅，或是当菜肴调味。像甜苣菜、苦苣菜、灰灰菜等，用开水焯过，泡去苦味，加葱花蒜泥调成小菜，淡苦浓辣，别具风味。在连阴雨期间，人们身穿蓑衣，一手提篮，一手持拨草打蛇的棍子，在树林草丛搜寻野生蘑菇，俗称“捡菌子”或“采蘑菇”。还有一种黑色的像紫菜一样的菌类，俗称“地眼皮”、“地皮菜”或“地骨龙”，乘雨拣回，洗净后盐醋拌食，或蒸或炒或打汤，或晾干制馅，味道和口感绝佳。

过去在粮食不够吃时，近河的老乡们到河滩去挖蒲草根，洗净晒干，磨成粉后，与粮食掺和一起食用。此外像野韭菜、野芹菜、南瓜花、豌豆叶，都是独有风味的采集食品。至于山区，野菜之外更多野果，如五月子、酸枣、山桃、山杏、山葡萄。千百年来，无数儿童就是吃着这样的“零食”长大的。

挖掘葛根制粉是丘陵地带和山区极其重要的采食习俗。用以制粉的葛又被称为甘葛、鸡齐、黄斤，叶、藤、花、籽、根均可入药，蔓可以用作绳索或编织用具，粗根有很高的出粉率。如果能够刨到一个六七十斤的老根，就可贴补一家人一个冬天的生活费用。葛根制粉的过程是这样的：剥去葛根的表皮，洗净后捶成糊状，用纱布滤渣，再将去渣后的粉浆沉淀出的水倒掉，换上净水，反复三四次，称为出水，出水成功后就得到葛粉。每出一次水，就用木棍始终以同一方向匀速搅动粉浆，这样才能保证沉淀在缸底的粉上中下三层分明，上层是白而细的好粉，中间是黄而粗的黄粉，底层是杂质更多的黑粉。

中药是中国人的生命支柱之一，是中国文化区别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它所包含的中国特色不仅体现在用药上，也表现在采药过程之中。我们试以采挖人参为例。人参对于中国人乃至东亚人来说有着神秘的效用，因此有很高的价值。中国人的饮食（广义的，包括服药）讲究两对范畴，热（温）与冷（凉或寒），虚与补。人参普遍被认为是大补之物，对于调节这两对范畴的平衡具有妙不可言的奇效。采参这一主题特别能激发人们的想象，有说不尽的故事。采参可能让人搭进性命，也可以使人一夜暴富。采参有很大的偶然性，在深山野林里寻找，近似于大海觅针，运气（机遇）很重要。存在一条规律：不确定因素越多，民俗越丰富。相比之下，采参比挖野菜的民俗丰富多了，而其中以长白山地区的采挖山参最为有名。

长白山地区的采参，俗称“放山”或“挖宝”，在不同的生长季节采参又有不同的说法，据《吉林旧闻录》载，放山分三期，四五月称为“放芽草”，此时百草甫生，参芽颇为出众，便于寻认；六七月称为“放黑草”，此时草丛浓绿，最难辨认；八九月称为“放红头”（近世采参人又称为“红榔头市”），因为参苗顶心结籽，红红的颇为醒目，加上有一种喜吃参籽的棒槌鸟引路，易于采参。参籽落后采参则称为“放刷帚头”。人参的成长阶段和形状是这样的，一年出土，长二三个小叶，叫三花；长成巴掌形的复叶，叫巴掌子；长成两个复叶，叫二甲子；三个复叶的叫灯台子；四至六个复叶的分别叫四品叶、五品叶、六品叶。山参生长得慢，从二甲子到灯台子要几年，再到四品叶又得十几年，长成五品叶甚至得几十年、上百年，六品叶很少见。这些说法包含了参俗的一部分知识性内容。在清王朝对长白山的封禁未解除以前，许多人（尤其是山东人）铤而走险闯关东，采参已颇具规模。杨宾《柳边记略》载，“凡走山者，山东西人居多，大率皆偷采者也。每岁三四月内趋之若鹜，至九十月间，乃尽归。其死于饥寒不得归者，盖不知凡几矣。而走山者日益多，岁不下万余人”。近世更是盛况空前，直至资源枯竭。

从组织形式上看，放山大致可以分为撮单棍和拉帮放山两种。本地有一定经验的人多单人单棍放山，谓之“撮单棍”。从关内的山东、河北、山西、河南来的人多合伙放山，谓之“拉帮放山”。《柳边记略》中有如下的记述：“凡走山刨参者，率五人为伍，而推一人为长，号曰‘山头’，陆行乘马，水行驾威弧（独木舟）。”近世的放山帮一般三五人、五七人，其组织系统包括领棍、边棍、腰棍、雏棍。领棍也叫把头或头棍，是一帮之主，都熟悉参性，经验丰富，处事公平。边棍是领棍的副手，即二把头。腰棍是普通成员，不过，新手被称为“雏棍”，也叫“端锅的”，其职事大多是做饭看窝棚。

采参的装备，除食品和炊具以外，配备特定的穿戴和工具。放山人均短褂长裤，扎绑腿和腰带，多穿猪皮乌拉。常备的工具有“索拨棍”、参兜子、镐头、刀子、斧子、鹿骨针、红绳等。索拨棍是找参时用的，长约1.7米，多用铁梨木或黄菠萝木制作，有的还把棍子一头削尖，两头缠上细铜丝。参兜子是领棍用来装各种工具的，用狍皮或鹿皮做成。红绳是用以系住参苗，不让土里的人参跑掉的。

放山的人信仰山神和老把头。入山拜山神，这是普遍的信仰。相传老把头是早年从山东来长白山采参的孙良，他的干兄弟在山里失散，他直找到饿死，后成为放山人崇拜的保护神。传说老把头常出来显圣，化为白胡子老头搭救迷山的人，指点他们获得宝参。采参人进入作业区后，首先选择水源充足、环境优越的地点搭窝棚，并且用石头搭一个山神庙（老爷庙），供奉山神、老把头。入山前由领棍率众祭祀，有这样一段祷告词：“山神爷老把头在上，我们几个放山的给您磕头了。我们几个没有干过伤天害理的事，都是正经八百的庄稼人，不黑心，不贪财，进山后保证吃得了辛苦，守得住山规。今天求山神爷老把头开恩，指条顺当道，让我们早日开眼（开张）。等拿到大货，杀全猪给您老上供。俺当把头的起誓，几个人去，几个人回，缺一个俺也不下山。”如果运气好，发现了“片”（五品叶的）或“堆”（六品叶的），要用树皮搭一个小庙，立山神爷牌位，有香烧香，无香以草代之，由把头再祈祷许愿。放山的人有一些关于梦的俗信，梦见死人、出殡、白胡子老头、穿红衣绿裤的大姑娘和老太、窝棚起火，认为大吉。他们相信老把头会托梦给好人，会按梦指引的方向去压山。他们之中流传着好几个因梦而找到大货的故事。

拉帮放山是一种组织严密、配合默契的活动。开山找参依俗横排成一字形从低到高，从近到远搜索前进，用棍压草寻参，谓之“压趟子”或“压山”。每个人之间拉开一棍之长，棍棍相接。领棍打头，边棍把边。腰棍和雏棍间插于其中。由于人参酷似人形，又奇异难觅，使采参充满传奇色彩，所以采参的过程有颇多讲究。放山时不许多说一句话，不许有多余的动作，务求吉利。发现人参，谓之“开眼”，立即大声呼叫：“棒槌！”这一步骤称为“喊山”。据说棒槌（即人参）就此被定住，不再逃跑。如果把某一种草误当棒槌喊了，谓之“喊炸山了”，被认为很不吉利。把头接着问：“什么货？”答曰：“得了×品叶的大货。”大家都说：“快当！快当！”这一步骤称为“接山”。人们已经看见了参苗，还担心挖不到人参，于是采取一些意在保护的仪式。清王士祯《池北偶谈》卷二十四“采人参”条说：“辽东采参时，见参苗不语，急以纬帘（凉帽）覆其上，然后集人发掘，则得参甚多，否则苗倏不见，发之无所得。”近世的仪式是，用两根鹿骨针在距参苗一尺远的地方插上，并即刻给参苗系上红绳。据说此举可以防止人参转胎。挖参称为“抬棒槌”，由领棍跪在地上开地盘，细心挖掘，其余人为其帮忙，喊山的人则可以抽烟休息。抬出的人参要用青苔敷裹，外边用红松皮或桦树皮包好，以防水分走掉，谓之“打参包子”。回到驻地，先在山神庙感恩，必须把参包子供上，领棍带大伙拜祭山神和老把头。压山、喊山、接山、抬棒槌、打参包子、谢恩，构成了采参的一次过程。

采参还有一些习俗。如果第一天开眼了，要砍“照头”：由把头选一棵红松树，朝拿到人参的方向，从树干上砍下一块长方形树皮，然后在被砍处用刀刻杠，左边刻的杠代表放山的人数，右边刻的杠代表拿到的是几品叶的参。最后给照头“洗脸”，也就是用火烧烤照头的边沿，使四周不再流出松油遮盖照头。如果进山三四天也不开眼，他们就会表演模拟巫术式的“喊空山”：把头喊“棒槌！”有人问“啥货啊？”把头则回答“抬出来了。”

采参有一些维持职业道德的山规。有人愿意入伙，把头不得拒绝。看见小参苗如“三花”、“巴掌子”，不能采挖。有的在附近树上做上记号，使后来的人能够发现。挖到五品叶以上的大货时，要把参籽的一半撒在山上，不能让人参绝种。挖参时被另一伙人看见，要各分一半。如果有人“起黑票”，即偷走人参，被抓回来后，惩处极严。

采伐林木的民俗包括不许砍伐的禁规和砍伐须遵循的惯例两个方面。采伐林木的规则在《月令》中已有系统的记载，见于全篇的内容集中起来则是：孟春之月，禁止伐木；孟夏之月，无伐大树；季夏之月，树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巡视树林），毋有斩伐；季秋之月，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仲冬之月，日短至，则伐木取竹箭。其原则概括起来就是顺应季节，勿违于时。近世通行的有关民俗除了遵循这一原则之外，还体现着两个原则，一是不要侵占所有者的利益，一是不要触犯山神和树神。

护林的有效办法是封山。封山的通告大致有四种形式，即系草标、鸣锣、文告、聚会。有的地方用系稻草的方式标明封山的范围，人们平日见到草标，就不再越界砍伐。有的地方在树木返青之前，派人走村串户鸣锣昭告，什么时候开始封山，包括哪些地界。有些地方在路口和山口立木牌或石碑，载明封山的时限和范围，以及对违禁者的处罚方式。这里试以福建南平市洋后乡后坪村存留的立于咸丰六年（1856年）的《合乡公禁》碑为例：

一禁：猫（毛）竹不许砍伐准（作）薪以及破、售香条乘便盗用。一切如系缺山人等造作家器，往向主家问明，毋得私自纵伐，永远立禁。一禁：春笋定于递年二月初五起至立夏止，概不许盗挖，所留笋种毋得斫尾，永远立禁。一禁：本境荫木暨水尾松、杂树，概不许盗砍、私批。斫伐松光以及砍荫耕种，永远立禁。以上合同议规，原为善后美举，违者定罚演戏不绚（徇）。各宣（宜）恪遵，毋违公禁。

通告封山的聚会主要采取演戏和会餐两种形式。浙江有些山区每年分摊钱粮组织演禁山戏或吃禁山饭，届时宣布禁约。浙江开化人称为吃封山饭，活动内容是划定封山范围，并杀猪办酒，召集村民会餐。此后若有人违犯规约，就处以封山饭一样多的罚金。不过，有些地方的通告是上述四种形式的混合。

维持封山护林制度的人和组织因时因地而异，较为常见的是全体村民、家族、专门雇佣的护林员、专门组织的“会”。浙江山区有成立护林会或禁山会之俗，或一村独设，或几村联办，推举办事公道的人组成。一旦有人触犯规约，就由它们来执行处罚。处罚的形式可以说千奇百怪，概括起来分为下列五类。其一，实物处罚。浙江衢州私人山林都在树上号名字，偷树被抓，罚分给每户两个四两重的大馒头，俗称“分肉包”。安徽休宁县祖源村的习惯是：由族长征款，宰杀若干头猪，先用猪血祭山并涂洒封山的碑和牌，再集合全村男子喝血酒，吃封山肉，公告规约。如果有人违犯，人们就把他家的猪拖到山场，宰杀祭山，全村分吃。因此，这里的民谣唱道：“吃了封山肉，记住护森林。乱砍竹树，要拖家中猪。”其二，现金处罚。偷砍竹木，要处以数倍的罚款。罚款应该归主人所有，可是，有的地方却由护林员所得。在湖州，凡大户山主都雇七八个看山员，在山上搭“山铺”，认真巡山查看。即使是偷砍一根毛竹，要罚以多倍的款项。罚金全部归看山员，山主分文不取。其三，肉体处罚。轻则剥衣服吊打，重则以性命相抵。在浙江开化，人们对村子的风景（风水）林、水口树、祖坟林极为看重，砍伐者轻则宰猪摆酒，重则小命不保，人们要用他的血祭山安村。其四，名誉处罚。简单一点的做法是让犯事者鸣锣示众，隆重的办法是让他大摆酒宴，请全村、全族或树木的所有者和中间人赴席，席间向大家认罪。其五，开除身份处罚，也就是削去族籍，驱逐出村。

上述五类处罚的选择，随情节轻重（树木的重要程度）和当事人的相互关系而定。在浙江金华，对破坏山林的人，轻者由村人鸣锣通报，或由他放鞭炮赔礼；较重者要自己鸣锣示众，或罚馒头、现金；特别严重者要出钱演戏或摆酒宴。对盗伐龙山、太公山的风水林或坟头树的人，由房族或全村出面，若属本族本村，要削籍；若是外族外村，必然科以重罚，甚至捣毁其房屋。东阳、永康一带对这种人的处罚规定更严明。这里的风水山、风景山又被视为主火灾的火星山，对山上的一草一木都不许偷盗。有人采伐一草一柴，罚用缸甑炊饭，用豆腐桶盛肉，请全村人吃一餐；有人砍一树，拔一苗，罚祠堂开宴；村中若接着发生了火灾，此人要被投入火中。如果是外村人冒犯，全村每户要出一个强壮劳力，一起打到他家，牵牛，端锅，抄尽其家产。

采伐树木所遵循的惯习，一是适应工作对技术的需要，一是满足人们崇拜、敬畏山神和树神的需要。广义的采伐包括采薪（砍樵、打柴）、取材（砍树为木料）、伐竹（做篾器、造纸等），而对于劳动者来说，有职业性的，有半职业性的，有临时的。这些因素形成多样组合，表现出丰富的采伐民俗。

东北广大的林区在近世被大规模开发，伐木工人大多数是两山两河（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闯关东的汉子，这里的采伐民俗可以说是北方的代表。这里的林业工人，包括伐木的和放排的，被称为“木把”。清末民初经营木材的公司下设木场，由把头和管账的管理。公司把任务包给把头，把头接活后，就到旅店招工，工人分两类，即硬手和打下脚的，硬手伐木，打下脚的修道、退杈（打枝桠）。双方讲好工钱，先支付一部分，然后把头带领大家上山。一般是立冬上山，开春下山。因为此时天寒地冻，树木休歇，木脆易砍，更为重要的是，大地积雪，便于爬犁拉木头，而关内农民冬闲，成为大量廉价劳动力。招上山的“木把”住在大筒子房里，一房可住上百人。

伐木的过程有一套习惯。旧时伐木工具只有斧子和锯子，对于较大的树，先砍再继续锯，斧子先砍出的楂口称为“榨”。白天伐木，要看好树倒的方向，树一叫“榨”（树将折断时发出声音），就喊山；树一倒，再喊一遍。喊山有三种：“顺山倒”，“排山倒”，“迎山倒”。“顺山倒”是指树头向山下倒，“排山倒”是指树横向倒，“迎山倒”则指树头向山上倒。其他人员听到喊山，根据所喊的方向迅速躲开，以防砸伤。但是，如果凌晨摸黑伐木，“木把”互不交谈，也不喊山。树砍倒后，由打下脚的用斧子砍去枝桠，并按需要截断，称为“下件子”。

木场崇拜山神，大家相信山林由山神主宰。在这一切都简陋的木场，山神爷既无彩塑金身，也无华宇高堂，只是摆上三块木板或石头，在营地附近垒一个小屋。更有甚者，人们选一棵大树，在上面砍一个近似“企”形的图案，权作山神爷和山神庙。据说三块石头之中，正中一块是虎神，祭祀过它就不会遇到老虎；左右是五道神和土地爷，要想在山里平安生活都得托它们的福。简化的祭祀方式是：在庙前摆上食品作供品，砍两支松明当蜡烛，用山草当香火，烧臭松和骨节草发出劈劈啪啪的炸声作鞭炮，只有跪地磕头是不走样的。

东北的采伐民俗涉及生活的许多方面。山场过年有砍开山树卜全年祸福的习俗。除夕之前，在附近选定一棵树身周正，树心结实不朽，砍伐后能顺山倒的大红松作为开山树。把头于除夕日先派人砍到一定程度。大年初一吃过早饭，把头带领大家祭拜山神，然后聚集到开山树前。把头祷告一番，抡斧把树砍倒。若果然顺山倒了，也未挂靠在其他树上倒不下来，又没有伤人，则被认为是一年平安的好兆头。伐木工人有一些禁忌，例如不砍刻有山神庙图案的大树；不坐未烧完的木材，不坐树墩；端碗吃饭，不许把大拇指放在碗沿上。这些禁忌至今在东北仍可见到。

江浙一带的采伐民俗包含更多的祭祀仪式和神秘内容。这里的采伐主要有砍柴、砍竹、砍成片的树和大树。这些活动的复杂程度不一样，围绕它们的仪式也不尽相同，砍柴的习俗较简单，而砍大树的习俗最复杂。第一次上山砍柴要祭拜山神，称为开山。浙江金华传统上从八月开始砍柴，俗称“八月柴”。在开山那天，砍柴人带三炷香、三张黄纸在砍柴地点烧过，拜过，请山神保佑自己在山上平安，下山轻便，然后才开始干活。

采伐竹子的习俗有技术性的内容，也有信仰上的内容。开工之前，要举行“做神福”、“开山门”的仪式。在湖州，承包砍毛竹的头头在动工的前一天必须带领一班伙计到五神庙（亦称“五昌庙”、“山神庙”）祭祀山神（称为“山公山母”），俗称“做神福”。祭品为三荤（猪头一个，鱼一条，蛋一碗）、三素和香烛纸钱，外加五双草鞋，一副符牌（类似麻将的娱乐用品）。从此不能随便讲话，在山上不能喊人名，一直到砍完毛竹才能解除禁忌。另一个比较慎重的仪式是开山门。浙江衢州一带砍毛竹之前的开山门要择黄道吉日，什么“红纱日”、“寿死日”，绝对不行，申日和午日可以选择，据说申猴代表灵活，午马代表快捷。上山前要摆开山酒，用鸡和猪头请百公堂。祭拜之后，把鸡血洒在砍刀和钱纸上，然后到山上把钱纸捆在毛竹上，表示忌血。最后拿刀砍倒一根毛竹，就算是开了山门。有的地方把三张纸钱和三炷香捆在毛竹上，就可以开始砍伐。前者用鸡血“镇”，后者用香火“祈”，都是追求劳动安全。

竹（竹笋和竹竿）的采伐习俗包括一系列技术内容。其一，大小年之分，也就是说，竹笋和竹竿的采伐是以年为周期来安排的。有的地方逢年数是单数为大年，双数为小年，有的地方则相反。大年笋要留下，小年笋可以尽量挖掘；大年砍老毛竹，小年不砍毛竹。其二，按竹子的生长期砍伐，例如，对毛竹的砍伐有留四砍六（长到四年的留着，长到六年的砍掉）或留六砍八（因为长到六年的毛竹仍有出笋的能力）的习俗，这一方面取决于竹竿的使用价值，一方面取决于竹子的出笋能力。其三，靠近竹节下端砍，让竹竿有节，留在地里的竹蔸空节。竹蔸空节，好盛雨水，容易霉烂。

人们砍伐成片的树林和大树时尤其慎重。人们相信它们是树神之所在，砍伐它们，就有一个避免树神怪罪自己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仪式大致有三类。其一，通过祭祀讨好神，获得神的宽宥和许可。许多地方的祭祀都用三牲福礼，不敢草率。受祭祀的神主要是树神，有些地方在将要砍伐的树林中选择一株最粗最高的树为对象，举行祭祀树神的仪式。在浙江常山一带，人们选定大树，把工具放在神树下，祭祀树神之后，由一个人向树神三跪三拜，开第一斧，然后把所用的斧子放在神树下，等树全部伐完后才能被取走。其二，用巫术对付神，使其不能加害于人。有的地方在砍大树前，用墨汁在树身上定一点，弹上三根黑线，据说能够镇压树神，使其不能作祟。这一手法偏于强硬，而软硬兼施的策略更为常见。例如，在浙江义乌一带，人们砍伐大树之前先要烧香焚纸敬树神，另外在树周洒鸡血和米，驱使树神退避，以免砍树时伤害它而被激怒。其三，通过转移责任而逃避责任，使树神没有加害伐木者的充分道理。此类仪式又分为两种策略：一是转移罪魁祸首，一是转移主谋人。前一种做法是举行“开斧”仪式时，即雇请老人或乞丐先砍一斧或三斧。老人、乞丐的性命不那么重要，由他们先动手，树神发怒时会把他们作为罪魁祸首。后一种做法是造成受人指使的假象，例如，衢州人要砍大树，却不轻易动手，而是用斧子垫坐，把木工的五尺棍放在面前，绝不说话，一等过路人问话，或听到鸟叫，立即掷出五尺棍，举斧砍伐。武义人把这种表演进一步仪式化了：伐木者在树前坐着，有人来问：“你坐在这儿干什么？”伐木者指一下自己的工具。来者若说：“那还不动手！”伐木者就可以砍树了。

二、捕猎民俗

捕猎是既原始又惊险的生产活动，在千百年的历史中传承着多种多样的技术、套路和仪式，构成了庞杂之中凸现着奇妙乃至惊心动魄的捕猎民俗。人们通过捕猎获得食物、毛皮和药物（珍贵的如虎骨、熊胆、麝香、鹿茸）。猎物曾是人类重要的衣食之源，捕猎民俗也得以不断丰富发扬。可是，近几百年急剧增长的人口对资源的压力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森林大面积减少，捕猎量反而不断上升，在动物保护政策推行之前，捕猎活动早已自动衰落。这一政策的实施庶几可以使一些珍稀动物不被赶尽杀绝。传统的捕猎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和分配方案，有相应的信仰及其表现仪式，有针对性很强的捕猎方法和习惯。

尽管单枪匹马的捕猎也很普遍，但是，成群结队的捕猎更安全，更见成效。东北长白山地区的猎人习惯集体狩猎，称为“打围”，推选出一个领队，称为“把头”。曾经打下了一朝江山的满洲八旗劲旅就是从狩猎组织演化出来的。南方一些山区的猎人组织猎人会，推举一人负责，把集体打猎称为“围山猎”，少则七八人，多则几十人，分为负责围赶野兽的“赶山组”，传达消息的“报号组”，负责打伏击的“猎手组”或“等唱组”。猎物的分配一般都保留着“上山赶肉，见者有份”的古老俗规。平均分配和论功行赏往往是相结合的。有特殊贡献的人除了参加份子之外，还另有所得。例如，浙江金华一带的捕猎队对野猪的分配是这样的：第一个打中野猪的称为“头铳”，猎手得一个份子外加两条腿，如果是一枪打死，还可以得到全猪十分之一的肉和肺、肚子、腰子；第二个打死野猪的称为“贴铳”，得一个份子，外加全猪十分之一的肉和肺、肚子、腰子。

猎人从事的是危险行当，因此，中国文化中讲吉凶、勤祭拜的传统在他们身上多有表现。猎人主要崇拜山神、猎神。此类信仰集中表现在行猎前和获猎后。行猎要选择吉日并请神保佑。神农架的猎人在选定的狩猎吉日，先要以鸡肉和馒头为供品烧香烧纸叩拜山神。长白山的捕猎队每次出猎，把头必然祈祷山神保佑。湖南山区的猎人则信仰打猎始祖“梅山猎神”。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进山打猎，事先都要在屋后祭祀梅山神，称为“安梅山”。梅山神庙一般用三块石头或瓦片在僻静地方或三岔路口的大树下搭成。安梅山要用斋粑、豆腐、猪肉和一只开啼的公鸡作祭品，叩拜时的祈求语称为“欢乐句”：一不遭猛兽咬，二不遭毒蛇啄，三不滚岩坎，四不刺戳脚，五要猎物归来。据说由于梅山猎神是女性，所以猎人在出猎的路上若是首先碰到女人，应该返回，另择吉日出猎。可见，这曾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禁忌。获猎之后，猎人要谢神。神农架猎人先用木签把猎物的脚钉在地上，拜谢山神，然后才能把猎物抬走。长白山的猎人猎得第一个野兽后，要割下它的心、肝和上好的肉，煮熟了献给山神爷。猎人祭过山神爷后，自己才能动手吃。浙江山区的猎人打到大兽后要祭祀山神和火神，例如打死野猪后，抬下山，用热水去毛，将头供起来祭拜山神和火神。

捕猎的方式方法因目的、季节和对象的不同而各具特色。捕猎的主要目的或为肉食，或为皮毛（如貂皮）及某一特殊组织（如鹿茸），前者在东北俗称“菜围”，后者则称“红围”。同是猎鹿，若是为了获得鹿茸，须在四五月间射杀公鹿。公鹿被射中后，会因伤痛而撞头角，猎手须迅速跑去，抱住鹿头，以防鹿茸被撞碎。猎人狩猎的季节包括动物的生长季节（如冬天捕貂是因为此时貂的皮毛最好），动物的迁移季节（如猎雁）以及天气变化，后者如长白山地区猎人初春的狩猎。此时是打猎的好季节，因为这时积雪的表层白天消融，早晚又被冻成薄冰，蹄小身重的野兽一踏就陷，不易跑快，而猎犬身轻，跑得出速度，猎人则穿“跑圈”克服行走的困难。“跑圈”是用柳木弯成的椭圆形脚具，长50厘米，宽30厘米左右，圈内系有一道道粗绳，穿着奔走不会下陷。这时打野猪特别方便。因此，猎人初春打猎，到9点以后薄冰融化时，就撤回窝棚。不同的猎物有不同的弱点，猎人对不同的对象运用不同的致命手段，谚曰“打蛇打七寸”，又曰“横打野猪直打虎”。野猪的皮又韧又厚，火铳很难打穿。野猪一旦受到刺激，小碗口粗的树一拱就断，连猎枪的铁管也能咬断，所以最好能干净利落地打死它。猎人的经验是，围猎野猪时瞄准耳根后的血仓打，一枪可以毙命，此谓“横打”。“直打虎”是指火力从虎口打入。虎皮很厚，火铳对它难有杀伤力。有经验的猎人用钢叉打虎。老虎抓人总是吼叫一声，纵身猛扑过来。猎人趁势举起钢叉，叉进颈部，使它前爪悬空，后爪立地，无法施展虎威。旁边的猎人拿猎枪往虎口打，一发就解决问题。

上面概述了捕猎民俗的基本内容，下面再介绍猎熊、鹿、貂、野鸡、大雁和野鸭的惯用方式，以期对捕猎民俗进行更为具体的展示。

东北人猎熊常用的有套网法、陷阱法和掏仓法。肥熊坐坡过冬，活像一尊雪堆的佛爷，所以称为“坐殿”。猎人用网具将其套上，它醒来一时也奈何不了人。接着用枪朝它下颌的一撮白毛处猛刺进去，直达心窝。这是套网法。陷阱法俗称“埋地窨子”，由猎人选择熊出没的山道口挖三米多的大坑，覆盖上树杈和土石，再放一些食物作诱饵。熊陷进大坑有死无生。捕熊的最佳方法是在冬天“掏仓”。熊常在树洞“猫冬”（冬眠），俗称“黑瞎子蹲仓”。“仓”即树洞，古人称为“熊馆”，有两种类型，洞口在树干顶上的称为“天仓”，在树根附近的称为“地仓”。猎熊因而被叫做“掏仓”或“刷仓”。猎人敲打树干，把熊惊醒，俗称“叫仓”；趁它探头出洞时，开枪射击或用长枪刺杀。掏仓的猎俗早有记载，南朝刘敬叔《异苑》载：“熊无穴，或居大树孔中。东土呼熊为‘子路’。以物击树云：‘子路可起。’于是便下，不呼则不动也。”冬天猎熊相对容易，也更有经济价值。此时摘取的熊胆不易变质，在孟子的时代就已排在美食之首的熊掌也以此时为佳。

北方人猎鹿多用智取，也用围攻。智取的方法一是“蹲咸场”：春天的鹿尤喜盐碱，猎人利用这一点，在路上撒盐，埋伏着等鹿来舔，再伺机射杀。二是“哨鹿”：八月金秋是鹿的发情期，一鹿鸣叫，群鹿闻声而至。有的猎手身披鹿皮，头戴鹿头皮帽，口衔用桦树皮做成的口哨，模仿鹿鸣；有的猎人高举鹿头，吹响牛角哨，学呦呦鹿鸣，等鹿群聚拢而来，再大肆捕杀。三是设窖，用伪装起来的陷阱捕捉活鹿。围攻的方法用在农历四五月打红围猎取鹿茸的时候。猎队分两翼，五步、七步一哨，放猎犬驱赶鹿群朝一个方向逃窜。早就隐蔽在那里的猎手会突然出击。辽、金、元、清时期的北方民族一直在使用这些方法。还有一种方法是“套鹿”：猎人看中一只鹿后，骑马穷追不舍，选好时机伸竿套鹿，接着就地生火，把鹿汗烤干，以免冻死，然后把鹿带回去饲养。猎鹿主要是打红围取鹿茸。取茸的季节性很强，嫩不易得，老不中用。人们积累了按鹿角的形状判别鹿茸的成长阶段的知识：黄瓜扭（古称茄子茸）、鞍子（古称马鞍茸）、三叉子、四平头和干叉子五种，前四种有价值，最后一种已经过于老化。公鹿被射中倒地时，猎人立即跑上去，抱住鹿头，不让它把茸撞碎，取到好茸。类似的猎俗在晋葛洪《抱朴子》中有记载，“当角解之时，其茸甚痛，猎人得之，以索系住取茸，然后毙鹿，鹿之血未散也”。

貂属鼬科，是细皮毛兽。紫貂为上品，毛长三寸的“千金白”最为稀珍。捕貂俗称“打大叶子”，捕黄鼠狼则称“打黄叶子”。貂毛在天气转冷后才长得厚实，所以猎人多在冬季进山捕貂，腊月或次春下山。集体捕貂谓之“围貂”，单个猎貂者叫“貂溜子”。狩猎之前要供奉山神和猎神，祈祷丰收。猎貂的方式大致分为三类：堵洞穴、拦路捕杀和诱捕。堵洞穴之法是：猎人或者沿着貂的足迹找到其洞穴，或者靠犬跟踪追击到其洞穴，然后，猎人掘开土洞捉到它，也可以在洞口张网，用烟熏洞，貂被迫出逃，落网就擒。拦路捕杀用弓弩：貂在严冬雪天觅侣交配，活动频繁；猎人在其行动路线上伏弓（一种一触即发的地箭），貂经过时中箭。诱捕的圈套有多种：猎人将排子、关子、夹子和阎王碓放在貂出没的地方，安上机关，装好诱饵，等貂吃诱饵时触动机关，即被抓住。貂体小，行动灵敏，这些古老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近世许多人用火枪猎貂，但须枪击头部，才不损其皮。

打飞鸟比打走兽增加了新的困难，于是，人们又想出了一些针锋相对的技术。打野鸡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满山遍野寻找，只有在铳（火枪）的射程内见到，才能开火。此法简单易行，但效益不高；另一种方法是用“媒子”把野鸡引到眼前开火。引诱野鸡的媒子是人工驯养的野鸡，有公有母。其一，用公媒子诱猎。猎人用竹帘在开阔地带围一个圆圈，再用茅草和树枝伪装起来，猎人躲藏其间。当公媒子鸣叫时，附近的公野鸡就会飞来寻它打架，猎人伺机开火。公野鸡又叫“管山鸡”，一个地区只有一只，俗谓“一山不藏二叫鸡”。占山为王的公野鸡听到另有公野鸡叫，就飞来打架。其二，用母媒子诱猎。母媒子虽然不叫，但它拍动翅膀的声音可以引来公野鸡。猎人以一株树做成伪装，架好火枪，当媒子把野鸡引到跟前时，一枪打个正着。

人们在山上打野鸡，在水面打野鸭和大雁。微山湖的渔民之中，枪帮在秋冬季节专门猎鸭猎雁。枪帮又称箔帮，除了打猎，在春夏秋三季下箔捕鱼。枪帮每家都有猎鸭的小船和一至三杆鸭枪，小船又矮又轻，离水面只一手高；鸭枪俗称大抬杆，枪长三米左右，如果填上称为“嘟噜坠”的弹药，射程达八里，射出的铁沙子呈扇形盖向目标。点火用的是五月端午前打下的蒲棒。枪帮出猎在八月末到次年二月，有一人负责，称为“火头”，由他选定猎场，发布开火的命令。打鸭在午后和晚上，打雁必须在晚上。夜晚出猎，渔民和小船都披上白布，与湖水融为一色。棹扣要抹油，不让出声。渔民悄悄划向飞禽栖息之地。打鸭时，点枪不必遮挡，因为野鸭把脖子放在翅膀下睡觉；打雁时，不能露光亮，因为雁有站岗放哨的。鸭群中老鸭叫一声，其他鸭子才惊醒过来；雁先拉长声音“哼”一声才起飞。枪手利用这一规律，在它们刚离开水面时，铁沙子扫过来，命中率很高。

三、养殖民俗

产食文化从采食文化中发展起来，分成两大支派：一是培育植物的种植，它的专业化就是狭义的农业；一是驯化动物的养殖，它的专业化是畜牧业。在一般情况下，农业和畜牧业是并存互补的，只不过有轻重主次之分而已。我们不能泛泛地说传统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国，这一说法只有明确地加以界定才有意义。中国历朝历代都有许多民族以畜牧业为主，即使在汉族地区，养殖也一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传统中国的经济是种植和养殖共生互补的格局，这种格局在第一个层次上表现为农区和牧区在物质上的互通有无，在第二个层次上表现为人、动物和植物之间环环相扣的生态平衡。农区的生态循环不限于人和庄稼的关系，而是人、庄稼和多种动物的关系。这里的养殖包括蚕和畜、禽（役畜、肉畜和家禽），覆盖了衣、食、用等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我们在养殖民俗中选择养蚕和养畜两大部分来叙述。

（一）养蚕习俗

养蚕制丝，曾是中国社会一项重要的生产劳动。在千百年里，中国的丝绸和瓷器独步天下，蚕农对此做出了特殊的贡献。蚕农养蚕比育婴还要细心、慎重。在浙江蚕乡，蚕一向被昵称为“宝宝”、“蚕宝宝”，而养蚕的女子相应地被称为“蚕娘”。蚕室养蚕完全依赖蚕娘丰富的经验和良好的感觉，蚕娘觉得冷了，蚕室就要加火（蚕室燃炭盆取暖）；蚕娘觉得热了，蚕室就得退火。人们把蚕和呵护它们的女子视为母子关系，由来已久。晋代杨泉《蚕赋》云：“温室既调，蚕母入处。”胡承谋《湖州府志》也说：“治蚕始于护种，终于收茧缫丝，而中间时寒暖，慎燥湿，节饥饱，视慈母之护婴儿殆有甚焉。”

所谓蚕室，是由家中住房临时加工改造而成的。进入养蚕季节，家家都腾出尽可能多的房间收拾成蚕室：打扫干净，用石灰消毒，在四周板壁上糊纸，窗外挂帘，保证能够防风防寒。古人把受宫刑的人养伤的地方称为蚕室，即取此义。历代蚕农对此都很重视。东汉崔寔《四民月令》载，“清明节，命蚕妾治蚕室，涂隙穴”；元代王祯《农书》载，“民间蚕室，必选置蚕宅，负阴抱阳，地位平爽……复要间架宽敞，可容槌箔，窗户虚明，易辨眠起”；明代黄省曾《蚕经》载，“蚕之性喜静而恶喧，故宜静室；喜暖而恶湿，故宜版室（指有地板）”。把房间加工成蚕室，除了调节光、温、湿，还要防鼠、防虫、防蚊蝇。

养蚕的劳动过程主要分为育种期、生长期和吐丝收茧期。育种期的工作应该从制种算起。让破茧而出的蚕蛾雌雄交配后，把雌蛾放在纸上产卵，所得到的就是蚕种纸，又称为蚕连。第二件工作是浴种。浴种是将蚕种纸放入特制的液体（盐水等）中浸润，既包含信仰因素，也有消毒并使蚕卵孵化齐一的作用。浴种之法自古而然，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载，“《尚书大传》曰：‘天子诸侯必有公桑蚕室，就川而为之。大昕（三月初一）之朝，夫人浴种于川’”；宋代秦观《蚕书》载，“腊之日，聚蚕种，沃以牛溲，浴于川”；明代黄省曾《蚕经》载，“至端午也，以蒲，以艾，以柳和井水而浸少时焉……至腊之十二（蚕生日），浸之于盐之卤……至二月十二（花生日）浴也，以菜之花、野菜之花、韭之花、白豆之花，糅之水中而浴之”。古代浴种的时间和液体有多种，近世的浴种与古代一脉相承，只是略有简化。浴种时间各地不尽相同，或在蚕生日，或在清明前夕。浙江海盐蚕农在十二月十二蚕生日浴种，称为“腌蚕种”，用食盐、石灰、楝树果加温水，将蚕种浸润片刻，取出晾干。楝树果有预兆蚕茧和它一样多产的意味。浙江海宁一些蚕农的浴种是在清明前夕，只是将蚕种纸在盐水中稍微浸润一下，随即揩干。拿春蚕来说，第三件工作是暖种孵化。暖种是将蚕种纸放在被窝里并在晚上让女人贴在胸前睡觉，用体温促使蚕卵开始孵化。出壳的幼蚕身上青绿，俗称“乌蚁”，孵蚕则俗称“催青”。这时室内要燃炭盆加温。

乌蚁出来后放在小竹箪里喂养，蚕进入了生长期。蚕的生长要经过四龄期。从乌蚁孵化起，约三天三夜，称为一龄期，进入休眠，此谓“头眠”。蚕眠一昼夜左右，醒来吃桑叶，历三天三夜，称为二龄期，再次休眠，此谓“二眠”。蚕眠一昼夜又醒来，开始三龄期，过三四天第三次休眠，此谓“三眠”。一般都在这时取消炭盆，所以三眠又称为“出火”。接着是“捉眠头”的习俗：休眠的蚕称为“眠头”，这时将眠头从小竹箪分放到大蚕笾，捉起来时要过秤，一只大蚕笾一般放四斤眠头。如果一斤眠头能收八斤茧子，俗称“蚕花八分”，这是近世一般年景的茧子收成水平；如果产十斤茧子，俗称“蚕花十分”，算是大丰收了。蚕乡流行的祝词“蚕花廿四分”只是一种良好的祝愿而已。三眠醒来，再喂养四五天，这是四龄期，蚕第四次休眠，俗称“大眠”。蚕农再捉一次眠头进行分笾。蚕眠起后进入食叶最盛阶段，连喂七八天后，蚕体晶莹，通体透明，不吃也不眠，这说明蚕已长成。

蚕长成后，蚕农就要为结茧做准备，即搭山棚，上簇，然后再收茧。蚕农一定要见了熟蚕才动手搭山棚，否则，是很不吉利的。搭山棚不许赤脚、赤膊，不可轻易休息。据说赤脚意味无收成，赤膊即低产，一口气完工才吉祥。山棚上要放一只麻筛，里面放一套童装、一把桃枝、一串楝树果，再加蒜头和桑剪，旨在辟邪兆丰收。捉蚕前人人都要吃饱饭，这样做老鼠才不会咬茧子。装蚕的工具预先要放用红纸包裹的一件银器（诸如手镯和耳环之类），用以预兆茧子银白，茧价高昂。参加的人腰束稻草绳，意在促使茧子结成束腰形，因为束腰茧的质量最佳。蚕上山后，要保持安静。如果遇到打雷，要拿刚用过的蚕种纸盖在山棚上，据说可以起保护作用。上山后五六天，蚕农全家老少一起摘茧子，慎而又慎的一期养蚕总算大功告成了。

以上是春季桑蚕的养法，养夏秋季桑蚕的步骤与之大致相同。中国的蚕以桑蚕为主，此外还有柞蚕。柞蚕与桑蚕的养法则大不相同。桑蚕在室内饲养，盛行于南方；柞蚕在山野放养，因而又被称为山蚕或野蚕，盛行于北方（如山东和辽宁）。放养柞蚕分春秋两季，我们仅以春蚕为例对其过程略作介绍。当柞树发芽时，在有炕的屋子里孵化蚕卵。初出之蚕有毛且黑，俗称“蚕蚁”、“蚁子”、“黑孩”或“黑黑”。先从山上向阳处砍下早发的树枝，埋在河滩供养黑黑。山上柞叶长成后，将蚕移放树上，蚕户搭窝棚日夜守护，谨防各种天敌。柞蚕从出蚁到成茧也是四眠四起，通常是一起一挪，蚕小时连枝剪取，蚕大时可用手移，让它们有足够的叶可吃。柞蚕最后就在树上结茧。养柞蚕的另一个独特之处是时时离不开一把剪子，剪枝移蚕用剪，除虫除害亦用剪，蚕生长期内的三次重要移动被称为“头剪子”、“二剪子”和“三剪子”。放蚕的柞林的大小也以“剪子”计，一般春蚕放二百蛾或秋蚕放一千蛾的柞林就是“一把剪子”。

养桑蚕比养柞蚕的讲究复杂得多，也演化出更为丰富的蚕俗。其一，蚕室有一整套禁忌。蚕农对蚕室的心态远胜于对公堂和圣地的小心和敬畏。“劳动至上”的口号在这里有最生动的体现。清代杨《豳风广义》对此有详细的记载：“蚕室一切禁忌开列于后：蚕属气化，香能散气，臭能结气，故蚕闻香气则腐烂，闻臭气则结缩。凡一切麝、檀、零陵等诸香，并一切葱、韭、薤、蒜、阿魏等臭，并有气息之物，皆不可入蚕室。忌西南风。忌灯火纸燃于室内吹灭油烟之气。忌敲击门窗、箔槌及有声之物。忌夜间灯火光射入蚕室窗孔。忌酒醋入室并带酒人。忌煎炒油肉。忌正热忽着猛风暴寒。忌侧近舂捣。忌蚕室内哭泣叫唤。忌秽语淫词。忌正寒骤用大火。忌烧皮毛诸骨臭物。忌当日迎风窗。忌一切腥臭之气。忌烧石灰之气。忌烧硫磺之气。忌仓促开门。忌高抛远掷。忌湿水叶。忌饲冷露湿叶及干叶。忌沙袄燠不除。以上诸忌，须宜慎之。否则蚕不安箔，多游走而死。”蚕农还有一系列的语言禁忌。忌用谐音“死”的四、屎等，四眠称为“大眠”，蚕屎称为“蚕沙”。忌说“亮”，“天亮了”说成“天开眼了”，因为亮蚕是病蚕。忌用谐音“僵”的词，酱油称为“颜色”，姜称为“辣烘”。清代陈梓《养蚕词》写道，“掘笋勿叫笋（叫“钻天”），叫笋蚕要损；吃姜勿叫姜，唤姜蚕要僵”。这些禁忌都能起心理上的警示作用，从实效来看，有的确实有益，有的太过分了，有的反而有害，例如：不让外人来，减少了带入病菌的机会；对声音的限制过于绝对，因为蚕怕震动却听不到声音；让蚕室密不透风反而导致空气不好引起蚕病。

其二，养蚕期间有称为“蚕关门”的习俗，它是蚕室禁忌中禁生人的观念被突出而发展起来的。一到“蚕关门”，即使是亲戚之间此时也暂时断绝了往来，目的在于防止外人带来不吉和不净，造成蚕病。等采罢茧子，大家开始随便走动，则称“蚕开门”。在浙江海盐，蚕农在门口打上许多桃树桩，缚上用左手搓的草绳，结成网状，表示不许外人造访。为了表示蚕禁，有的在廊下插桃树枝，有的在门口贴红纸，上书“蚕月免进”等语。如果真有不速之客，主妇会气愤地一瓢冷水把他泼走；或者端出一盆冷饭，一边跟着他向外走，一边向外拨饭。更为严肃的仪式是在外人走后“送客人”：用一只小竹箪盛少量酒菜和饭，并放一副杯筷，一个小稻草卷，到此人回去的三岔路口点燃草卷，泼掉酒菜和饭，像是送瘟神一样。浙江《湖州府志》（同治十二年修）提到过此俗，“猝遇客至，即惧为蚕祟，晚必以酒食祷于蚕房之内，谓之‘掇冷饭’，又谓之‘送客人’”。在有些地方，如果有急事一定要去蚕家，必须手持一把桑叶，念道“蚕花廿四分”，在门口轻声说完就走。

蚕室禁忌由来已久，宋代秦观《蚕书》载，“毋治堰，毋诛草，毋沃灰，毋室入外人——四者神实恶之”。此俗到近世仍然执行得很认真。在这期间，上至官府事务和办案，下至情人幽会，都一律停止。光绪《桐乡县志》录李廷辉《蚕桑词》,“最忌生人紧插樊，亲朋严禁往来烦；官书匝月权停判，莫令催钱夜打门”；朱彝尊等《鸳鸯湖棹歌》录有张燕昌这样一首词，“高贴红笺蚕月签，柳丝处处插茅檐。与郎禁忌休来往，怪杀人家闭户严”。茅盾的小说名篇《春蚕》记叙了民国时期的情况：“一个‘戒严令’也在无形中颁布了：乡农们即使平日是最好的，也不往来；人客来冲了蚕神不是玩的！他们至多在稻场上低声交谈一二句就走开。”

其三，对待蚕病的习俗兼有科学和信仰的内容。我们把此类习俗分为直接行为和间接行为两种，每种都按预防和治疗两个方面叙述。在对待蚕病的直接行为之中，上述准备蚕室时的卫生工作是预防性的，而土方子的运用则是治疗性的。在浙江海盐，蚕农将赤链蛇活捉，放入盛有石灰的瓮中密封，等发现蚕得僵病时，就将石灰撒在病蚕身上。在海宁，蚕农发现白肚病（俗称“淡娘”），就洒盐水在桑叶上让病蚕吃。有的用喷烧酒或甘草水的方法治蚕病。蚕农看见僵蚕，不可声张，一般都悄悄拾起来塞进嘴里吃掉。从现在的观点看，这样及时处理起码能避免传染。对待蚕病的间接行为是求神拜佛，施行巫术。其中，预防性的代表是“祛蚕祟”，治疗性的代表是“做羹饭”。蚕祟是有害于蚕的各种鬼邪、病毒和虫兽的总称。祛蚕祟一般在清明夜，人们用米粉做成白虎神像，在门前用石灰画出弯弓的样子，代表射虎的弓箭。人们摆供祭祀白虎星，祭毕丢掉白虎神像，表示退白虎。同时张贴门神，并用米粉捏成猫、狗、蚕茧、丝束等所谓的“祛口团子”，用于祭祀门神后，分送四邻，有预告本户禁外人的意思。有的地方在养蚕之前，于夜晚用手在石灰水中浸湿，在蚕室的各个门窗按下白手印，用以驱蚕祟。蚕农习惯悬挂的蒜头、菖蒲、桃枝等辟邪物也起这种作用。蚕农一旦发现蚕病，即到庙里烧香，在蚕神面前许愿，这是必不可少的；有的还要“做羹饭”：在三岔路口摆一只小竹箪，上面放一个蚕簇代表凶神，摆一块肉和一碗饭，点两支蜡烛，然后举行祭祀，请凶神不要再作祟。祭毕，将蚕簇烧掉，就算是将它送走了。

其四，蚕神信仰构成了蚕俗的一个中心。对蚕神的祭祀在殷墟卜辞中已有记载，卜辞提到的牺牲有牛、羊和奴隶，仪式颇为隆重。三代一直沿袭着对蚕神的祭祀，可是并没有赋予蚕神一个名称。蚕神的专名始见于汉代，以后历代的蚕神并无专名，而是众说纷纭，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系列：一是载于正史、被列入皇家祀典的先蚕系列，一是见于杂书、流行于民间的杂神系列。

先蚕是始祖型的蚕神，在学术上称为“文化英雄”，是汉代到清代的官方祭祀对象的通称。《后汉书·礼仪志》载，“祠先蚕，礼以少牢”。此后的史志经常使用先蚕这一通称，《隋书》和《旧唐书》的《礼仪志》、《新唐书·礼乐志》、《宋史》和《明史》的《礼志》，都是如此。

传说中的黄帝时代是一个发明创造的盛世，世传中国文明中衣食住行的基本项目都是黄帝及其臣子开创的，而黄帝是最大的发明家。后世之人需要指明先蚕是谁的时候，黄帝很容易入选：《隋书》中记载，北齐“每岁季春，谷雨后吉日，使公卿以一太牢祀先蚕黄帝轩辕氏于坛上，无配，如祀先农”。在北齐之后的北周，先蚕是黄帝元妃西陵氏嫘祖：“皇后乘翠辂，率三妃、三代、御媛、御婉、三公夫人、三孤内子至蚕所，以一太牢亲祭，进奠先蚕西陵氏神”。后世沿用此说的较多，例如同治《湖州府志》记载：“湖州向奉先蚕黄帝元妃西陵氏嫘祖神位于照磨故署，乃折中后周法耳，不知始于何时。嘉庆四年，抚浙中丞以浙西杭嘉湖三府民重蚕桑，请建祠以答神贶，奏奉俞允，乃建庙于东岳宫左，曰蚕神庙。”

各地民间的蚕神信仰对象是比较庞杂的，有的也信仰先蚕嫘祖，但更多的是供奉在名称和形象上各地很不一致的“蚕花菩萨”。养蚕的地区都有蚕神庙或蚕神殿，大庙宇的主殿可能供奉的是如来、观音等大神，但一般也都在偏殿里塑有蚕神像。当地的商店逢年过节都备有一种印有蚕花菩萨的“神码”，供蚕农购买（俗称为“请”）。蚕农“请”回神码去，主要在祭祀仪式上供奉，或者把这种神像贴在大门上或蚕室（即农家正间）的墙上。有的地方，则由庙中的和尚在腊月里挨户上门送“神码”（其中必定有蚕花菩萨），主人则回赠一些白米、糕团之类。民间的蚕神大致又可以分为女神系列和男神系列。女神有马头娘、三姑，男神有蚕丛、蚕花五圣、蚕花太子。

据顾希佳的调查，信仰马头娘的地方比较多。马头娘又称蚕花娘娘、蚕花菩萨、蚕丝仙姑、蚕姑、蚕皇老太、马鸣王（又写作“马名王”或“马明王”）菩萨。神像大致是一个古装女子骑在一匹马上，手里捧着一盘茧子。马头娘的神话见于晋干宝《搜神记》“女化蚕”条，故事最后说道，马皮卷一女子，“尽化为蚕而绩于树上。其茧纶理厚大，异于常蚕。邻妇取而养之，其收数倍……由斯百姓竞种之，今世所养是也”。女子和马转化为良种蚕，后世蚕民据此塑造马头娘这一蚕神，近世民间为了抬高它的地位，还传说马头娘受到过“宋敕清封”。马头娘在宋代确实已成蚕神，周密《癸辛杂识》记蚕神作“马名王菩萨”。明代徐献忠《吴兴掌故》引《蜀郡图经》说，“马鸣王菩萨，乡人多祀之”。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十说，“（北高峰）山半有马明王庙，春月，祈蚕者咸往焉”。清代和近代的蚕民对马头娘的信仰一直非常普遍。

有的地方信仰三姑，浙江东部地区常见的是三个女子同骑一匹马，和马头娘神像只是人数上的区别而已，可见与马头娘形象有相通之处。不过，有的地方三姑并不骑马。南通博物苑所藏的神码，题作“蚕丝仙姑”，画面上有三个站立的女子，中间一人手中持一轴蚕丝，在她的身后两侧，各立一女子，均手捧蚕匾，匾里有蚕在吃桑叶。三姑在元代王祯《农书》中被列为蚕神之一。人们根据三姑中谁把蚕以卜一年蚕事。元代马臻《村中书事》诗有“村妇相逢还笑问，把蚕今岁是三姑？”的句子，光绪《嘉兴府志》记曰：“蚕神俗呼曰蚕姑。其占为：一姑把蚕则叶贱；二姑把蚕则叶贵；三姑把蚕则倏贱倏贵。”这可能和各地更早的紫姑信仰有关。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说，“正月十五日……其夕，迎紫姑，以卜将来蚕桑，并占众事”。从因素上分析，三姑信仰是马头娘信仰和紫姑信仰的合成体。

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中记载，蚕丛本是周代的蜀侯，其目纵，曾称王，后来被尊为蚕神，是因为传说他对蚕事的神奇贡献；《仙传拾遗》中记载，“蚕丛氏教人养蚕，作金蚕数千头，每岁之首，出金头蚕，以给民一蚕，民所养之蚕必繁孳，罢即归蚕于王。（王）巡境内，所止之处，民则成市”;《三教搜神大全》中记载，“蚕丛氏初为蜀侯，后称蜀王，尝服青衣，巡行郊野，教民蚕事。乡人感其德，因为立祠祀之。祠庙遍于西土，罔不灵验。俗概呼之曰青衣神”。对蚕丛的信仰可能曾经在以蜀地为中心的地区盛极一时，但在近世大多被其他的蚕神信仰所取代。

第二种男性蚕神是蚕花五圣，其形象是一位男子盘膝端坐，三只眼睛（一纵目在额中），六只手，其中两只手捧着一盘茧子，另外四只手拿着其他一些东西。有的神码上的蚕花五圣头戴官帽，身穿官袍。不过，在杭嘉湖一带的各种“蚕花五圣”形象，虽然差异甚多，但其中的基本特征——纵目，则始终是保持着的。光绪五年浙江《石门县志》记曰：“民间蚕时，事蚕花五圣极虔，每眠饷必祀，至大眠饷或鸭鹅祀之，甚有遍祀诸神者。”

第三种男性蚕神是蚕花太子，据说是手执尖角旗的男性神，也骑在马上。湖州乡下多祀奉。

近世对蚕神的祭祀主要有家庭祭祀和庙会祭祀两类。家庭祭祀中有两次是比较正式的，一次在蚕事之前或之初，意在求神保佑；一次在收成已定之后，意在酬神。杭嘉湖蚕乡求神保佑的祭祀或在腊月十二“蚕花生日”，或在清明前后，或在蚕蚁孵出的这一天，蚕农在家中设蚕神神位（一般是蚕神码，亦有供塑像的；或用纸做蚕花以为象征），将蚕蚁（或蚕种纸）供在神位前，点燃无气味的香，供三牲之类，叩头礼拜，嘴里说几句祈求蚕神保佑的吉利话。酬神的仪式则是将新丝（或新茧）陈列于神位之前，供三牲香烛，祭祀叩拜，再说上几句对蚕神感谢的话。蚕民俗称“谢蚕神”。

蚕乡集体祭祀蚕神的庙会非常热闹，越热闹，则兆今年的蚕花越兴旺。一些地方把赶庙会称为“轧蚕花”，形成了一种不成文的“规矩”，即青年男女是要往人堆里去轧一轧的。人们相信“越轧蚕花越发”。在“轧蚕花”的时候，未婚的蚕农姑娘则非常希望有哪个相识的或不相识的小伙子去摸一摸她的乳房，俗称“摸蚕花奶奶”。习俗认为：未婚姑娘经过这一“仪式”就有资格当蚕娘了，而且，她家今年的蚕花一定兴旺；否则的话，轧了一通蚕花，竟连一个人也不去理她，则是一件非常倒霉的事情。有的地方使这种仪式变得更加“文明”：年轻女子，无论大姑娘、小媳妇，都一律在自己的大襟衣衫上别一块由自己手绣的蚕花图案的手帕，这块手帕被叫做“利市绢头”、“蚕花绢头”，准备在庙会上被某个男人扯去。如果这块手帕被不相干的人扯去了，她们就兴高采烈，以为这就是预兆蚕花丰收。

（二）养畜习俗

中国人用“六畜兴旺”来匹配或者说补充“五谷丰登”，这两个希望值代表着理想的农家生活的物质基础。农家的经济结构就是这样小而全。“六畜”并无确指，在传统社会比较常见的是牛、马、驴、骡、猪、羊，再加上鸡、鸭、鹅，大致可以分为役用和食用两类。

役畜主要有牛、马、驴、骡。南方农户主要用牛。北方农户四畜兼用，因地域和家庭条件的不同而做不同的选择：平原地区，富家大户大多养马养骡，因为它们力大而行快，拉车、耕地、骑人、驮物咸宜，但喂养麻烦，需要花费大量粮食；丘陵地区，穷家小户大多养牛养驴，因为它们吃草即可，粮食可有可无，且便于山区山地役使，高头骡马反而不便。

农家养畜之所通称“圈”、“栏”或“棚”，内设木制或石雕的“牲口槽”。役畜在冬天，在晚上即拴在槽头喂养。养畜之所也就是积肥之所。北方用干土保持圈内干燥，并让干土转为肥料。垫土称为“垫栏”，清扫称为“起栏”。南方用稻草和渣土垫圈，总有一片干草让牛卧下，而日积月累的排泄物把一层层的草沤成肥料。这些肥料称为“牛粪”，人们用钉耙挖出来运到地里，称为“出粪”。

马的饲养比较讲究。养马饲料要精，试以山东为例，喂马一般要用谷草（俗称“秆草”），并用铡刀铡得越细越好，正如农谚所说，“寸草铡三刀，没料也上膘”，且配以上好的“料”，如麸皮、煮好的小黑豆。相比之下，骡子吃谷草之外，还可以吃玉米秸、高粱、玉米，榨油剩下的豆饼和花生饼都可入“料”；驴和牛则可以说有什么吃什么。养马还讲究夜草，所谓“马无夜草不肥”，一夜通常喂四“和”（喂畜一次为一“和”）：第一和喂草不喂料，第二和喂草之外加少许料，第三和草与料并重，第四和在剩草上加料，引其吃尽。为了不误夜草，农民常在牲口项下系一铜铃，俗称“报君知”。牲口吃草，铃铛朗朗作响，主人可以安然入睡。铃声一停，主人赶紧起来添草加料。

马、骡、驴属圆蹄畜，需要挂铁掌，俗称“上蹄子”。十里八村的大道旁通常有一个打马蹄铁、上蹄子的专业户。山东乡亲称这些地点为“蹄庄”，与此有关的一些村子被称为“打驴蹄张家”、“打驴蹄李家”，诸如此类。

牛是近世农村使用得最广泛的役畜，养牛、相牛、用牛的习俗颇为丰富。内地的牛有水牛、黄牛两种。各地农民对牛有各自习惯的分类称谓。湖北人称母牛为“沙牛”，称公牛为“水牯”，称没有骟过的公牛为“臊水牯”。河南人把母牛称为“牭牛”，牭牛发情俗称“引草”，交配俗称“打犊”或“牵犊”，怀孕俗称“抱犊”，牭牛三岁以后开始下犊，一般三年下两犊，也有一年下一犊的，俗称小翻儿牭牛；把三岁以内的小牛称为“牛犊”，雄的称“牤牛犊”，雌的称“牝牛犊”，三岁开始换门牙，先换中间第一对，俗称“一对牙”，四岁换第二对，俗称“四牙”，五岁换第三对，俗称“六牙”，六岁换最后一对牙，俗称“齐口”，最后一对牙未长齐前叫“半截牙”，是卖牛的最佳年岁。把骟过的公牛称为“犍牛”。阉牛分割阉和捶阉两种：幼犊（一月以内）割去睾丸称“割阉”，一年内捶破输精管称“捶阉”，一年以后阉牛，往往阉不净，俗称“晚阉货”，不易驯服役使。犍牛齐口为壮，俗称“齐口犍”,10年以后进入衰老期，俗称“老犍头”。在一种文化里，分类的细致往往表示该对象的重要性，并说明它与人的关系非常密切。

牛的喂养标准能高能低。在有青草的季节，牛在野外放牧，通常由老人、小孩照看。在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里，田园生活经常是和牧童的形象联系在一起的。牧童横骑牛背，哼唱山歌小调，吹奏用竹或陶自制的乐器，这是乡村常见的景象。牛在冬、春季需要喂养。南方人让牛吃稻草，有时添加一点捶细的榨坊出来的饼。北方以牛为主要役畜的农户对牛的喂养也很讲究。河南农户喂牛以麦秸为主，要铡碎过筛，加秋草和青草拌匀，有的还用料水泼湿搅拌。料水以黑豆糁泡水，一顿一泡，若无黑豆料则用黄豆、玉米等代替，一般一月用30斤料，闲天减一些，忙天加一些，夏天放青草则不喂料。每次喂草不宜多，要少添勤添，不留槽底。喂牛要注意饮水，冬天让牛喝热水，一些地方让牛喝涮过锅的温水。牛爱喝人尿，尤其是尿桶的陈尿，牛喝后易中毒，应防止。牛反刍，俗称倒沫，要把粗嚼入胃的草一口一口反刍回嘴里嚼碎再咽回肚里。喂牛要留倒沫时间，尤其在忙天要让牛充分休息倒沫。

民间有一套相牛的知识。（1）相口岁：牛的年岁，以看牙为准，三岁一对牙，往后一年加一对，六岁齐口。齐口后看齿缝齿面。齐口牛的门牙中缝显出则为十岁，俗谓十岁一道缝。再往后看齿面，凹凸不平、且锋利者口岁轻，秃而平者年岁老。（2）相生势：山东、河南等地农民喜欢“抓地虎”，这种牛腰壮、腿短，役使有火性和耐力。俗说“买牛要买抓地虎”，又说“前腿直似箭，力量大无限；后退弯如弓，行走快如风”。牡牛和犍牛各有不同标准，俗说“线条牡牛圪塔犍”。牡牛以身长利索为好，犍牛以腰粗力大为好。（3）相走势：主要看过脚、看纼头。牛后蹄落地处超过前蹄叫过脚，过脚大走得快，否则行走慢。人牵着牛，牛紧跟着人叫纼头好，若走得慢，甚至牵着不走，谓之“纼头不好”。（4）相脾性：牛眼大而亮，眼珠外露，则牛性大；若眼小，眼珠藏于眼皮内，则性皮。（5）相食性：牛嘴短而齐，则食性好；唇薄嘴尖，则吃食不好。牡牛还要看“篓”，即肋骨长短：肋骨长，肚圆大，吃得多，俗谓“好篓”，易于喂养。

人们对牛的一些特殊长相特别在意，把它们与主家的祸福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些迷信观念。（1）旋儿：牡牛脊上无旋叫通脐，牤牛脊上旋与肚脐相对叫对脐，据说通脐牡牛和对脐犍妨主，可能会犯大毛病。脊背旋在牛背一边，俗称滚坡，预兆牛将滚坡而死，也不吉利。（2）毛色：牛头顶有白毛为孝顶，不吉利；若尾巴也有白毛，称为“穿心白”，就不犯毛病了。（3）牙：牛为八个门牙，若只生七个牙，则不吉利。（4）角：一角向外，一角弯曲，俗称鸟枪角，不吉利。

人们对牛持有一些俗信，并表现出一定的风俗。（1）牛犊生下后，湖北人将衣胞抛入河里，河南人将它挂于树上，让鸟类叼食。一些主户的母牛多年不下犊，人们便以为是自己的福分不够。（2）许多地方在腊八为牛过年，喂它一碗腊八粥。一些地方逢年过节和农忙季节都请牛喝黄酒，吃鸡蛋，食米粥。（3）春节给牛槽贴红条幅，写“槽头兴旺”之类的吉语；有些地方在端午节用三色布给牛缝香草布袋，挂在牛脖子上。（4）牛入户是有仪式的。河南人买牛到家进大门要在牛头上系红布条，更方便的办法是随手拿件红衣服搭在牛背上，过大门后取掉。浙江人的仪式是在牛进栏时举行。买主牵牛回家，主妇对牛进行打扮，在牛角贴一圈红纸，在红纸圈上插上松柏枝叶，再交放牛娃牵入牛栏里，并以两斤黄酒拌八个生鸡蛋招待牛。这种礼遇是从陌生到相依为命的过渡。主人善待牛，牛从此为主人耕田致富。（5）农民认为牛为人出了一辈子力，杀牛极不义，许多农户在牛“寿终正寝”后是将牛埋葬的。但是，在食物总是短缺的传统社会，从耕作中淘汰的牛仍是很有分量的食物。于是，人们沿袭着一些变通的办法来处理这种矛盾。既然将牛当菜牛卖就要被村人说是论非，卖牛者不管牛能否继续喂养，均不当菜牛卖，买菜牛者也说是买去喂养。一些地方宰杀老、残、病牛时，农民要再三叮咛：“今世不修，下世变人去！”宰牛时，牛主人须避开，旁观者都得双手反背身后，以示自己已被捆绑着，无力相救。

最广泛的食用家畜是猪，乡间几乎家家喂养。在近世农村，一个家连猪也没有，确实不像一个家。有人考证屋下有“豕”谓之“家”，这说明家与猪的密切联系自古而然。猪是农村生物链上极重要的一环，具有极大的经济合理性：（1）农家有猪就不再废弃一丁点粮食。但是人吃剩的粮食皮壳，剩汤剩饭及菜叶、野草、树叶等，应该说都是弃物，喂猪最相宜。农民让猪守候在粮食消费的最后一个环节。（2）猪又处于粮食生产的最初一个环节。猪栏粪是最好的农家肥，所以农民有“养猪好不好，田里见分晓”的说法。（3）人的食物中被废弃的那部分通过猪转化为最高级的食品。有俗语说，“养猪是灶头后粜米”，猪把人不能吃的变成人能吃的。不仅如此，在传统社会，猪肉是礼仪上和生活上最高等级的食品，农村的“好日子”是可以用“有肉吃”来代表的，最隆重的祭祖、最重要的姻亲交往都要通过猪肉体现出来。牛马的重要性表现在生产上，猪的重要性表现在生活和礼仪上。

我们试从下述五个方面分叙养猪的习俗。第一，猪的分类与繁殖。公猪俗称牙猪，阉后喂养称肉猪；母猪称草豚，阉后喂养亦称肉猪。肉猪一般养10个月左右，在年关宰杀的称为“年猪”。小猪称为“猪崽”或“猪娃”。养大母猪娃繁殖小猪叫“养老母猪”，母猪一般五个月下一窝猪娃，每窝10只左右。牙猪娃不阉长成种猪，称为“脚猪”、“狼猪”或“郎猪”，几个乡村才有一头公猪，而且饲养公猪的差不多都是残废人和极贫困者，他们以配种赚钱。体面的家户、正常的健康男人是不养公猪的。人们认为专门饲养公猪替母猪配种是带晦气的、不光彩的职业。他们赶着公猪走在乡村小路上（“脚猪”之称可能与此有关），应约到别人家给母猪配种，常常受到取笑。

第二，新建猪栏的习俗。在浙江龙游，人们要在新栏门上挂五彩布条，以示吉利。新栏建成，祭过猪栏神后新猪栏方可启用。

第三，买卖生猪的习俗。在浙江龙游，人们卖小猪崽时，要让小猪崽饱食一顿精料（增加重量），然后用香、纸祭猪栏神。挑猪的猪蒲上，要放上红纸，以祈利市。猪挑到门口，主妇要连呼三声：“妞……”，表示猪常在、栏不空。小猪买回家，一定要带点小猪栏里的垫草来，说是娘家带来的金草。小猪买回后，六天内如无特殊原因而死亡，猪娘家户要负责赔偿。卖肉猪时，主妇要剪下一撮猪毛，撒在猪栏里，表示猪还在。肉猪抬走时，主妇连声呼猪，希望以后不断养成大猪。再看广东的情况：潮州人买回猪崽，在放进猪栏之前，要用火筒往猪笼里先吹吹气，放进时要口念吉祥语，如“顺顺兴兴，夜大千斤，昼大八百”之类。农户称卖猪为“嫁猪”。“嫁猪”时，必用猪肉或面条、肉包子到灶前祭拜灶神，答谢神的庇佑。花县农家将大猪卖掉时，习惯买回一条猪尾，用来拜猪栏，祈望神明保佑年年有猪卖。吴川人卖大猪，捉猪入笼后，主妇便在猪身上拔几根猪鬃毛，把鬃毛藏好，等到买小猪回来养时，把鬃毛放入猪槽，据说这样会使小猪长得像大猪那般大；在抬猪笼起行之际，主妇祝颂：“噜噜噜（唤猪声）！大猪去，小猪回，小猪长得快……”吴川人如家里还养有猪，又新买小猪回来养，便用三姓人家或者自己一家的茅草或稻秆烧着，将装着小猪的笼连小猪提起，在烟火上方熏烘几下，然后放笼在地上。主妇朝着小猪双手作揖几下，边揖边祝：“拜猪公、拜猪婆，共弟共妹好相和，日大八两，夜长斤多……”祝完开笼放小猪入栏，与原有的猪隔开饲养一段日子，才合养。各地买卖生猪的习俗有一个共同的宗旨，即祈望养猪的过程能够年复一年地循环下去。

第四，杀猪的习俗。浙江农村的屠工俗称“杀猪老师”。开杀前，先祭猪栏神，祈求允许，然后进栏抓猪。进刀时，妇女和小孩须回避，至少将脸转向或闭目。宰毕，家主以猪头猪尾巴祭猪栏神。主妇还用猪肉及内脏烧一席好菜肴，请至亲好友来家“食三福”，并请屠工同食同饮。杀“年猪”时，要用一块米筛，上铺黄表纸，把猪血洒在纸上，拿去烧栏头，即祭猪栏神。农历十二月廿四后，各农户停止杀猪，谓之“封刀”。潮州有些喂猪人平时挑上一担木桶进城收泔水，但不付钱，与人家订立“君子协定”，等到猪主宰猪上市时，先切下一小部分猪肉，贴上大红纸，分送给泔水主人，当做酬金。

传统社会常见的家禽是鸡、鸭、鹅，而养鸡尤其普遍。母鸡下蛋，公鸡打鸣，阉鸡过年吃肉。家庭妇女特别重视养鸡下蛋，有一条谣谚颇为传神，“老太太三条命，母鸡、闺女和外孙”。鸡和鸡蛋既是礼仪和社会交往的特殊媒介，又是对农村俭朴生活的重要补充。

乡村养鸡，均为母鸡孵化。母鸡孵小鸡，俗谓“抱”。春夏母鸡发“抱”后，用麦秸或稻草做成窝，放入20个左右、三日内的鲜鸡蛋，抱窝母鸡会蹲在上面用体温孵化，21天小鸡破壳而出。在18—20天间，将鸡蛋放入温水中，若成鸡，鸡蛋会动，若不成鸡，鸡蛋不会动，以便使成鸡的蛋壳变脆软，易于小鸡破壳。小鸡孵化后，由母鸡带引月余或更长时间，成活率较高。母鸡该生蛋时，不再引小鸡，俗称“丢窝”，母鸡立即不再看护小鸡，变为陌生关系，同其他鸡一样用嘴啄小鸡，不让接近，欺侮小鸡。鸡食儿以昆虫、粮食、草粒为主，乡村习惯不圈养，鸡在户外自动觅食。雄鸡娃大多阉割，通常在年前宰杀，作为“年鸡”。一家只留一只雄鸡叫鸣。雌鸡娃10个月左右可生蛋，一家一般养10只左右。不过，在鸡难得找到足够的食物的冬季和母鸡下蛋的期间，农家还是会在早晚用积储的残次粮食各喂一次。

农民也把养鸡纳入农村生态链中的一环。他们拿不宜食用的粮食喂鸡，在多数日子里鸡是自己在房屋内外找食吃。鸡在晚上通常是要蹲在鸡笼里的，里面积累的鸡粪是上好的农家肥，农民会把它用在精耕细作的菜园子里。

因为农家传统的饲养方式使鸡蛋的产量和社会需求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关系，鸡蛋在一些地方在很长时间里都是物价的一个指标，被用来折算其他物品的交易。20世纪50年代前，乡村习惯以鸡蛋换盐。在河南农村，春夏季常有串乡盐贩用盐换鸡蛋，进村高喊“鸡蛋换盐”。交换的方法是以家用葫芦瓢衡量，一瓤蛋一瓤盐，不用钱折算，不互相找钱，多少鸡蛋换多少盐，俗说“鸡蛋换盐两不找钱”。

参考书目

顾希佳：《东南蚕桑文化》，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简涛：《立春风俗考》，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徐杰舜：《汉族民间经济风俗》，广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张紫晨编：《民俗调查与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思考题

1．仪式对于农业生产的意义是什么？

2．中国农民如何在劳动中表现艺术？

3．从哪些民俗能够看到生态与文化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