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西方隐喻研究有着悠久连续的传统，从柏拉图时代至今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修辞学—诗学、诗学—语言学、语言哲学—人类学以及思维认知研究，并在20世纪50年代汇总结穴而进入平面化的多元研究高潮。特别是70年代后期以来，欧美隐喻研究愈趋白热：1971年，西伯斯（W.Shibbles）出版的《隐喻书目》（Metaphor: Annotated Bibliography and History）中收录了大约4000条有关条目；1975年，法国符号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œur）出版《活隐喻》（La Métaphore Vive）一书，从修辞学、哲学、语义学等角度对隐喻进行了跨学科的总结与考察；1977年，“隐喻与思维”学术研讨会在美国伊力诺斯大学召开，与会者提交的论著于1979年结集出版；次年，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又一次召开国际跨学科隐喻研究学术研讨会，重要论著于1980年由霍尼科（R.P.Honek）编辑成书Cognitionand Figurative Language；同年，雷考夫与约翰逊（Lakoff & Johnson）合著之《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We Live By）一书问世，此后二作者又分别撰写了《女人，火与危险的事物》（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1990）及《思想中的身体》（The Body in the Mind,1987），从而开创了“隐喻概念”与“体验”认知一派；1982年至1985年，霍夫曼及史密斯（Hoffman & Smith）编辑

出版《隐喻研究通讯》（Metaphor Research Newsletter）,1986年后改刊为《隐喻与象征活动》（Metaphor and Symbolic Activity），发行至今；1985年，诺本等人（Van Noppen et al）编辑了更为权威的一部隐喻书目，其中裒集70年代以后的隐喻研究书目凡4317种；1989年，雷考夫与特纳（M.Turner）合著《不仅仅是理性》（More Than Cool Reason）。90年代以来，隐喻研究势头仍然不减：1990年，刘易斯（N.Lewis）出版《巴比之书：语词及认知方式》（The Book of Babel:Words and the Way We See Things）;1992年，英德伽（Bipin Indurkhya）著成《隐喻与认知》（Metaphor and Cognition）一书；1994年，辛体卡（Jaakko Hintikka）主编出版《隐喻面面观》（The Aspects of Metaphor）;1997年，勾特利（Andrew Goatly）的《隐喻语言》（The Language of Metaphor）一书付梓……与此同时，有关隐喻关键词、儿童语言习得、政治话语、商业广告用语的隐喻专著也源源问世，研究的触角逐渐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可以预料，这股隐喻研究热潮在西方还将持续相当一个时期。

中国的传统隐喻研究状况比较复杂，总体说来可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哲学研究（先秦时期）、诗学研究（汉魏六朝至隋唐时期）、修辞学研究（唐宋时期至明清时期）。清末民初至20世纪末属于转型期。1949年之前，传统隐喻研究逐渐挣脱本土诗学及修辞学的藩篱，向西方隐喻研究范式靠拢并同时进行初步的参照、比较和汇通研究。如陈望道（《修辞学发凡》,1932年）、朱自清（《诗言志辨》）、闻一多（《神话与诗》）、钱钟书（《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1937年）、王瑶（《说喻》,1942年）、朱光潜（《诗论》）等人均为此间代表。新中国成立后迄今为止的隐喻研究，以80年代为界，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80年代以前的隐喻研究大多注目于本土资源，如王焕镳的《先秦寓言研究》（1959）、袁晖的《比喻》（1982）均属于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80年代以来，汉语学界的隐喻研究着重引进西方当代隐喻理论，同时进行互证、互补的比较研究工作。如著名学者周英雄的《赋比兴的语言结构》（1983）、赵沛霖的《兴的源起：历史积淀与诗歌艺术》（1987）均不同程度地体现了中国学者参照西方理论梳理本土资源的研究理念。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致力于介绍、评述西方隐喻语言学及认知哲学研究成果，佐以对本国隐喻语料进行整合研究。如杨文虎于《上海文论》1990年第3期发表《隐喻思维机制论析》；束定芳于《外国语》1996年第2期发表《试论现代隐喻学的研究目标、方法和任务》，首次亮出了“隐喻学”的旗号；胡壮麟于《外语教学与研究》1996年第4期发表《语法隐喻》，主要采用功能语法理论探讨语法结构的隐喻特性；林书武于《外语教学与研究》1997年第1期发表《国外隐喻研究综述》。此时出现的隐喻研究专著也体现了上述思路与风格，如耿占春的《隐喻》（1993）、季广茂的《隐喻视野中的诗性传统》（1998）即为其中代表。

从研究现状来看，中国隐喻研究进入一个平面接收和多元研究的新时期，基本上同西方隐喻研究处于同一水准，下一步就该进行汇通、比较与综合的研究工作了。

作者的基本写作意图是为当代隐喻研究开辟新的视角、思路与研究领域。首先，尽可能全方位提供具有代表性的中西（主要是欧美国家）隐喻研究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力争实现本土理论资源的自觉；其次，界定隐喻研究的历史分期、领域以及类型；第三，分别在修辞、文学、语言学及哲学领域进一步深化、补充现有研究成果；第四，在哲学层面尤其是存在论层面提升隐喻的学理内涵。

作者的核心思路是：以“美”（情感—修辞）与“真”（逻辑—认知）的冲突与和解为中轴，遵循历史（现实）与精神（思维）同步发展的规律，汇通中西方隐喻研究成果，分别从修辞学、（狭义）诗学、语言哲学以及认识论—存在论哲学四维入手，对隐喻的转换生成特性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力图证明隐喻是不断转换生成的有机存在，而人类的语言、文学、认知乃至本体存在都具有转换生成的隐喻本性。因此，虽然本书有些章节的标题中含有“转换生成”这一典型的数理语言学术语，但呈现给读者的将是一篇综合描述而非单纯技术分析的论著。

本书共分六章，前两章具有总论性质，后四章为分论。总论部分第一章概述隐喻的定义、生存环境、生存形态、工作机制以及存在理由；第二章致力于隐喻研究历史和类型的清理，总体上以西方为主，并反观中国本土研究传统，描述了隐喻研究从修辞、诗学领域深入到语言、思维认知领域的转换生成过程。

具体到后四章分论，其论述内容大致如下：

第三章：隐喻的修辞学谱系研究——隐喻同其他修辞家族重要成员（明喻、反讽、讽喻、换喻）的转换生成关系；隐喻修辞的言后功能（亲和感与排斥感的转换生成）；隐喻的政治修辞功能——转换作者真义而生成隐晦的显白书写；隐喻修辞性与认知性的转换生成关系。

第四章：隐喻的诗学谱系研究——隐喻同其他诗学基干范畴（意象、象征、神话）的转换生成关系；就文本产生的基本方式讨论想像理论的发展史、想像作为隐喻性推理在修辞与认知间的转换生成特性；文学作品的隐喻本体——转换“物”、“我”关系而生成的“仿真现实”。

第五章：人与言的关系——冲突、和解以及隐喻在此转换生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语言内部意义之间的关系——隐喻和语言内部“本义”与“隐喻义”的转换生成；文本的结构关系——双重文本结构与语篇意义的转换生成。

第六章：隐喻的认识论与发生学研究——隐喻思维与逻辑思维的转换生成关系；隐喻的方法论研究——探讨隐喻性“比较”的转换生成工作机制；对隐喻存在形态的辩证分析，指出“转换生成”是隐喻生命的本质；最后从本体论角度提出“混沌的瞬间澄明”这一课题，试图探究隐喻转换生成为何发生、如何发生并为其所是——这需要研究者深入到哲学、逻辑学以及诸如拓扑学、模糊数学、脑神经学、基因研究等自然科学领域并打通其科研成果。由于缺乏确凿可靠的数据支持和方法论准备，暂时还很难得出令人信服的、普遍有效的结论；因此，本书不得不止步于此而将这份工作留待来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