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02年夏末，本书系执行主编、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找到我，邀我将北京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开设的全校通选课“美国文化与社会”编成教材，我欣然接受。记得温教授当时说，中国的年轻人希望更深入地了解世界，他们会对这本书感兴趣的，我深以为然。

每年春季，选修这门全校通选课的学生，来自北京大学文、理、医科近20个院系，共400人。大学生们在选课、听课和完成作业时表现出来的热情和认真使我们这些授课教师经常处于感动之中。今年春天“非典”肆虐期间，我收到一位数学学院二年级学生送来的课堂作业，是有关美国文化的，其立论之深，分析之透，行文之美，让人过目难忘。还有一次，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美国著名亚洲问题专家傅高义教授应邀来讲“美国与东亚”，学生们反应热烈。这位美国教授大为感慨：“在北大讲课的感觉真好！”

美国人士常常问我，现在中国青年一代的特点是什么。我回答说：自信。的确，与二十多年前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相比，今天的中国青年是更自信了。当年，校园中来访的西方学者寥寥无几，来访者一席话讲完，听众反应亦是寥寥。现在的情况大不一样了。2000年4月，基辛格博士到北京大学来和学生们座谈。来自全校文理各科的学生争先恐后地提问。他们那敏捷的思路、活泼的风格、流利的英语给这位叱咤国际风云几十年的美国战略人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一代新人。

综观世界历史，大至一个民族，小及个人，自信是一种很重要的基本素质。没有自信就没有发展。世界上几个最古老的文明中，唯有中华文明历尽沧桑，以最完整的形式保存、发展和延续了下来。这其中，对自身所依赖的文明的自信是重要的精神支柱。从最朴素的意义上说，自信来自于对自身文化的那种与生俱来的认同。

但是，历史也告诉我们，只满足于朴素的认同适应不了变化着的世界。自工业革命在欧洲发端，并在全球扩散几百年以来，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强者总是想重新组合世界，弱者无奈，只能被组合。强者方式不当，雄心受挫，沦为弱者；弱者自强不息，善捕时机，跻身于强者之列，亦不乏先例。这中间很关键的一点就是看清世界大势及自身的情况。可以说，自信与对世界的了解及对自己的认识相辅相成。

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上，美国因素具有全方位的影响。深入了解美国，成了一代代为中华崛起而奋斗之士的无法回避的课题。但是真正了解，又谈何容易。我们这些常年做美国研究的人，有时也不免问自己：和先行者们相比，我们究竟有多少认识上的重大突破。

我1983年第一次去美国，迄今已有20个年头了。在多次往返于太平洋两岸的旅途上，我经常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即中国人如何看美国？美国人又如何看中国？当然，这是一个大而又大的问题，任何简单的描述都无法回答清楚。但就人对世界的认知来说，这实在是个非常具有知识趣味的题目。一位终生从事中国研究的美国学者曾这样对我说：“在研究中，我找到了一种知识的美感。中国真是博大精深！而且，我们两国实在太不一样了。”不过，能这样来看问题的美国人并不多。

其实，观察别人是在给自己定位。我想，观察时的自我意识是很重要的。大多数人习惯用自己最熟悉的思维方式来看周围世界，往往把非常复杂的世界看简单了。如果不断地在自己的思维中加进原来不熟悉的内容，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扩大视野，那就可以达到一个新的境界。这个新的境界，可以使人脱离原始和粗糙，变得更为成熟和智慧。

我们非常希望中国的青年一代能不断在新的境界里攀登。我们在全校开设“美国文化与社会”这门通选课，就是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和我们一起努力，来做这个百年大课题。了解美国，是为了中国的将来。

在世界近现代史上，美国的立国和发展堪称独特。如何看美国发展的轨迹？什么是美国的特色？哪些是美国的难题？要面对这么浩大的问题，必须依靠团队的力量。参加讲授“美国文化与社会”这门大课的，是来自北京大学许多系科的优秀专家学者。他们都有在美国长期学习和生活的经历，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亦有一定的成就。在编写这本教材时，我们基本上依靠的是这支已经共同合作了五年的群体。我们这个群体曾于2000年和2001年两次组团访问美国，实地了解美国研究的最新进展。

在本书的15位作者中，最年长的是陶洁教授。她是上世纪60年代初我在北京大学求学时的老师。几十年来，她一直从事美国文学研究，其学识之广博，学风之严谨为大家所称道不已。2000年初，我们一起去美国中部的密苏里大学访问。那里的校长是一位从事黑人文学研究的学者。一见面，陶洁教授便将他曾发表过的著作一一列举出来，这位美国学者大为惊诧说，即便在美国也很少有人这么了解我写的东西，言语之间感动之极。最年轻的作者是符晓。她承担了美国的宗教这部分的写作，可谓身担重任。这一工作实际上基于她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的一篇硕士论文。当时为了读通上百万字的关于美国宗教的文献，她真是吃了大苦。但这一遍苦吃下来，她也关山飞度，实现了自我超越。这次写作经历最坎坷的大约要数戴行钺教授。他是我的学长，上世纪60年代初，他与现任中国外交部长的李肇星是北京大学西语系同班同学，至今他们仍珍惜着青年时代的友谊。戴行钺教授在北京大学开设介绍美国电影的大课。他的课是北京大学最受欢迎的全校公共课之一。应当说，将讲稿整理成文是举手之劳。可惜电脑病毒入侵，戴教授的全部心血顷刻间荡然无存。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在重新建立文件之际，戴教授仍保留了他那份特有的幽默。最早交稿的是贾庆国教授。我们相识于1984年，从那时起，我们就一起在美国研究和中美关系研究这一园地里耕耘。他是改革开放后最早在美国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并回国工作的学者之一。在所有的作者中，最忙的人当数闵维方教授。他是“十六大”中央候补委员，现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他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公费留学美国并取得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这次我请他担任美国高等教育这部分的写作，他一口应承并及时送来了文稿。

篇幅有限，恕我不能一一介绍所有的作者。但是我还是要向所有的作者们真诚致谢。他们在各自领域中的建树和造诣使我由衷钦佩。与他们共事的难得经历是人生的一次可珍惜的体验。

袁明

2003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