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国形象：传奇与地理之间

1．《马可·波罗游记》：从虚构读到真实

想象是一座桥梁，从观念到现实的桥梁。那位在热那亚监狱为马可·波罗记述游记的鲁思梯谦，也是位骑士传奇作家，曾为英王爱德华一世写过两部传奇：《侍臣吉艾伦和所有关于圆桌骑士团的故事》、《亚瑟王和其他圆桌骑士的侠义故事集》。有趣的是，30多年后，1331年，爱德华三世竟在一次大比武中，按照《马可·波罗游记》中的描写，把自己打扮成大汗，让随从骑士穿上金光闪闪的鞑靼袍，列队穿过伦敦城时，骑士的身边还伴着贵妇小姐，身穿红袍、头戴赶骆驼人的白尖帽。传奇与现实的界限往往很难区分。游记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写了什么，更重要的，还在于读者如何接受它。

《马可·波罗游记》问世于1298年前后，最初出自热那亚监狱马可·波罗与鲁思梯谦之手的那个法—意方言本（Franco-Italian Manuscript），我们今天已经看不到了。现存的版本，大概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流行于上流社会的法文版本，抄在昂贵的羊皮纸上，装饰精美，收藏在像奥尔良公爵查理或爱德华四世表兄理查·伍德威尔这类贵族家中。在他们的私人藏书中，《马可·波罗游记》与《罗兰之歌》、《亚瑟王传奇》一样，同属于“传奇”。这个版本可能最近于鲁思梯谦最初的那个法—意方言本，在写作风格上，也像是当时流行的骑士传奇。第二类是托斯卡尼方言与威尼斯方言本，抄在比较廉价的纸本上，流行较广，比法文本传奇色彩明显减少了，读起来更像是地理志或经商指南。比如书中有这样的话：“如果你想获得更多的知识，请去别处寻找，而我，就说这么多了。阿门！”第三类版本是拉丁语版本，最初由意大利多明我会修士弗朗西斯科·毕毕诺翻译。这个版本传奇色彩更少了，内容更加严肃。译者郑重声明，他受教会委托翻译这本游记，不是为了娱乐或财富，而是为了上帝的传教事业，增加世界知识，激励大家到世界各地去，将福音传播给每一个人。拉丁语版本还提出了游记的真实性问题。毕毕诺修士在序言中说：“鉴于这部书中充满了各种奇闻轶事，许多读者见识有限，难以相信，我想声明的是，小马可·波罗，这部书的讲述者，是一位极可尊敬的、高尚的、虔诚的人，他的美德，众所周知，而他的美德又足以让他的著述值得信赖……”

三类版本说明当时人们接受《马可·波罗游记》的态度或“诠释视野”。特定时代的文化期待，决定并实现文本的历史作用与意义。如果说《马可·波罗游记》在马可·波罗同时代人那里确实可能被当作贸易指南，那么，蒙古帝国崩溃、马木鲁克王朝兴起、奥斯曼帝国扩张，热闹一个世纪的中西交通中断了，作为贸易指南的《马可·波罗游记》，自然就没有意义。《马可·波罗游记》问世的最初两个世纪里，主要是被当作传奇读的。14世纪末，一位隐修的佛罗伦萨贵族，抄录托斯卡尼方言本的《马可·波罗游记》打发时光，越抄疑虑越多：“在我看来，书中所说的一切，都是难以置信的，不是谎言，也是奇谈。尽管世间万事，无奇不有，奇风异俗，各国不同，但是，我还是无法相信。我喜欢抄录它，但不会相信它。”

在中世纪晚期文艺复兴早期的欧洲文化视野内，《马可·波罗游记》不过是一部传奇，与当时大规模流行的骑士传奇不同的只是，传奇的主人公是游历世界的商人。游记中莫须有的人与事，令人激动，但也不可认真。人们不相信《马可·波罗游记》，不是因为马可·波罗，而是因为人们从根本上就不相信有契丹蛮子这么个天堂般的国家。《马可·波罗游记》问世最初的一个世纪里，大多数人把它当作传奇，不少人翻译、抄录，甚至改写，但很少有人像毕毕诺修士那样，能够信任马可·波罗。或许最初值得注意的，是1380年（一说1375年）问世的、绘在八块长方形的木版（69/39cm）上的《加泰兰地图》。图中出现“米狄亚帝国”（察合台汗国）、“赛拉帝国”（钦察汗国），一队骆驼商队正从“赛拉帝国”出发去契丹，图中有大片“大汗的国土”，像哈喇和林、汗八里、行在、刺桐等29个中国地名，也出现在地图上。大汗的国土出现在地图上，就意味着可能出现在现实世界中。《加泰兰地图》中东方内容的主要资料来自《马可·波罗游记》，也许还有《鄂多立克东游录》，图中的“辛迦兰”、“明州”（宁波）地名明显来自《鄂多立克东游录》,《马可·波罗游记》中没有这些地名。

将《马可·波罗游记》的内容绘制到地图上，标志着有人开始相信游记，更重要的是，标志着中国在欧洲文化视野中，有可能从虚幻的传奇进入真实的地理，标志着欧洲的中国形象的改变与世界观念的改变。1410年，红衣主教皮埃尔·戴利的《世界图景》出版了，同年，从阿拉伯语译成拉丁文的托勒密的《地理学》也出版了。戴利主教鼓励人们研究地理，因为这样可以更好地理解《圣经》，他在《世界图景》中汇总了当时的地理知识，也包括部分《马可·波罗游记》的内容，并认为向西航行可以到达印度。而托勒密《地理学》的出版，不仅拓展了欧洲中世纪人的世界观念，而且，他的经纬度方法还可以为广阔世界中的不同国家确定位置，尽管托勒密本人确定的位置大多是错误的。

据说马可·波罗弥留之际，神甫曾让他忏悔，收回他游记中的欺世大谎，马可·波罗拒绝了。他说，关于契丹与蛮子，他说出的，远不如他亲历的、见闻的。关于这位著名的威尼斯商人的身世行状，我们只有一些传闻，关于他和他父亲、叔父的东方之旅，我们也只有那部奇书，像是游记又像是通商指南，像是传奇又像是地理书的《马可·波罗游记》。马可·波罗大概死于1324年，不到半个世纪，大旅行的时代就结束了。在随后的时间里，马可·波罗那一代人曾经的壮举变得难以置信，也是完全合理的。但总有一些想象力丰富、狂热且认真的人，在大众传奇中，发现地理与历史。15世纪初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多门尼卡·本迪诺在自己所著的35卷本的《世界全志》中，开始大量引用《马可·波罗游记》，并称赞马可·波罗为“探索东方海岸最勇敢的人”。欧洲的文艺复兴开始于意大利，中西贸易的起点与转口集散地是意大利，去中国的旅行家都从意大利出发，并回到意大利，几乎所有去过中国的人，都是意大利人。中世纪四大旅行家，马可·波罗、鄂多立克、尼哥罗·康梯、伊本·拔图塔，除了伊本·拔图塔是突尼斯人外，其他三位都是意大利人！尼哥罗·康梯从印度回来后不久，1450年前后，一位威尼斯贵族读完《马可·波罗游记》后写道：“本人，亚科莫·巴巴黎科，读完最新版的《马可·波罗游记》发现，马可·波罗所说的许多事都是真实可靠的，我从刚从印度回来的威尼斯人尼哥罗·康梯，以及许许多多摩尔商人那里得到证明。”

中国开始从传奇进入地理，进入人文主义者的世界知识中。这是个重要的开端，尽管所谓地理的中国最终取代传奇的中国，在欧洲文化视野中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马可·波罗游记》的接受史是最好的例证。《马可·波罗游记》问世后最初的几个世纪里，欧洲接受《马可·波罗游记》，基本上有两种期待视野，首先是中世纪贵族与平民的传奇文学视野，然后是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地理学视野。1428年，威尼斯市政会将《马可·波罗游记》当作礼品送给来访的葡萄牙王子彼得罗，这位王子的兄弟亨利王子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航海家亨利”，此时他已开始在萨格里什海角组织葡萄牙水手沿西非海岸探索前往东方的新航路。当年绘制《加泰兰地图》的克莱斯克的儿子雅夫达，也被亨利招到宫中。1459年，毛罗神父绘制的《寰宇全图》，将托勒密的古典知识与当代旅行见闻综合起来，地图上不仅标出《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大多数中国地名，而且还画上了长江、黄河，行在与刺桐出现在沿海，并注明行在城方圆100英里，有12,000座桥。如今，《马可·波罗游记》一度被认为是荒诞无稽的传奇，已经可能成为严肃的地理知识，甚至可以补充托勒密《地理学》的不足。1486年，德国慕尼黑问世的一种《马可·波罗游记》抄本中，直接建议读者将《马可·波罗游记》与托勒密的《地理学》合起来读。

文艺复兴早期的人文主义精神，发现了《马可·波罗游记》的现实意义。一部游记，如果停留在传奇想象中，不具有直接的现实作用；如果成为描述世界地理风物的严肃的著作，就可能改变人们的世界观，进而改变世界。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们将新闻与喜讯夹在古老的学问与新兴的世俗精神中，送到北欧，送到伊比利亚半岛。而最有戏剧性与历史影响的，大概还是佛罗伦萨1439—1443年召开的一次宗教大会。不同教派的神职人员来自世界四面八方。有拜占廷和俄罗斯的神甫，基辅的主教，耶路撒冷或埃及的科普特基督徒，埃塞俄比亚的僧侣甚至波斯印度的景教修士。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带来世界四面八方的消息。意大利人兴奋无比，据说一位威尼斯人懂20种语言，被大会聘为通译，还有一位佛罗伦萨医生或星相学家巴奥罗·达勒·波索·托斯卡内里，终于找到机会，在这里与远方的客人讨论世界地理与航海的问题。因为不久前他刚从一位丹麦人那里获得了一张“北方地图”，图上画着挪威、冰岛、格陵兰岛，还有一条神秘的北方航路，传说这条航路可以抵达大汗的国土，马可·波罗所说的契丹与蛮子、汗八里与行在城！他将这个重要发现告诉他在帕图亚大学的同学，如今已成为红衣主教的尼古拉·库萨。在尼古拉·库萨的随从教士中，有位葡萄牙人名叫费诺阿·马丁，30年后成为葡萄牙国王阿封索五世的忏悔神父。不知道是他找托斯卡内里，还是托斯卡内里找他，总之，葡萄牙国王收到了托斯卡内里寄来的一张海图与一封信。信中说：

依据我画的海图航行，就可以抵达香料宝石之国，那里土地肥沃，人民殷富。常人以为该国在东方，而我认为应该在西方。或许这一点让您感到惊异。试想大地本是一圆球，向西直航，绕过地球的下面，就可到达东方。如果从陆地上走，当然就是向东而行了。海图中的南北直线，标明的是东西相距的里数，东西直线，是南北相距的里数。图中还标明一些岛屿，船遇风暴，偶尔漂流到某个岛上，根据海图航海者就可以知道自己所在的位置。当地的土著亦可提供一些情况。据说那里的海岛上只有商人居住。他们贩运的商品种类繁多，似乎是世界的总和之数，但比起刺桐一个港口，还远远不如。每年从这些岛屿都有几百艘大船往刺桐运送胡椒，运输其他商品的船只还不计在内。那里人多富有，邦国、省区、城邑之多不计其数。这些岛国都臣属大汗。“大汗”意为拉丁语的大皇帝。大汗都城在契丹省。200年前，大汗的祖先曾想与基督徒联系，派使者觐见教皇，请教皇派一些有学识的教士前去弘扬教义。不料教皇使节半途而废。欧格奴斯（Eugenius）教皇在位期间，还有大汗的使者来朝。我亲见其人，询问契丹的河流城廓状况。据说河流沿岸有200多座城市，每座城市中都有大理石砌成的石桥，桥头雕塑着石柱。大汗国家爱戴基督徒，欧洲人尽可能去。不仅金银珠宝、香料可以致富，还可向他们的哲人学子、天文学家学习，交流治国之道，战争之法……

由里斯本一直向西航行，就可到达荣华富庶的行在城。正如海图所示，两地之间的距离共26里格，每里格250海里。行在城方圆100里。城里有10座美丽的石桥，犹如天城。前人去过那里，介绍了各种奇闻轶事、能工巧匠，那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地方。从里斯本到行在，距离占全球的三分之一。行在在蛮子省，离大汗所在的契丹不远。从安梯利亚岛（Antilia）到西潘戈（Cippangne，指日本。），只有10里格的航程。西潘戈盛产黄金、珍珠、宝石，庙宇宫殿都是用金砖金瓦建成……

研究虚无缥缈的形象并不只是研究虚构，更重要的是研究其中乌托邦性的力量究竟如何塑造现实。1441年，中世纪四大旅行家的最后一位——尼哥罗·康梯，回到威尼斯，6年以后，人文主义者博嘉·布拉希奥里尼根据他的东方见闻写成了《万国通览》。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饱学的拜占廷文人携带着大量手稿逃到意大利。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如果有人把传奇当成地理知识，世界在观念中的图景突然间扩大了；把传奇当成现实世界行动的力量，世界在生活中也突然间扩大了。托斯卡内里的神秘海图与信，似乎并没有引起国王的注意，毕竟托斯卡内里所说的，与当时人所知的，相差太远。相信《马可·波罗游记》，在当时绝大多数人看来，已经不尽情理，（任何一个时代大众的常识都与精英的知识相差甚远），相信地球是圆的，一直向西就会到达大汗的国土，几乎就是疯狂。然而，历史中的丰功伟绩，经常就是由那些不尽情理、几近疯狂的堂吉诃德式的人物完成。哥伦布在国王的航海图书馆里，发现了信与海图，“由里斯本一直向西航行，就可到达荣华富庶的行在城……”在绝大多数人仍将《马可·波罗游记》当传奇读的时候，哥伦布准备远航，把马可·波罗的大汗传奇变成欧洲的现实。

2．半真半幻的国度

“大汗的大陆”，这是一个伟大的起点，从想象到现实。世界广大，有过大旅行时代的水天辽阔，人们就不可能忍受家乡边远封闭、沉闷贫瘠的生活；没有马可·波罗那一代人对中国的渴望与中国之旅，就没有哥伦布、达·伽玛发现新大陆新航路的壮举，现代西方扩张与全球文明的历史也无从开始。哥伦布远航寻找大汗的国土，发现一片旧大陆，却没有到达中国；达·伽马开辟了东方航路，不出20年，就把葡萄牙冒险家送到中国海岸。1518年，葡萄牙使团到广州，两年以后晋京朝觐武宗皇帝，1548年，葡萄牙人在宁波双屿港已经经营了一小块居留地，有他们自己的市政厅、医院、慈善堂、长官、书记员、公证人、警察和盗匪。再过10年，澳门这座“番鬼城”也出现了。西班牙人晚来了半个世纪，他们占领马尼拉，派使节到福建。与此同时，商人、使节、传教士关于中国的报道，也相继出现在欧洲。1527年前后，葡萄牙王室见到皮雷斯使团成员魏莱拉的信，叙述了他们一行在“大明”被当作野蛮人与强盗的悲惨遭遇，以及他们作为使节与囚犯可以了解到的情况：从印度向东北，可抵达那个叫做“大明”的帝国。那里海岸曲折，从南海岸、东海岸一直延伸到渤海湾，南方外洋有许多暗礁与岛屿，北部与鞑靼接壤，据说其间有一座高墙。1549年，走马溪之役后，又有一批不走运的葡萄牙人被当作海盗关进大明的监狱。其中盖略特·伯莱拉的《中国报道》，由教士们抄录后寄回欧洲。他说大明是个辽阔的帝国，交通便利、人烟稠密、城市壮丽，全国有13个省，每一个省都像一个王国。

中国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庞大的帝国，许多特征似乎都与马可·波罗描述的契丹与蛮子相似。然而，奇怪的是，当时人们竟然没有想到这是同一个国家。不论是魏莱拉，还是伯莱拉，似乎都不知道他们所到的这个中国，就是马可·波罗所说的契丹与蛮子。伯莱拉写道：“我们习惯把这个国家叫做China，百姓叫做Chins。但当我们被囚时，我决定了解一下他们的名称，有时他们也问我们，因为我们叫他们Chins，他们不懂我们的意思。我回答说，所有印度的居民都叫他们Chins，因此我请他们告诉我，为什么他们叫这个名字……他们对此的回答始终是，没有这个名字，从来都没有过。然后我问他们，整个国家叫什么名字，如果有别的民族问他们是哪国人，他们怎样回答。他们告诉我说，……整个国家叫做大明（Tamen），居民叫做大明人（Tamenjins），因此在本国没有听说他们名叫China或Chins。”

地理大发现那些年里，欧洲有关中国的消息逐渐扩散，最初仅限于葡萄牙王室与探险者，因为涉及航海与贸易的任何消息，都是宫廷机密。1550年前后，开始传入社会，1570年前后，在欧洲的一些大城市里，包括里斯本、罗马、帕图亚、威尼斯、塞维利亚、里昂、巴黎、阿姆斯特丹，都可以看到有关中国的报道。伯莱拉的《中国报道》被译成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法语刊行，此外还有平托、加斯帕·罗帕斯、若望·德·巴罗斯、洛卡斯特涅达等人的相关著作。如果愿意，一个稍有知识的意大利人、法国人或伊比利亚人，可以从当时的读物中知道：中国的国土比整个欧洲还要大，一条大河将它分为南北，首都在北京，北纬43—45度有一条抵御鞑靼人入侵的长城；中国有13或15个省，200多座城市（府），每个省都由都堂、布政司和总兵管理，秩序井然；中国人认为外国人全是野蛮人，只有朝贡才能进入中国，而中国人不被允许也不想到外国去；中国人口很多，全是异教徒，一夫多妻，但道德上仍有值得敬慕的地方。

地理大发现时代伊比利亚人发现中国，尽管不知道这就是两个多世纪以前马可·波罗到过的大汗的帝国，却用同样的套话描述中国。《中国志》（1570）是地理大发现时代欧洲第一部全面介绍中国的著作，作者加斯帕·达·克路士介绍：在整个东方，“在所有我提到的民族中，中国比其他国人口多，国土大，政体和政府优越，财富和财物丰足……”他告诉他的读者：“能想象到中国的事物有多伟大就多伟大，也就是说，尽管遥远的事物常常听起来比实际的要大，现在却刚好相反，因为中国比听起来的要大得多……”克路士没有想到《马可·波罗游记》，他联想到的是更为久远的古希腊人希罗多德的《历史》。他说，根据他自己的观察与知识，可以判定，中国就是希罗多德所说的斯基泰的一部分或绝大部分，它的国土从中亚开始，一直到旭日升起的东部大海。

欧洲此时的中国形象，有两条并行但又相互隔绝的线索，一条是新发现的有关大明或中国的地理与历史知识，另一条是马可·波罗与曼德维尔式的有关大汗统治的契丹与蛮子的传奇。皮雷斯率领的葡萄牙使团到广州那年，意大利诗人洛多维科·阿利奥斯托刚刚完成著名的骑士传奇《疯狂的奥兰多》。其中高卢骑士奥兰多漫游世界，从鞑靼、赛里斯到契丹、印度，最后疯狂地爱上了契丹公主安杰丽卡，为此，英勇的奥兰多攻陷契丹首都亚不拉卡。《马可·波罗游记》为阿利奥斯托提供了想象的素材。还有拉伯雷的《巨人传》，小说中庞大固埃从欧洲到契丹，像从巴黎到意大利。高康大在家乡建了“德廉美修道院”，修道院的一切都具有东方气象。庞大固埃与巴汝智、约翰修士四处寻访一个疯子提到的“神壶”，终于在契丹找到了可以畅饮知识、真理与爱情的“神壶”。

地理大发现与文艺复兴，新消息与旧传说、知识与想象、现实与历史，使人们的头脑与生活都格外丰富。旅行家的游记、传教士的书信、殖民官的报告与大量出版的古代的地理志、当代的传奇，一同构成欧洲人的世界观念，忽近忽远，半真半幻。人们头脑中的东方世界，有最新报道的图景，也有马可·波罗、曼德维尔描绘的传奇，而且似乎各不相关。1513年葡萄牙航海家绘制的中国海图，已经画出中国南海岸、东北海岸、广东河口（珠江）与台湾岛的基本地形。然而，1519年里斯本出现的四开世界地图，仍是托勒密式的，亚洲东部是一些奇形怪状的岛屿，注明出产丝绸、香料、珍贵药材、黄金与宝石；第一批欧洲商人、海盗、使节出现在中国，并将他们的见闻经历以书信与报告的形式寄回欧洲，欧洲一些较为敏感的学者，开始猜测中国可能是托勒密说过的那个“秦尼地区”，盛产丝绸、瓷器、麝香。然而，1540年前后，德国人塞巴斯蒂安·弗兰克出版《世界志》，依旧根据《马可·波罗游记》大谈汗八里宫殿与大汗威严，刺桐的一万多座桥与行在城的寺庙。人们听说马六甲人给中国皇帝献贡，但不清楚汗八里的大汗与北京的中国皇帝，究竟是什么关系；16世纪后半叶，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的商人、传教士已经往返里斯本与澳门，但巴黎流行的《世界指南》，对中国、日本、果阿这些地方，则完全无知。全书160页，用在亚洲部分的只有12页，不足10%。编者雅克·西诺属于当时最博学的那一批人，他不是没听说过契丹或中国，而是不相信它们真实存在。

地理的、现实的中国，远未在人们的观念中取代传奇的、浪漫的中国。欧洲“延长的16世纪”，是个真正的浪漫时代。克路士的《中国志》1570年出版，对中国的地理与历史、自然与物产、政府与社会、风俗与信仰各方面以及刚刚发生的中葡冲突，进行了全面的介绍。我们只需浏览一下它的章节标题，就知道这是那个时代一本多么难得的中国读物，只可惜《中国志》在恩渥拉出版时，正赶上大疫流行，而且书是用小语种葡萄牙语写的，在欧洲很少流传。5年以后，法国旅行家安德烈·德裕出版长达2000多页的巨著《寰宇通志》，第一卷第二册是专论亚洲的，他的亚洲知识，是从普林尼到同时代传教士甚至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兰教徒那里获得的大杂烩。他说中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居住着正常人的国家，不像古人传说的那样靠吃苹果和呼吸乡野的纯净空气为生，中国是亚洲最大最富有的国家，他们的王室是亚洲的王储，管辖15个省，拥有数不清的黄金、珠宝。不过，中国皇帝又是契丹大汗的封臣！德裕将他那个时代一位法国人可及的中国知识或想象，全写到自己的书里。但他笔下的“中国形象”，依旧出入在传奇与地理之间。

最终将欧洲文化中传奇的中国形象带入地理知识视野的，既不是那些在中国出生入死的冒险家，也不是在欧洲某处书斋里从书本到书本阅读写作的学者，而是一个曾经漫游半个世界，一心想去中国但最终也没能如愿的传教士——西班牙奥古斯丁会修士儒安·贡萨列斯·德·门多萨。门多萨修士早年去南美传教，1564年在墨西哥城加入奥古斯丁修道会，正值列格兹比率领西班牙舰队远征菲律宾，他也到了马尼拉，与中国只有一水之隔。从入奥古斯丁修道会那时起，他就希望去中国，这也是沙勿略以后他那个时代外方传教士的一个共同理想。但门多萨并不走运，1573年他被调回西班牙，直到1580年，才受腓力二世之命，又率领一支传教团前往中国，但只走到墨西哥，就半途而废，这次远隔大洋了。门多萨再次失望地回到西班牙，不久受诏去罗马，教皇让他写一本中华帝国通史。

1585年，门多萨神父的《大中华帝国志》在罗马出版，同年就再版于西班牙的瓦莱西亚与意大利的威尼斯。到1600年，《大中华帝国志》的意大利语本已印出19版，西班牙语11版，法语本出版于1588、1589和1600年，“舰队年”（1588）伦敦出现了英语译文，最初的德语、荷兰语译本面世于1589（法兰克福）与1595年（阿克默尔与阿姆斯特丹）。到世纪结束的时候，《大中华帝国志》在欧洲已有7种语言的46种版本。《马可·波罗游记》与《曼德维尔游记》之后，还没有哪一部关于中国的书在欧洲如此畅销。

3．地理上“远东最遥远的帝国”

1585年，《大中华帝国志》出版的时候，利玛窦已经在肇庆建起了一座天主教堂——“仙花寺”。从肇庆到南昌，从南昌到南京，16年以后，他终于如愿地居留北京——大明朝的皇城。于是，在广阔遥远的东方，在大明朝与大莫卧儿朝的皇宫里，都已经有了传教的耶稣会士。他们将各自的传教报告寄往耶稣会总部，再从总部获得彼此的消息。利玛窦神父的信中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消息：“契丹仅仅是中国的另一个名字”，大家将信将疑。欧洲人最初从《马可·波罗游记》中知道契丹，如今或者淡忘了，或者不以为然。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马可·波罗游记》只是一部传奇，契丹也是个莫须有的地方。为了证实这一点，耶稣会总部决定派葡萄牙修士鄂本笃从莫卧儿宫到北京，落实大汗的国土是否中国。

鄂本笃将沿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穿越中亚到中国，如果一切顺利，在北京与利玛窦会面。他希望用自己的旅行证明，300年前马可·波罗那一代人通过古老的中亚陆路到达的契丹与蛮子，与300年后耶稣会士从海上到达的大明或中国，是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国家！1603年1月6日，鄂本笃化装成亚美尼亚商人，从萨哈兰城附近印度莫卧儿皇朝大阿克巴尔的皇宫出发，北上拉合尔、白沙瓦，沿着至少已有2000年历史的古老丝绸之路东去，两年以后才在焉耆遇到从北京回来的穆斯林商队，得知北京又叫汗八里，如今明朝的首都，过去是契丹的首都，契丹与大明真正是同一个国家。

鄂本笃修士死在荒远的肃州，钟鸣礼将鄂本笃修士的文稿带回北京。利玛窦整理这些资料，为皇帝绘制《坤與万国全图》。关于中华帝国，他已经知道：“这个远东最遥远的帝国曾以各种名称为欧洲人所知悉。最古老的名称是Sina，那在托勒密时代即已为人所知。后来，马可·波罗这位最初使欧洲人颇为熟悉这个帝国的威尼斯旅行家，则称它为Cathay。然而，最为人所知的名称China则是葡萄牙人起的，葡萄牙人在大规模的海上探险之后到达这个王国……我也毫不怀疑，这就是被称为丝绸之国（Serica regio）的国度，因为在远东除中国外没有任何地方那么富有丝绸，以致不仅那个国度的居民无论贫富都穿着丝绸，而且还大量出口到世界最遥远的地方。……今天我们通常称呼这个国家为中国（Ciumque）或中华（Ciumhoa），第一个词表示王国，第二个词表示花园。两个字放在一起就被翻译为‘位于中央’。我听说之所以叫这个名称是因为中国人认为天圆地方，而中国则位于这块平原的中央……说到中国的版图，各个时代的作家们都在它的名字之前冠以一个‘大’字，这实在是很有道理的。就其领土漫长的延伸和边界而言，它超过世界上所有的王国合在一起，并且就我所知，在以往所有的时代里，它都是超过它们的。中国南部以北纬19°为界，终于他们所称的海南岛，这个字即南海的意思。由此伸展至北纬42°，直达北部长城，中国人修筑长城作为与鞑靼的分界，并用以防御这些民族的入侵。在西边，中国的疆界自福岛（Fortunate Islands）测定位于东经112°他们叫做云南的省份起，并由此向东延伸直到日出之海的东经132°为止。”

传奇的中国渐渐淡出，地理的中国越来越明确。这个过程在欧洲社会完成，用了将近两个世纪的时间。对中国形象跨越想象与现实的这次转变，作用最大的是传教士与他们的书简。地理大发现时代欧洲的东方信息，有三种来源：一是官方使节与殖民政府的报告，二是商人水手的传闻，三是传教士的书信。在这三类信息中，只有传教士的书简的内容最丰富、最全面具体、最具有人文精神。那些生活在外邦人中间的传教士，许多都是具有良好修养的人文主义者，他们在遥远的东方生活、传教，许多人最后死在东方。他们是真正深入东方的物质与文化生活中的先驱，他们的经历具有很多传奇性的使徒色彩。他们很少关心东西方贸易状况，对军事征服与殖民统治的报告也不突出，他们更多注意的是所在地区与国家的人文风貌。除了难以避免的宗教色彩外，他们的观察与描绘都是详细而具体的，许多都是他们切身体会的结果。他们以细致敏锐的目光搜集所在地区国家的地理风物、人伦制度、思想信仰方面的信息，将它们写入书信寄回欧洲。这些书信成为那个时代连接东西方的文化媒介，一种异域文化精神也顺着这些书简源源不断地流入欧洲。

“延长的16世纪”在西方文化观念史上，是一个重要的时期，是西方现代文化自觉的时期。其中传教士功不可没。他们以对天国的忠诚在现世漂泊，从欧洲到美洲、印度与中国。他们的书简与传教报告，构筑了西方现代最初的世界观念，西方现代文化的自我意识也就在这种虚幻的世界统一性的观念秩序中得到认同。耶稣会、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圣奥古斯丁会的传教士对欧洲了解东方的贡献是巨大的。传教士的书简从遥远的东方通过东西两条航线寄到欧洲，经过教士的翻译与修饰之后出版。首先是拉丁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版本，然后又被翻译成意大利语、法语、英语，甚至捷克语。17世纪初，几乎在欧洲所有的中等以上城市，都可以见到结集出版的耶稣会士的东方书简。透过这些传教士的书简与报告，作为一个现实国家的中国的形象，在欧洲渐渐地全面、清晰起来。

传教士的报告与书信最有规模与影响的，是耶稣会士的书简。从沙勿略、范礼安开始，传教士们纷纷将他们在东方海岸与内陆的见闻经历写成报告、书信送回欧洲。1542年，沙勿略从印度发回第一封东方书简，开启了耶稣会的书信传统。每一位前往异邦传教的耶稣会士，都必须定期给他的上级与同道写信，报告传教的经历与所在地区的情况。在耶稣会内部，书信传递不仅成为一种制度，对书信写作，也有严格的要求。这些书信不仅作为耶稣会的内部通讯，还要对其他修会与广大世俗社会公布，“朋友们一旦知道有耶稣会士的书信传来，都想一睹为快，如果不让大家看，就疏远了朋友；如果让他们看到的是一大堆混乱不堪的信息，就误导了朋友。”

耶稣会的东方书简，分为三个阶段。从1542年到1570年，是所谓的印度信札时代。在印度与东南亚的耶稣会士每年将年度传教报告寄到罗马耶稣会总部，这些书信除了汇报他们的传教业绩外，还详细地介绍了他们所在地区或国家的地理、气候、人种、习俗与宗教信仰等方面情况。在罗马耶稣会总部有专门的秘书负责分检编辑这些书信。1570年代以后，随着印度传教事业的衰落，耶稣会士的书信进入日本时代。在日本的传教消息与有关日本的风俗制度方面的介绍，成为这一段寄往罗马的东方书简的主要内容，范礼安、伏若望的年度传教报告是其中的代表作。几乎在日本禁教的同时，中国书简时代开始。1583年，耶稣会进入中国，1601年利玛窦进入北京，并在大明国的首都建立了第一个耶稣会传教点。当利玛窦等人的中国书简在世纪之交出现在欧洲时，西方关于中国的消息更为具体准确了。耶稣会士们生活在中国人中间，他们的书简，将是欧洲最权威最全面的中国资料。16世纪末开始出现的中国书简，对欧洲社会影响最大，中国书简时代延续了两个多世纪。

从《马可·波罗游记》到《大中华帝国志》，在三个世纪的漫长时间里，欧洲文化中的中国形象，出现在传奇与地理两个视野中：起初是传奇视野大于地理视野，然后是两个视野并存但各不相通，最后是地理视野逐渐扩展，取代传奇视野。《大中华帝国志》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形象的传奇时代终结。《大中华帝国志》共分三部，第一部是对中国的总体介绍。伯莱拉、克路士、拉达、伊斯卡朗蒂以及当时罗马教廷图书馆收集的各种关于中国的资料，已为门多萨的写作做了充分的准备，他的工作只是在丰富的知识与经验基础上进行选择并系统地综合与叙述。门多萨对中国的地理风物、历史人文、制度习俗、军事武装等各方面进行了完整的描述，在他之前，还没有人做得这么全面详细。第一部是该书的核心，对后世影响最大。第二部叙述菲律宾的西班牙教团三次前往中国传教的经历，第三部汇编了一些门多萨认为有价值的有关中国的零散信息，似乎可以作为第一部系统论述的补充与注释。在以后出版的一些版本中，该书还被加入其他一些附录，一张中国地图或一份有关中国的资料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