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公元13世纪中叶，蒙古帝国打通欧亚大陆，冒险家大旅行，水天辽阔，欧洲最初的中国形象，就出现在那些旅行故事中。著名的三大游记，《马可·波罗游记》家喻户晓，《曼德维尔游记》是近年来学界的新“发现”，而《鄂多立克东游录》早有了汉译本，却似乎没有什么影响。《马可·波罗游记》从历史角度看像传奇，真人真事真书，看上去却多有不可思议不可考证之处；从传奇角度看又像历史，毕竟看上去难以置信的内容，却合情合理，即使没有马可·波罗其人，马可·波罗东游其事，蒙元世纪里也一定有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可以写成这样的书，因为当时历史记载中有名有姓的到过中国的欧洲旅行家，就不下百人。

中世纪晚期西方的中国形象，指马可·波罗前后200年间（1250—1450年前后）西方不同类型的文本构筑的有关中国的形象，其中有真实也有虚构，经常是真实与虚构难以分辨；其中有知识也有想象，往往是知识与想象纠缠在一起。《马可·波罗游记》真伪难辨，当时人们送他一个“吹牛大王”的绰号，不是因为他讲得太传奇，而是因为他硬要证实人们以为是传奇的东西原来是历史，与人们想象的不一样。《曼德维尔游记》是一部不折不扣的伪书，把假的说得像真的一样，首先按照《圣经》传说写西亚，到处充满圣迹；旅行到中国，赞美蛮子的财富，把大汗写成亚瑟王式的传奇人物。《曼德维尔游记》当年比《马可·波罗游记》流行更广，因为《曼德维尔游记》描写的东方，与当时人们想象的完全一样，所以最受欢迎。从著名的游记中解读中世纪晚期欧洲的中国形象，这部书非常重要，它不仅投合了当时欧洲人关于中国的集体想象，而且广为流传，进一步影响了这种想象。

游记的意义涉及“形象”概念本身以及我们研究的理论前提。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社会文化对异域中国的一般想象或集体想象。在跨文化研究框架内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我们从什么角度提出问题。如果从形象学角度提出问题，关注的不是特定时代中国知识或观念的真伪，而是形象的构成与象征意义。“形象”指某种掺杂着知识与想象的“表 述”（representation）或话语（discourse）“并不代表形象之外的任何东西”。跨文化形象学研究作为一种社会文化集体想象的中国形象，首先分析特定时代出现在不同文本中中国形象的意义结构与文化功能，然后比较不同类型文本中的中国形象，发现某些重复话题，诸如“大汗的大陆”疆域广阔、物产丰富、城市繁荣、宫殿壮丽；大汗拥有无尽的财富与无上的君权等。这些共同的观念、意象、词汇与修辞体系使不同文本中的中国形象趋向类型化、符号化，成为一种话语方式或思维方式。

我们在形象与形象类型两个层次上分析形象的构成，在形象的隐喻结构中分析形象的意义。任何文化中的异域形象，本身又都是一种象征，是关于形象的构筑者自身、关于本土文化自我与异域文化他者之间关系的隐喻。中世纪晚期西方的中国形象，为什么总是强调或渲染世俗财富与君权，几乎形成一种套话？其文化语境与功能何在？形象是他者的形象，而所有的他者形象，都起于自我意识。文化研究中的“他者”概念主要来自于福柯与萨义德的理论，指一种文化为确立以自身为中心的价值与权力秩序并认同自身，而塑造的一个与自身对立、或高于或低于自身的文化影像。文化“他者”作为特定文化共同体中言说异域的公共话语，与它所指涉的现实对象没有多少必然关系，却更多地表现着文化主体自身的观念、想象、价值、信仰与情感。中世纪晚期西方强调或渲染世俗财富与君权的中国形象类型，象征或隐喻表达的内容，或许与那个时代萌芽中的现代资本主义商业精神与世俗绝对主义君主政治期望相关，人们用一种异域形象表达隐约意识到的、难以承认或不易说明的时代精神？

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现代文化精神的隐喻。跨文化的中国形象研究，首先要明确我们从什么角度提出问题，其次是在什么深度上分析问题。我们从形象学角度提出问题，又进一步在西方现代文化或现代性精神的深度上分析问题。欧洲中世纪晚期的中国形象，是蒙元世纪大旅行的产物，是萌芽中的西方现代世俗资本主义商业精神与绝对主义君主政治期望的表征。在西方现代性的精神起点上，可能有中国形象的灵感。提出这个假设，不仅对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是重要的，对西方现代性研究，也有新的启示。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不是研究中国历史，而是从一个侧面一个角度研究西方的文化史或观念史，在不同文化的跨文化空间中研究现代性的生成过程与意义。

马可·波罗时代的中国形象，凸显的是物质文明方面的意义，作为世俗财富与君权象征的中国形象类型，到文艺复兴高潮与地理大发现时代来临，被另一种中国形象的类型取代了。门多萨时代的“大中华帝国”形象，强调的是中国文明制度上的完善，中华帝国皇帝贤明、官吏廉洁、百姓勤劳，帝国强大、人口众多，却爱好和平，历史悠久、技术发达，却民风淳朴。“大中华帝国”的中国形象类型，表达了文艺复兴时代西方开放自由的精神，人们关注现世生活，试图在中世纪基督教神权瓦解后，建立一个合理的世俗政治秩序，发展商业贸易与科学技术。任何时代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意义，最终都要到那个时代西方的社会文化精神中去寻找。

门多萨时代的中国形象出现了一种新的类型，它一方面使中国形象从市民传奇进入上层社会与知识阶层关注的“历史”，另一方面又开始了新的意义上的再传奇化过程，制度文明上优越的中国形象，逐渐成为社会政治期望的乌托邦。本书将在第二编中专题讨论这个问题。不同形象类型中，中国分别以不同的方式被感知、想象、表述、交流；形象不同，形象的意义也各不相同。从“大中华帝国”的形象类型中，我们感受到地理大发现与文艺复兴时代西方对国家—教会一统性社会秩序的向往。宗教改革、文艺复兴、资本主义经济、绝对主义政治，动摇了中世纪教会一统型社会结构，近代西方社会分化与危机造成的恐慌与焦虑，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表现在对大中华帝国的羡慕与颂扬中。

跨文化的形象学研究是一种深度观念史研究，同时需要“历史学家之批判性事实研究和哲学家之架构性想象”的能力。以往建立在资料的整理与描述基础上对中国形象的研究，已经展示了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的广阔视野。目前的问题不是继续描述、罗列中国形象的资料，而是从资料中发现历史的轨迹与逻辑的结构。马可·波罗时代与门多萨时代的中国形象，同样渲染中国的伟大，但意义已经不一样了。不同时代的形象类型，往往并不是前后承接的，也没有所谓知识的进步假设的那种累积的连续性，某些语词、概念、意象、象征、主题保留下来，造成一种一致性幻觉，实际上它们的意义已经不同。“大中华帝国”的中国形象继承了“大汗的大陆”的中国形象的一些内容，不断美化中国形象，同时也将形象的表现侧面从器物转向制度。

“孔夫子的中国”形象在17世纪中叶出现在西方思想界。“孔夫子的中国”同样在表述一个伟大的中国，但伟大中国之伟大，已经不在器物，也不仅在制度，更重要的是思想文化。“大中华帝国”形象应该具有一种精神主体，那就是孔夫子的道德哲学。耶稣会士们努力证明，儒家经典与旧约神学有着共同的精神，中国曾有过一个被人遗忘了的、真正的上帝的时代，埋藏在那些被人误解的先秦典籍中。汉语的书面语言几千年不变如一，是人类建造“巴别塔”之前讲的那种统一的语言。传教士们翻译中国儒家经典，说明孔夫子的道德哲学在中国创立了一个开明仁慈的君主政体、一个知书达理的民族、一种吟诗作画尚美的文化。哲学家则根据这些经典中的思想原则，批判欧洲的暴政恶俗，伏尔泰说欧洲王公贵族及商人们发现东方，追求的只是财富，而哲学家在东方，发现了一个全新的精神世界。

西方现代先后出现了三种中国形象类型：“大汗的大陆”、“大中华帝国”、“孔夫子的中国”，决定着1250—1450、1450—1650、1650—1750年三个时段西方不同类型的文本对中国的表述策略。我们研究三种中国形象类型，一是要描述这些类型的特征、揭示其潜在的一致性秩序或形象代码；二是把它们当作中国形象建构与交换的意义原则，分析它们在一般社会想象层面上如何决定中国形象，哪些特征被表现并重复表现，哪些特征被忽略、遮蔽。“大汗的大陆”形象凸显中国的世俗财富与君权，对后世西方强调的中国文化的某些特征，诸如汉字、茶叶、缠足、筷子，视而不见;“大中华帝国”形象夸大中国制度文物的优越，对利玛窦等人揭示的“中国陋俗”，诸如算命炼丹、溺婴鬻女、酷刑枉法、多疑怯懦，视而不见。这些形象选择建构的策略，是由不同时代不同的形象类型决定的。“孔夫子的中国”形象类型出现，强调中国形象的思想文化侧面，最初的器物层面的意义反而被忽略或遮蔽了。

三种中国形象类型进入西方现代文化，经历了器物、制度、思想三个阶段，犹如西方文明进入中国，也经历了类似的三个阶段。“大汗的大陆”、“大中华帝国”、“孔夫子的中国”，分别强调中国形象的不同意义侧面，把对中国的想象与热情，先后投注到物质财富、制度文明与思想信仰方面。最后是“孔夫子的中国”形象，成为启蒙主义者笔下宗教思想、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的隐喻。我们在一般社会想象意义上讨论西方的中国形象，不仅关注不同时代流行的特定的中国形象如何表述，如何构成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发现西方的中国形象在不同社会文化语境下发生演变、断裂或延续、继承的方式，揭示西方中国形象叙事中那种普遍的、稳定的、延续性的特征，以及这种特征与特定文化历史的关系。西方现代文化中先后出现的三种中国形象类型，恰好对应着西方现代历史中的一个特殊时段——西方现代文化的形成阶段或现代性自我奠基的阶段。

1250年前后是西方世界经济体系与世界知识体系的起点，也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起点。将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起点确定在1250年前后，不仅确定了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的起点，还假设了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的现代意义与语境。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起点与西方现代史与现代性思潮的起点重合，提出了西方的中国形象的现代性意义与语境。1250年前后到1750年前后的五百年间，是西方社会文化从中古进入现代的过渡转型期。西方现代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现代制度与观念的某些因素，早在中世纪晚期就已经出现了，而直到启蒙运动，才最终确立。德国自由主义神学家特洛尔奇认为，在西方现代文化历史上，有必要区分“近代”与“现代”概念。“近代”指现代性社会结构因素在中世纪晚期出现到启蒙运动时期最后确立这一时段。中世纪基督教伦理主导的“统一的文化价值”，大约在13世纪出现分化，这种分化离异逐渐加剧，西方现代文化结构最终形成于18世纪启蒙精神中。用特洛尔奇的话说，“真正现代的精神世界”,“滥觞于中世纪的内在发展、文艺复兴运动和新教，经过中世纪晚期的城市文化、新教教会文化和反对宗教改革的天主教—罗马教廷文化的酝酿阶段，最后在启蒙运动，英国、美国与法国的革命洗礼中达到完全独立。当今生活的一切重要特征都起源于此……”

“大汗的大陆”、“大中华帝国”、“孔夫子的中国”，三种中国形象类型先后出现，恰好对应着特洛尔奇划分的西方现代精神结构形成的“近代”时期。研究西方现代精神结构的形成期的中国形象，根据与意义在于：首先，中国在西方文化视野内作为一个想象的“异度空间”，远比作为一个现实中的国家重要。实际上，尽管中西全海程交通已经开辟，贸易与传教方面的交往也已开始，但直到18世纪茶叶-鸦片贸易开展之前，中西之间的现实交往的规模非常小。中国更多是作为一个“想象的异邦”出现在西方文化中。其次，作为“想象的异邦”出现的中国形象，确立了西方文化自我与他者之间差异的“距离”，也确立了西方现代文化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距离”。这个距离使西方文化不断美化、乌托邦化中国形象，在一个谦逊开放、自由进取、批判反思的时代，中国形象为形成中的西方现代精神树立了一种自我超越的尺度。

在西方现代文化或现代性语境中开展的中国形象研究，建立在“异域形象作为文化他者”的理论假设上，关注在跨文化公共空间中，西方利用中国形象完成现代性自我奠基的问题。中国形象是如何参与构筑西方现代性经验的？在西方从中古进入现代的分化复杂、开放变动的精神结构中，三种中国形象类型作为文化他者，究竟具有什么意义？如何表现了西方近代出现的城市观念、君主国家观念、世俗资本主义精神、自然意识与科学意识、理性哲学与政治哲学、历史思想与艺术灵感？而这些问题最终将落实到两个方面：一、这一时期西方文化精神结构如何塑造中国形象；二、中国形象如何表现西方开放的、自我批判与自我超越的现代精神。

1250年前后到1450年前后，是西方从中世纪进入现代的转折期。其间生成的中国形象，成为西方最初萌发的现代性精神的象征。1450年前后到1650年前后，基本上对应着沃勒斯坦提出的“延长的16世纪”，其间西方发动的现代世界体系形成了。西方现代文化意义在不同侧面展开，在新的世界观念体系中，西方现代性自我意识也形成了。“延长的16世纪”是西方现代文化自觉的时段，也是西方的中国形象自觉的时段。中国形象从马可·波罗时代的传奇视野进入门多萨时代的历史视野。在西方文化中，中国尽管依旧遥远，但已经成为一个有地理方位与历史故事的现实的国家。这其中的意义，不仅限于地理大发现时代西方人世界知识的进步，还包括异域想象的文化功能的转变。虚无缥缈的传奇只是一种游戏，可能成为历史运动的灵感，但意义与作用毕竟有限。而一方异域的故事一旦成为历史，也就是说被假设为真实的事件，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的关系，也就认真化、现实化了，中国形象可能从社会无意识想象进入严肃的文化批判领域。

在西方现代文化或现代性的深度上研究中国形象，要求我们既要掌握中国形象自身的构成、类型化趋势、一致性谱系，又要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发展与现代性的意义有所了解。西方现代文化精神的形成，是个复杂的过程，自身充满多样性与复杂性、内在矛盾与张力。尤其在“近代”阶段，现代文化观念，诸如民族-国家与民主政治信念，世俗化物质主义与个人主义，科学与进步观念、理性主义哲学等，从传统的、基督教伦理主导的“统一的文化价值”中挣扎分离，最初只能以隐喻的、乌托邦的形式表现出来。此时西方的中国形象，也就在现代性他者的想象中完成，隐喻地、乌托邦式地表现西方现代文化的理想与变革冲动。

1650年前后到1750年前后，西方现代文化进入启蒙时代，西方现代性的知识与价值体系基本形成，中国形象再次为之一变。第三种形象类型“孔夫子的中国”形象，表现的正是现代启蒙文化的某些基本内容，某种类似于世界观性的东西，比如说，科学精神、信仰神学、历史观念、道德与政治批判意识。西方现代文化发展，从制度到观念，逐渐深化，最后也是最彻底地改变西方文化类型的，是一种批判性的、充满想象力的思想。西方现代性精神最终在启蒙运动中确立，西方现代文化对中国形象的乌托邦化“利用”，最终也在“孔夫子的中国”形象中达到顶峰。启蒙精神主导的西方现代文化，成为西方文化的主流，它已经不再需要以隐喻的、乌托邦的方式表达现代精神，中国形象的正面意义与积极使命，也最终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