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汉—唐时期的哲学思想

公元前221年，秦国消灭了战国以来其他六个诸侯国家，建立起封建专制主义的统一的大帝国——秦王朝，结束了战国时期封建割据的状态，开始进入我国封建社会的前期发展阶段。

在前期封建制度发展阶段，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有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没有人身自由。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进行农奴和半农奴式的剥削，受剥削的农民对地主有强烈的人身依附性质。这部分农民，汉代称为“徒附”，魏晋南北朝称为“荫户”，所谓“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率妻孥，为之服役”（崔寔：《政论》）。此外，封建地主阶级还使用大量的奴隶（“奴婢”）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所谓“耕当问奴，织当访婢”。小农破产后，不是沦为依附农民，便是沦为奴隶。土地和社会财富高度集中在地主阶级上层手里。这个阶层，汉代称为“强宗豪族”，又称为“豪强”，魏晋时期称为“门阀士族”。东汉的政论家仲长统说：“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后汉书·仲长统传》）前期封建制的各王朝，主要依靠这个阶层建立起地主阶级对农民的统治。

由于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从秦朝开始，爆发了多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严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秦朝末年爆发了以陈胜、吴广为首的农民起义，推翻了秦王朝。西汉末年爆发了新市、赤眉和铜马等农民大起义，东汉末年爆发了黄巾农民大起义，又推翻了汉王朝。在晋王朝统治的时期爆发了以杜弢和孙恩为首的农民起义。参加起义的农民，除破产的小农以外，还有大批的依附农民和奴隶。农民起义的锋芒在于打击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和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被打击的主要对象是以强宗豪族和门阀世族为首的封建势力。东汉末年的农民大起义，烧官府，杀官吏，攻破地主阶级的坞壁，严重打击了豪族强宗的统治。农民在反对门阀世族专制统治和地主阶级剥削的斗争中，杀了一批大封建主、官僚和恶霸，减少了一大批坐食人民膏血的寄生虫。在斗争中，他们有的获得了土地，有的打碎了农奴的枷锁，取得了人身自由，有的奴隶获得了人身的解放。劳动者的生产兴趣提高了，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得到了改善，从而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每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以后，尽管胜利果实被地主阶级篡夺，经过几年或上百年，封建经济又繁荣起来，在封建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科学和文化又得到了新发展。

在前期封建制发展阶段，每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以后，新建的封建王朝，为了巩固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防止农民革命的再起，为了替强宗豪族和门阀世族这个封建特权阶层的利益做辩护，总之，为了加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专政，在文化思想战线上又建立起官方的占统治地位的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西汉的封建地主阶级，经过秦末农民大起义打击后，一方面继承了秦王朝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又大力提倡起儒家学说，抬出了孔子，鼓吹纲常名教，推行“阳儒阴法”或“阳德阴刑”的两手政策。从此，孔子学说成了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他们把孔子说成是“神”的化身，大肆宣扬天命鬼神、灾异、符瑞等迷信，总之，提倡儒家神权论，以巩固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西汉的地主阶级当权派，抛弃了战国以来地主阶级在革命时期的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传统，走上了鼓吹神学唯心主义的道路。以鼓吹“君权神授”、“天人感应”唯心主义目的论为核心的今文经学，成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到了魏晋时期，经过汉末农民大起义的打击，新起的门阀世族，又感到汉王朝推行的礼法名教之治和唯心主义“天人感应”目的论不灵了，于是在礼法两手之外，又从战国时代的思想武库中搬来了老庄学说，大肆宣扬起虚无主义和愚民哲学，建立了唯心主义的玄学体系，为士族的腐朽生活作辩护，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一面，作为统治劳动人民的思想武器。这样，魏晋玄学又成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西晋末年，社会危机加深了，一部分门阀世族感到老庄玄学不足以挽救当时的社会危机，于是又大力提倡佛教和道教。当时的道教作为贵族的宗教，是对农民起义的反动。佛教在印度是为奴隶制和农奴制作辩护的宗教，从汉末传入中国后，一直受到豪强大族的支持。门阀世族在当时的社会大动荡中，又把佛教和道教作为巩固封建专制统治并为自己的封建特权作辩护的工具。这样，东晋以后，佛教和道教又流行起来，成了当时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

在前期封建制发展阶段，除农民和地主阶级这一主要矛盾外，还存在着地主阶级内部矛盾。土地兼并是封建社会发展的一个规律。在土地兼并的过程中，一部分地主阶级拥有大量的土地，占有大量劳动力使之成为依附农民，形成了地主阶级上层，他们是地主阶级的当权派，封建王朝的统治权力掌握在这个集团手中。他们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都享有种种特权。强宗豪族和门阀士族就是这样一个阶层。他们享有霸占土地和劳动力以及免税和免役的特权，有优先做官和受教育的特权，甚至有世代为官的特权。东汉政论家王符评论说：“以族举德，以位命贤”，“贡荐则必阀阅为前。”魏晋时期实行了“九品中正”制度，朝廷依据门第的高低任用官吏，连皇帝都不能侵犯高级士族做大官的特权，所谓“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这样，士族们在经济上的特权又进一步得到了保障。他们手下的依附农民可以不向国家纳税和服徭役，而只向他们服役。总之，他们是前期封建制的特权阶层，也是一个阻碍社会进步的腐朽的阶层。在土地兼并过程中，还有一部分地主，拥有少量土地，对农民的剥削一般采用实物地租的形式，要向国家纳税，甚至要服一定的徭役，他们在没有爬上统治阶级上层以前，没有士族那样的特权，常遇到士族集团的排挤，形成了地主阶级下层。他们被称为“庶族”，门第比较“微贱”，家境比较“清寒”，这个阶层出身的知识分子，被称为“贫贱之士”或“寒士”。在魏晋时期，士庶的区别比较严格，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在一般的情况下，庶族不容易爬上统治阶级上层，他们必须依靠豪族和士族的提拔才能做官。在前期封建制发展的过程中，这个阶层的势力逐渐扩大，特别是在农民大起义后，由于打击了豪族和士族的势力，这个阶层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有所发展。他们不像豪族和士族那样腐朽，比较关心生产，在土地兼并激化的时期，由于他们的经济利益受到了豪族和士族的排挤，他们同豪族和士族集团开展了斗争。汉代的“党锢之祸”即带有这种性质。在农民革命风暴到来前夕和阶级矛盾激化以及王朝的危机加深时期，庶族地主阶层的代言人，以抨击朝政的姿态出现，揭露封建王朝政治上的腐败现象，谴责豪族和士族集团对人民的压迫，为提高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而斗争。但是他们同样反对农民起义，维护封建的统治秩序，而且当农民大起义到来时，又多半同豪族和士族集团联合在一起，共同来镇压农民起义。他们同豪族和士族的斗争，归根结底，是反对统治阶级上层的封建特权的斗争。他们同豪强和士族的矛盾是受农民和地主阶级这一主要矛盾制约的。

由于地主阶级内部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所以在汉—晋时期，又出现了与当时官方的正统思想具有不同倾向的封建学术和文化。例如，在汉代出现了与今文经学相对立的古文经学，在魏晋时期形成了与玄学和佛教神学相对立的注重实际致用的学派。在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方面，出现了一批总结劳动人民生产斗争经验的著名的农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机械制造家和医学家。他们多半出身微贱，为我国古代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所有这些，都和庶族地主阶层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庶族地主阶层在反对强宗豪族和门阀世族的斗争中，在哲学上，则举起了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旗帜，同封建王朝的官方意识形态——封建神学和唯心主义展开了斗争。

在汉代出现了宣扬“天人感应”目的论的唯心主义的哲学家董仲舒，大肆鼓吹天命论先验论和“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为皇权和豪族的特权作辩护。与此相对立，出现了一批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哲学家，同汉代官方的唯心主义哲学进行了斗争，庶族地主出身的无神论和唯物主义者王充就是其中著名的代表。魏晋时期，又出现了唯心主义玄学家王弼和郭象，抛弃了汉代神学唯心主义的形式，鼓吹带有思辨性的唯心主义玄学，为门阀世族的专政作辩护。与此相对立，唯物主义者裴提倡崇有论，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者杨泉提出元气说，同玄学唯心论开展了斗争。两晋之际道教学者葛洪宣扬神权论为门阀世族的统治作辩护。

在封建社会中农民战争不仅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打击了以豪族和士族为首的封建势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冲击着当时官方倡导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体系，迫使后来的地主阶级当权派不得不改变唯心主义的形式，给唯心主义披上新的外衣。而庶族地主阶层的唯物主义者，也往往在农民大起义的风暴中，感觉到豪族和士族倡导的唯心主义的虚妄，从而在批判官方的意识形态的斗争中，走上了唯物主义的道路。其次，唯物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还要凭藉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在每次大的农民起义以后，封建社会的矛盾总有一段时期的暂时缓和，生产关系也会有部分的调整，因而社会生产力得到了一些发展，科学和生产技术也取得了某些新的成就，这也就为这个时期的唯物主义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这个时期的唯物主义者，他们大多数对自然科学具有浓厚的兴趣，其中天文学和医学的进步，对他们的唯物主义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例如，东汉著名的唯物主义者王充就具有广博的自然科学知识，并据此深刻揭露了神学目的论的虚妄。此外，杨泉的元气说和水为万物之本的思想，也都和当时的自然科学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封建时代的唯物主义，作为封建文化中的优良部分，都是与劳动人民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实践分不开的。

庶族地主阶层并不是一个新的阶级。他们同样具有剥削和压迫农民的封建性，他们的阶级本性和豪族、士族没有本质的区别。他们的唯物主义的锋芒仅在于打击豪族和士族的封建特权。因此，他们的唯物主义不可避免地又打上了封建阶级的烙印，具有防止农民革命的意图。所以，他们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是不可能彻底的。在反对官方的意识形态的斗争中，他们都在不同程度和不同方面，保留了不少唯心主义的因素，企图作为麻痹农民革命意识的工具。因此，他们的唯物主义，无论在自然观和认识论方面，都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