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市民通俗小说（一）

长期以来被当作“五四”新小说对立面的旧派小说，是现代文学多元存在的一个体现。它始终拥有大量的市民读者，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中国的小说自古伴随着城市而发生而流传，是“小道”是“闲书”，最初差不多都是民间口述形态，后来才有了接近下层的叛逆文人的参与，给予加工或独立撰写，以市民文学的面目凸显。到了近代，沿海大都市的文学得到现代印刷、报刊之利，商业性质大大提高并构成阅读市场，读者队伍前所未有地扩大。于是晚清以降，市民通俗小说从传统的文学边缘向中心地位移动，取代诗文，一度成为主流，并开始了自身现代化的漫长过程。待“五四”文学革命爆发，它与白话精英文学对峙，互相渗透，一种全新的文学格局遂形成了。白话精英小说的读者对象主要是新式学堂出身的学生、留学生，及以他们为主体组成的“五四”先进知识分子阶层。而市民通俗小说的读者是沿着传统章回体一路下来的受众：旧派市民。从通俗文学的角度看此派小说，由旧入新，现代性的增长过程不免缓慢，与现代通俗文学中的左翼通俗显然是有别的。若从市民文学的角度看去，它间接催生了现代都市文学，但同市民先锋文学如上海的“新感觉派”也不相同。所以我们可以将它们纳入到通俗文学和市民文学交叉的范围内加以考察，以定名“市民通俗小说”较为适宜。

什么是现代市民通俗小说呢？这个概念一向模糊，是因它的文学地位的不确定性。很久以来人们强调它属于“旧文学”或“封建文学残余”的一面，而来不及认识它由旧文学向现代性的新文学缓慢过渡的一面。只是中国新旧文学的决裂十分“戏剧化”，事后的复杂融合过程往往遭到历史的各种掩盖，所以反而看不清楚了。近年来，学术界大致将“市民通俗小说”厘定为：

指以清末民初大都市工商经济发展为基础得以滋长繁荣的，在内容上以传统心理机制为核心的，在形式上继承中国古代小说传统为模式的文人创作或经文人加工再创造的作品；在功能上侧重于趣味性、娱乐性、知识性和可读性，但也顾及“寓教于乐”的惩恶劝善效应；基于符合民族欣赏习惯的优势，形成了以广大市民层为主的读者群，是一种被他们视为精神消费品的，也必然会反映他们的社会价值观的商品性文学。

用这个定义来考察“五四”前后的市民通俗文学，可以发现它是如何站到传统与现代的交界点上的。市民通俗小说利用民国之后的一段“空白”时间，曾经独占文坛。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它遭受极大的历史压力，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不断重新调整的时机。

一 “鸳蝴”开启直接源头

市民通俗小说的直接资源，来自于1912年（民国元年）到1917年这五年的所谓“鸳鸯蝴蝶—礼拜六派”的繁盛期。“鸳鸯蝴蝶派”，指的是民初专写才子佳人题材的一个文学派别，所谓“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据说是他们常用的词语，故被用来命名。《礼拜六》是王钝根等于1914年创办的一种公开表明文学娱乐消闲功能的周刊，“五四”前后各出满100期。把200期合在一起看，很能代表这类通俗文学以社会言情小说为骨干，情调和风格偏于世俗、媚俗的总体特征。不过也有使用“民国旧派小说”概念的，容量更大一点，气脉上是互相沟通的。

此时“鸳鸯蝴蝶—礼拜六派”的繁荣本有它的时代缘故。一是当时的北洋政府自顾不暇，晚清垮台后中国社会历来的儒家文化控制力量减弱，给了文学以现代发展的良好机会。二是科举取消，文人失去了“学而优则仕”的路径，加上近代报刊业的发展，最早一批走不通“仕途”的文人便演变为报馆的主笔、记者、编辑，同时成为报纸连载小说的作者，于是通俗作品有了较雄厚的作者队伍。三是更重要的，这样，文人跌入了市民阶层，处于与普通市民同样的文化境遇并取得了相同的文化眼光，小说在他们手中回到了市民文化的本位。从小说本身的发展看，后来的“五四”精英小说以鲁迅的《阿Q正传》为代表，从原来的以表达故事为主，转向以塑造人物为主；体式上，白话欧化小说正在代替文言章回体或白话章回体。市民通俗小说却继承“鸳蝴派”，在这些方面与旧派市民的阅读兴趣相适应。所谓“故事”，远及晚清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等揭露社会现实的题材，如讲述男女之事便有晚清的《品花宝鉴》《花月痕》《青楼梦》《海上花列传》等狭邪叙述体式可毫不费力地借鉴。传统小说从晚清到民国“鸳蝴派”便一脉下来，构成远近的渊源。社会、言情两大体式就这样得到市民通俗小说的长足发展，以至于广义的“鸳蝴”一直贯穿到1940年代，这个称呼始终存在。

进入民国时期后，市民通俗小说的最初代表是1912年同年出现的徐枕亚的《玉梨魂》、吴双热的《孽冤镜》，还有李定夷的《霣玉怨》；这三位作者也被称为“三鼎足”。三部小说都写婚恋悲情，用的都是“骈四俪六，刻翠雕红”的文字，在现代白话小说未出现之前，受到处于新旧交替期的市民读者的欢迎，因而被认为是标志启动了“鸳蝴”的小说家。徐枕亚（1889—1937）的《玉梨魂》写书生何梦霞在无锡教馆，与主人家崔姓富绅守寡的媳妇白梨娘相恋，最后一殉情一殉国的悲剧故事。小说中穿插两人的诗词酬答，缠绵悱恻，合于当时读者的欣赏习惯。《玉梨魂》在1912—1913年的《民权报》连载时即轰动一时，单行本再版数十次，发行达几十万册之多。后来徐枕亚又接写《雪鸿泪史》，假托何梦霞的日记，细加安排，进一步扩大了《玉梨魂》的影响。《玉梨魂》用骈散结合的文体来叙事，居然一纸风行，此前此后都是不可重复的文学现象，主要是它在旧的诗文体中融进一点新的东西，让旧派市民读者感到既熟悉又新奇。男女婚恋在旧的婚姻制度下左冲右突没有希望，这已经是许多人切身感受到的了，所以当年有人评价：“近时流行的《玉梨魂》虽文章很是肉麻，为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祖师，所记的事，却可算是一个问题。”由于小说有作者的自叙成分，叙述中的情感作用前后贯穿，加之受林（纾）译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的显著影响，描写高洁女性的道德自戕，结尾用日记交代后续故事，用“后记”形式写叙述者事后的“凭吊”，渲染了感伤苍凉的氛围。这一切都是在一个旧框架里纳入的，因而不动声色。骈体小说搭上了古典诗文传统和现代技法两头，搭上了现代思想和旧道德观念两头，坐上末班车，预示了民国旧派小说一开始就具备的过渡性质。

继承晚清谴责小说的传统，在民国旧派小说中是以李涵秋（1874—1923）的《广陵潮》为代表的。《广陵潮》从1908年动笔，到1919年历时十二年写毕，计100回达百万字，白话章回体，随写随在报章发表，是典型的这一派的写作方式。它以近代城市扬州为背景，用云、伍两家的人物特别是秀才云麟与表妹伍淑仪、妻子柳氏、情人红珠的感情纠葛为线索，编织起庞大而松散的结构，囊括了从中法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到“五四”前夕抵制日货运动这段时间的重大历史事件，罗列社会丑闻、街谈巷议、遗闻轶事，进行暴露揭发，写尽贪官污吏、市井无赖、才子佳人甚至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等各类人物的形象。在围绕云麟与几个女子私情的描写上，吸取了《红楼梦》的技法，把“情”写足，但由于旧派思想的局限，使得反封建意识和封建意识杂陈。这部小说的最大贡献在于它开创了旧派社会言情长篇的体例，以至于带出不下数十种以“××潮”为名的小说，如海上说梦人（朱瘦菊）的《歇浦潮》、网蛛生（平襟亚）的《人海潮》等，都很有名气。这批作品往往引起整个市民社会的注目，将通俗小说兼有的史料认识价值和引人入胜的文学阅读价值都发挥到相当的水平。社会小说影响较大的，还可提及包天笑（1878—1973）1909年发表的短篇《一缕麻》，以及1910年左右译述的“教育小说”《馨儿就学记》。前者揭露指腹为婚的野蛮性，曾被梅兰芳搬上京剧舞台而风行于世。到平江不肖生（向恺然）1918年出版《留东外史》，专事暴露留日学生丑态，暴露国民劣根性，虽属实人实写，带有新闻纪实性，但已成为后来“黑幕小说”的滥觞。

旧派小说其时尚有相当多的读者。这些旧派小说一律显示了某种新旧兼有的性质，在表达“世变”“人情”和运用小说形式方面，都有一定的滞后性。而在发挥文化消费功能的同时，又暗暗地为新文学的产生准备了一些条件。比如在作品里输入要求婚恋自主的民主思想、个性主义因素（常与世俗的理解相混合）；部分地吸收外来的文学技术。《玉梨魂》接受了《茶花女》的影响，十分明显。周瘦鹃在《礼拜六》杂志上介绍大仲马、莫泊桑、狄更斯、托尔斯泰等世界名作家的短篇小说，到1917年结集出版了《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曾得到过鲁迅的褒扬，但周瘦鹃本人很长时间并不知情。只是这些个别的变动，还不足以在旧文学的基地上自发地经过调整产生出新文学。中国的现代文学要在引进外来思想和文学的强刺激下，才会发生根本的变革。这同时也是现代市民通俗文学寻求进步的刺激剂。

二 对峙迫使旧派向“俗”定位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相辅的文学革命的兴起，是相当激进的。新文学一开始站在弱势地位与庞大的旧文学对抗，也无法与有了一点“现代性”趋向的市民通俗文学共处。这样就有了新文学阵营从1917年开始的持续批判“黑幕小说”和“鸳鸯蝴蝶派”的行动。大体情况在第一章已有所交代。我们可以把这种发自新文学阵营的主动出击，看成是一种对峙方式。可以稍加提及的是，鲁迅一直支持这一场对旧派的批判。他早在1915年担任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主任的时候，便参与查禁了32种“鸳蝴”小说，主持拟定过《劝告小说家勿再编黑幕一类小说函稿》的文件，后来还发表过《名字》《关于〈小说世界〉》等杂文，对文学研究会批判“鸳蝴”予以声援。这场批判言辞尖锐，新文学方面除大部分文章指出旧派思想陈腐守旧，攻击其要害是“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之外，胡适、茅盾两人还特别解析了民国初年的市民通俗小说在文体上的弊病。如胡适认为《广陵潮》等长篇结构，继承了《儒林外史》“体裁结构太不紧严，全篇是杂凑起来”的“坏处”，“却不曾学得他的好处”，即“不知道《儒林外史》所以能有文学价值者，全靠一副写人物的画工本领”；茅盾指出旧派小说使用的多是“‘记帐’式的叙述法”，经过变动仍是“略采西洋小说的布局法而全用中国旧章回体小说的叙述法与描写法”而已，且词语技法多循套路，“剿袭了旧章回体小说的腔调和意境”，“不知道客观的观察，只知主观的向壁虚造”等，分析得比较深入。

进一步，新文学在登上历史舞台之后就以新取得的优势，切入原有的旧派文学领地，与之争夺读者。而“鸳蝴—礼拜六派”经过一番挣扎后，总是被迫撤退，或是另寻地盘。比如商务印书馆老牌的文学刊物《小说月报》，本创刊于1910年，自1921年1月（第12卷第1号）起便彻底革新，改由年轻的茅盾执编，“鸳蝴”内容变成了“新文学”。紧接着停刊数年的《礼拜六》在当年3月复刊，以表绝不示弱。旧派并且利用自己掌握的小报领地，用“抄袭外国”和“性欲描写”两项“理由”来反击新文学。但图书市场的情况证明：《小说月报》到第11卷，采取了对新旧文学两面讨好的策略（已先期由茅盾编“小说新潮栏”，占刊物的三分之一篇幅，其余仍载“礼拜六派”小说），销数却仍然逐月下降，至10月号仅印了2000册。茅盾接编后的第一期即印了5000册，马上销完，商务印书馆各处分馆纷纷打电报要求下期多发，于是第二期印了7000，到第12卷末一期时已印10000册。相似的事件还可举《良友》和《申报·自由谈》。《良友》画报是一份以画幅兼文字，在东南亚一带具广泛影响的刊物，1926年创办时聘旧派主编周瘦鹃，1927年编到13期就改由毫无旧文学背景的梁得所进行全面革新。之后“新感觉派”的穆时英、新市民文学的予且的许多作品，都发表在这里。《申报·自由谈》是始于1911年的老资格大报副刊，历任主编可以排成一长长的著名市民通俗作家名单，有王钝根、吴觉迷、姚鹓雏、陈蝶仙、陈冷血、周瘦鹃等，直至1932年，编辑权才从周瘦鹃交到刚从国外回来的黎烈文手中，于是迅速演变成以鲁迅、瞿秋白、茅盾为核心作者的新文学阵地。到1930年代还在进行的这种新旧交替，充分说明了其中的复杂和不易。当然，新文学的胜利主要是在青年学生读者群中的胜利，在此前此后，都还不可能全部占领读书市场，旧派小说依然有生存的依据。

旧派小说在新文学的强大攻势下败退下来，逐渐明白了自己的位置，被迫同新文学分割，发挥自己所长，去努力争取一般老派市民读者了。对峙时期的旧派小说越发转向市民中下层，形式上更转向“通俗”，同时艰难地力图加强自身的“现代性”，以不被时代列车甩掉。对峙时期的“鸳蝴—礼拜六派”这种文学转移的某种成功，表现在它并未减少自己的势力范围。据统计，1917—1926年创办的此派刊物即有60种，小报40种。1922年间苏州的旧派文学家组成星社，上海的组成青社，都开展过一些活动。到这一阶段的末尾，社会言情小说出现了现代通俗文学大家张恨水；武侠小说突起后出现了被称为民国武侠小说奠基人的平江不肖生。代表性作家的崛起，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市民通俗小说的真实情景。

三 市民通俗小说类型的形成

与“五四”文学并行的同时，市民通俗小说逐步完成了自己类型化的目标。

社会小说继续沿着李涵秋《广陵潮》的路子发展的，有海上说梦人（朱瘦菊）的《歇浦潮》,1916—1921年连载五年，之后续作《新歇浦潮》。它们都由无数短篇连缀而成，擅长从姨太太群的角度来反映社会全貌，全方位记录民国初期上海社会情状，揭露穷形极相。另有毕倚虹所著《人间地狱》，1922—1924年连载，脍炙人口。此书借名士文人与青楼妓女的交往，展开上海社会的人生相，包括官场和商界。书中人物柯莲荪和秋波的精神恋爱是小说的主要故事，在暴露都市丑恶的同时有以道德来疗救人性的意图。全篇为第三人称的自叙传，显示了毕倚虹写实之外尚能写“情”，将之熔于一炉的本事。包天笑的《上海春秋》也属于此类，铺写1910年代到1920年代的洋场逸闻。这三种小说将晚清以来上海的黑暗面充分曝光，都将现代城市看作是藏污纳垢的显贵的天堂和小市民的地狱。小说的时事性强，把近代的新闻采访和传统的史传笔调混合起来，留下一份关于初期上海的历史资料，但在通俗文学本身的演变上并无多少贡献可言。倒是李涵秋自己在1919年出版的另一部代表作《战地莺花录》里，仍能将军阀混战、社会腐败的内容和三对青年男女的婚恋命运串联在一起，笔法显得老练些。据说，由于结末写到了要求归还青岛的情节，市民们刚刚看毕，对上海地区于“五四”时期唯一一次掀起商人罢市起了推动作用。通俗小说的力量似也不可小视。

还有两位作者为社会小说增加了滑稽体式。一是徐卓呆，被誉为“文坛笑匠”和“东方卓别林”。他重视写短篇，如《浴堂里的哲学家》《小说材料批发所》等。1924年发表的短篇《万能术》，融哲理、科幻、寓言于诙谐滑稽的笔调之中，是一部奇作。他在三四十年代仍不断有优秀作品问世。另一位是程瞻庐，他1919年发表的《茶寮小史》《葫芦》等，以插科打诨的俏皮笔法，嘲笑科举制度废除后的文人嘴脸，也颇不凡。

此时值得一提的，是张恨水的初露头脸。张恨水（1895—1967），原名张心远，祖籍安徽潜山，读过私塾和苏州的“蒙藏垦殖学校”。23岁时，于芜湖任报纸主笔。1919年在报纸连载第一部长篇《南国相思谱》。“五四运动”后赴北京任几家报社的记者、编辑。1924年始到1929年，在《世界日报》连载《春明外史》而一举成名。长篇《春明外史》写报人杨杏园和青楼女子梨云、才女李冬青的故事，由此展开当时社会上层下层各种纷繁的生活画面。这显然是继承了《广陵潮》《战地莺花录》传统的以“社会为经，言情为纬”的体式。《春明外史》虽没有像下一时期张恨水更成熟的作品那样席卷中国南北市民社会，但已经预示出作者能在章回体内部进行部分革新的潜力。第一，男女主人公已贯穿故事前后，初步将小说编织成一个整体（游离的情节仍有），不再形同长篇，实为短制；第二，视点纯是城市平民的，道德评价也是平民的，充满了对平民阶层的同情关爱，因此赢得广大平民喜爱，被看成是他们的代言人；第三，反“大团圆”的结局模式，增加了通俗小说的悲剧感和反映社会的深度；第四，虽有报界拾闻的痕迹，已增强了虚构性，描写略略超出了讲述。张恨水的创作前程更在以后。

武侠小说源于古代的传奇、公案和清代的侠义小说。正当茅盾1921年大刀阔斧革新《小说月报》的第二年，《红杂志》创办，再一年《侦探世界》创刊，两本通俗杂志在1923年的1月和6月，几乎同时开始连载写过《留东外史》的平江不肖生的两部武侠代表作《江湖奇侠传》和《近代侠义英雄传》。平江不肖生（1890—1957），湖南平江人，原名向恺然，名逵。1907年和1912年两度赴日浪游，曾入东京中央大学，并开始写作。《江湖奇侠传》全书160回，前106回是不肖生撰，未及写完，1932年回湘，由也是小说家的编者赵苕狂用“走肖生”的名字续完。此书以湖南平江、浏阳农民争夺交界地引起械斗为线索，带出昆仑派、崆峒派的剑侠争雄。另一部《近代侠义英雄传》虽不如前者出名，实际比前者更完整，思想性也略优。这部书写京城大刀王五与“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的情谊，及霍元甲以中华武术为国争光的事迹，侠义、爱国相得益彰。尤其写霍元甲反帝却并不排外的行动，显得格外可贵。这是二三十年代通俗文学作品中现代性颇强的一部书。从武侠小说的发展看，《江湖奇侠传》里面的武技，已经由棍棒拳术发展到呼风唤雨、吞吐飞剑，武术拳师已然变化成神魔一类的人物，幻想丰富。在表现生活方面，把武侠的世界和民间亚社会结合，小说中利用民俗和传说的部分都很富有生气，只是消化民俗材料的功力尚嫌不足。结构上，两部作品十分散漫，表彰侠义时不免掺杂不少封建思想，但已基本脱出了明清公案小说的框子，侠客有了一定的独立地位，不再为清官做忠仆、做捕快。这样，民国的武侠小说便取得了独立的品格，平江不肖生的奠基之功正是在这里。

其他的武侠小说有赵焕亭的《奇侠精忠传》《大侠殷一官轶事》《马鹞子全传》等，作风峭拔，注重继承讲史传统而发挥之，从清代故实中杜撰出侠义情节，描摹世态人性皆入情入理。赵焕亭当时便与不肖生并举，世有“南向北赵”之称。还有姚民哀的《山东响马传》《盐枭残杀记》。前者取材于当时轰动全国的山东临城劫车案，时效性强，又是用第一人称来叙述的，可称绘声绘色，写的却是“匪”。《盐枭残杀记》写两伙盐枭之间的火并。这只能是姚民哀日后“党会武侠小说”的雏形。

通俗文学在近代由外国引入英美的各种“探案”之后，增加了一个“舶来”的新品种：侦探小说。这类作品先是翻译，如清末《新民丛报》里就译载过《福尔摩斯探案》,1916年周瘦鹃等用文言译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计12册。英国柯南道尔的影响似乎要比世界侦探文学的鼻祖美国爱伦·坡大得多。然后是蜂起模仿，在一切消遣的通俗文学刊物里，“侦探”总是跻身其间。中国原来也有公堂破案像包拯的故事，但不会如此曲折，如此逻辑推理，并广泛利用新兴科技，所以非传统的侦探小说自然隐藏着一种对现代技术好奇、玩赏的市民心理（“奇技淫巧”也属小道）。当时写过侦探的“鸳蝴”作家不下五十人，最早取得成就的是程小青。程小青译创并重，他由模仿福尔摩斯，到化出中国的侦探形象，1914年起就开了“霍桑探案”系列。1919年该系列中的《江南燕》曾被搬上银幕。比较出名的有《神农》《活尸》《新婚劫》《案中案》等。霍桑是一私家侦探，是智慧、正义的化身。他也有助手包朗作陪衬，以包朗为叙述人，犹如福尔摩斯之有华生医生。逃不出福尔摩斯的阴影，也是这类中国侦探小说最大的局限。

历史演义本是旧文学惯用的体式，现在成了较小的品种。这是因为通俗小说与报纸的关系日益密不可分，小说史笔的即时性、当下性越来越强，便掩去了一部分“回顾”的兴味。不过传统深厚，佳作还是有的。叶小凤1914—1915年连载的《古戍寒笳记》，用明末来喻清，改造了一般历史演义的“纵式”结构，把二十年的抗清历史“横向”地压缩到数年时间去展开。历史的回叙与个人的身世、经验两相融合，使小说充满了悲凉气度。还有蔡东藩，1916—1926年以一人之力，历十年的时间，将前后汉到民国的史迹用“通俗演义”的形式写了一遍，总题《历朝通俗演义》,11种，计600万言，称得上宏富。而所用多为正史材料，客观记述，与《古戍寒笳记》的取材和叙述情调正好相反。这套书现在还有人当作历史辅助读物来用。包天笑1922年写的《留芳记》等于是一部长篇民国开国演义，将刚逝的事件写成“野史”，用梅兰芳做贯穿人物，记录袁世凯称帝前后的内幕，夹杂了不少笔记材料。以上三种历史演义，显示了各有长短的写法。

大约从近代以来，旧派文学为了迎合市民读者的趣味，作者和编辑便联成一气，不断使用花样翻新的方式给小说制造名目。以至于打开当时的旧派文学刊物，扑面而来的往往是五花八门的叫法，如政治小说、哲理小说、科学小说、冒险小说、心理小说、战争小说、学校小说、地理小说、法律小说等等。有了言情小说不够，还要造出苦情小说、奇情小说、侠情小说、痴情小说、艳情小说、忏情小说、哀情小说、丑情小说、喜情小说等不一而足的名称。但经过一段混乱，到了这个时期，终于沉淀为社会言情、武侠、侦探、历史这四种通俗小说的基本类型。尤其是社会言情和武侠两大类，后来发展为通俗小说最成功的品种。它们有的是历来传统所固有，在古典文学时代已有相当的经验积累和延续性；有一些类型和技法却是新兴的，是中西文学结出的果实。现代市民通俗小说几十年的发展，后来就稳定地沿袭了这样的模式。这也是此类小说坐稳的一个标志。

这时期市民通俗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南派占据上风。由于经济发达和现代出版业、书店业、新闻业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繁荣，清末的小说就以上海为中心。到了新文学于北方诞生前后，旧派文学作“战略撤退”，更要依赖江浙城镇的市民作者和读者。苏州有包天笑、周瘦鹃等，扬州有李涵秋、毕倚虹等，他们又都在上海活动，南派力量雄厚是显然的。以后，张恨水从北方打回南方，北派武侠崛起，更有复杂的原因。南北竞争，给通俗文学带来不同的地域特色，这也不容忽视。

整个市民通俗文学在放弃部分读者市场面向民间之后，受新文学先锋作品的压力，在小说文体上一直围绕如何改造传统的“章回体”而发生变动，包括：用不用白话叙述？在普遍采用了白话后，要不要章回的固定格式？能不能消除章回的说书人的讲述口吻，或者打开了章回却依然是一派笔记风呢？纪实性和虚构性两者又该怎样搭配？在大量复制都市与人的写实描写的同时，如何消除商品性带来的文学实用性的加强及审美创造性的降低？这些无疑都是通俗小说内部矛盾运动需具体解决的。当市民通俗文学进入下一阶段，向新文学渗透并进行吸取时，它面对的就是这样的问题。

附录 本章年表

1909年

10月《小说时报》创刊。

1910年

7月《小说月报》创刊。

9月 陈景韩（冷血）译《侠客谈》由时中书局出版。1913年

9月 徐枕亚《玉梨魂》由民权出版部出版。

1914年

1月 吴双热《孽冤镜》由民权出版部出版。

6月《礼拜六》创刊。

7月 李定夷《霣玉怨》由国华书局出版。

9月 李涵秋《广陵潮》由震亚图书局出版。

1916年

1月 徐枕亚《血鸿泪史》由清华书局出二版。

1917年

本年 叶小凤《古戍寒笳记》由小说丛报社出版。

1918年

2月始 平江不肖生《留东外史》由民权出版部出版，1—10册，至1927年8月出齐。

1919年

1月 周作人《论“黑幕”》发表于《每周评论》第4号。

5月 李涵秋《战地莺花录》由新民图书馆出版。

1920年

3月 程瞻庐《茶寮小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21年

1月《小说月报》革新，脱离“鸳鸯蝴蝶派”系统。

4月 程小青《江南燕》由华亭书局出版。

5月 鲁迅《名字》发表于7日《晨报副刊》。

同月 海上说梦人（朱瘦菊）《歇浦潮》自刊出版。

9月《半月》创刊。

1922年

3月 包天笑《留芳记》由中华书局出版。

7月 茅盾《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发表于《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

同月 青社成立于上海，发起人为徐卓呆等。

8月《红杂志》创刊。

同月 星社成立于苏州，发起人为赵眠云，最初参加者有郑逸梅等。

1923年

1月《小说世界》创刊。

5月始 赵焕亭《奇侠精忠传》由益新书社出版，1—8册，至1926年6月出齐。

6月《侦探世界》创刊。

1924年

5月 姚民哀《山东响马传》由世界书局出版。

同年 包天笑《上海春秋》（40回本）由大东书局出版；1926年转由中华书局出版，1927年出完整的80回本。

1925年

12月《紫罗兰》创刊。

1926年

5月 程小青《东方福尔摩斯探案》由大东书局出版。

同月 陈慎言《说不得》由北京晨报出版部出版。

6月始 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侠传》由世界书局出版，1—11册，至1929年9月出齐。

同月 赵焕亭《大侠殷一官轶事》由益世印书馆出版。

10月始 张恨水《春明外史》由《世界日报》社出版，3册，至1929年8月出齐。

12月《包天笑小说集》由大东书局出版。

1927年

3月《良友》画报自第13期始由梁得所担纲革新。

5月 徐卓呆、周瘦鹃、范烟桥、许指严、严芙孙、何海鸣、张舍我、胡寄尘、赵苕狂、袁寒云、张枕绿、张碧梧12位通俗小说作家分别命名的作品集《说集》12本由大东书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