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现实主义文学的泉源既然是现实生活，则构成伟大作品的最重要的成功因素自然是作家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和感受。以鲁迅而论，他自己就说过：“但我母亲的母家是农村，使我能够间或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偶然得到一个可写文章的机会，我便将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了。”这正是构成鲁迅作品的伟大成就的重要原因；我们在古典文学作品中，就很难看到像闰土、七斤、阿 Q等这样鲜明生动的农民形象。即使是在古典文学中有过类似存在的，譬如知识分子的形象，也因为时代不同，客观现实有了变化，而作家的观察角度和表现方法也都有着很大的差异，那成就也并不是前人所能比拟的。但现实主义文学也是有它的历史基础的，任何作家都不可能完全脱离了历史的传统而有所成就；因此善于学习和继承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正是一个作家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它不但不是与作家的创造性相抵触的，而且正是构成他的创造性成就的重要条件。特别在作品的形式风格、艺术技巧以及创作构思等方面，在每一民族的文学史的发展上常常是带有比较显明的继承性的。鲁迅自然与过去的古典作家不同，他不仅是承受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同时也自觉地接受了外国进步文学的有用成分，而且这种接受都是通过一个革命作家的理性的抉择的，他所要采取的是那些对建设中国现代文学有用的东西。他的学习就绝不是生搬硬套，而是经过溶化的。为了接受中国古典文学的优良成分，使之为当前的文学事业服务，那自然就必需有所发展；而接受外国文学的影响也同样是必需经过溶化的。这是为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要求和文学发展的历史继承性所决定的，而鲁迅的作品就正体现了这种性质；他的接受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正是丰富和发展了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的。

从这里也可以连带说明中国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传统的历史联系。资产阶级的民族虚无主义者常常喜欢吹嘘说“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完全是欧洲文学的“移植”，是与中国的文学传统截然分开的；而“五四”时期在反封建的高潮中，的确也有一部分人对传统文学不加区别地作了过多的否定，因而常常出现一些混乱的看法。“移植”的说法当然是无稽的，我们并不否认中国现代文学接受了外国进步文学的很大影响，但现实主义文学总是植根在现实生活的土壤上的，并且是要适应于人民的美学爱好的，而这却都不是任何外来的“移植”可以“顿改旧观”的。“五四”时期有些人作了过激的主张，像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中所批判过的，是由于“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但即使在“五四”当时，由于“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抱着上述的那些看法。举例说，鲁迅曾说过“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的话，这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对于一些人民性很强的小说戏曲作品的歧视和抑制，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却把《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作品提到了文学正宗的地位；鲁迅曾慨叹“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而他的研究中国小说史正是为了发扬古典那些有价值的部分，为建设新的现实主义文学创造条件的。又如给予民间文学以很高的评价并开始收集和研究，也是从“五四”以后开始的，鲁迅对于民间文学的“刚健清新”的风格就非常赞赏。应该说，这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和主流。鲁迅反对旧文化中的糟粕部分是非常坚决和彻底的，所谓“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致强敌的死命。”但他绝不是民族虚无主义者，他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取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而那些以为“中国事事不如人”，主张“全盘西化”，认为新文学完全是“移植”来的虚无主义者，却恰好又是大吹大擂地提倡“整理国故”的人；这里我们看出了民族虚无主义者与国粹主义者相通的道理，因而也就更加明白在胡适等人给青年大开什么“最低限度的国学必读书目”的时候，鲁迅主张青年们“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的实际战斗意义。这一条是绝不能概括为鲁迅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具体意见的。

“五四”以来这种正确对待古典文学的态度和精神是给了现代文学创作以积极影响的，当做“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自己的作品就代表着现代文学的主流；它与中国古典文学保有着血肉的联系，并标志着中国文学历史的新的发展。三十多年来，现代文学创作中的比较成功的作品，总是在艺术风格上带有一定的民族特色的，从这里正可以看出文学历史的继承关系。这也很容易理解，我们的许多老作家在青年时期都还受过读古书的教育，而在他们的阅览或研究古典文学中也不能不给创作以影响；郭沫若早在《女神》中就有过对于屈原的赞颂，茅盾对于中国古代神话和古典小说的研究也是对他的创作有一定的影响的；这都显示了中国现代文学正是中国文学史的一个新的发展部分。

当鲁迅还活着的那些年代，人们在估计现代文学的成就的时候，都觉得在小说、散文方面的收获似乎更丰富一些；从《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各集“导言”中就可以看出这样的消息。我觉得这是和我们古典文学中历史蕴藏的丰富以及像鲁迅那样的善于继承和发展的精神分不开的；而在创作收获比较单薄的部门如诗歌和话剧中，这种历史联系也就比较薄弱一些；但“新月派”就在这种情况下以“诗镌”、“剧刊”起家了，这确实值得我们深思。这种情形后来当然有所改变，但如何向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学习，到今天仍然是我们繁荣创作的重要问题之一。鲁迅的作品与古典文学的联系不只给我们说明了继承民族优良传统的重要性，而且由于这些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上的不朽价值，它本身已经成为我们民族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我们应该首先向之学习的重要遗产。认真地学习鲁迅的作品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1956年9月16日为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