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当代的学术，不管什么学科，应该以营造尊重普通人、让普通人相互欣赏的知识条件为专业伦理的基准线。

——题记

我心中的民俗学

就学术而言，民俗学是一门应该足够独立的学科，同时也是一种应该让从业者感到足够自由的学术。要成为这样一门学科，民俗学应该是一门人文属性足够强，却以实地调查研究为基础的社会科学。

就学术政治而言，民俗学是现代国家的基础性学科和支柱性学科。民俗学要通过“俗”的研究来理解“民”，理解作为民主政体的权力根基的普通人；要通过“民”的研究来理解“俗”的传承，理解“俗”的传承如何构成国家共同体的文化根基，让社会能够以最经济的方式（也就是依托文化传统发挥作用的方式）得到可以持续的再生产。“民”在社会价值上不被尊重，一个社会不会有民主；“俗”在生活方式上没有地位，这个共同体的问题认同就会有问题，它的社会再生产也一定出问题。重视“民”和“俗”的问题，是在重视共同体的基本的政治问题和文化问题。

就学科制度而言，民俗学应该是一门在教育和科研体制内有独立地位的学科，也就是中国学界所说的一级学科。学科设置要反映共同体对特定知识的需要，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发展到今天，已经形成民俗复兴的事实，已经处于积极把民俗纳入国家文化定位的时代，所以让民俗学在一个一级学科的平台上发展，已经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简而言之，民俗学是研究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文化传承的社会科学，它在应用上可以说是研究共同体延续的文化政治学。民俗学的学术灵感和社会关怀都来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这是它长期显得平凡、边缘的直接原因；但是，在一个政治民主和文化公民身份（cultural citizenship）成为时代主题的社会，它必然属于主流，必然处在公共领域的中心。既然如此，它就应该很合理地得到各种人才和资源的配置，具有一级学科的地位。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中国的民俗学正在成为这样一种学科。

理解生活世界的文化自觉

“我”是谁？我和谁是“我们”？身份意识、认同问题是各种层次的共同体的核心议题。对于这类问题的情境性回答都会明显甚至强烈影响“我们”相处的态度和相互对待的方式。可是，靠什么界定“我”，一个一个的“我”又怎么被认知为“我们”，这是所有的人文与社会科学都直接与间接参与的知识生产工程。

关于中国人、中国社会、中国文化，近代以来各种学问家、政治家提出了无数大相径庭的说法，从“贫病愚弱”到“战无不胜”，从“腐朽的酱缸”到“人类在新世纪的灯塔”，极端化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今天回头去看，它们各有自己的情境性诉求，难免流于追求短期效应的实用主义。然而，虽则各种说法因为特定情境而生，有自身的合目的性，但是它们却并不随情境而消逝，而是集聚成为关于“我们”的知识，成为随时被征用的标签贴在我们身上。

坦率地说，中国知识界的作为是让人遗憾的。造成遗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从学理上看，最突出的问题是“生活世界”在思想和学术中的缺位。生活世界是日常实践的领域，也就是蕴涵着共同体的普通人的本源性文化价值的基本领域。

关于中国人、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各种会舞文弄墨的人，或者说有发表特权的人，借助“民族性”的概念工具，排列大量“铁的历史事实”证明中国人的各种劣根性。对于形形色色的说法，除了愤世嫉俗的人或具有意识形态热情的人，自然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总是觉得似是而非，觉得有所据却不周全，觉得意气有余而理性不足。为什么？因为真实的生活世界不可能被语言表述穷尽，不会因某种表述强而有力就变成那种表述；因为个人在生活世界的丰富经验不可能被一个或有限的几个意向赋予单一的意义，因为共同体大众的生活世界不可能被专家的情境性目的所吞噬，个人的表述乃至专家的言说永远只是处于生活世界的特定侧面甚至它的表面而已。

人们的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越来越具有传统的面貌。通过我们称之为“民俗复兴”的传统面貌的自我呈现，我们意识到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在”那里，一直就在“那里”。而之前中国的现代规划忽视了它，没有尊重它，致使中国的价值、中国的集体意识遭受了重大伤害和损失。我们也意识到，中国社会发展到现在的样貌，中国社会的很多奇迹和怪相以特定的方式发生，都应该从这个社会的生活世界寻找解释的原因。

我们昔日在世界中的弱势地位使西学的知识分子无暇在理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的前提下替“民”做“主”。由此累积的心理矛盾和人际之间的关系紧张终于呼唤出“文化自觉”的思潮，以便疗治中国社会的价值创伤。理解我们自己，就必须寻找进入生活世界的路径。理解了自己共同体的生活世界，才有望理解自我，达到文化自觉。今日中国在世界局势中上升着的位置激发了学人探寻中国人的生活世界的心境。不仅是民俗学，以“社会”整体为观照对象的各门学科（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可以归为“社会”学）都能够有所作为。但是，民俗学最靠近民众，占据近水楼台的优势，应该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上路之后路很长……

大海没有波涛，无以显露自己的声色。生活世界是漫无涯际的大海，凭借民俗显露自己的形迹。既然民俗是生活世界的表征、现象，那么，民俗的现象学将帮助我们探索生活世界的就里。

探寻中国人的生活世界的知识生产，需要民俗学在场。我个人颇感欣慰的是，对于这一正在中国兴起的学术盛事，中国的民俗学群体没有缺席，没有怯场。

在过去二十年里，当我们观察民俗复兴的势头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生活世界的呈现。这得益于胡塞尔现象学在国内的传播。不是我们发现了生活世界，而是“生活世界”的概念工具映照出了民俗的身影之后的那个深邃的世界。自近代以来，中国思想和学术的主流是把生活简化为民俗来处理的，一直努力通过处理民俗来处置涉及亿万人民的生活。实际上，拥有悠久历史的庞大群体的生活是不可以这样被糟践的。民俗是紧密关涉着专家活动无可超越的生活世界的，即使肤浅的思想采用现代技巧企图操弄民俗而宰制大众生活，民俗也总是拖带着、裹挟着生活世界，若隐若现地映照着几分生活世界的深邃与浩渺。历经曲折，民俗得以在中华大地复兴，我们又有机会看到了民俗所依托、所从出的那个王国，我们开始尝试循着民俗的来路走向一时无以言说其深广的生活世界。这是我在1990年开始撰写《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的博士学位论文的背景和心态。

民俗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这固然是国际通行的学科分类事实，也是它的专业杂志、学者队伍和职业群体所支撑的社会认知。可是，主要在专业内部，围绕民俗学是否一门独立的学科，却一直有各种争论。我也在二十多年前加入争论之中。我在今天看来，这种论争其实无关乎民俗学的独立学科地位。所有的争论，在努力为学科的独立性和整体性提出“更好”的论证的时候，其实都是在为民俗学同行提供新选择、选择的新空间，都是在为自己和同行的新探索提供正当性。争论在谈真理，其实围绕的是自由。一门学问，总要不停地调整自己，让年青的后来者有兴趣，能够自由发挥。不是其他学科，反而是民俗学更接近学术的自由之境，就是因为民俗学接近生活世界的缘故。

民俗研究是很容易流于表面文章的，但是“生活世界”的概念所支撑的民俗学理论大厦能够增强民俗学的智慧含量，拓宽民俗学者的用武之地。“生活世界”既为民俗学打造哲学根基，也为民俗学的经验研究提供不断深入的预期。如此定性与定位的民俗学，是由富于省思的哲学维度、调查研究的经验维度、“俗”的文化维度，“民”的社会维度与政治维度所编织起来的。这些都通过对于日常生活的研究路径而汇总、整合在一起。

我对民俗学作为社会科学的基础性学科的认识其实是从撰写硕士论文开始的。我在1988年夏季完成的《民间口头创作新探》借助普列汉诺夫关于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形式的分类，说明以“民间”为对象的调查所获得的资料包括两类，一是达到一定形式化的、具备文体（genre）的作品（如史诗、故事），一是没有达到文体门槛的语言表达方式。前者是社会意识形式，后者是社会心理。民俗学的行当是有同时研究二者的机会的。民俗学是社会科学的一门，但是它有机会以自己的方式涉足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为社会科学的多门学科提供学术的支持。这个很粗浅的论述算是为我自己以后的思想理出了一个头绪。

我还把最近一些年能够体现我思考民俗学如何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两篇文章汇成一编，作为我还在局内的见证。但是，我个人后续的学术实践并不能够代表民俗学同仁对生活世界的领悟。

在近十年，真正钟情于民俗学的学科建设与生活世界的理论价值的学人是吕微和户晓辉。他们系统地钻研胡塞尔的现象学，甚至上溯柏拉图到康德的西方哲学。户晓辉甚至从头学习德语，现在已经自己动手翻译鲍辛格尔在1961年用德文出版的《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我们几年前就相约要一起开一个讨论民俗学与生活世界的工作坊。他们两位都写出了研究的新成果。他们确实展现了民俗学同仁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实力。吕微对生活世界的阐发不仅对民俗学而且对一般的社会科学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关于生活世界的民俗学路径，还需要他们做进一步的理论推动。

刘晓春在我的催促之下完成了关于中国民俗学过去三十年的经验研究的总结性文章。以钟敬文先生为领袖的多个机构的多位民俗学家在这个时期为中国民俗学培养了众多人才，其中多数人的博士论文是以实地调查为依据的研究。他们各有自己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学术路径。刘晓春以民俗学研究范式的转换来塑造一个知识群体的形象，其实是成功地为后来者建构了民俗学进入现实、理解民众生活的着力框架。

当我们认识到中国人有自己的生活世界，当我们把生活世界作为民俗的意义来源和服务对象，当我们把“生活世界”作为民俗学的认识论基础，民俗学者会有新的施展才华的空间，民俗学慢慢会呈现不一样的面貌。

生活世界的理论以及中国同仁关于中国人的生活世界的经验研究，将非常有力地支撑民俗学成为研究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文化传承的社会科学。

2010年3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