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游戏的概念

当游戏走进大众视野，登上社会发展的舞台，我们不禁思考，游戏究竟是什么，我们又应该如何面对游戏。

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讲，游戏是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笔下的魔环（magic circle），是日常生活之外一切精神活动甚至非生产性活动的集合，除生存和发展之外的行为（比如艺术、运动、战争、法律）几乎皆可纳入游戏的范畴。但我们在此并非要讨论广义的游戏。

谈到游戏，不同的人脑海中浮现出的概念可能大不相同。对孩童而言，游戏就是“玩”，不管是玩玩具，还是和小伙伴一起玩耍；对老人而言，游戏则是不务正业，甚至是“电子海洛因”。对艺术家而言，游戏是数字媒体，是第九艺术；对产业人员而言，游戏则是变现能力极强的产品与应用……不同的人眼中的游戏差异如此之大，折射出一个多面体的游戏概念。

理解游戏，不妨首先从游戏与玩这对最初的概念开始思考。在中文里，“玩游戏”是一个常见的动宾短语，似乎玩和游戏已经是天经地义的搭配，在内涵上也高度重合，在多语言互译中有时也被交替使用。比如游戏研究领域的先驱人物赫伊津哈的著作Homo Ludens（中译名《游戏的人》）中，ludens一词的名词形式ludus在英语中并没有对应的词汇，词典和译注中通常解作play，国内翻译为游戏。游戏学game studies也叫ludology。法国社会学家罗杰·卡约（Roger Caillois）最有名的著作就叫作Man，Play and Games（中译名《男人、玩乐与游戏》）。这些都说明玩和游戏密切相关。

但是，游戏与玩这两者并不完全等同（见图1-1）。

一方面，玩的概念包含游戏。席勒说，玩是旺盛精力的释放过程。玩的主体不限于人类，同时，玩不一定是有目的的，也可能是下意识或无意识的行为。猫狗追逐打闹，是天性驱动的玩耍。人在焦虑时玩弄发梢，是缓解压力的行为。这些行为都属于玩的范畴，但和严格意义上的游戏不同。因此，在这一层面上，玩的对象不仅是游戏，玩的概念包含游戏。

另一方面，游戏的概念包含玩。游戏的方式和目的，也已经超越了玩。在今天，技术进步和对游戏机制的分析，使得游戏成为教育、军事训练、医学模拟的一种新工具手段。游戏中激励、正向反馈、高度拟真的特性被放大，且不再仅仅为娱乐服务。游戏与学习这一对曾经矛盾的概念开始交融。因此，在这一层面上，游戏的目的不仅是玩，游戏的内涵应当包括认真地、有目的地玩，其目的可以是娱乐或消遣，也可以是学习或拟真。

时至今日，游戏所涉及的基本主体已扩展为玩家、开发者与发行商三大主体，这三个不同的主体对游戏的理解也存在较大的差别（见图1-2）。

对于玩家来说，游戏是一种体验。玩家即玩游戏的人，玩家与游戏二者相互定义。玩家是游戏的最终消费者，也是游戏的二次创作者，他对游戏的再创作体现为独特、自我的游戏体验。如果没有玩家的存在，那游戏也只是一堆冷冰冰的规则、一组零一代码而已。在信息时代，玩家谈论的游戏，通常指的是已经开发完成、上市销售或发行的游戏程序。这些游戏程序可以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包括平台、制作组、发行商、类型、世界观、交互方式、美术风格、是否有剧情、线性流程/开放世界等。核心玩家在长期的游戏经历中形成了自己的游戏历程、类型偏好和整体认知，并在和其他玩家的讨论中形成对游戏世界的共识性图景。对一些没有玩过那么多游戏的玩家来讲，一些自己体验过的经典作品即代表着游戏。

对于开发者而言，游戏是一种技术产物与艺术作品的集合体。开发者的不懈追求使游戏开发“技术”日新月异，并且在人文层面超越文本、超越个体体验，向“艺术”层面发起探寻。在街机时代、家用机时代、PC时代、手机时代，游戏的形态与表现力截然不同。我们有了越来越逼真的图像，越来越智能的对手与队友，好莱坞大片级的剧情演出，真实与虚拟的边界渐渐模糊。技术为游戏塑形，而艺术为游戏注魂。剧情与人物刻画中的史诗传奇、人生百味，对人、世界、存在本质的追问，对只有游戏才能做到的叙事手段的创新，对美术风格、音乐制作的突破，都让游戏向着第九艺术的桂冠不断迈进。

对于发行商而言，游戏是一种商品。游戏的艺术性与商业性是硬币的正反两面。游戏APP是移动互联网中盈利最为丰厚的APP类型，游戏产业也是许多国家文化产业的重要支柱。最优秀的开发者和最精明的商人云集于此，最前沿的软硬件技术也常常成为游戏创作的试验田。在主流商业模式仍是将产品交由专业公司发行的今天，得益于Kickstarter等众筹网站，一些小团队在立项阶段就能得到潜在玩家的金钱支持从而完成开发。在App Store、Steam等在线发行平台的支持下，开发者只要同意一定的分成比例，就能免费向全世界玩家推介自己的作品，甚至获得平台编辑的推荐。

玩家、开发者、发行商这三者分别透过一个巨大棱镜的不同侧面去观察游戏，得出不尽相同的结论。只有把这些侧面重新拼合起来，才能得到对“游戏”的更深层次的认识。游戏发展的良性循环是，开发者为玩家开发不同类型和风格的游戏产品，创造多样化和有深度的游戏体验，玩家向开发者支付合理的报酬，而发行商在二者间建立平台和做好沟通。在这一流程中，游戏的使用价值、艺术价值、经济价值都得到了体现。游戏价值是游戏的体验性、技术与艺术性、商品性的统一。

在学术研究领域，目前已有多位学者对游戏这一概念进行过探讨。赫伊津哈对文明的游戏要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使游戏研究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他认为，在整个文化进程中，游戏元素都非常活跃，它产生了众多基本的社会生活形态。游戏式竞赛的实质是一种社交冲动，比文化本身还古老，而且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仪式在神圣游戏中成熟；诗歌在游戏中诞生并在游戏中得到滋养；音乐和舞蹈则是纯粹的游戏。表达智慧与哲学的词语和形式源于宗教比赛。战争规则、高贵的生活习俗都是在游戏模式中发展出来的。最初阶段的文明是玩出来的；游戏并非产自文明，恰恰相反，文明在游戏中产生并成为游戏，并且与游戏永不分离。

众多学者对赫伊津哈的研究进行了继承与批判，提出自己对游戏的定义。为了在这片茫茫森林中找到一条道路，我们参考杰斯珀·尤尔（Jesper Juul）的研究，将部分学者对游戏的定义汇总于表1-1。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这些定义不仅存在一些反复被提及的共性元素，也存在很强的异质性，这是因为这些定义并非在描述游戏的同一侧面：有些侧重于游戏本身，有些则侧重于游戏行为。例如，“规则”强调游戏作为一个正式系统；游戏“置于日常生活之外”描述了游戏与游戏外世界的关系；而“有明确的目标”则强调游戏作为正式系统的特征，以及玩家与游戏的关系。为了进一步看清定义中的联系与区别，我们总结了各要素在定义中出现的情况（见表1-2）。

在这些定义中，形成共识的要素是“通过规则限制玩家流程”，其次是“目标导向/结果导向”。但如果游戏仅仅是“规则+目标”的话，就缺失了人们在实际游戏体验中感受到的“乐趣”等因素，未免和经验中的游戏相去甚远。遗憾的是，在这几位学者中，仅有一位提到了游戏“不严肃/吸引人”，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因为“乐趣”本身过于主观因而不稳定。

我们认为“乐趣”是游戏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甚至是将游戏与其他人类活动截然分开的最主要界限。例如，“学习”这一行为就是基于“规则+目标”的，解应用题时需要遵循数学定律和书写规范，并且使结果回应题目所问，但这一行为与游戏毫不相关。单单用“规则+目标”并不能概括游戏的本质。

进一步讲，在当今，开放世界和无目的的游戏设计已成为主流中的一支。这类型的游戏设计思路就是最大限度给玩家以自由，鼓励玩家探索和发现，在游戏中完成创作和奇思妙想。我们可以大胆畅想电影《头号玩家》中开放、自由的绿洲世界成为我们的未来。

如果要用一个近似的概念来代替“规则”“目的”，让它们看起来与“乐趣”的矛盾性减弱，可以考虑“规律”。游戏只在最低限度上提供游戏世界运行的规律，如《星之卡比》中吞掉敌人并拥有敌人的能力，《我的世界》中的合成规则。如何发现和利用这些规律是对玩家的挑战，也是赋予玩家的自由。

认为游戏是在规律中发现乐趣的这一想法，与伯纳德·舒兹（Bernard Suits）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认为，玩一场游戏，意味着自愿去克服非必要的障碍。如果用一条线将规律、障碍、乐趣、挑战四个元素划分为两个象限，我们会发现，游戏是开发与消费的博弈，开发者创造游戏世界的规律，以谜题、关卡、敌人的形式设置障碍，玩家则主动挑战这些障碍并获得乐趣，好的游戏必须使各种元素趋于平衡（见图1-3）。

不过，尽管我们可以概括出许多游戏的共性元素，但如前文所述，当今时今日的人们谈论游戏时，他们所指的很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包括如下几点：

首先，游戏这个词的本义太广了。抛开学者对游戏与文明的研究范畴不谈，几乎所有智力型、对抗型、消遣型活动都能称作游戏。数独是游戏，跳房子是游戏，摔跤是游戏，打麻将是游戏。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直言不讳：“我们怎么能把游戏的概念封闭起来呢？什么东西仍然算作游戏，什么东西不再是游戏呢？你能说出界限来吗？不能。你可以划界限，正因为从前并未划过界限。”

其次，即使在电子游戏这个领域中，人们对游戏所指代的对象也存在分歧。游戏可以指具体的产品，比如“《塞尔达传说》这款游戏真好玩”；可以指新媒体交互艺术范畴，如许多游戏设计类院校的培养方向和作品；也可以指一种产业业态，一种拥有强大流量聚合能力及变现能力的“吸金”产品。因此，不同的人对游戏的定位与期待完全不同，在一些问题的争论上针尖对麦芒，例如“中国为什么没有3A大作”“什么样的游戏是好游戏”等等，也很难形成有效的讨论，更别说达成共识。

再次，现有的游戏概念体系中虽然已经形成了一些二级概念，但太过专业化，因而只在小群体中使用，难以向大众传播。这一问题的核心是游戏研究跟不上游戏的快速、大众化发展。比如F2P（Free to Play）游戏这一概念，标志着游戏消费方式从一次性买断到“免费+增值”的历史性发展。F2P游戏概念的引入能够解释很多问题，如游戏设计思路为什么从“让玩家花钱享受快乐”到“让玩家花钱消除痛苦”转变，为什么东亚文化圈更易接受F2P模式等等。直译后的“免费游戏”，似乎在刻意回避这类游戏对人性弱点的利用，而用“免费”为其裹上一层糖衣。一些具有优越感的玩家和媒体人不屑地将其称为“氪金游戏”，去人为构建游戏生态内的鄙视链。F2P游戏、免费游戏、氪金游戏，对同一事物的三种不同表达，显示出游戏圈子内越来越缺乏共同话语，立场越来越趋向分裂。

最后是游戏在儒家文化下的原罪，即游戏和玩乐、不正经、不务正业相关联。历来君子的人生追求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主要任务是读书考取功名，恨不得囊萤映雪悬梁刺股，游戏一说自然无从谈起。这种文化背景下，游戏始终难以成为主流，也得不到舆论的支持。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认为游戏误人子弟，是电子海洛因，能激发人的犯罪欲望。

可喜的是，新的游戏类型不断产生，例如严肃游戏、教育游戏、功能游戏等。对这些游戏的传播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和关注游戏，认识到游戏的积极社会意义，针对这些游戏类型的讨论也更加聚焦和有价值。这是游戏概念发展和传播中好的一面。但同时，这些游戏类型仍旧不是游戏的主流。

为了使对游戏的讨论范畴明确、角度一致，减少冲突、误解和迷惑，便于在本书的后文中展开叙述，在此我们有必要明确本书第三章及其之后的内容中，所探讨的游戏特指数字游戏、电子游戏，包括运行在家用机、掌机、PC和手机平台上的以数据形式存在的游戏软件或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