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

辛亥革命成功，虽然不能尽如人意，而许多地方确于白话运动以许多的方便。一九一一年民国成立，教育部便召集读音统一会，议定注音字母三十九个，一九一六年，教育部设立注音字母传习所，同年八月，北京成立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一九一八年，教育部正式公布注音字母，同时设立国语统一筹备会，明年，重新颁定注音字母次序，《国音字典》出版，这数年内乃使白话文由粗俗的俚语变成了堂堂皇皇的国语，这对于白话文学运动自然是一番绝好的工作与基础。虽然国语目的原不一定便要取消文言，而不过是全国普及教育的一个初步工作，当一九一五年九月《青年杂志》由陈独秀在上海主编，由群益书社出版，那时仍是一个用文言写《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妇人观》《民约与邦本》《自治与自由》一类提倡自由主义思想的刊物，其性质与梁启超之《新民丛报》正复相似，亦注重介绍欧洲人物思想，如“兴登堡将军”“叔本华自我意志说”“法国青年团”等，但同时亦有如“现代欧洲文艺史谈”，及屠格涅夫、王尔德、太戈尔诸人著作的介绍，较之林琴南不辨好坏只译第二之流作品已渐渐与新文学运动接近。

然其时正如以前的黄遵宪、夏曾佑、谭嗣同的“诗界革命”，亦正如后来学术派主张的“质量改变”的办法，都不曾打算到把文言整个废弃而专用白话，或者说不曾想到乃是更妥当的，当时所谓“死文字”还没有成其为问题。《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为《新青年》，一直到一九一七（民六）胡适的《文学改良刍义》，仍然是用文言写的，在《新青年》上讨论这问题时亦都是用的文言，直到民国七年《新青年》上所做的文章才都改用了白话，国语才真正的代替了文言，而成为一切中国人的文字，这启蒙运动开始在新文字与新文化上，终于影响到了新文学。

无论谈到“五四运动”或谈到文学运动，总不能使人忘了当时的北京大学，而谈到北京大学更不能使人忘掉的乃是蔡元培先生。北京大学的前身原是前清的京师大学堂，所以其时北京大学的学风，多半仍承袭着京师大学堂的官僚气，民国六年蔡元培改长北大，力加整顿，并取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主义，于是许多新人如沈尹默、钱玄同、陈独秀、刘半农才都到了这最高学府来。当时陈独秀便一面仍编《新青年》，一面做北京大学的文科长（即今日之文学院院长），学术与维新的空气才弥漫了整个北京大学，而散入了这古城的每个角落里去，蔡元培在这时不但使新文化的生力军得集中在一个策源地，且同时做了这支新军的保护人，这革命的运动才迅速的增长起来，而成为民国以来最光荣的一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