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与诸城遗民集团

一

清初，与南方的扬州遗民集团存在的同时，在山东，也有一个以诸城为中心的遗民集团。这个集团约包括两部分人：一是以“诸城十老”为代表的当地人士；二是从各地奔集而来的所谓“侨寓”。照一般的说法，“十老”系指诸城籍的丁耀亢（野鹤）、王乘箓（钟仙）、刘翼明（镜庵）、李澄中（渔村）、张衍（蓬海）、张侗（石民）、丘元武（柯村）、徐田（栩野）、隋平（昆铁）、赵清（壶石）十人；丁、王辈分较高，而石民、渔村为其实际的领袖。“侨寓”者颇多，著名的有武定（今惠民）李之藻（澹庵），益都杨涵（水心）、王玙似（鲁珍），乐安（今广饶）李灿章（绘先）、李焕章（象先），河北雄县马鲁（东航），扬州洪名（去芜），昆山金奇玉（琢岩）等。至于数往来于县者，则有益都薛凤祚（仪甫），安丘张贞（杞园），掖县赵涛（山公），寿光安致远（静子），以及释元中（灵辔）、海霆（惊龙）、成楚（荆庵）、成榑（奚林）等人。由于不少史料的亡佚，时至今日，这些遗民的全貌已很难把握。不过，作为一个遗民集团，他们的某些特征还是可以被钩稽出来的。

（一）这些遗民早岁大都善奔走，而晚年则皆落脚诸城。清初遗民的四方奔走，是一种普遍现象。如顾炎武、屈大均、王弘撰、阎尔梅诸人便无不如此。诸城遗民集团的成员亦不例外。其中最典型者如丁野鹤，乾隆《诸城县志》（卷三十六）说：

国朝丁耀亢，字野鹤，少孤，负奇才，倜傥不羁。弱冠为诸生，走江南、游董其昌门，与陈古白、赵凡夫、徐暗公辈联文社。既归，郁郁不得志……顺治四年入京师，由顺天籍拔贡，充镶白旗教习。其时名公卿王铎、傅掌雷、张坦公、刘正宗、龚鼎孳，皆与结交……后为容城教谕，迁惠安知县，以母老不赴。

又据野鹤《自述年谱以代挽歌》（见《归山草》），公之所游，尚不止此。如：“甲申（1644）国变，再奔海东”“乙酋（1645）南归，潜舟伏野”“丁亥（1647）南游，至于吴陵；淮扬风雅，声气益增”“己亥（1659）十月……自吴而越，借居湖舫”“庚子（1660）四月，决志抽簪……武夷九曲，虹桥千寻”。可以说，先生自“己未（1619）十月，负笈游吴”至“辛丑（1661）正月，得赋归来”，其间四十二年，大半时间皆在外游。再如张石民，据方迈《贞献先生传》（见《其楼文集》）称，亦“尝北至蓟门，南游白下，西望岱、拜阙里，东抵二劳、登蓬莱阁。所至必访其名士大夫、贤豪长者，相与缔交酬唱”。

至于“侨寓”者，则更是足迹遍天下，然后停于诸城也。如李之藻、李焕章、马鲁等辈，即是代表人物。李之藻早年赴蓟、登岱，又南涉江、淮，游白下、钱塘；中岁曾参与康熙十三年（1664）的浙西平叛之役；晚年虽一度担任过嘉善、青田县令，但最后还是“羊裘钓竿”，踽踽奔诸城而来。其事详见《蒲松龄与李澹庵》及《蒲松龄〈李澹庵图卷后跋〉笺论》，兹不赘。李焕章之游踪，则有其《再与马汉仪书》一文（见《织斋文集》）详为之记。焕章晚岁常停于诸城，“与兄灿章主于（张）衍，衍为筑‘二李轩’”居之。

雄县马鲁更是一位行踪飘忽且令人难以琢磨的人物。《诸城县志·侨寓》云：

马鲁，字习仲。原名之驯，字君习，入国朝始更焉。直隶雄县人。少孤，有志行，不苟同于俗。补诸生，喜声誉，结交燕赵间奇士……京师陷，鲁与大兴梁以樟、容城孙奇逢起义兵，缚伪县令郝丕绩。及自成兵败西走，复南渡献策于史可法。可法死，还居唐县。（顺治）三年来诸城，结庐九仙山之阳，与臧允德、丁豸佳辈饮酒度曲，时复大哭。蓄一剑，曰“赤鳞”，未尝去身。

遗民的四处奔走，虽有的志在增广阅历，以拓其心胸；但更多的怕是为了联络信息，结识同志，以谋抗清。马鲁的献策于史可法，丁耀亢的陈方略于刘泽清，便是明证。而奇怪的是，这样多的遗民，为何晚年都聚集到诸城来呢？我想，这不外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地利”，二是“人和”。随着清朝政权的不断巩固，遗民们深知他们的恢复之志一时难以实现，于是，大家都在冷静地观察形势，谁也不肯轻举妄动。换言之，“天时”难争。那么“地利”呢？诸城地处山东半岛的中部，其地多山而近海，西可以进中原，北可以逼京畿，即使不幸有事，亦可以南走海上（丁耀亢即多次避难海上并由海路而至淮扬刘泽清幕府的）。于是，遗民们便看中了这块进退皆宜的地方，此其原因之一。而更重要的却还在“人和”。诸城一带文风甚盛，自古以来受儒家思想的熏陶颇深，因之“夷夏之防”的概念也就相对较强。加之崇祯十五年（1642）十二月十四日清兵攻陷诸城，至次年三月上旬始退出，又给诸城人民带来了一场浩劫。其间三月余，“壮者毙锋镝，髦稚累累填于壑”，以至“东省被灾之惨，惟诸为甚”。不少遗民也都是在这一次的灾难中失去了自己的亲人。如丁耀亢之弟耀心、侄大谷，“张氏四逸”之一张佳的母亲徐氏等，便都是殁于“壬午之难”的。据康熙《诸城县志》统计，崇祯十五年（1642），县尚有人口四万余，至壬午、甲申兵火后，则不足一万了。应该说，这种民族仇恨的烙印，在短时间内是很难磨平的。用今天的话来说便是，要反清，这里“群众基础”好。兼以当地之巨姓大族、遗老逸民咸乐接纳“宾客”，食宿费用不成问题，于是乎远近遗民便无不闻风而来了。

（二）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这些遗民的活动是十分隐秘的。他们日常聚会之所主要在县内普庆张氏的放鹤园及张氏别业卧象山。放鹤园为“十老”中的蓬海、石民兄弟所建，地滨潍水，专用以接纳四方宾客。乾隆《诸城县志·张衍传》云：

张衍，字溯西，诸生。不求仕，以山水友朋为乐。四方文士至者多主其放鹤园，皆生死赖之……

事实也确是这样。石民《二李轩小记》（《其楼文集》卷六）说：

兄蓬海于朴亭之西筑室三楹，左右置几塌，酒、水、茶、烟满之。客有潍上来者，无近远，投宿于此。庚申春，织水象先先生至；越数日，其兄绘先先生继至。年皆七十余……

除“二李”外，常居于放鹤园者还有杨涵、王玙似、李之藻、洪名诸人。请看乾隆《诸城县志·侨寓》所记：

杨涵，字水心，益都人。其先两世为左都御史，家颇饶。涵尽施田宅于法庆寺，反仰给僧寮以活。弃诸生，作出世想。与县人杨蕴交，后张衍馆之放鹤园。日偕衍、衍弟侗、李澄中、刘翼明辈游五莲山……卒，侗葬之小埠头东原，题曰：“益都高士杨笠云先生之墓”。

王玙似，字鲁珍，亦益都人，诸生。画学黄子久。至京师谒同乡权贵不得达，殴阍者而去。出居庸关，骋目塞上……晚年携小妻幼女寓放鹤园，啸傲轻座客。大雪中每携榼出游，至无所投宿。卒后，张衍归其榇于益都葬之。

李之藻，字澹庵，武定人。洪名，又名嘉植，字去芜，江南江都人。二人亦工诗、古文，数往来于县，亦半主衍家……

张石民在《琅邪放鹤村蓬海先生小传》（《其楼文集》卷一）中更是形象地描绘了当时遗民们纷纷会集放鹤园的盛况：

先生既以山水友朋为性命，于是乘州织水（李象先）、莱子国山公（赵涛）、云门笠者峭（杨水心）、故王孙适庵（卧象山僧）、愚公谷仪甫（薛凤祚）、蓟门东航子习仲（马鲁）、渠丘昆右（刘源渌），与同乡髯叟子羽（刘翼明）、渔村（李澄中）、栩野（徐田）诸君子，德业文章，超绝一世，戴笠乘车烂盈门，径草不生，曾无转瞬……有洪源去芜（洪名），高卧邗江上，宛若梁燕，自来自去而已。陇西李澹庵者，渤海有心人，羊裘后来续旧游……

这种情景不禁令人联想起冒襄（辟疆）在明亡后，于如皋的水绘园大批招致宾客的情形。如果说冒襄的水绘园曾是反清复明的志士们“联络信息”的地方，那么，放鹤园事实上也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只不过这些遗民的活动更加隐秘，尚不曾为别人抓住把柄罢了。

从现有的资料看，这些遗民的公开活动无非是聚会、纵谈、赋诗、游山和结社。谈些什么呢？由于传世的诗文集都几经删削（有些是后人惧怕罹祸而删削的），过激的言论已很难寻觅了。后人传说，先辈们当年曾关起门来大骂清人为“骚奴野狗”，这是完全可能的。游山主要在五莲山、九仙山和卧象山，而尤以卧象山为常去。他们在山中构室而居，恒经岁不出。其间议论些什么，又策划些什么，亦不得而知。至于结社，则先后似有过三种名目：一曰大社，二曰白莲文社，三曰鸡豚社。“鸡豚社”为“张氏四逸”（蓬海、石民、子云、白峰）与李澄中、徐田、赵清等人所结，除联诗外，还整理印行过县先辈诗人如丁耀亢、王乘箓、刘翼明、丘石常（楚村）等人的诗集。“白莲文社”则扩大到丘氏兄弟（元武与其兄元复）、刘翼明、李之藻、李绘先、李象先、杨涵诸人，其活动地点亦不限于放鹤园，有时在卧象山，有时在城东的铁园（即东坡诗中的铁沟）。而“白莲文社”与当时农民起义的秘密组织“白莲教”有没有关系呢？这是个难以追寻的问题。从表面看，似乎并不“搭界”；但笔者1983年赴五莲山一带考察时，确曾听到当地人讲，“十老”中的蓬海、石民以及杨涵等人都是“半仙之体”，能骑木凳、跨纸鸢到各处旅行。这与《聊斋志异》中所描绘的白莲教徒“纸兵、豆马、木骑”的情形不是十分相似吗？而且，张氏后裔中至今还有着蓬海公因白莲教事被牵连，不得不出亡山西，后得冯溥庇护才幸免于难的传说。至于“大社”，时间似乎要早一点儿，其成员亦不限于诸城一带。一般认为，它最早由掖县贡生赵士哲（赵涛父）所倡。但王赓言《东武诗存》（诸城图书馆藏）于臧振荣《寄怀素心》诗下却引邓孝威的话说：“余壬辰（1652）客都门，同丁野鹤等二百余人于慈仁寺创观文大社。”又，《其楼文集·丘嵋庵小传》中也有关于“（丘元复）父大青、叔父海石两先生，兄弟师友代主山左社”的记载。而所谓“山左社”，即山东的“大社”。可见赵士哲之后，山左大社的活动并未停止。而丘海石（元武父）既是与丁耀亢齐名的诗人（有《楚村》诗集、文集各六卷），且二人又十分友善，同主山左社便是很自然的事了。这些诗文社，有没有反清的活动呢？当时人姜元衡曾有《南北通逆》一禀，云：

山左有丈石诗社，有大社，江南有吟社，有遗清等社，皆系故明废臣与招群怀贰之辈，南北通信，书中确载有隐叛与中兴等情，或宦孽通奸，或匹夫起义，小则谤黩言，大则悖逆……

姜元衡为即墨籍的胶州（诸城邻县）人，虽上禀之动机是诬陷其故主黄氏一家，但所谈诗社活动的情况，也许不会是无据的吧。

（三）诸城遗民集团中人，虽出身、地位及思想倾向不尽相同，但总的来看，较之扬州遗民集团，其表面的态度似乎要灵活些。换言之，他们比较注重实际，而对于名节，看得不似南人那样重。这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做不做清朝官的问题。扬州遗民集团中人，如黄云（仙裳）、李沂（艾山）、许承钦（漱雪）、杜浚（于皇）、冒襄（辟疆）、余怀（澹心）等辈，都坚持“不事二朝”的原则。诸城遗民集团中，虽也有着像张氏兄弟及徐田、赵清、隋平、李象先、杨涵、马鲁等若干坚守不仕的耆旧逸民，但也不乏像丁野鹤、丘海石、李澄中、丘元武、李之藻等一批权奇好事、得官复又弃官的磊落君子。如丁野鹤的官容城教谕，丘海石的官夏津训导，李澄中的应博学鸿词，丘元武的官施秉知县，李之藻的官嘉善、青田知县，似可视为不屑计较名节之举；然到头来他们又纷纷弃官而去，如野鹤之弃惠安知县，海石之弃高要知县，澄中之弃侍读，元武之弃工部主事，之藻之弃青田知县，则又反映了他们内心深处的某种隐微情绪。而更奇怪的是，无论曾出仕者还是坚守者，他们竟然都能和谐地相处在一起，始终不乏共同的语言，这也是令人费解，然而又是诸城遗民一种实实在在的特色。

二是对当局政策拥护还是反对的问题。大凡遗民，皆处处视新朝为不顺眼，并连其政策也一概指斥，诸城遗民则不一样。他们对于清人的入主中原，虽从内心来说是反感的，对鼎革之际清兵的烧杀抢掠以及给人民所带来的沉重灾难也是深恶痛绝的，但对于统治者的某些措施，如平藩、尊孔、赈灾等，却又表示过不同程度的拥护。在这些遗民的诗文集中，我们不止一处地可以见到这方面的材料（这些文字当然不会被删掉）。而尤其是对“三藩”的平定，他们中有些人不但颂扬，而且还躬与其役。如李之藻在康熙十三年（1674）七月平定耿（精忠）藩的坑西（浙江衢江区附近）之役中，就是“躬环甲胄，仗剑前驱”的。李灿章亦于是役之中参总督李之芳幕府，赞划军务。这与扬州遗民在“三藩”问题上静观、沉默的态度又不大一样。

应该说，诸城遗民集团在政治态度上的这种二重性，与清初时局的发展以及满族贵族的怀柔政策是分不开的。遗民的会集诸城，按其初衷，原本是满怀期望并准备有所作为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所看到的是清朝统治的日益巩固，民族对立情绪的逐渐减弱，以及越来越多汉人知识分子的进入仕途。他们的希望破灭了。因此，他们的内心深处尽管还存在着对立和不满，但在表面态度上却又不能不放灵活些——而这有时也是为了避祸的需要。

清初，诸城遗民集团的客观存在及其思想、活动的特点，对近在淄川的蒲松龄当然不会不产生影响。下面我们便将探讨这个问题。

二

现在，我们来探讨蒲松龄与诸城遗民集团的关系问题。

诸城遗民集团中人，不少都与蒲松龄有过直接的接触。其中关系较为密切的，要数李之藻、张贞、孙瑚、奚林诸人。

先说李之藻。之藻字澹庵，山东武定（今惠民）人，故时人或称他为“渤海李澹庵”；亦有并其郡望，称“陇西李澹庵”者。澹庵与诸城“张氏四逸”关系甚为密切，情同手足，张石民有一篇长长的《五老庵传》详记其事，谓“五老者，以伯兄邺园公（李之芳）雁行复居第五；年七十，来卧象山，与我家‘四逸’相伯仲，又字‘五老庵’”。事实上，澹庵以康熙庚辰（1700）解青田任，于康熙壬午（1702）六十一岁时，即已投放鹤村来。“初与我家蓬海、石之民、子云、白峰遇，相视一笑，遂成人外之交。明年，同入卧象山，于白云深处起翠微小楼，登望指顾杓山云气以为笑乐。”他与“四逸”中的蓬海、石民相交最契，蓬海有《九日李澹庵来饮我村》（见《东武诗存》）一诗记其情谊：

故园诗酒会，谁复记年华。

树老天风急，秋高雁影斜。

怀山归白社，拂袖落黄花。

忻得柴桑侣，树头景正嘉。

诗中“树老天风急，秋高雁影斜”两句，既喻时局之艰，亦是遗民自况，颇耐人寻味。而从“怀山归白社”一句，又可见澹庵是参加过“白莲社”的。他来诸城后，以放鹤园与卧象山为常居之地，间亦出行至琅邪、青州、淄川等地。他最后离开诸城大约是在康熙四十九年（1710）。这一年，他与蓬海同入琅邪，不幸蓬海病殁，而后事“皆澹庵一一左右之，事定，亲捧杖履入我村，葬之五老岩畔，义服缌三月，羊裘钓竿，踽踽渤海去”。他去哪儿了呢？找蒲松龄去了。

现存蒲松龄的诗文中，涉及李澹庵的计有五篇。这就是《聊斋文集》中的《李澹庵图卷后跋》《与李澹庵》及《聊斋诗集》中的《雨后李澹庵至》《李澹庵小照》《自青州归，过访李澹庵，值其旋里，绕舍流连，率作俚歌》。其写作时间，大都在康熙辛卯（1711）及其后数年。从这些诗文中可以看出，在蒲氏去世前的四五年间，两位老人（澹庵少留仙一岁）不但来往频繁，而且彼此都视为知己，见面流连忘返，离别一往情深。澹庵曾以墨竹（杨水心画）赠留仙，并将自己的“小照”（疑王鲁珍所作）及石民为其所作的《岁时之纪》（即年谱）展示给留仙看，留仙窥后即欣然题跋于后。在《跋》语及诗文中，蒲松龄称李澹庵为“伟人”，说他绝肖“义气直上干斗牛”的张益州，是“海内无双”的“循良”，并对澹庵“曾骑怒马讨逆寇”（指平定“三藩”）的行为及“回睨轩冕等蜉蝣”的品格大加赞扬。可见，两人不但感情融洽，政治见解亦是契合的。

再说张贞。贞字起元，以其世居杞国故地，又号“杞园”，山东安丘人。据李澄中《张杞园〈或语集〉序》云：“杞园好结客，北走燕赵，南泛江淮，一时操觚之士，引领愿交。虹桥长干，阊门西陵之侧，间岁必一游；游则画舫兰桡，胜友云集，投缟赠纻，此唱彼和。盖其平生以友朋为性命，故所为文多出于邮筒赠答之余也。”可见，他也是一位极善奔走而又以友朋为性命的逸士高人。他与诸城遗民集团的关系亦非同一般。他是普庆张氏的“戚执”，为放鹤园的座上客，常与蓬海、石民及徐栩野、刘子羽、隋平等人一起联诗、宴游；他又是周亮公在青州所延“真意亭四君子”之一，与李象先、李澄中、安致远友情甚笃。致远常称其“以用世之才，而不欲自见于世”。康熙壬子（1672）杞园拔贡入太学，象先为其作《张杞园贡太学序》（见《织斋集》），中称：“余求友四方，二十年得安丘张君杞园。自甲辰（1664）至今岁，凡六、七过其家。昼阖扉，夜呼灯，握手言笑，即余髫龄交未有如杞园者。”象先在遗民中算得是极有骨气之人，他在放鹤园从张蓬海处读到明季忠臣李邦华之文集时，因“睹其忧君爱国之衷”，曾激动得“老泪纵横于尺幅间”。自鼎革以后，他弃诸生，“放之山崖水次，僧寮道舍”，不愿与世接触；然于张贞却表现得如此热烈，如不是有着共同的情怀，则显然是不可能的。

张贞曾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到淄川访问过高珩，因此，蒲松龄对张贞的名字应是早就听说过的。至于他们的正式相见，则是在康熙四十一年（1702）济南名士朱缃的宴席上，时蒲氏年六十三，张贞六十六岁。《聊斋诗集》中有一首作于壬午之年的《朱主政席中得晤张杞园先生，依依援止，不觉日暮，归途放歌》，即是记述他们这一次的会见。诗中不但表露了蒲氏对张贞“高名”和“卓荦绝世”之才的景仰，而且也深为此次的相识及肝胆相照的长谈而感到由衷的欣慰。而值得注意的是，张贞对蒲松龄写作的《聊斋志异》，“与罔两相向语”，完全不存世俗之人的鄙视意，他“握手缠绵示肝鬲”，给了蒲氏以极大的鼓励，以至蒲松龄“堕身云雾忘形骸”了。同年，蒲松龄还写有《题张杞园〈远游图〉》，也表现了对张贞浪迹湖海、超脱世俗的钦慕，及愿追随其后的心情。因杞园是位“八尺髯张”的大胡子，故留仙诗中用了“髯兮髯兮”之句以为调侃，足见此诗是作于他们相识之后，且彼此关系已相当和谐的时候了。

孙瑚是《聊斋志异·孙必振》中那位孙必振的从兄。他字景夏，诸城相州人。顺治十四年（1657）举京兆，后授淄川教谕。蒲松龄与这位县学教谕的关系一直相当密切。《聊斋文集》中有一篇《邀孙学师景夏饮东阁小启》，从中可以看出他们的情谊。在这篇《小启》中，蒲松龄既为孙景夏的“未上迁莺之榜”（中进士）而深表惋惜，同时也为他们“又得三年聚首”而感到庆幸。而由“学宫之堂构未竣，故使孙山落第”两句透露出，孙景夏对淄川学宫的建设还是颇倾注过一番心力的。《诸城县志》说“兵燹后（淄川）学宫尽圯，瑚醵金葺之”，当是实有其事。于是，在一个“春色遍春城”“芳草迷芳径”的日子里，蒲松龄邀孙景夏到自己家中“共倒芳樽”“同歌锦曲”。《小启》的最后几句格外富有情趣：

荒园初扫，若人者，若人者，共拟攀彭泽之车；篮舆已驾，吾师乎，吾师乎，何勿下陈蕃之榻？

蒲松龄将孙景夏比作逸致高情的陶渊明，当然流露了自己的钦慕之情；又将孙景夏的驾临己舍比作当年的徐稚下陈蕃之榻，则更表现出他对孙景夏的敬重与专诚。孙景夏后于康熙十五年（1676）调离淄川，升任鳌山卫教授，蒲松龄又“把酒垂杨古渡头”赋诗送之，这就是今存《聊斋诗集·丙辰》中的《送孙广文先生景夏》七绝六首。兹录其一、二两首：

十年风雪眼常青，一曲骊歌月满庭。

未别先惊子夜梦，离魂常在短长亭。

把酒垂杨古渡头，高轩鹤盖两绸缪。

绕城一曲般河水，似解伤离咽不流。

从诗中可以看出，他们间的友情历十年而不衰，直至最后“伤离”时还是那样依依不舍。孙景夏或口述，或“邮筒相寄”，曾为《聊斋志异》的写作提供过不少素材，是帮助《聊斋》成书的一位重要人物（见《蒲松龄与孙景夏》）。

孙景夏于鳌山卫教授任满后，又做过安徽泾县知县，然仅一年旋即告归，复与其堂弟必振及诸城遗民们相唱和以终老。

诸城遗民集团中，还有一位僧人奚林，也与蒲松龄有些瓜葛。奚林原籍诸城，俗姓不详。据张石民《奚公小传》及李象先《与奚林师绝交书》称，他名成榑，字奚林。原为行脚僧，康熙己酉（1669），遇青州法庆寺大和尚灵辔（名元中），“片语辄符引为首座，一时大众侧阶下看佛子”。但此僧“既不持戒，又不诵经”，“倘或沉吟，唱得耳聋”，唯善“弄翰墨、工诗”。卢见曾《国朝山左诗抄》即收有他的《卧象山分赋》诗三首。他与诸城遗民集团中的人，尤其是石民、澹庵，关系极深，时常参与放鹤园及卧象山的聚会。晚年，他因不得意于灵辔和尚而被驱逐出法庆寺，避入武定（惠民）。时霁轮和尚奉旨修《五灯禅史》，闻之，迎入北京西山圣感寺，亲给笔札，议从事，而他却“潜曳茶条，趁晓风，踏残月，看水江头去矣”。此后他便经常往来于诸城、青州、淄川、武定一带，直至老死。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蒲松龄与奚林应是会过面的。但遗憾的是，蒲松龄却未能留下有关这方面的直接材料，仅有一篇《为武定州知州请奚林和尚开堂启》存《聊斋文集》中。在这篇代人所写的《启》中，蒲松龄称奚林是“雪山罗汉”，“垂须拂地”，“说偈则金玉成言”，“徽音流其雅绪”。可见蒲氏不但见过奚林，而且还听其说过法。奚林既与李澹庵相得，复与蒲松龄相识，故李澹庵拜访蒲松龄，很可能是经奚林介绍的。

除以上诸人外，蒲松龄的好友袁藩，也与诸城遗民集团中的人有些接触。袁藩，字宣四，号松篱，淄川人。他于康熙二年（1662）中举，但始终未能进士及第。袁藩与蒲松龄很早即相识，康熙十八年（1679），蒲松龄坐馆毕家，袁藩亦应毕际有之请，帮助整理毕自严的遗著《石隐园集》。因之，在此后的七八年间，两人一直同窗共事，朝夕相处，诗词唱和，友情笃甚。《聊斋词集》中有十余阕都是蒲松龄与袁藩相唱和的。袁藩与诸城遗民集团中的李澄中、李象先、杨涵、张贞等都极相熟。康熙三年（1663）四月十五日，时任青州兵备佥事的周亮工于署内真意亭大会燕享，与会十二人中，即有袁藩及澄中、象先、杨涵、张贞等人。这可算是一次青州地区遗民的大聚会。李象先《真意亭雅集诗序》记当时盛况云：

酒酣乐作，丝竹竞奏。夜将半，渔阳挝忽掺掺从座上起，笛幽眇转折赴之。诸子隽才，郁郁不畅所怀，是夕闻兹音，益悲壮淋漓，声勃勃欲吐齿颊……诸子各工所赋，亦极致。……余歌未歇，残月在梁；咒觥隃麋，杂焉错列。少司农公（周亮工）餍甚，长啸曰：“兹宵尽齐门风雅矣！”

周亮工虽是贰臣，但喜欢结交遗民，“㧑谦揖让，解衣推食，虽富贵与颠沛不少变”。而袁藩的与诸遗民一同被邀请，也多少反映了他的一些倾向。宣四这种“郁郁不畅所怀”的心情，在其晚年与蒲松龄的唱和中便表现得更加明显了。而且，由于两人“加餐相劝，惺惺互遣”，蒲松龄在思想上也就难免不受其影响。

三

蒲松龄从诸城遗民集团那里所受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首先是在思想方面。蒲松龄虽算不上是遗民，因为明亡时他才只有五岁，而且，他的直系亲属中也无人在明朝做过官；但他作为一名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汉族知识分子，面对异族的入侵，在思想上却与遗民们有着天然的相通之处。加之他与诸城遗民集团成员的密切交往，于是，这种影响便不能不显现出来了。这正如比他还小八岁的孔尚任，在湖海四年，经与扬州遗民集团成员的频繁接触后，遂萌发了对清人入主中原的不满情绪一样。具体地说，便是蒲松龄民族思想的滋生。近来，学术界颇有人不承认蒲松龄有民族思想，这恐怕与事实不符。试观《聊斋志异》中，不但有表彰明季忠烈（如《阎罗》），指斥汉奸（如《三朝元老》），从而对明王朝的覆亡表示惋惜与悲怆之情的作品（如《林四娘》）；即痛快淋漓地鞭挞清兵暴行，直接或间接反映清王朝镇压农民起义的篇章，也所在多有，不可枚举。如《林氏》《鬼隶》《韩方》之写清兵入关前对济南一带的骚扰杀戮，《张氏妇》《乱离二则》（后一则）之写清兵入关后的奸淫掳掠，《野狗》《公孙九娘》之写清王朝镇压于七起义，便可以算作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而无论是对明季忠烈的表彰，还是对清兵暴行的痛斥，又都是与诸城遗民集团的影响所分不开的。如被蒲松龄誉为“学问渊博，海岱清士”的李象先，便专好为明季忠烈之臣立传。他的《李忠文（邦华）公文集序》《孙征君（奇逢）先生传》等，在当时的思想及学术界都甚有影响，而蒲松龄对这些文章应是读过的。再如，曾代王士祯写作《叙琅邪诗人诗选》，并被方迈称为“著作宏富”的张石民，就在其《其楼文集》中为明末忠臣立传，大量遗民事迹也多赖以传。例如他倾注心力为李澹庵所写的那篇长达2700字的《五老庵传》，蒲松龄便不但读过，而且还据以题写了《李澹庵图卷后跋》。再如为蒲松龄素所敬仰的张贞，在其《先大人全城纪略》一文中，也对其父张继伦于崇祯十五年（1642）十二月组织民众，抵御东侵的清兵，并最终保全安丘县城的事迹，做了详细的记述。而这在当时清兵“已下七十余城”“人情汹汹，县令亦惴恐，将逃去”的情况下，无疑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蒲松龄对此当然也不会没有所闻。即如《聊斋志异》中有些以描写故明衡王府为题材，从而表达“故国之思”“亡国之恨”主题的作品，也可以在诸城遗民的诗文集中找到它们的同调。像李象先的《奇松园记》，便是通过对明衡藩东园一角奇松园的描述，来寄托其“故国乔木，人所羡仰”的情思。又如徐田的《过故衡藩废宫有感》，更可与《聊斋志异》中的《林四娘》一篇对读，从诗中“秋风鬼哭胭脂井，春雨人耕翡翠楼”两句还可以看出，林四娘等衡王府宫人的“遭难而死”，极可能是不愿被押北去，而殒身于衡王府内的胭脂井的。

至于描写清兵劫掠暴行的文字，虽屡经删削，然在诸城遗民的诗文集中也还是不少概见。如丁耀亢的《出劫纪略》中，有几篇便是专门描写清兵于崇祯十五年（1642）十二月至次年的三月间洗劫诸城的灾难。其时“县无官，市无人，野无农，村巷无驴马牛羊”，民众罹难者不可胜计。丁耀亢自己虽因走避海上而幸免于难，但他的胞弟耀心、侄大谷“皆殉难”，长兄虹野父子亦“皆被创”，他的另一侄子豸佳则“为大兵所伤，跛一足”。《出劫纪略》顺治年间即有刻本，这些材料蒲松龄是不会看不到的。再如“真意亭四君子”之一的安致远，也在他的长文《壬癸冬春纪事》中，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详细记载了壬午（1642）之冬、癸未（1643）之春清兵劫掠青州，大肆残杀民众的事实。当是时，“铁骑大至，村无一人。纵火焚毁，百室皆烬”。而被掳者“幸而得脱，逾重壕密栅而出，体无完肤，千百人中才三数人。其或追之，则必磔之以威众”。这与《聊斋志异》中《林氏》《鬼隶》《韩方》《野狗》等篇的有关描述十分相似。安致远是张笃庆的好友，到过淄川，他的《纪城文稿》也早在康熙间即已梓行，蒲松龄完全可以读到。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不少诸城遗民还常借为“贞女”“节妇”立传，以表露清兵奸淫杀戮的罪行。如张石民的《徐氏传》《卞氏传》即是通过壬午、癸未之际徐氏、卞氏的遭遇，顺手勾勒出清兵攻陷诸城后，百姓“窜身锋镝中”的惨状。而这些文字不但对蒲松龄民族思想的萌发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更为他创作那些以改朝换代为背景的爱情故事提供了素材。

诸城遗民除了在民族意识方面给了蒲松龄以有力的启示外，他们中有些人的处世态度也对蒲松龄产生过影响。蒲松龄对科举功名的孜孜以求，以及在某些方面对清统治者的歌功颂德（如对“三藩”的平定及赈灾、赦罪等），便与他所敬重的丁耀亢、李之藻、李澄中、张贞、孙景夏等人的行径有着某些相似之处；只不过他的功名从未到手，难同他人得而复弃罢了。这从广义上来说也是时代及环境使然。当时，不少汉族知识分子都是内怀民族思想而行动上却又热衷于功名和仕宦的。应该说，这是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态和处世表现。蒲松龄作为一个以经国济民为最终目的的读书人，自然也很难免俗。不过，他到了晚年，由于顾及百世后的形象，内心深处的民族意识又促使他不得不对自己一生的表现进行反省。蒲氏七十四岁时在自己肖像上的题词便隐约地反映了这种心态。所谓“作世俗装，实非本意，恐为百世后所怪笑”，说穿了，不过是对自己民族思想的一种表白罢了。而这种表白心迹的方式，在诸城遗民中也曾有过。尝观诸城博物馆所藏《观瀑图》，图上所画张陶昆（名侃，石民从兄）、张石民二老人便皆着汉家衣冠，而且陶昆在题画诗中还特意点出：“今日总为清民子，随时莫忘汉衣冠。”这也可以说是“恐为百世后所怪笑”的一种用意了。

其次，我们来看一看诸城遗民集团对蒲松龄创作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诸城遗民谈奇说异的风气可能会影响蒲松龄《聊斋志异》的创作。齐鲁之人，自古即喜谈怪异。自“谈天衍”“雕龙奭”、卢敖、徐福，以迄汉之东方朔，唐之段成式，宋之周密诸人，莫不有此好尚。迨至明清，风气依然。这大概与齐鲁之地离海较近，居人易生幻想与奇谲之思有关。诸城遗民在这方面也表现得十分明显。丁耀亢的《出劫纪略》中有一篇《山鬼谈》，据称是记叙明崇祯壬申（1632）于诸城城南的橡槚沟遇仙人张青霞的故事。文中云“过东山里许，有石崖一缝，其使引而入，见城阙如王者居。青霞冠玉垂裳，侍立皆美人甲士，不敢仰视”。又云青霞尝与丁氏及其山友王钟仙（乘箓）一起联诗饮酒，并索观丁氏《山史》，最后为丁氏指示其“出劫”的途径。事虽荒诞，然文颇诙奇，俨然一篇《聊斋志异》故事。与蒲松龄先后受知于施愚山的李澄中，在其《三生传》及《自为墓志铭》中，亦有关于“异香出室”的神奇记载。至于张石民、李象先二公，除在他们的文集中多志怪异外，即围绕他们自身的传说亦颇离奇。象先自称具“宿命通”，谓其前世为僧，“如刘勰之于定林寺”。他的好友安致远更为他渲染：

吾友乐安李焕章象先，前身系一老僧，其门徒曾来省视，君自言之甚悉。云但降生时，如投身火坑，片刻昏迷不觉耳。余皆记忆分明。君之貌则酷肖一老僧，寿七十余而终。闻又降于仇尚书家为子，今八九岁矣。然相去不满二百里，惜不能一往省视云。

——安致远《玉碨集·杂志》

此“志”早在《聊斋志异》之前，而其怪诞处，实不亚《聊斋志异》中的《李象先》一篇。又，致远《纪城诗稿》中尚有诗记张石民、徐栩野于卧象山中遇龙事，谓闻诸李澄中，称张、徐所遇为“洞庭甥”“玉龙子”，亦属奇谈。由此可知，《聊斋志异》中那些以“龙”为题材的篇章，如《龙取水》《龙无目》《罢龙》等，实有时人之异谈以为基础。而这些异谈在山东一带的广泛流传，便在一定程度上滋生了蒲松龄写作《聊斋志异》的兴趣。

二是诸城遗民直接为蒲松龄《聊斋志异》的创作提供了素材。现存《聊斋志异》中，涉及诸城人、事及遗民集团成员的，约有九篇，即《丁前溪》《遵化署狐》《诸城某甲》《金和尚》《紫花和尚》《张贡士》《孙必振》《李象先》以及《冷生》篇末的“附则（一）”。其中《诸城某甲》蒲松龄已点明是“学师孙景夏先生言”；《孙必振》及《冷生》篇末“附则”虽未注明，亦可断定是孙景夏所提供无疑（已见前述）。金和尚之事迹在清初的山左一带流传甚广。余尝考定，和尚姓金，法号海彻，字泰雨，生于1614年，卒于1675年。其寺庙所在的五莲山为张石民、徐栩野、李象先、李澹庵等人时常流连之地，他们中的不少人也都与金和尚相熟。而成书于康熙二十年（1681），其中多载金和尚事迹的《五莲山志》，便是由金和尚之师弟海霆（字惊龙）编纂，并由李象先删定、张石民订正的。故金和尚事迹之入《聊斋志异》，实与诸城遗民集团成员的传播、介绍是分不开的。《遵化署狐》记丘元武祖父（志充）事，《紫花和尚》记丁耀亢之孙事，《丁前溪》记野鹤公之祖父丁纯的从弟丁綵（号前溪）事，其事或皆由其家族中传出；而《张贡士》与《李象先》两篇，则更有其本人自述为依据。《张贡士》其故事的传播途径或由张氏好友安致远传至张历友以达蒲松龄，而《李象先》其提供材料者则极可能是象先好友张贞或李澹庵。此外，《聊斋志异》中的有些篇章虽不涉及诸城人、事，但若仔细考察，亦可以从诸城遗民的诗文集中寻出它的本事。如以劳山道士为题材的作品，便有李象先的《劳道人求雨记》、徐栩野的《逢劳山道士》及张石民的《鸣虚子传》等。这些对《聊斋志异》中《劳山道士》一篇的写作，无疑也是有着借鉴意义的。

以上是就蒲松龄与诸城遗民集团关系的某些方面做了初步探讨。由于本人掌握的史料有限，部分论题可能还不够深入，“意”“必”“固”“我”之处也在所难免，敬祈方家有以教之。末了还要说明的是，影响蒲松龄思想和创作的因素极多，诸城遗民特其一耳，作者实无“一以贯之”之意。

一九八八年三月于兰州大学

（原载《蒲松龄研究》198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