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蒲松龄事迹新考

清初知识分子心态的绝妙写照——蒲松龄《画像题志》发微

一

一般地说，由于精神产品的丰富性，从事这一生产的知识分子，其心态也往往是复杂的，而在社会大变革之际尤甚。例如，清代初期，不少汉族知识分子的心态即是如此，而蒲松龄也是其中的一个。

知识分子的心态是深层次的东西，带有一定的隐秘性，他们不愿让人发觉，但有时却又故意露出一点儿迹象，发人深思，耐人寻味。例如《金瓶梅》的作者，他大概是不愿让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但却又署了一个“兰陵笑笑生”的化名。殊不知这一来倒忙坏了后人，考证来考证去，谜底有了几十个，事情却还远远没有了结。

利用化名来进行某种程度的暗示，这固然是一种“迹象”；然而，在更多的情况下，文人的隐秘心态则是通过文化的形态流露出来，而服饰便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尤其在异族入侵的背景下，服饰几乎成了文人们民族思想和民族气节的象征。从孔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的感叹，到顾炎武“生女须教出塞妆”的讥讽，无不是以言服饰而表示对异族入侵的反感情绪的。

服饰的问题到了清初似乎格外的敏感，尤其是在知识分子中间。清人顾公燮《消夏闲记》“钱牧斋”条云：

乙酉王师南下，钱率先投降。满拟入掌纶扉，不意授为礼侍。寻谢病归，诸生郊迎，讥之曰：“老大人许久未晤，到底不觉老（原注：‘觉’与‘阁’同音）。”钱默然。一日谓诸生曰：“老夫之领，学前朝，取其宽；袖依时样，取其便。”或笑曰：“可谓两朝领袖矣。”

钱谦益因“两朝领袖”而被诸生取笑，可见人品与服饰关系之密切，而其时知识分子于服饰之格外注意，亦似不难理解了。

如果说钱谦益的“两朝领袖”显示了他的无行，那么，某些逸民耆旧的不忘汉家衣冠则又标志着他们气节的坚贞。尝观诸城县博物馆所藏《观瀑图》，图中所画张陶昆（侃）、张石民（侗）二老人便皆着汉家衣冠，而且陶昆还有题画诗两首，其二曰：

二人同辟卧象山，世事纷纷不忍看。

今日总为清民子，随时莫忘汉衣冠。

此画据同时人王沛思跋语称，为渠丘郭浯滨（牟）先生手笔，约作于康熙十五年（1676）。石民、陶昆为清初诸城遗民集团之中坚，其品节之峻，于此可见。

蒲松龄当然不同于钱谦益之类的“贰臣”，而且也与张石民那样的遗民有异。严格讲，蒲松龄还算不上是遗民。因为明亡之时他才只有五岁，而且其直系亲属中也并无人在明朝做过官。从这一点来说，他不但可以毫无顾忌地“依时样”而着装，而且也可以在新朝仕进，以博取荣华富贵。但作为一名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汉族知识分子，面对异族的入侵，“夷夏之防”的观念又会唤醒他的民族意识，从而对清人的入主会产生一定的抵触情绪。这种复杂而矛盾的心态，在其尽力科举，追逐功名的年代也许被掩盖，但当他到了“白首穷经志愿乖”的暮年，却是不能不暴露出来了。蒲氏于七十四岁时在自己画像上所作的两则《题志》，便是这种心态的绝妙写照。

关于蒲氏的画像，王培荀《乡园忆旧录》早有著录，然世人多未见。其发现过程，据路大荒先生说：

抗日战争前，藏于蒲氏后裔，秘不示人，其族众亦多有未曾见者，1949年后即不知所在。1953年春，余同山东文联陶钝同志前往调查，始由群众从蒲姓一地主家中找出来；即在当地约集群众商谈，由蒲氏族中推举数人，共同保管。

此画像现存淄博市蒲松龄纪念馆，笔者亦曾有幸寓目。画像系长幅绢本，画中的蒲松龄着清代公服，即贡生服，左手拈须，端庄椅坐。蒲氏《题志》在画像上方。其一曰：

尔貌则寝，尔躯则修，行年七十有四，此两万五千余日，所成何事，而忽已白头？奕世对尔孙子，亦孔之羞。康熙癸巳自题。

其二曰：

癸巳九月，筠嘱江南朱湘鳞为余肖此像，作世俗装，实非本意，恐为百世后所怪笑也。松龄又志。

癸巳即康熙五十二年（1713），时蒲氏年七十四。据《题志》，画像乃是年九月蒲松龄季男蒲筠请江南朱湘鳞所绘。朱湘鳞为江南丹青高手，后卜居济西，时至淄川，蒲筠遂请来为父亲画影。关于朱湘鳞其人及画技，蒲松龄有《赠朱湘鳞》诗一首，从中可见一斑：

江南快士朱湘鳞，携家北渡黄河津。

卜居济西㟙山下，近傍泺水买芳邻。

生平绝技能写照，三毛颊上如有神。

对灯取影真逼似，不问知是谁何人。

东来辱与康儿戏，推衿送抱如弟昆。

重门洞开无柴棘，义气万丈干青旻。

相对将人入云雾，谈笑满座生阳春。

再到山城仅一悟，懆心如渴生埃尘。

可见，这位朱湘鳞不但技艺高超，而且人品也颇为蒲松龄所称许。而对于画中的蒲松龄形象，前人亦有描绘。《乡园忆旧录》引清人马子琴之题诗曰：

双目炯炯岩下电，庞眉大耳衬赤面。

口辅端好吟须长，奕奕精神未多见。

这与今存画像，也是颇相吻合的。

至于蒲氏《题志》，前一则系感叹一生碌碌，老而无成，有羞对子孙之意，其义自明。后一则乃专为所着服饰而辩，粗看似不甚可解，然仔细体味，实有微义存乎其中也。容于下文发之。

二

蒲松龄的画像连同其《题志》，实际上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画像上的蒲松龄俨然着清代公服，而写《题志》的蒲松龄则力辩其“作世俗装，实非本意”。两者显然矛盾，然却统一于同一幅画之中。而“恐为百世后所怪笑”一句，又是发自内心的对“大清”的微词。可以说，蒲松龄的后一则《题志》，虽只寥寥三句，然既是他复杂、矛盾乃至隐秘心态的真实写照，又是他一生遭际、思想、品格的缩影。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三句之中，少一句便不成其为完整的蒲松龄了。

先说“作世俗装”。前面说过，服装是反映文化传统的，而当异族入侵之际，知识分子的着装尤非随意。大清定鼎，国人皆异服饰而改发型，名曰“依时”，实则是一种接受民族压迫的标志。蒲松龄及其家族“依时”了没有呢？“未能免俗，亦云聊复尔尔”，他们依从了，电视连续剧《蒲松龄》在这一点的表现上大体是真实的。不过，对蒲松龄来说，尤其“未能免俗”的却还在科举。

说到科举，学术界有一种颇为流行的看法，似乎蒲松龄一直是在揭露和批判科举制度的，不少论者还举出《聊斋志异》中的若干篇章作为佐证。但事实却是，蒲松龄几乎一生都在频频出入场屋，自十九岁入学，直至六十四岁时的最后一次应乡试，前后四十余年，虽是屡次铩羽也在所不悔。既批判之，又追求之，这岂不矛盾？应该说，事实胜于雄辩。蒲松龄对待科举的真实态度不是反对，而是积极地参与。至于论者所常列举的批判科举名篇，如《司文郎》《于去恶》《考弊司》《叶生》等，倘加分析便可发现，多是在嘲骂一班“眼鼻俱盲”的糊涂考官而已，很难说是从根本上否定科举制。即在《聊斋志异》中涉及科举的全部二十余篇作品中，这样的主题似乎也还没有出现。

蒲松龄的拥护并热衷科举，当然有其生计方面的考虑，但主要还是由他文人的身份所决定的。文人要“学而优则仕”，而明清时期，科举几乎已成为文人仕进的唯一途径。舍此而外，什么光宗耀祖、“兼善天下”之类，全是空话。正如章学诚所说：“三代而下，士无恒产，举子之业，古人出疆之贽也。孔、孟生于今日，欲罢不能矣。”而就蒲松龄言，也是十九岁即以县、府、道三第一的优秀成绩考中了秀才，并深得学道施闰章的赏识。于是乎，社会的环境，知识分子的使命，以及蒲松龄自身的才华，驱使他在科举的道路上奔驰了几十年。

然而，“陋劣幸进而英雄失志”，“富贵功名由命不由俺”，蒲松龄终生所追求的目标一次又一次地落空了。直到七十二岁高龄时，他才算博取了一名岁贡。在科举的时代，这岁贡虽算不了什么，但在蒲松龄来说，还是颇为看重的。所以他在出贡半年之后，即上书县令讨出贡旗匾及贡银，且谓“贡士旗匾，原有定例。虽则一经终老，固为名士之羞；而有大典加荣，乃属朝廷之厚”。他“恳祈老父母劳心旁注，青眼微开，俯赐华衮之褒，少留甘棠之爱”。至于贡银，更望“将两年所应发，尽数支给”。其急迫之心情，溢于言表。大约蒲松龄的贡生衣顶已如期颁给，所以《聊斋文集》中不见有讨衣顶的上书，仅存一篇代别人所作的《代讨衣顶呈》。不过其中所陈，亦可视为是蒲松龄当时心境的一种反映：

但忽抛半生旧业，则垂死者已欲终穷；若不留一线虚名，则读书者并无究竟。……恳祈大宗师恩怜病废，准给衣顶，则有生之日，皆感恩之年。

可见，这衣顶对于像蒲松龄这样的落拓文人来说，是如何的重要了。由此也可以想到，蒲松龄晚年画像上的那身贡生服，正是他一生在科举道路上努力攀登的终极成果和象征。所以，倘要他不“作世俗装”又怎么可能呢？换言之，蒲松龄的着“世俗装”画像，原本是他自愿的。

再说“实非本意”。蒲松龄既“作世俗装”，又言其“实非本意”，这又当如何解释呢？照一般的理解，这似乎是蒲松龄在暗示他不愿着清装而要着汉装，这当然是蒲松龄民族气节的表现了。而且，有的画家也在此理解的基础上，又重新为蒲松龄绘制了画像，将朱湘鳞原作上的贡生服改为汉人常着的长衫。这样的“本意”虽不能说没有，但与上述蒲氏当时的心境毕竟是不能全部吻合的，尤其与蒲氏讨出贡旗匾、衣顶及贡银的那种劲头相左。而且，人们也或不禁要问：到底是谁拂了蒲老先生如此高尚的“本意”呢？

窃以为，要揭示画像与《题志》的这一矛盾，不能不考虑蒲松龄当时的实际心态。蒲松龄考取岁贡之后，心情一直是十分复杂和矛盾的。《聊斋诗集》卷五中有一首作于康熙壬辰之年（1712）的《蒙朋赐贺》，即表达了他的这种心情：

落拓名场五十秋，不成一事雪盈头。

腐儒也得宾朋贺，归对妻孥梦亦羞。

可以看出，蒲氏对于晚年所获得的这份岁贡功名，既感欣慰，亦觉羞惭。作为读书者之“究竟”的“一线虚名”，他甚珍惜；然以自身之“绝顶聪明”（孙蕙语）而竟不能及第，又实在令他羞愧。再进一步说，羞愧更胜过欣慰。所以，在他闻听长孙立德进学之后所写的《喜立德采芹》中，也出现了这样的句子：“无似乃祖空白头，一经终老良足羞。”

蒲松龄的这种羞愧心情大约一直持续到了他穿贡生服画像的时候。作为一生科场拼搏结晶的贡生服，他画像时是要穿戴的；但一想到别人的飞黄腾达，而自身却仅能以贡生终，则“实非本意”的念头也就油然而生了。而且，由自身的不得志，还会联想到科举的弊病、政权的腐败，以及清人的定鼎，最后便与他潜藏于内心深处的民族思想合流了。

那么，蒲松龄的本意到底是什么呢？当年在宝应县衙中，当孙蕙提出这种问题时，蒲松龄是如此回答的：

重门洞豁见中藏，意气轩轩更发扬。

他日勋名上麟阁，风规雅似郭汾阳。

原来，他要效法唐代那位出将入相、名标麟阁的郭子仪，这抱负真可谓非凡了。然到头来，他非但不能仕宦于台阁，而且连举人也未曾中得。置身世俗，白头终老，这叫他怎能不感慨“实非本意”呢！

至于“恐为百世后所怪笑”一句，从字面看，似是蒲松龄在担心身后会遭人“怪笑”。“笑”他什么呢？当然首先是笑他未能考中举人、进士，而仅以岁贡终。但这还只能是表面的意思。而更深层的内容，怕只有联系蒲氏的民族思想来考察了。

前面说过，蒲松龄入清后是“免俗未能”的，但这并不等于说他的内心深处不存在民族的观念。尤其是当他一次又一次地踬于场屋，抱负难申、命途多艰的时候，这种对于入主者的反感情绪，难免会流露出来。这方面的例证，除了论者所常列举的《聊斋志异》中的若干篇章外，这里还想对《野狗》篇再做些阐发。

明清之际，汉人常骂满族人为“骚奴野狗”或“奴”“狗奴”“骚狗奴”之类。如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四十四《莱阳姜氏一门忠孝记》云：

（崇祯十六年）二月初六日，奴突至，城陷，巷战被执。奴就索金帛，臣父（琛按：即姜垓父姜泻里）骂曰：“吾二十年老书生，二子为清白吏，安得有金帛饱狗奴腹？”以马捶捶之，嚼齿大骂，奴攒刃刺之乃死。

又，同书卷四十七《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兵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孙公行状》云：

（崇祯十一年十一月一日）二酋挟公（琛按：即孙承宗）至城南三十里圈头桥老营，酋首拥公上座，呼孙丞相。公趺坐大骂：“骚狗奴，胡不速杀我！”……一酋曰：“不降，胡不出金银赎死？”公复骂曰：“骚狗奴，真无耳者，尚不知天朝有没金银孙阁老耶？”

在汉人心目中，满族人尚不开化，且其风俗亦与中原大异，遂以山猫、野狗视之。而“骚狗奴”云云，实是当时汉人对于满族人的最为鄙视的称呼。明乎此，则《聊斋志异·野狗》篇之微义始可发覆，而“野狗”之形象实为满族入侵者的化身，也就不难理解了。再联系到《张氏妇》之称蒙古兵为“猪”，《磨难曲》之骂“蒙古骚达子”，可以说，在蒲松龄的内心深处，民族思想并不曾被泯灭。

蒲松龄的这种民族思想，在他孜孜汲汲地奔竞科场的年代，也许并不明朗，然到了“一经终老良足羞”的晚年，却是自觉不觉地要涌上心头了。不仅如此，他还更进一步地想到了身后，想到了异族王朝的终不能持久，想到了将来的人们会怎样评判有清一代的人物，当然也想到清代公服的终会遭人“怪笑”。为现世计，他作为孔孟之徒，在科举的道路上已奋斗了整整一生，似乎应当有所交代；而为身后计，为子孙计，则最好摆脱掉与大清的干系。这种复杂、矛盾而又隐秘的心态，若在平时也许可以深埋心底；然在画像之时却是不能不露出“迹象”了。大约在画像之初，蒲松龄为表现自身的价值，穿起贡生服以接受写真，心意还是颇为自愿的，所以画成之后他的第一则《题志》也并无甚微义，只是自我谦抑一番罢了。但一想到画像要传于后世，这才又多出一层考虑，于是加上了后一则的《题志》。这从现存画像上的字迹大小及行款格式也可以说明，两则《题志》并非同时写作。而所谓“作世俗装，实非本意，恐为百世后所怪笑”云云，在很大程度上倒是留给后人看的。换言之，这是为了保持自己形象的完美与久远，借此以作心迹的表白罢了。

总之，蒲松龄的画像及其《题志》，实是研究蒲氏晚年思想及其心态的第一手资料。它既反映出蒲氏一生努力科举的苦衷，也隐隐道出蒲氏的非凡抱负，更流露了蒲氏内心深处所潜藏的民族思想情绪。而特别是“恐为百世后所怪笑”一句，话虽说的委婉，然倘遇文字狱较盛之雍、乾时代，无疑会被视为“违碍”言辞的。真无怪乎蒲氏后裔一直将此画像“秘不示人”了。

三

清初，像蒲松龄这样既不忘功名、仕进，而内心深处又对清人入主中原不满的知识分子，在当时实有一定的典型性。他们既不同于钱谦益、周亮公等“贰臣”的甘仕新朝，也不同于顾炎武、阎尔梅等人的奔走联络、图谋恢复，亦与傅山、张尔岐等人的坚守不仕有别。他们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知识分子，然在当时却是占了大多数。即以蒲松龄所在的山左一隅而言，较早的如丁耀亢，较晚的如孔尚任，便都具有这样的特点。

丁耀亢于顺治五年（1648）入京师，得刘正宗等人之助，由顺天籍拔贡，先后充镶白旗及镶红旗教习；三年考满，又改授容城教谕；最后迁惠安知县，以母老不赴。尽管他的入仕可能还杂有“避仇”等因素，但这位野鹤先生无疑是经由科举而实实在在地做过清朝的官了。然他在写成于顺治十三年（1656）的《出劫纪略》中，却又对清人的暴行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揭露。如《航海出劫始末》篇写清兵于崇祯十五年（1642）十二月至次年三月间洗劫诸城的情形是：其时“县无官，市无人，野无农，村巷无驴马牛羊”，“白骨成堆，城堞夷毁”。丁氏自己虽“载孥近百口，车马驴五十余”，走避斋堂岛；然“东兵连营”，“少顷三十骑至，掠马骡衣囊尽，杀一车夫而去”。这是何等恐怖的景象！又《皂帽传经笑》篇写丁氏所教习之旗人子弟的形象也是极可笑的：

环立而进拜，虎头熊目之士班班也。弓矢刀觽，伏甲而趋。出其怀，则有经书刀笔以请益。韦冠带剑，少拂其意则怒去。……大抵羁縻少，训习终不能雍雍揖逊也。

在丁氏眼中，这些旗人子弟实是粗俗不堪、难以训习的，故他于此一段“传经”生涯以“一笑付之”，只差还没有骂出“骚奴野狗”就是了。至于丁氏晚年所作之《续金瓶梅》，虽曰“遵今上圣明颁行《太上感应篇》，以《（续）金瓶梅》为之注脚”，然实是以宋、金征战的历史背景来影射现实的明、清易代，并不时地流露了他作为一个遗民所有的黍离之悲。而书中描写“北方鞑子”屠掠的景象，如“城郭人民死去大半，家破人亡，妻子流离”，“野村尽是蓬蒿，但闻鬼哭，空城全无鸡犬，不见烟生”，更是不禁令人联想起清兵洗劫的一幕。当然，由于丁耀亢晚年曾入狱，受尽折磨，而且其《续金瓶梅》也被付之一炬，所以他的民族思想较之蒲氏晚年也就更为强烈和外露。试观其《焚书》一诗：

帝命焚书未可存，堂前一炬代招魂。

心花已化成焦土，口债全消净业根。

奇字恐招山鬼哭，劫灰不灭圣王恩。

人间腹笥多藏草，隔代安知悔立言。

诗中，不但愤激之情溢于言表，而且“人间腹笥多藏草，隔代安知悔立言”两句，简直是在向清统治者表示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了。这与蒲松龄《画像题志》的暗示性语言风格也是大不相同的。

孔尚任小蒲松龄八岁，而且是圣人之裔。他虽受过康熙皇帝的知遇之恩，并因此被破格提拔为国子监博士，后又升户部主事、员外郎，但其内心深处的“夷夏之防”观念却是依然存在的。尤其是湖海四年的治水生涯，使他有机会密切接触了扬州一带的遗民，即所谓“生平知己，半在维扬”，从而更激起了他民族思想的浪花，萌发了对清人入主中原的不满情绪。所以，当他读到“肝膈信口说”的狂放遗民黄逵（仪逋）的《元日见怀诗》，见其中有“大笑茅薝春兴发，题诗先寄汉公卿”之句时，便忍不住地写信说：“足下诗一篇，换酒一斗者也。今日之汉臣无张骞之葡萄，而只有苏武之冰雪，何贺之有？”径直表露了他郁积于心的感慨。至于他最后的“罢官”，虽不排除与“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叹”的《桃花扇》有关，然他的与诸遗民交结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民族意识的觉醒，无疑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应该说，像丁耀亢、蒲松龄、孔尚任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之特殊心态的形成，首先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及清统治者的怀柔政策是分不开的。异族入侵，满族人定鼎，汉人无论如何不会心悦诚服的，扬州、江阴人民的反抗斗争就是明证。故除全无心肝者外，民族思想在一般人的心中都是存在的。然而，清统治者所实行的并非只是镇压，也有怀柔的一手。即是说，武化政策之外，又辅之以文化的策略。早在入关之初，清统治者即打出了“尊孔祀圣”及替汉族地主“报君父之仇”的招牌，并隆重安葬了故明的崇祯皇帝。对于降清的明朝官员，一般也都保留原来的官职。而且，除继续实行科举制外，康熙十八年（1679）还特开博学鸿词科，大量罗致汉族知识分子。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汉人知识分子进入仕途，清人的统治日益巩固了，民族对立情绪则逐渐减弱了。这时期，尽管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内心深处还存在着隔阂和不满，但在表面上却是不敢去肆意宣扬了。这就是从丁耀亢，到蒲松龄，再到孔尚任，时间越晚，其民族思想也就越不明朗的原因。

其次，造成这种复杂心态的原因，也应该从知识分子本身的特点去考虑。中国的封建知识分子，既要坚守孔孟之道，以显示其信仰与节操；又要面对现实，去寻求一条谋生的道路。而这两者在有的情况下（尤其是异族政权之下）却并不能统一。于是乎，为了物质生活，有些人的灵魂便不能不被扭曲了。这对于那些在科举和仕宦中发迹的知识分子来说，也许并不难过；然对于大多数踬于考场的落拓文人来说，则是无疑又增加了一重痛苦。这种复杂、矛盾，乃至隐秘的心态当然不敢公开地宣称，故而只能假借文化的形态以作某种程度的流露——而后世的人们也正是透过这若干文化的“迹象”，去追溯当日知识分子们的心态的。《续金瓶梅》《桃花扇》和《聊斋志异》曾起到了这样的作用，而蒲松龄《画像题志》的真正意义也在于此。

（本文初稿刊于《蒲松龄研究》1992年第4期，修订稿刊于《固原师专学报》1993年第2期。《人民日报》（海外版）1992年9月24日“蒲松龄专版”摘要刊登，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1993年第8期全文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