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在1972年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经济学分会上宣读的论文都围绕着一个中心问题：凯恩斯革命变成什么样了？

近四十几年来经济理论的发展一片黯淡。在当时，凯恩斯（Keynes）和米哈尔·卡莱茨基（Michal Kalecki）——《通论》（General Theory）主要思想的独立发现者——似乎在理论论战中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凯恩斯的“长期逃避的斗争”打破了均衡论没有时间限制的束缚，进入了历史的视野，即在不可逆的过去和未知的未来之间不停移动的现在。

凯恩斯本人并不认同李嘉图，因为后者的学说不能容纳有效需求问题，他对马克思的著作也不感兴趣。但作为一个历史的进程，在论述积累问题时，凯恩斯革命实际上连接了古典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卡莱茨基的就业理论就是建立在马克思对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的基础之上的。

但凯恩斯却不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信任，且绝大多数理论经济学家都深受均衡理论的束缚。

伊丽莎白·约翰逊（Elizabeth Johnson）在论文中将凯恩斯视为革命派，但与此同时又表达了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弗里茨·舒马赫（Fritz Schumacher）则攻击了模型的建立者，认为他们企图将经济学简单地归为一个机械体系。舒马赫的论文在会上引起了热议。与会的业余经济学家立即表示赞同，但一些专业经济学家则对此大感惊讶并愤怒地回击。随着辩论的深入，舒马赫获得的支持越来越多，但会议结束时仍有一些固执的经济学家在激烈反驳。

随后，莱德勒（Lister）在其主讲的“利斯特讲座”中清楚地说明了学院教学对凯恩斯学说的抵制的严重程度，谈到了那些似乎是建立在凯恩斯以前的货币数量学说基础之上的各种“正统的”与“传统的”理论。莱德勒教授将货币数量学说视为理所当然的理论，因此甚至都没有为其辩护。

莱德勒还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舒马赫所说的由“概括”到“假设”、“主张”、再到“准则”的这一进程。

其他论文对“经济学有没有用”这一问题则给出了较为积极的回答。

在其本身范围内，经济学的确是有用的。布莱卡比（Blackaby）从人性与政治的角度讨论了通货膨胀问题。

凯恩斯曾指出，在现代工业经济制度下，用货币来衡量的物价水平取决于货币工资率的水平。如果不了解这一基本经济思想，就无从理解该问题的政治含义。

迈克尔·肯尼迪（Michael Kennedy）在论文中向我们展示了如何把统计学、经济分析以及政治判断这三者结合起来，以了解就业政策的实际作用。

威尔逊（Wilson）教授则指出：系统地、历史地研究当代问题如何能有助于指导当前的社会政策（因为现代也是历史的一部分）。

总而言之，经济学确实是有些用处的。但如果凯恩斯革命真正成功了的话，那么经济学的用处本不止于此。

琼·罗宾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