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元好问的诗学理论

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他是北魏鲜卑拓跋氏的后裔，魏孝文帝拓跋宏由平城迁都洛阳，始改姓元氏。元好问七岁能诗，被太原名士王汤臣称为“神童”。十一岁时，随其叔父元格到冀州，受教于诗人路铎。十四岁时，又随元格到陵川，拜著名学者郝天挺为师，在其门下学习六年，肆意经传，贯串百家，打下了非常广博的学问基础。宣宗兴定元年（1217），元好问撰写著名的《论诗三十首》，并总结前人有关文章法度的论著《锦机》一编（已佚）。这时，他的诗作也开始广泛传播，礼部尚书赵秉文见其《箕山》《琴台》等诗，击节称赏，“以为少陵以来无此作也。以书招之，于是名震京师，目为元才子”。兴定五年（1221），举进士登第，但未就选，往来箕山、颍水之间，吟咏不绝，诗名益盛。从哀宗正大三年（1226）到八年（1231），元好问先后出任镇平、内乡、南阳三县令。正大八年，奉诏赴京，仕为尚书省掾，不久任左司都事。天兴元年（1232），蒙古大军围攻汴京。天兴三年（1234），哀宗自缢于蔡州，金朝灭亡。从此，元好问便开始了遗民生活。他把最后二十余年时间用来收集、整理、编纂金源一代历史资料，编成了金诗总集《中州集》和史学著作《壬辰杂编》。《中州集》成为后世了解和研究金代文学的重要依据；《壬辰杂编》则为元人纂修《金史》提供了宝贵材料。蒙古宪宗七年（1257）九月，元好问病逝于获鹿寓舍，享年68岁。归葬于忻县系舟山下。事见《金史》卷一百二十六。

元好问具有多方面的文学才能，其诗规模李、杜，力复唐音，“奇崛而绝雕刿，巧缛而谢绮丽”；其词“清雄顿挫”“闲婉浏亮”，有刚柔相济和豪婉兼备的特点；其文自然流畅，格老气苍，堪接欧、苏正轨。《金史》卷一百二十六称，兵乱之后，“故老皆尽，好问蔚为一代宗工，四方碑板铭志，尽趣其门”。而元好问最受世人瞩目的文学成就则在于诗歌方面。他本人也以“诗人”自诩，曾嘱咐门人：“某身死之日，不愿有碑志也；墓头树三尺石，书曰‘诗人元遗山之墓’，足矣。”

元好问的著作很多，有诗文40卷、《杜诗学》1卷、《东坡诗雅》3卷、《锦机》1卷、《诗文自警》1卷等，皆已亡佚。存传至今的，计有《中州集》10卷、《中州乐府》1卷、《遗山先生文集》40卷。

元好问诗学理论的代表作，当首推历代传诵的《论诗三十首》。以绝句论诗，其佳处在于把作者的理论主张、审美观点寓含于诗的意象化方式中，言简意赅，形象直观。因而，这种诗论形式自杜甫《戏为六绝句》开其端绪后，作者代不乏人。唐代有杜牧的《读韩杜集》、李商隐的《漫成五章》。至宋代更是蔚然成风，著名的如吴可、龚相等人的《学诗诗》，戴复古的《论诗十绝》等。在金代，王若虚也有论苏轼、黄庭坚、白居易的绝句八首。但这些论诗之作规模都比较小，其影响不能与元好问相比。

论诗绝句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两条线索：一以诗学理论为主，一以作家评论为主。杜甫《戏为六绝句》开论诗绝句的端绪，包含了这两方面的内容。其后，如吴可、戴复古等人的论诗绝句，侧重于诗学理论；而以作家评论为主的论诗绝句，则始于元好问《论诗三十首》这一大型组诗。清代王士祯、袁枚等人的大型组诗，都是在元好问组诗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扬光大的。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相当完整地评述了汉魏以来，下迄宋代，一千多年间的作家作品、诗派诗风，俨然是一部简明的诗论史，它以作家论为主，但艺术创作原理也时有涉及。诗人在组诗前面的题下自注云：“丁丑岁，三乡作。”时为金宣宗兴定元年（1217），元好问28岁，避乱于三乡镇。在同一年，他又有《锦机》之选，《锦机引》称：

文章天下之难事，其法度杂见于百家之书，学者不遍考之，则无以知古人之渊源。予初学属文，敏之兄为予言如此。兴定丁丑间，居氾南，始集前人议论为一编，以便观览。

《论诗三十首》正是元好问在遍考历代作者论文之余写下的心得，其目的在“知古人之渊源”，求文章之“法度”。而其最末一首云：

撼树蚍蜉自觉狂，

书生技痒爱论量。

老来留得诗千首，

却被何人较短长。

其语气宛然老者口吻。“诗千首”又可佐证此诗确系老年所作，元好问存诗1380余首，“诗千首”是其概数。大概元好问晚年对《论诗三十首》绝句做了最后更定。如此说来，《论诗三十首》不但是唐宋以来论诗绝句中最系统、最全面的，而且集中反映了元好问的诗学见解，特别值得重视。此外，元好问文集中还有某些“序”、“引”、题跋、碑铭、论诗诗以及《中州集》中的作家小传等，也是有价值的诗学资料。

元好问对诗歌传统、诗歌原理、诗歌创作、诗歌批评等均有系统论述。

第一节 诗歌传统论：高扬汉魏、晋、唐的风雅传统

从金代文学的传统来看，元好问是蔡珪、党怀英、赵秉文、王若虚这一脉络下来的继承人和集大成者。《论诗三十首》开篇写道：

汉谣魏什久纷纭，

正体无人与细论。

谁是诗中疏凿手，

暂教泾渭各清浑。

元好问俨然以“诗中疏凿手”自任，要别裁伪体，发扬正体，使之泾渭分明。所谓“正体”，是指以《诗三百》为源头的风雅之脉，也就是诸多“发乎情性，止乎礼义”、典雅中正、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文学作品。翁方纲《石洲诗话》释之曰：“‘正体’云者，其发源长矣。由汉、魏以上推其源，实从《三百篇》得之。”元好问在《陶然集诗引》《新轩乐府引》等文中，还一再讲《诗三百》的典范意义，表明他是以《诗三百》为“正体”之源的。

在《论诗三十首》中，元好问对汉魏、晋、唐的诗歌以颂扬为主，意在指出师古的典范。如其二云：

曹刘坐啸虎生风，

四海无人角两雄。

可惜并州刘越石，

不教横槊建安中。

其三云：

邺下风流在晋多，

壮怀犹见缺壶歌。

风云若恨张华少，

温李新声奈尔何！

这两首称颂建安风骨，标举曹植、刘桢为代表。钟嵘《诗品》评曹植诗：“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评刘桢诗：“其源出于古诗，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建安时代是我国古代文人五言诗的创始时期，其诗歌“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所以，唐以后诗坛倡导师古必以此为基准，如陈子昂提倡“汉魏风骨”，李白称“蓬莱文章建安骨”，杜甫称“汉魏近风骚”。元好问这两首诗很明显地继承了陈子昂等向建安诗人学习的观点。此外，他对晋诗也有所肯定，认为即使是被认为“儿女情多，风云气少”的张华，其诗也比温庭筠、李商隐的新声略好一些。除建安风骨外，元好问对阮籍和陶渊明二人也加以称颂，《论诗三十首》其四云：

一语天然万古新，

豪华落尽见真淳。

南窗白日羲皇上，

未害渊明是晋人。

其五云：

纵横诗笔见高情，

何物能浇块垒平。

老阮不狂谁会得？

出门一笑大江横。

对阮籍，元好问强调其块垒不平之气；对陶渊明，则指出其“天然”与“真淳”。此外，元好问还特地标出北朝《敕勒歌》一首，《论诗三十首》其七曰：

慷慨歌谣绝不传，

穹庐一曲本天然。

中州万古英雄气，

也到阴山敕勒川。

《敕勒歌》以豪放浑朴见称，元好问是北方人，又仕于金，所以他倡导北方雄肆诗风。至此，元好问标举了古诗四种风格或境界，即曹、刘之慷慨，阮籍之沉郁，陶潜之真淳，《敕勒歌》之豪放浑朴，这四种风格是元好问“疏凿”出来的“正体”。

元好问对唐诗也很难推崇，云：“唐诗所以绝出三百篇之后者，知本焉尔矣”，认为唐诗直接继承了《诗三百》的正脉。又云：“幸矣，学者之得唐人为指归也。”他在《逃空丝竹集引》一文中称赞李汾的七言律诗“清壮顿挫，能动摇人心，高处往往不减唐人”。可见他对唐诗的尊崇态度。他曾编《唐诗鼓吹》，并写有七律《又读唐诗鼓吹》：

杰句雄篇萃若林，细看一一尽精深。

才高不似人间语，吟苦定劳天外心。

白璧连城无少玷，朱弦三叹有遗音。

不经诗老遗山手，谁解披沙拣得金？

他认为唐诗博大精深，杰句雄篇荟萃成诗艺之林，并自称是唐诗的知音和选编能手。

在唐代诗人中，元好问最推崇初唐的陈子昂和盛中唐的杜甫，对白居易略有称赞，对李商隐则有褒有贬。《论诗三十首》之八云：

沈宋横驰翰墨场，

风流初不废齐梁。

论功若准平吴例，

合著黄金铸子昂。

初唐之诗，尚染齐、梁之习，真正扭转初唐诗风的是陈子昂。元好问认为陈子昂的功绩值得用黄金铸像为之树碑立传，如同范蠡于平吴后归隐，而越王勾践命金匠铸其像置于座侧那样受到尊崇。他推崇陈子昂，正是对“风雅”传统的提倡。翁方纲评此诗云：“此于论唐接六代之风会，最有关系，与东坡‘五代文章付劫灰’一首并读之。于初唐独推陈射洪，识力直接杜、韩矣。”极力称赞元好问的才识。元好问对杜甫极为崇敬，有诗赞曰：“诗到夔州老更工，只今人仰少陵翁。”他曾著《杜诗学》一书，开启了以杜诗为专门之学的先例，足见他对杜诗有精深研究。唐代诗人元稹也极崇杜甫，认为杜诗佳处在于“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元好问却不以为然，他于《论诗三十首》其十论杜甫云：

排比铺张特一途，

藩篱如此亦区区。

少陵自有连城璧，

争奈微之识碔砆。

其十一又云：

眼处心生句自神，

暗中摸索总非真。

画图临出秦川景，

亲到长安有几人？

在元好问看来，“排比铺张”并非杜诗高处而恰是“碔砆”（似玉之石），杜诗的长处乃在于“眼处心生句自神”，有实历，有真情，才有好诗。元好问对白居易的诗也有所称许，《感兴四首》之二写道：

诗印高提教外禅，

几人针芥得心传。

并州未是风流域，

五百年中一乐天。

认为白居易是五百年中屈指可数的大诗人。对李商隐的诗，元好问也做了恰如其分的评价。《论诗三十首》之十二云：

望帝春心托杜鹃，

佳人锦瑟怨华年。

诗家总爱西昆好，

独恨无人作郑笺。

第二十八首又云：

古雅难将子美亲，

精纯全失义山真。

翁方纲解释说：“遗山论诗既知义山之精真，而又薄温、李为新声者，盖义山之精微，自能上追杜法，而其以绮丽为体者，则斥为新声，但以其声言之，此亦所谓言各有当尔。”翁氏的解释极为恰当。元好问一方面肯定李商隐诗寓意深微，婉转典丽，另一方面又惋惜其诗过于晦涩，难以解读。

对于宋诗，元好问持更为冷峻的分析、批评态度。郭绍虞先生说：“考元好问论诗，固尊唐而贬宋，然其论量宋诗，下语至严，而不作一笔抹煞论。”元好问最赞赏苏轼，也佩服黄庭坚本人的诗歌成就。其《又解嘲二首》之二写道：

诗卷亲来酒盏疏，

朝吟竹隐暮南湖。

袖中新句知多少，

坡谷前头敢道无？

表达出对苏、黄诗歌的赞佩之情。翁方纲《斋中与友人论诗》云：“苏学盛于北，景行遗山师。”《读元遗山诗》云：“遗山接眉山，浩乎海波翻。效忠苏门后，此意岂易言。”道出了元好问与苏轼诗风之间的关系。元好问有《新轩乐府引》一文，对苏轼的词极为推崇：“自东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元好问敬重黄庭坚的创新精神，但鄙视江西诗派的末流：“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对于苏、黄诗歌中过于求新求奇之处，元好问不是回护，而是直言批评：

金入洪炉不厌频，

精真那计受纤尘。

苏门果有忠臣在，

肯放坡诗百态新。

此诗对苏轼“百态新”表示不满。又云：

奇外无奇更出奇，

一波才动万波随。

只知诗到苏黄尽，

沧海横流却是谁？

此诗旨在指责苏、黄“破坏唐体以成宋调”的诗歌创作倾向。宗廷辅《古今论诗绝句》叙此诗主旨称：“自苏、黄更出新意，一洗唐调，后遂随风而靡，生硬放佚，靡恶不臻，变本加厉，咎在作俑，先生慨之，故责之如此。”这段话准确地概括了元好问指责苏、黄的缘由和旨意。

从以上所述可知，元好问所阐扬的诗歌传统，是汉魏、晋、唐以来的风雅传统。其《东坡诗雅引》云：

五言以来，六朝之谢、陶，唐之陈子昂、韦应物、柳子厚最为近风雅；自余多以杂体为之。诗之亡久矣！杂体愈备，则去风雅愈远，其理然也。近世苏子瞻绝爱陶、柳二家，极其诗之所至，诚亦陶、柳之亚。然评者尚以其能似陶、柳，而不能不为风俗所移为可恨耳！夫诗至于子瞻，而且有不能近古之恨，后人无所望矣。

元好问认为苏轼诗之佳者只是“似陶、柳”，即似古，而其不足则在不能近古，离古之“风雅”“正体”尚有距离。其《别李周卿三首》之二写道：

风雅久不作，日觉元气死。

诗中柱天手，功自断鳌始。

古诗十九首，建安六七子。

中间陶与谢，下逮韦柳止。

诗人玉为骨，往往堕尘滓。

衣冠语俳优，正可作婢使。

望君清庙瑟，一洗筝笛耳。

可见，元好问是以“风雅”为诗文正脉的。他对“风雅”传统的论述，比赵秉文等人更加全面、充分。

第二节 诗歌原理论：以“诚”为本

郭绍虞先生说：“元氏论诗宗旨，重在诚与雅二字。”元好问认为，诗的本源在于一个“诚”字。所谓“诚”，就是真实无妄、诚信不欺，它包括“真”和“正”两个层面，从诗歌创作的角度讲，“诚”就是诗人主观上合乎人伦道德的真实情感。只有“以诚为本”，才能写出真正感人的诗歌作品。这一观点集中表现在《杨叔能小亨集引》中，他说：

尝试妄论之，诗与文特言语之别称耳：有所记述之谓文，吟咏情性之谓诗，其为言语则一也。唐诗所以绝出于三百篇之后者，知本焉尔矣。何谓“本”？“诚”是也。古圣贤道德言语布在方册者多矣。……故由心而成（诚），由诚而言，由言而诗也，三者相为一。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发乎迩而见乎远，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虽小夫贱妇、孤臣孽子之感讽，皆可以厚人伦、美教化，无他道也。故曰：“不诚无物。”夫惟不诚，故言无所主，心口别为二物，物我邈其千里，漠然而往，悠然而来。人之听之，若春风之过焉耳。其欲动天地，感神鬼，难矣！其是之谓“本”。

元好问认为，诗与文的区别在于它们的功能不同，文是用来记述事物的，诗是用来吟咏性情的。因而，“诚”便成为诗的真正本源。所谓“诚”，不是指野逸放纵、无拘无束的真实情感，而是指创作主体发自内心的合乎人伦道德的真实情感，这种情感符合一定的道德规范，具有平和雅正的特点，因而可以说是真、善、美的统一。对于诗的创作过程，元好问也做了一番剖析：由“心”而诚（即情动于中）到由“诚”而言（借语言文字来表现，即形于言），再到由“言”而诗（吟咏性情，即诗的完成）。可见，“诚”是创作的原动力。由于有了“情动于中”的“诚”，才使诗有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普遍感染力。只要是以“诚”为创作的基础，即使是“小夫贱妇、孤臣孽子”的感讽吟咏，也可以起到“厚人伦、美教化”的审美教化作用。反之，如果“不诚”，言无所主，心口不一，就不可能具有“动天地，感鬼神”的力量。这就是元好问“以诚为本”的诗歌原理论。由此出发，元好问论诗，特别重视“性情”，赞赏“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的境界及由此而产生的“动摇人心”的艺术感染力。

在《双溪集序》《新轩乐府引》《论诗三十首》《自题中州集后五首》等诗文作品中，同样贯穿了“以诚为本”的论诗宗旨。《双溪集序》云：“诗与文同源而别派，文固难，诗为尤难。李长吉母以贺苦于诗，谓‘呕出肝肺乃已耳’。又论诗者云：‘乾坤有清气，散入诗人脾。千人万人中，一人两人知。’其可谓尤难矣。”《自题中州集后五首》之三：“万古骚人呕肺肝，乾坤清气得来难。”这里强调了好的诗篇当是诗人至诚之心、乾坤清气的自然流露。在诗歌创作中，要把至诚之心、乾坤清气通过语言表达出来，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新轩乐府引》云：

自东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诗三百》所载小夫贱妇、幽忧无聊赖之语，特猝为外物感触，满心而发，肆口而成者尔。……自今观之，东坡圣处，非有意于文字之为工，不得不然之为工也。坡以来，山谷、晁无咎、陈去非、辛幼安诸公俱以歌词取称，吟咏情性，留连光景，清壮顿挫，能起人妙思。亦有语意拙直，不自缘饰，因病成妍者，皆自坡发之。

在元好问看来，词与诗在创作原理上是一致的，即都须“以诚为本”。《诗经》中所载“小夫贱妇、幽忧无聊赖之语”，都是“为外物感触，满心而发，肆口而成”的，是真实性情的自然流露。东坡词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心有郁积，不吐不快，信笔写来，不自缘饰，因而给人以“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的艺术美感。东坡的词正是对《诗经》中“吟咏情性”这一传统的发扬。

元好问论诗重一“诚”字，对充满至真、至诚之心的陶诗推崇备至。《论诗三十首》之四云：

一语天然万古新，

豪华落尽见真淳。

南窗白日羲皇上，

未害渊明是晋人。

《采菊图二首》之一云：

信口成篇底用才，

渊明此意亦悠哉。

枉教诗景分留在，

百绕斜川觅不来。

《继愚轩和党承旨雪诗》赞曰：

君看陶集中，

饮酒与归田。

此翁岂作诗，

真写胸中天。

天然对雕饰，

真赝殊相悬。

元好问认为，陶渊明写诗是“信口成篇”，“直写胸中天”，陶诗的风格是豪华落尽，真淳朴实，充满天然之美，陶诗作为“以诚为本”的楷模，是当之无愧的。对阮籍的《咏怀》诗，元好问也以“诚”为标准，予以充分肯定：

纵横诗笔见高情，

何物能浇块垒平？

老阮不狂谁会得，

出门一笑大江横。

此诗赞扬阮籍《咏怀》流露诗人的“高情”，阮籍借诗以浇胸中块垒，却以真情为指归。郭绍虞评曰：“其掩抑隐避之处，在见其真情之流露，亦所谓怨之愈深，其辞愈婉者邪？”阮籍的《咏怀》诗，真正达到“诚”与“雅”的统一。

元好问在强调“诚”的同时，对文学史上出现的不诚之人，不诚之诗，也做了深刻的揭露。《论诗三十首》之六云：

心画心声总失真，

文章宁复见为文。

高情千古闲居赋，

争信安仁拜路尘。

扬雄《法言》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言，即语言；书，指文字，二者都是人们用来表达思想感情的媒介物，从一般意义上讲，“言”与“心”、“书”与“心”应是统一的。但是，元好问却举潘岳为例，指出他的文品与人品之间乖张异途。潘岳在貌似“千古高情”的《闲居赋》中，表现出一副道貌岸然、不慕荣利的姿态，谁能想到，现实生活中的潘岳竟是一个谄媚权贵、望尘而拜的庸俗之人呢？潘岳的“心画”“心声”未能道出其真实的心态，文品与人品差距甚远，这正是元好问所鄙薄的。《论诗三十首》之九云：

斗靡夸多费览观，

陆文犹恨冗于潘。

心声只要传心了，

布谷澜翻可是难。

此诗旨在批评诗歌创作上存在的铺排炫耀、斗靡夸多的现象。“陆”指陆机，“潘”指潘岳。“布谷澜翻”，出自苏轼诗句“口角澜翻如布谷”。元好问认为，诗歌创作的目的在于“传心”，文辞当力求含蓄凝练。如果一味地恃才骋词，铺排炫耀，不仅有碍于“传心”，而且有碍于“览观”。宗廷辅《古今论诗绝句》云：“先生固不满于晋人者，此则借论潘、陆，以箴宋人也。夫诗以言志，志尽则言竭，自苏、黄创为长篇次韵，于是牵于韵脚，不得不借端生议，勾连比附，而辞费矣。”这段话点明元好问“借论潘、陆，以箴宋人”，有助于我们对元好问的批评用意作深一层的理解。

第三节 诗歌创作论：学至于无学

元好问细辨泾渭，指出了师古的正途；以诚为本，道出了师古的精神；其论诗歌创作的具体方法，则在“学至于无学”。《杜诗学引》称：

窃尝谓子美之妙，释氏所谓学至于无学者耳。今观其诗，如元气淋漓，随物赋形，如三江五湖，合而为海，浩浩瀚瀚，无有涯矣；如祥光庆云，千变万化，不可名状。固学者之所以动心而骇目。及读之熟，求之深，含咀之久，则九经百氏，古今精华，所以膏润其笔端者，犹可仿佛其余韵也。……故谓杜诗为无一字无来处，亦可也；谓不从古人中来，亦可也。前人论子美用故事，有著盐水中之喻，固善矣？

元好问认为杜甫最善于学古人，“九经百氏、古人之精华”都融会在他的诗中，其妙处就在于“学至于无学”，可以说“无一字无来处”，也可以说“不从古人中来”。“学至于无学”一语的精神与杜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比较接近。“读书破万卷”是“学”，“如有神”是“无学”。在“学”的阶段，必须以诗为专门之学，通过广泛阅读和刻苦模仿，掌握写诗的技巧。“无学”则是一种出神入化的境界，“不烦绳削而自合”，“不离文字”又“不在文字”。

元好问一向重视对诗歌格律的钻研和锤炼。他曾自称：“我诗初不工，研磨出艰辛。”在《锦机引》中，他说：

文章天下之难事，其法度杂见于百家之书，学者不遍考之，则无以知古人之渊源。……山谷与黄直方书云：“欲作楚辞，须熟读楚辞。”观古人用意曲折处，然后下笔，喻如世之巧女，文绣妙一世，诚欲织锦，必得锦机，乃能成锦，因以锦机名之。

元好问强调写诗作文必须先遍考古人“法度”，他沿袭黄庭坚《与王立之帖》一文所论，把法度比作“锦机”，认为世之巧女，尽管文绣妙一世，“诚欲织锦，必得锦机，乃能成锦”。所以他对历来的诗评、诗品、诗说、诗式等著作非常重视，他在《答聪上人书》中自述道：

仆自贞祐甲戌南渡河时，犬焉之齿，二十有五，遂登杨、赵之门。……而学古诗，一言半辞，传在人口，遂以为专门之业，今四十年矣，见之之多，积之之久，挥毫落笔，自铸伟词以惊动海内，则未能。至于量体裁、审音节、权利病、证真赝，考古今诗人之变，有戆直而无姑息，虽古人复生，未敢多让。

在这封信中，元好问不以创作自许，而恰恰以“量体裁、审音节、权利病、证真赝”的诗学功夫自称，足见他对诗体格律之学的重视。

在《与张仲杰郎中论文》一诗中，元好问强调作诗须下苦功夫：

文章出苦心，谁以苦心为。正有苦心人，举世几人知。工文与工诗，大似国手棋。……文须字字作，亦要字字读。咀嚼有余味，百过良未足。功夫到方圆，言语通眷属。

在《鸠水集引》中，元好问又强调写诗作文亦须有师承，说：

文章虽出于真积之力，然非父兄渊源，师友讲习，国家教养，能卓然自立者鲜矣。

从学诗的角度讲，除个人勤奋之外，听父兄、师友讲解作诗的方法，是十分必要的。

元好问追求建安的风骨、唐人的蕴藉，希望以古人的精华来膏润他的诗笔，使自己卓然成家。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他强调推敲、剪裁、炼字这些细节，并认为它们都是创作过程中不能忽略的。他在《陶然集诗引》中写道：

大概以脱弃凡近，澡雪尘翳，驱驾声势，破碎阵敌，囚锁怪变，轩豁幽秘，笼络今古，移夺造化为工。钝滞僻涩，浅露浮躁，狂纵淫靡，诡诞琐碎，陈腐为病。“毫发无遗恨”“老去渐于诗律细”“佳句法如何”“新诗改罢自长吟”“语不惊人死不休”，杜少陵语也。“好句似仙堪换骨，陈言如贼莫经心”，薛许昌语也。“乾坤有清气，散入诗人脾；千人万人中，一人两人知”，贯休师语也。“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难”，半山翁语也。“诗律伤严近寡恩”，唐子西语也。子西又云：“吾于他文不至蹇涩，惟作诗极艰苦，悲吟累日，仅自成篇。初读时，未见可羞处，姑置之。后数日取读，便觉瑕衅百出。辄复悲吟累日，反复改定，比之前作，稍有加焉。后数日，复取读，疵病复出。凡如此数四，乃敢示人，然终不能工。”李贺母谓：“贺必呕出心乃已！”非过论也。

这段文字阐释了古今诗人作诗过程中的苦心孤诣：开始时，他必须懂得驾驭文字的诀窍，要有“澡雪尘翳、驱驾声势”的功夫；其次，他必须有“笼络今古”、推陈出新的能耐；然后才能达到“移夺造化”的境界。在这个过程中，他推敲、剪裁、炼字，在“文须字字作”“功夫到方圆”的匠心经营之下，化腐朽为神奇。杜甫、唐子西诸人的创作经验，是足以说明问题的佳例。反之，钝滞浅露，狂纵诡诞，一意模仿，言不由衷，落人窠臼，而要有创新的表现，是不可能的事。元好问不但称赞杜甫“老去渐于诗律细”的严谨创作态度，而且肯定了李贺“必欲呕出心乃已”的刻苦求工的精神。他在《自题中州集后五首》之四写道：“文章得失寸心知，千古朱弦属子期。”写诗作文的甘苦，只有作者本人才最清楚，最有体会。

元好问虽然重视诗歌的格律和锤炼之功，但也并没有斤斤于此，而是更上一层，强调诗歌创作的终极目的是达到“不烦绳削而自合”的“无学”境界。《陶然集诗引》云：

虽然方外之学，有“为道日损”之说，又有“学至于无学”之说，诗家亦有之。子美夔州以后，乐天香山以后，东坡海南以后，皆不烦绳削而自合，非技进于道者能之乎？诗家所以异于方外者，渠辈谈道不在文字，不离文字。诗家圣处不离文字，不在文字。唐贤所谓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云耳。

这段文字已把诗歌创作问题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与他“论文贵天然”的旨趣同出一辙。杜甫、白居易、苏轼等人诗艺的妙处，就在于出语自然，深得语言文字三昧，不烦绳削而自合。他们不离文字，所以能够以文字为媒介来表达他们的情性；另一方面，又由于他们不在文字，所以他们的诗艺能有“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欧阳修语）的神韵。诗歌创作，只有达到皎然《诗式·重意》所说的“但见情性，不睹文字”，才是创作上的化境。

很显然，元好问已深深体会到了诗思与语言文字的深层关系，换句话说，在诗的最高境界上，诗思如禅思。写诗犹如参禅，必须由学到悟。优秀的诗篇往往“殆天机所到，非学能至”。《答俊书记学诗》云：

诗为禅客添花锦，

禅是诗家切玉刀。

心地待渠明白了，

百篇吾不惜眉毛。

此首是说，诗这种艺术形式有助于禅意的表达，可以为禅客锦上添花；而禅又有助于诗人解开作诗之谜，诗与禅相辅相成。元好问还认为，诗人作诗，关键要找到“关捩”“悟门”。

郭达灵光见太初，

眼中无复野狐书。

诗家关捩知多少？

一钥拈来便有余。

诗笔看君有悟门，

春风过水略无痕。

庵门未便遮藏得，

拙里元来大巧存。

诗人一旦找到了“关捩”“悟门”，就会感到眼前豁然开朗，灵光闪耀，万象毕来，信笔而成，给人以“拙里元来大巧存”的艺术美感。但是，这“关捩”“悟门”的真义究竟是什么呢？元好问也感到只可意会，而难以用明白的语言表达。《论诗三首》之三云：

晕碧裁红点缀匀，

一回拈出一回新。

鸳鸯绣了从教看，

莫把金针度与人。

“晕碧裁红”，比喻重视诗歌的体制格律之学；“一回拈出一回新”，是说写出的诗已逐渐达到了“无学”的境地。这其中的奥妙何在呢？很难用逻辑推理的文字加以说明，只能靠读者去领悟了。

元好问虽然没有阐明诗歌创作中“悟”的真义，但他认识到“悟”的前提应是放眼江山风物，接触实际生活。《论诗三首》之一写道：

坎井鸣蛙自一天，

江山放眼更超然。

情知春草池塘句，

不到柴烟类火边。

强调诗人须扩大视野，放眼江山，培养超然的情怀。《论诗三十首》之十一云：

眼处心生句自神，

暗中措索总非真。

画图临出秦川景，

亲到长安有几人！

此诗以杜甫为例，强调“悟”不能脱离实际生活，主体与客体接触，心物交感，眼处心生，才有好诗。与此相对，元好问反对从故纸堆里寻找灵感，也反对一味地在诗歌形式上煞费苦心的做法。《论诗三首》之二云：

诗肠搜苦白头生，

故纸尘昏枉乞灵。

不信骊珠不难得，

试看金翅擘沧溟。

认为从故纸堆里乞讨灵感是徒劳无益的，靠搜索枯肠的苦吟，不可能创造“金翅擘海”的壮美境界。《自题二首》之一写道：

共笑诗人太瘦生，

谁从惨淡得经营？

千秋万古回文锦，

只许苏娘读得成。

“回文锦”指回文诗，即字句回旋往返，都能成义可诵的诗词。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说回文诗为道原所创，已失传。今所传者，以南朝宋苏伯玉妻《盘中诗》为最古，这种诗基本上是文字游戏。元好问拈出回文诗为例，讽刺那些只知在文字形式上惨淡经营、费尽心机的迂腐诗人。

在诗歌创作方面，元好问一方面重视诗歌的格律锻炼之学，以“量体裁、审音节”自许；一方面以强调诗歌创作有“关捩”“悟门”，要“不离文字”又“不在文字”，看来似乎矛盾，其实是统一的。二者合而论之，便是他提倡的“学至于无学”的创作观点。

第四节 诗歌批评论：崇尚壮美、天然、古雅的诗境，贬抑柔弱、巧饰、险怪的诗风

元好问的诗歌批评论，主要见于《论诗三十首》及《中州集》中的诗人小传，其他诗文作品中也偶尔涉及。

《论诗三十首》写于作者青壮年时期，着眼于评论古代诗人，它所讨论的范围，上自曹魏，下迄宋金，历时一千多年。被论列的诗人，计有曹植、刘琨、张华、陶渊明、阮籍、潘岳、陆机、谢灵运、管宁、华歆、沈约、庾信、沈佺期、宋之问、陈子昂、元稹、李白、杜甫、李商隐、温庭筠、卢仝、元结、孟郊、韩愈、陆龟蒙、柳宗元、李贺、苏轼、黄庭坚、秦观、刘禹锡、欧阳修、王安石、梅尧臣、陈师道等35人。《中州集》编于晚年，收集选录有金一代217人诗作，着眼于评论金代诗人。《论诗三十首》与《中州集》所评对象不同，但所持的批评标准是一以贯之的，即崇尚壮美、天然、古雅的诗境，贬抑柔弱、巧饰、险怪的诗风。略微不同的是，《论诗三十首》鄙视语言文字与格律，观点有些偏激；而《中州集》却自觉地重视语言文字与格律，展现出兼容并包的批评态度，应该说《中州集》是元好问晚年对自己诗学观的修正与补充。

丹纳《艺术哲学》把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作为决定艺术品的根本原因，并提醒人们留意于“自然界的结构留在民族精神上的印记”。元好问祖系出自北魏鲜卑拓跋氏，又出仕金朝，北方民族淳朴刚健的民族精神，不仅滋润着他的诗歌创作，而且影响到他的诗学批评思想。因而，他对壮美和天然两种诗境，有一种先天的钟爱。

《论诗三十首》之二

曹刘坐啸虎生风，

四海无人角两雄。

可惜并州刘越石，

不教横槊建安中。

《论诗三十首》之四

一语天然万古新，

豪华落尽见真淳。

南窗白日羲皇上，

未害渊明是晋人。

《论诗三十首》之七

慷慨歌谣绝不传，

穹庐一曲本天然。

中州万古英雄气，

也到阴山敕勒川。

《论诗三十首》之十五

笔底银河落九天，

何曾憔悴饭山前？

世间东抹西涂手，

杜著书生待鲁连。

《自题中州集后五首》之一

邺下曹刘气尽豪，

江东诸谢韵尤高。

若从华实评诗品，

未便吴侬得锦袍。

从这些诗可以看出，像曹植、刘桢的慷慨多气，陶渊明的自然真淳，《敕勒歌》的朴野豪迈，李太白的飘逸洒脱，江东诸谢的风采高韵，这些风格都符合元好问崇尚壮美、天然的审美旨趣，因而得到称许。

元好问崇尚壮美、天然的评诗标准，也体现在对金代诗人的评价之中。《李屏山挽章》：“牧之宏放见文笔，白也风流余酒尊。……中州豪杰今谁望，拟唤巫阳起醉魂。”把李屏山（纯甫）比作杜牧、李白，称颂他是“中州豪杰”。《中州集》卷十评李汾的诗，曰：“平生以诗为专门之学……虽辞旨危苦，而耿耿自信者故在，郁郁不平者不能掩，清壮磊落，有幽并豪侠歌谣慷慨之气。”又作诗赞曰：“千丈气豪天也妒，七言诗好世空传。”元好问对高永诗的评价是：“其诗豪宕谲怪，不为法度所窘，有冰柱雪车风调。”评马舜卿诗曰：“年少时过襄垣，题诗酒家壁，辞气纵横，时辈少有及者。”这些都说明，元好问对当世具有壮美风格的诗是由衷赞佩的。对具有自然清新之美的诗歌，元好问同样给予高度评价。《送诗人李正甫》云：“我尝读君诗，天趣触眼新。”《寄英禅师师时住龙门宝应寺》：“前时得君诗，失喜忘朝餐。”“清凉诗最圆，往往似方乾。”“爱君梅花篇，入手如弹丸。爱君山堂句，深静如幽兰。诗僧第一代，无愧百年间。”《王黄华墨竹》：“雪溪仙人诗骨清，画笔尚余诗典刑。……至人技进不名技，游戏亦复通真灵。”《中州集》卷十评元德明，曰：“作诗不事雕饰，清美圆熟，无山林枯槁之气。”

元好问自幼师从路铎、郝天挺等儒学大师，肆意经传，贯串百家。儒家的温柔敦厚对他的诗歌创作和批评观念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因而，古雅也成了他评诗的标准之一。《论诗三十首》之五评阮籍诗云：

纵横诗笔见高情，

何物能浇块垒平？

老阮不狂谁会得，

出门一笑大江横。

郭绍虞评曰：“盖元好问以诚为诗之本，以雅为诗之品。知本则品自高。”阮籍虽然佯狂，但他的诗中却表现出块垒不平之气和高雅脱俗的情调，是“诚”与“雅”相统一的典范，因而受到元好问的推许。《论诗三十首》之二十写道：

谢客风容映古今，

发源谁似柳州深？

朱弦一拂遗音在，

却是当年寂寞心。

这里称赞江东诸谢的风容高韵和柳宗元的淡远雅致。在元好问的心目中，杜甫的诗也是古雅的典范：

古雅难将子美亲，

精纯全失义山真。

论诗宁下涪翁拜，

未作江西社里人。

此诗以“古雅”二字概括杜诗的精髓，以“精纯”二字概括李商隐诗的特征，认为江西诗派既未亲近杜诗的“古雅”之气，又失去了李商隐诗的“精纯”之美。

在评论金代诗歌创作时，元好问期盼着有古雅的诗歌作品出现。《别李周卿三首》之二云：

风雅久不作，

日觉元气死。……

望君清庙瑟，

一洗筝笛耳。

《继愚轩和党承旨雪诗》云：

大雅久不作，

闻韶信忘肉。

求音扣寂寞，

一叹动邻屋。

在《中州集》中，元好问对接近古雅风格的诗人作品都予以肯定。兹举数例如下：

郝俣，“有集行于世，如云：‘劳生虽可厌，清景亦自适。’殊有古意”。（卷二）

边元鼎，“诗文有高意，时辈少及”。（卷二）

刘仲尹，“诗乐府俱有蕴藉，有《龙山集》”。（卷三）

路铎，“文最奇，尤长于诗，精致温润，自成一家”。（卷四）

秦略，“少举进士不中，即以诗为业，诗尚雕刻，而不欲见斧凿痕，故颇有自得之趣”。（卷七）

王万钟，“有逸才……古诗尤萧散，有自得之趣”。（卷七）

王元粹，“年十八九，作诗便有高趣”。（卷七）

张本，“四十岁后学诗，诗殊有古意”。（卷七）

王利宾，“朴直纯素，作诗有古意”。（卷八）

张行中，“诗殊有古意也”。（卷九）

辛愿，“杜诗韩笔，未尝一日去其手。作文有纲目不乱，诗律深严，而有自得之趣”。（卷十）

姚孝锡，“古诗尤有高趣”。（卷十）

元好问在评这些诗人时，运用了“古意”“高意”“高趣”“自得之趣”“蕴藉”“温润”等词汇，这些诗人的风格都可以纳入古雅的范围，由此可知元好问对古雅风格的重视。

与崇尚壮美、天然、古雅的诗境相对的是，元好问对古今诗歌创作中存在的柔弱、巧饰、险怪的诗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种观点主要见于《论诗三十首》中，第十八首：

东野穷愁死不休，

高天厚地一诗囚。

江山万古潮阳笔，

合在元龙百尺楼。

第二十四首：

有情芍药含春泪，

无力蔷薇卧晚枝。

拈出退之《山石》句，

始知渠是女郎诗。

这两首诗认为孟郊诗专吟穷愁之态，缺乏迈往之气，秦观的诗温婉柔媚，似“女郎诗”，他们的诗作都不能与韩愈相比，韩诗充满刚健遒劲之美。元好问以孟郊、秦观的诗为例，旨在批评柔弱的诗格。又如第二十一首：

窘步相仍死不前，

唱酬无复见前贤。

纵横正有凌云笔，

俯仰随人亦可怜。

第二十九首：

池塘春草谢家春，

万古千秋五字新。

传语闭门陈正字，

可怜无补费精神。

前一首讽刺诗歌创作中的唱酬、次韵现象，认为次韵之作“窘步相仍”“俯仰随人”，缺乏真情，也缺乏自然之美。后一首讽刺陈师道闭门作诗、雕章凿句，白费力气。金代诗坛上也出现过巧饰诗风，对此，元好问也深表不满。《继愚轩和党承旨雪诗》写道：

颇怪今时人，雕镌穷岁年。

君看陶集中，饮酒与归田。

此翁岂作诗，真写胸中天。

天然对雕饰，真赝殊相悬。

乃知时世妆，粉绿徒争怜。

《赠祖唐臣》又云：

诗道坏复坏，

知言能几人？

陵夷随世变，

巧伪失天真。

在元好问看来，当时存在的雕饰、巧伪诗风，似世俗妇女争相涂脂抹粉，失去了天然之美，是对“诗道”的破坏。

对险怪诗风，元好问也给予有力的斥责。《论诗三十首》之十三云：

万古文章有坦途，

纵横谁似玉川卢！

真书不入今人眼，

儿辈从教鬼画符。

此处以“真书”比古雅诗风，而把卢仝的险怪诗作比成像“鬼画符”一样的狂草书体，认为卢仝的诗背离了坦途大道。郭绍虞先生论曰：“知其于卢仝‘马异鬼怪’一派，故应深恶痛疾矣。查慎行《初白庵诗评》谓‘扫尽鬼怪一派’，甚是。”所谓“马异”，是说卢仝的诗纵横驰骋，有如奇异的骏马。第十六首云：

切切秋虫万古情，

灯前山鬼泪纵横。

鉴湖春好无人赋，

岸夹桃花锦浪生。

前两句指责李贺诗风幽冷怪异，后两句赞美李白诗中明丽高华的境界，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李贺诗风的不满。元好问敬佩苏轼，但对苏轼诗中存在的“俳谐怒骂”的缺点，也毫不留情地予以批评：“曲学虚荒小说欺，俳谐怒骂岂诗宜？今人合笑古人拙，除却雅言都不知。”黄庭坚《答洪驹父书》中认为，苏轼诗文短处在好骂。元好问也认为苏轼在诗中“俳谐怒骂”，未免显得狂怪，背离了风雅的传统。在《中州集》中，元好问评王琢诗曰：“诗好押强韵，务以驰骋为工”（卷七），对王琢故作奇怪的创作习性，进行了委婉的批评。

值得注意的是，《中州集》中对精于诗歌律度的诗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例如：

冯子翼，“诗有笔力”。（卷二）

郦权，“作诗有笔力”。（卷四）

师拓，“作诗有气象，而工于炼句”。（卷四）

陈规，“博学能文，诗亦有律度”。（卷五）

冯延登，“诗文皆有律度”。（卷五）

赵元，“自少日博通书传，作诗有规矩。……既病发，无所营为，万虑一归于诗，故诗益工。若其五言平淡处，他人未易造也”。（卷五）

刘勋，“南渡后，专于诗学，往往为人所传”。（卷七）

张澄，“诗文皆有律度”。（卷八）

刁白，“作诗极致力，乐府尤有风调”。（卷八）

张檝，“为人有蕴藉，善谈论，文赋诗笔，截然有律度，时人甚爱重之”。（卷九）

对诗歌律度的肯定，表明元好问在中晚年已认识到格律与古雅诗风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也说明他的诗论范畴扩大了，批评态度也更加客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