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金代诗学理论

引言

北宋开国150年后，松花江东的女真族乘势崛起，拥号称尊，灭辽侵宋。靖康（1126）之后，金入主中原，雄踞中国北方达120年（1115—1234）之久，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金源”时代。

金代上接北宋，与南宋同处于一个历史时期，在空间上与南宋并峙。《金史·文艺传序》云：“金用武得国，无以异于辽，而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有非辽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金代自熙宗（1135—1149），读书讲学，尊崇儒家；世宗（1161—1189）嗜读史籍，雅好儒风之后，文教称盛，凌辽比宋。据《全金诗》所录，金代文学家总计达358人。从文学渊源看，金代文学主要受北宋文人特别是苏轼的影响。翁方纲《书元遗山集后》诗称：“程学盛南苏学北。”虞集《庐陵刘桂隐存稿序》云：“中州隔绝，困于戎马，风声习气，多有得于苏氏之遗，其为文亦曼衍而浩博矣。”苏轼的宽容精神和“随物赋形”（《自评文》）的创作观均被金代的文学家、批评家所接受。

金诗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辽、宋，但不久便走向成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与宋诗相比，金诗显得更为质拙，诗中的文化积淀也不如宋诗。宋诗重视理趣，以文为诗，用典较多；金诗没有这种倾向，而是充溢着更多的清劲刚健之美和浓郁的朴野之气，给诗歌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北方民族游牧骑射生活、剽悍尚武的民族精神及其对儒雅风流的汉文化的吸收，是形成金诗风貌的决定性因素。

关于金代诗风的变迁过程，元好问在《闲闲公墓铭》中做了这样的概括：

国初因辽宋之旧，以词赋经义取士，预此选者，选曹以为贵科，荣路所在，人争走之。传注则金陵之余波，声律则刘郑之末光，固已占高爵而钓厚禄，至于经为通儒，文为名家，良未暇也。及翰林蔡公正甫，出于大学大丞相之世业，接见宇文济阳、吴深州之风流，唐、宋文派，乃得正传。然后诸儒得而和之。盖自宋以后百年，辽以来三百年，若党承旨世杰、王内翰子端、周三司德卿、杨礼部之美、王延州从之、李右司之纯、雷御史希颜，不可不谓之豪杰之士。

纵观金诗的发展过程，金初诗坛（从太祖到海陵朝），可称“借才异代”时期，主要诗人是由宋入金的士大夫，如宇文虚中、吴激、张斛、蔡松年、高士谈、施宜生等，还有一些是由辽入金的汉族文士，如韩昉、左企弓、虞仲文等。这些诗人大都有很高的地位，在朝野上下有广泛的影响。宇文虚中被尊为“国师”，蔡松年官至宰相，吴激、施宜生等担任过翰林学士等要职，韩昉更是熙宗的老师……他们都作过成熟的汉文诗词，诗中充满忧怀故国的情思，诗风明丽凄清，在金诗发展中起到了奠基作用。大定、明昌时期，由于世宗重视文治，章宗提倡辞艺之美，一时文风兴盛，诗歌创作出现了多元化的态势。蔡珪、刘迎等人开创了气骨苍劲的“国朝文派”诗风；党怀英、王庭筠、赵秉文、赵沨等人则以超轶绝尘为审美理想，致力于清雅诗境的创造；周昂、王寂等人更突出地展现出气骨苍劲的风貌；与此同时，在章宗诗风的引导下，浮艳尖新的风气也很有势力。刘祁《归潜志》卷八记载：

明昌、承安间，作诗者尚尖新，故张翥仲扬由布衣有名，召用。其诗大抵皆浮艳语，如“矮窗小户寒不到，一炉香火四围书”。又“西风了却黄花事，不管安仁两鬓秋”。人号“张了却”。

“贞祐南渡”以后，金朝国势衰微，蒙古大举南逼，而诗坛并不寂寞，形成了两个诗歌流派：一派以赵秉文、王若虚为代表，一派以李纯甫、雷渊（希颜）为代表。他们都致力于扭转明昌、承安年间尚尖新、多艳靡、拘声律的风气，把诗歌创作引向质朴健康的轨道。刘祁说：“南渡后，文风一变，文多学奇古，诗多学风雅，由赵闲闲（秉文）、李屏山（纯甫）倡之。”可见，赵、李二人在诗风转变中起到了领袖群贤的作用。

在金末丧乱时期，元好问以雄浑苍劲之笔，写国破家亡之痛，把金诗推向了雄奇壮丽的高峰。

在金代诗风变迁发展的过程中，对诗学理论的探讨也十分自由活跃，且颇多创获。

赵秉文致力于为金代文学寻找出路，“沉潜乎六经，从容乎百家”，力倡《诗经》以来的风雅传统，强调“诚”是文学的根本，文学当“以意为主，辞以达意而已”。对于诗文创作，他特别强调模仿，在“师心”与“师古”之间，他更强调“师古”，主张以“多师”为途径，达到“自成一家”的目的。在论及诗人的才性与其风格的内在联系时，他得出了“文如其人”的认识，并由此肯定了诗歌史上风格的丰富性、多样性。在《答李天英书》中，他对宋代以前的著名诗人，从风格上进行分类，以“冲淡”“峭峻”“幽忧不平”“浑浩”“豪”“理”等名词作为评论诗人风格的根据，指出诗歌风格的丰富性是由诗人个性的多样化所决定的。

李纯甫与赵秉文同时主盟文坛，但二人的诗学观并不相同。李纯甫《西岩集序》认为诗歌是“心声”的率真流露，写诗应“唯意所适”，力主创新。他的诗歌创作观似乎深受黄庭坚“我不为牛后人”之说的影响，强调诗文写作“欲自成一家”，“当别转一路，勿随人脚跟”，与主张“师古”、崇尚风雅的赵秉文分庭抗礼。在对唐诗的态度上，赵秉文认为应从韦应物、王维、柳宗元、白居易、李白、李贺、孟郊、贾岛、杜甫、韩愈等众多的诗人身上广泛汲取营养，而李纯甫却强调只学李贺奇怪诗风；尽管两人均强调“自成一家”，但所指出的学诗的途径有广、狭之分，表现出不同的诗学倾向。

李纯甫所奖掖吸引的文士中，雷渊、李经、王郁、王士衡、赵元、赵衍等人与李纯甫具有同样的“尚奇”倾向。从诗学史的角度看，值得重视的是王郁、赵衍二人。王郁论诗以《三百篇》、汉魏、唐代为指归，鄙薄唐以后诗“尖慢浮杂，无复古体”，明显地体现了金代后期师古的风尚。其批评与创作的态度大致折中于赵秉文、李纯甫二家。但他写诗主要取法唐代“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为人以才气自负，“颇骜岸不通彻”，“不以毁誉易心”，诗风和性格均接近李纯甫。赵衍今存《重刊李长吉诗集序》一文，载于所刊李贺诗前。序中引吕鲲之说，概括了李贺诗歌师心、逐奇的艺术特点。序的末尾说：“此书行，学贺者多矣。”可见，李贺诗集的刊行，反映了当时燕中人作诗效法李贺的风尚，从而构成了元代诗学中“师心”一流的前驱。

王若虚与赵秉文、李纯甫同时代，但不为当时流行的“师古”风尚所左右，他“文以欧苏为正脉，诗学白乐天”。在诗文批评上也独持己见，自立门户。他的诗学思想，主要体现在《滹南诗话》《文辨》及论诗诗中。王若虚论诗的基本原理是由贵“天全”、贵“自得”和“以意为主、字句为役”两方面构成的。他的“天全”“自得”说上承苏轼，下开明代性灵派。他特别推崇白居易，认为白氏诗篇之所以不朽，就在于“情致曲尽”，出乎天全。“以意为主”的理论，是王氏在师承其舅周昂的诗学命题的基础上形成的，所谓“意”是一篇诗文的主脑。王氏认为，古人作诗，“意到即用”，“意”起主导作用，至于用字择韵，不过是随之而来的余事，不必斤斤计较。王氏精于诗文语意结构分析，主张写作诗文要“巧拙相济”，文质并存；描写意象要切合身份；语意要贯穿，要含而不露；写景状物要“妙在形似之外而不遗形似”。王氏的诗歌欣赏观点也异常平实，他最戒忌的是迂拘末理，曲解诗意；同时他还力主欣赏时要注意玩索诗歌的意味，看诗的意味是否深永，如果意味浅薄，即使是奇语好语，也不足贵。王氏的批评范围相当广泛，从战国、汉代、南北朝到唐、宋，上下1500多年。但是，从诗学史的角度看，扬苏（轼）抑黄（庭坚）是王氏批评论的重点所在。他反对黄庭坚宗杜之说，认为黄诗有奇无妙，破碎乏味。他对黄庭坚的批评，大都堪称中肯，但也有不当之处。王氏似乎不太能体会诗中的形象思维和“移情”手法，同时也偶尔喜欢恣意吹求，将作品中的词句看呆了，这是他论诗的一大缺点。

金末丧乱之际，刘祁隐居乡间，撰写《归潜志》。此书对于诗论的主要贡献在于，它真实客观地记述了赵秉文与李纯甫、王若虚与雷希颜等诸多大家之间的诗学论争，可补专集之不传，正史之缺漏。书中批评了明昌、承安年间的浮艳尖新的诗风，肯定了赵秉文倡导的师古风尚和李纯甫一派的“奇峭”风格，并推尊“唐人风致”，所举唐代作家也以李白、李贺为多，且深致仰慕之意，而无一语涉及王维、韦应物一派。刘祁还坚持以情论诗，不鄙俚俗，认为诗“本发其喜怒哀乐之情，如使人读之无所感动，非诗也”，对当时出自民间的歌谣给予高度评价，这一观点对明代李梦阳“真诗乃在民间”之说有直接的影响。

元好问诗作是金代诗歌的顶峰，他也是最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其诗规模李、杜，力复唐音，“奇崛而绝雕刿，巧缛而谢绮丽”。其诗学理论的代表作，当首推历代传诵的《论诗三十首》。以绝句论诗，其佳处在于把作者的理论主张、审美观点寓含在诗的意象化方式之中，言简意赅，形象直观，这种诗论形式自杜甫《戏为六绝句》开其端绪，至元好问开始扩大，对明清诗人有广泛影响。

郭绍虞《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小笺》云：“元氏论诗宗旨，重在诚与雅二字。”在对古代诗歌的接受方面，元好问俨然以“诗中疏凿手”自任，要别裁伪体，发扬正体。他以《诗三百》为风雅“正体”的源头，高扬汉魏、晋、唐的风雅传统，并标举了古诗四种境界，即曹（植）、刘（桢）之慷慨，阮籍之沉郁，陶潜之真淳，《敕勒歌》之豪放浑朴。

在论述诗的本源时，元好问强调“以诚为本”，这一观点集中体现在《杨叔能小亨集引》中。所谓“诚”，包括“真”与“正”两个层面，是指创作主体发自内心的纯正高尚的真情实感。对于诗的创作过程，元好问也做了一番剖析：“由心而诚，由诚而言，由言而诗”，可见，“诚”是诗的真正本源。创作主体有了情动于中的“诚”，才使诗产生“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普遍感染力，即使是“小夫贱妇、孤臣孽子”的感讽吟咏，也能起到“厚人伦、美教化”的作用。反之，如果“不诚”，言无所主，心口不一，就不可能具有“动天地、感鬼神”的力量。这就是元好问“以诚为本”的诗歌本源论。元好问推崇唐诗，认为“唐诗所以绝出于三百篇之后者，知本焉尔矣”，学者当“以唐人为指归”。

元好问在总结前代诗学理论时，还提出了“学至于无学”的精辟见解。其《杜诗学引》称：“子美之妙，释氏所谓学至于无学者耳。”他认为杜甫最善于学古人，“九经百氏，古人之精华”都融汇在他的诗中，可以说“无一字无来处”，也可以说“不从古人中来”。“学至于无学”一语的精神与杜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比较接近。“读书破万卷”是“学”，“如有神”是“无学”。在“学”的阶段，必须通过广泛阅读和刻苦模仿，掌握写诗的技巧。“无学”则是一种出神入化的境界，“不烦绳削而自合”，“不离文字”又“不在文字”。“学至于无学”是诗歌创作的正确途径。

元好问的诗歌批评论，主要见于《论诗三十首》及《中州集》中的诗人小传，前者着眼于评论古代诗人，后者着眼于评论金代诗人，两者所评对象不同，但所持的批评标准是一致的，即崇尚壮美、天然、古雅的诗境，贬抑柔弱、巧饰、险怪的诗风。北方民族淳朴刚健的民族精神和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是形成元好问批评观念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