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台港澳三地语言的共性与个性

一段时间以来，以内地为一方，以港台、港澳或台港澳地区为另一方的三地或四地现代汉语对比研究越来越多了，这表明语言学界已经达成一个共识，即认为上述两地或三地语言有更高程度的一致性，正因为如此，所以才把它们作为共同的一方，来与内地进行对比。

这种多地而不是两地之间的对比研究，至少有以下几点长处：

第一，研究视野更加广阔，有利于更好地发现和揭示整个中国区内几个言语社区的差异与融合情况；

第二，建立了更多的参照点，从而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内地普通话的特征以及使用上的特点，特别是更好地了解它在新时期以来的发展变化；

第三，有助于“全球华语”观念的建立，以及在研究实践中的进一步实现。

然而，相关的研究虽然取得不小的进展，但是也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相关的比较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待进一步提高。比如，如果说台港澳三地语言有更大程度的一致性，那么，这些一致性有哪些具体表现，造成原因是什么？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有人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再就一些具体的研究来说，也有以下一些不够均衡之处：以词汇（特别是新词语）方面为主，其他方面涉及较少；主要限于共时平面，而历时平面的观察和对比基本没有展开；总体上以差异的发现和描述为主，对三地与内地语言的融合（特别是双向的交流融合）关注不够。

其二，如前所述，台港澳三地中，对澳门的语言及其使用状况重视程度明显不够。2012年10月，我们主办了第一届“两岸四地现代汉语对比研究学术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澳门大学教授程祥徽先生在大会发言中指出，看到“四地”的提法，感到很激动，也很高兴。其实这正说明以前对澳门语言的研究重视不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

其三，人们在把港台或台港澳作为一个整体来与内地进行对比时，在相当程度上只着眼其同，即共性特征，而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忽略了它们的差异，或者说个性特征。这样，实际上就是用一个方面掩盖了另一个方面，显然不利于全面准确地了解和认识台港澳这几个独立言语社区的语言及其使用特点和规律，特别是对一些区别性特征的发现与把握。

本节针对以上三个问题中的第三个，部分针对第一个问题，主要讨论台港澳三地标准书面语的共性表现和个性特征，它们的造成原因，以及正确认识三地语言共性与个性的意义和价值。

一、 三地语言的共性及其表现

关于台港澳三地语言的共性，我们在上一节已有简单的说明。我们对于三地所用汉语的认识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它们之间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二是共性大于个性。

正因为三地语言有较大的一致性，所以才可能在相当程度上作为一个整体，与内地普通话形成一系列的差异。实际上，这也就是许多研究者经常台港澳并称，并且多从整体上探讨它们与内地差异的主要原因。

我们认为，台港澳三地最大的共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与早期现代汉语高度一致，即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它的传统；

第二，在新词、新义、新用法方面保持高度的同步性或一致性，由此而使得三地之间词语（特别是新词语）的一致性高于内地。

关于第一个方面，上一节已经作过一些说明，以下再略作补充，本节着重讨论第二方面。

如前所述，早期现代汉语中既已存在和使用的词语中，有一些同素倒序词。后来的情况是，内地普通话完全或基本上选择了一个，而港式中文则选择了另一个，而在当今的台湾和澳门，这些与内地构成一对同素倒序词的形式也几乎都在使用，我们仍以上一节中提到的“质素”为例：

（1） city'super成为您生活的一部份且提升生活质素。（台湾《自立晚报》2011.12.28）

（2）除夕夜巴士服务未能有效疏导参加倒数活动人潮，居民乘搭巴士出现混乱，居住凼仔居民甚至经旧大桥步行回家，有居民批评公交服务质素阻碍公交优先政策的推行。（《澳门日报》2011.1.5）

此外，那些沿用早期现代汉语意义和用法的港式中文词语，如“工友、主持人、裁判、大班、行礼、检讨、揭发、身家、戏院”等，现在也基本都是台港澳三地所共有的。另外，那些依旧保留原有音译形式的词语，如“盘尼西林（青霉素）”等，也是如此。

译词中明显保留早期特点和习惯的，还有人名的翻译。旧时翻译外国人名，经常凸显“归化”动机，因而趋向于往中国人名上靠，当今台港澳地区基本沿袭这一做法（详第三章）。比如，贺文照（2002）讨论了内地与台湾译名的差异，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化”倾向是否明显。台湾在翻译外国人名时，尽可能使之“像”中国人的名字（即中国化），而内地的翻译，则尽量使之区别于中国人名。这样对比的例子如“贾拉汉—卡拉汉（英国前首相）、席拉克—希拉克（法国前总统）”。其实台湾的做法也是港澳地区的惯例，所以有不少译名三地共用一个，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现任总统奥巴马，三地均用“柯林顿、欧巴马”。有时三地译名虽然不同，但是总体上与内地的差异还是相当一致的，比如美国苹果公司创始人Steve Jobs，台湾译为“贾伯斯”，港澳译为“钱伯斯”，显然比内地译名“乔布斯”更具“中国化”色彩（详见本书第三章）。

语法比词汇更具稳定性，因此台港澳三地在语法上与早期现代汉语的一致性更强、一致程度更高。

比如，就关联词语来说，在早期现代汉语中并不像今天这样总是需要对应（成对儿）使用，往往只用一个，港式中文大量保留了这一做法。上一节中我们已经举过这样的例子，以下是台湾和澳门书面语中同样也比较常见的例子：

（3） 另一名党内人士认为，全代会即使要表决，预料（也）只会出现一面倒的情况，不会因为127人遭到停权而影响结果。（台湾《自立晚报》2013.5.24）

（4） 然而，不少乘客即使被拒载，（也）因怕麻烦而拒绝指证，令稽查行动的成功率大打折扣。（《澳门日报》2011.3.10）

有很多词语在三地同时流通，有时难辨来源，所以一般论者多以“港台”“港澳”以及“台港澳”等笼统称之，这一点，仅就一些工具书名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例如：

《当代港台用语词典》，朱广祁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

《港台词语词典》，黄丽丽、周澍民、钱莲琴编，黄山书社，1997年版；

《内地及台港澳常用词对比词典》，魏励、盛玉麒主编，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至于以此为名的论文，那就更多了，以下略举数例：

《浅谈“港澳台词语”在内地的现状和走势》，孟守介，《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

《港台词语在内地的使用情况》，李明，《汉语学习》1992年第3期；

《传意需要与港澳新词》，程祥徽，《中国语文》1996年第3期。

关于台港澳三地在新词新义新用法方面的紧密联系，不少论著都曾提到。比如，汪惠迪（2007）说：“中国的台湾、香港、澳门以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地域上接近，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价值取向相同，因此形成了一个华语语用圈。由于科技发达，信息传递便捷，民间交往频繁，因此语言长期处于活跃互动、互补状态，词语的交流广泛、快捷、频繁。五区之中任何一区所产生的新词新语，立刻通过媒体或影视作品等传播到其余四个地区，通常都能在当地落户，为当地语言用户所接受，成为五区共用的词语。”程祥徽（2005a）着眼于澳门的情况说道：“新词语的吸收可以说与香港同步，当‘的’（dī）字以语素身份风靡神州大地的时候，澳门也参与其盛，创造了一个新词‘夜的’（半夜到清晨行驶的的士）。‘人间蒸发’‘人气急升’这些日本词语经香港一夜之间就传到了澳门。”

台港澳三地标准书面语上述共性的形成，当然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既有语言本身的，也有语言以外的社会方面的。

就语言本身来说，上边我们提到的与早期现代汉语的高度一致性，是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我们曾经从“两个距离”的差异入手，来讨论海峡两岸民族共同语差异的形成原因。这种差异指的是：与传统国语的距离，内地远大于台湾；书面语与口语的距离，台湾远大于内地。（刁晏斌，2013）以上两个距离差异，大致也可以用于解释内地与台港澳地区语言差异的原因。

上述“两个距离”的差异是内地与台港澳三地标准书面语不同发展道路和过程的必然产物。关于这一点，周清海（2008）说：“1949年之后，各地华语与现代汉语标准语分别发展。各华语区保留了‘国语’的许多特点，受‘国语’的影响是巨大的。各地的华语也没有经历过类似近期中国社会的激烈变革与变化，受现代汉语标准语的影响也很少。”

语言之外，台港澳三地之间共性的形成和保持，也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政治原因，其中最主要的表现，一是三地相互之间的“向心力”，以及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总体上与内地的“离心力”所致。

就后者来说，汪惠迪（2007）指出：“自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我国港澳台地区自成一个语用圈。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我国内地跟这些地区的社会制度不同，各自的价值观、语用观也不同；二是内地同胞跟港澳台同胞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基本上不来往。因此，虽然大家都说汉语，写汉字，但是语言文字碰撞的机会少之又少，交融与吸收也就微乎其微。”

就前者而言，比如程祥徽（2005b）说：“港澳本身由于前港英当局与澳葡当局实行疏离中国内地的殖民政策，在汉字形体乃至文字的运用和行文的风格上都是向台湾方面倾斜的。”至于台湾，由于曾经长期与内地处于敌对状态，所以对内地的隔膜与有意疏离，就更为明显和突出了。

就语言本身来说，上述离心力一定程度上还因为三地语言与基础方言的隔绝并由此而失去某种制约。关于这一点，朱德熙（1987）就台湾的情况说道：“至于台湾国语，由于长期与基础方言北京话隔绝，必然要发生变异。与基础方言隔绝的另一后果是使它失去了赖以维持其稳定性的制约力量。所以台湾国语的不稳定的程度与普通话相比，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认为，这种“制约力量”的减弱甚至缺失，应当是造成台港澳三地标准书面语与内地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说这种政治上及语言上的离心与向心更多地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表现，那么此后三地继续保持很大程度上的一致性的原因，一是惯性作用，二是三地互相之间往来的频繁与交流的便捷，关于后一点，黄翊（2007：185—186）说：“在今天交通、传媒事业异常发达的情况下，澳门人看的是香港电视和香港报章，关心的是香港的股票行情和八卦新闻；行驶在港澳之间海面上的轮船比陆地上的公共汽车还要稠密，因此香港的中英夹杂现象会原封不动地移植到澳门来。”

邹嘉彦、游汝杰（2007a：161—193）基于香港城市大学语言资讯科学研究中心于20世纪90年代建立的LIVAC共时语料库所做的华语各地区新词接近率比较显示，如果以香港为基准，各地与香港新词的接近率分别是：澳门58.60%，台湾44.29%，上海29.39%，北京33.09%，差异是比较明显的。再就一些具体的新词语来看，比如“因特网”，在上海的使用率是40.17%，北京是45.42%，而在港澳台三地则分别是0.00%、14.24%、0.00%；“计算机”的上述5个数据分别是38.38%、38.14%、2.19%、19.89%、0.92%。

二、 三地语言的个性特征

台港澳三地语言既有共性，也有不少个性特征。周清海（2008）说：“各地华语又受到不同外语的影响，各地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也不同，和内地的差距更大，因此造成了各地华语之间，各地华语和现代汉语标准语之间出现差异。”

就其内部而言，首先是台湾与港澳之间由于历史发展、社会条件、地域差异等诸多因素而形成的一些不同之处，比如关于历史发展情况的差异，程祥徽（2008）说：“三地是各自独立的三个不同汉语社区，社会情势、语文政策及语言状况等都有很大的不同。就台湾来说，从1945年光复后就开始大力推广国语，一度使得国语的地位、普及率和使用度都相当高，而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又一度推行‘去国语化’的路线。”程先生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倒退，由此必然会对台湾地区国语的使用及其面貌产生很大的影响，并且与港澳地区产生新的不同。

至于一些具体的差异，比如田小琳（2008）说：“有人常将港台词语连在一起说，以为港台词语可划为一类，其实二者的背景来源并不完全相同。”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田氏编写了《香港社区词词典》（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收释了许多独具香港特色的词语。

柴俊星（2002）比较了以下一些词语的差异，可以看出台港澳三地，港澳之间的一致性比它们与台湾之间要更高一些（以下按内地—台湾—香港—澳门的顺序列出）：

方便面—速食面—公仔面—公仔面、后代—传人—下一代—下一代、走红—当红—当红—当红、联欢会—同乐会—派对（party）—派对、反面—负面—负面—负面、中药—汉药—中药—中药、出租车—计程车—的士—的士、邮递员—邮差—邮差—邮差、服务员—侍应生—侍应/侍应生—侍应/侍应生、笑星—谐星—笑星—笑星、奋斗—打拼—拼搏—拼搏、洋烟—外烟—洋烟—洋烟。

港澳之间的一致性固然更高，但是也有一定程度的差异。香港地区目前实行两文（中文、英文）三语（英语、粤语和普通话）政策，而澳门地区则存在三文（中文、葡文、英文）四语（普通话、粤语、葡语和英语）现象，由此必然也带来一些差异，如黄翊（2007：91）所说：“澳门粤方言与隔海相望的香港粤方言也有差异。……在词汇上，香港主要是向英语和日语借词，澳门除了全盘把香港的借词再借过来之外，还有一批向葡语的借词或根据葡语构词特点构成的词。例如：科假（休假）、思沙（物业转移税）、行人情（休假期间）、过班纸（成绩单）、沙纸(证明文件、毕业文凭）、综合体（复合的建筑物，如：体育综合体）等。”

就语言内部的影响和制约因素而言，三地几乎所有的个性表现都与以下两个方面有关：一是外语，二是方言。

就前一方面来说，台湾受日本殖民统治50年，而香港和澳门则分别由英国人和葡萄牙人统治了更长的时间，这种独特的历史经历，必然在各自的语言中打下深深的烙印。所以，台湾地区国语中，一方面保留了日据时期留下的大量日语借词，另一方面在光复后的不同阶段，也都一直有从日语中引进的词语。针对前一方面，孙倩（2009）说：“台湾自身即是一个富有多种语言的地方，在闽南语、客家话以及各原住民的语言之中被强行灌输进了日语词汇，使得台湾语言中保存了为数众多的日语词汇以及结构形式，主要是直接取自日语或音译自日语的词语。从电视台的‘星星物语’节目，到报纸上的‘浮世绘’，从手上的‘便当’到家里的‘多桑’，类似的词语比比皆是。”据汤志祥（2001：343）统计，在台湾地区国语中的日语词要多于英语外来词，前者占了51.1%，而后者只有48.9%。至于后者，丁杨、王保田（2010）列举了从报纸、杂志、新闻、网络、新词语词典上收集到的179个日源外来词和6个词缀，它们都是首先引进台湾，然后才不同程度地进入其他地区的，这些词语如“芭拉芭拉舞、出演、达人、豆乳、低迷、店长、大赏、封杀、干物女、攻略、卡啦OK、症候群、整合、职场、宅配、宅急便”。

至于香港，当然主要是英语的天下，如内地学者陈建民（1989）所说：“香港话经常而大量地输入英语外来词，而且大部分是音译词，还出现一种不中不英的混合语，对外语远非一般的吸收关系。”台湾学者姚荣松（1992）也说：“香港的外来语由于地域色彩浓厚，多半不被台湾接受，例如，呔（领带）、士巴拿（spanner，扳手）、士的（拐杖）、的士（计程车）、波（ball）、甫士咭（明信片）、遮哩（果冻，jelly）、温拿（赢家，winner）、卜（puff，台湾作‘芙’）、泊车（park）、仄（支票，check）、咭（卡，card）等。”因此，在英语外来词语的数量、译法以及使用等方面，港台之间区别还是相当明显的，而这自然就构成了二者语言个性特征的一个方面。

澳门语言自然会受葡萄牙语一些影响，前引黄翊（2007）已经指出这一点，并且举了一些例子。此外，由于地近香港，加之三文四语，所以澳门语言必然也受英语的很大影响，但也与香港有所不同，即如黄翊（2007：185—186）所说：“澳门在接受英语（还有日语）影响方面几乎与香港同步，但不如香港那样丰富，也没有香港那样严重。”另外，在澳门有所谓的“葡式中文”，大概是最具“澳门特色”的语言形式，它“按葡语的语言结构写作中文，使得写出来的中文不像中文，而像是葡文的翻译作品。同时它还掺杂一些英语的借词。这样一种文体大量存在于公文中。”（黄翊，2007：194）

至于方言因素，就台湾而言，有人指出岛内目前语言总格局是“两大两小一分散”：“两大”是指国语和闽南话，“两小”是指客家话和原住民语言；“一分散”是指国民党迁台时从内地去的各省人所说的各种汉语方言（主要为浙江、湖南等省方言）。（戴红亮，2012：3）在台湾，对国语影响最大的是闽南话，魏岫明（1981：89）说：“台湾毕竟主要是属于闽南方言区，有大多数人以闽南方言为母语，所以在此地通行的国语还是受闽南方言的影响最深。”在语法方面，魏氏举例说，国语中的“有+动词”“用+动词+的”的形式、“来”“去”的及物用法，都是闽南语法的特色。顾百里（1985：160—164）讨论了台湾特别常用的“的样子”以及“而已”，也指出它们都是受闽南方言影响的产物。

语法方面如此，词汇方面就更是如此了。苏金智（1995）说：“台湾国语不断地在吸收闽南方言词，由此也与内地普通话产生了一些同形异义词。如‘土豆’，普通话指‘马铃薯’，闽南话指‘花生’；‘豆油’，普通话指用黄豆榨出来的食用油，闽南话指‘酱油’；‘麻雀’，普通话指一种鸟，闽南话还可以指‘麻将’；‘艰苦’，闽南话可以作为‘生病’的委婉语；‘牵手’，闽南话指‘配偶’。闽南话的这些用法在许多场合已经在台湾的书面语中出现，它们很容易造成理解上的错误。”

其他的如客家话以及原住民的语言也都有一定的影响，而这些因素，基本不存在于港澳地区。

港澳地区同属粤语区，日常交流主要使用粤语，所以标准书面语深受粤语影响。黄翊（2007：164）说道：“在澳门（包括香港），运用书面语言的人如果没有特殊的目的，总是希望尽可能避开粤方言的纠缠，写出脱离方言影响的纯净的书面语，以此显示自己受过正式教育，具有较高的文明程度的文化身份。但是由于受粤方言的影响很深，不能完全把普通话当作习惯的思维语言来使用，因此普通话与粤方言并用的现象非常普遍。”受此影响，在香港有所谓的“港式中文”，实际上正是处于“标准中文”和“粤语中文”之间的一种过渡型书面语。（石定栩、邵敬敏、朱志瑜，2006：7）这样的港式中文自然不可能产生或流行于台湾，并且在澳门书面语中也并不常见（详下）。

除以上两个因素外，因为台港澳三地分属三个不同的言语社区，所以即使不考虑外语和方言的影响，仍然会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差异。比如田小琳《香港社区词词典》所收的香港社区词，虽然有一些为台港澳三地所共有，但是毕竟也有相当多数是独具香港地区特色的，如“港督、总督、立法局、行政局、布政司、财政司、律政司、民选议员、基本法、中英联络小组”等。柴俊星（2002）提到，由于台湾所处的特殊地位，欲在国际空间求得一席之地的心理，对“国”字词语有着浓厚的兴趣，所以所用的“国”族词语远多于其他地区，如“国语、国府、国军、国大、国文、国立、国民、国父、国币、国民权、国民大会、国民身分证”等。在李宇明主编《全球华语词典》所收的词语中，有很多在使用地区一项下都标注为“港澳”，但是也有一些仅标注为澳门的，如“巴士专道、白鸽票、阿丢、阿囡薯、百家乐、碧架、踩线、司沙、断缆、发财车、狗场、狗房、狗师、亚冬鱼、科假、啦打、啦苏、邋遢、练狗师、马介休、买关、妺路檬、奶茶、欧拿、牌官、起步笼、起步箱、前地、潜水货、人情纸、沙子、些菲、收马、手放、梳把、文案、问打、细花、新狗赛、职程、综合体”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澳门的语言个性。

语法方面，本书将要讨论的许多现象都能证明这一点，比如三地“将”字句的差异（详见第六章）。

三、 正确认识三地语言共性与个性的意义和价值

我们认为，正确认识三地语言的共性表现及个性特征有很大的意义和价值：从应用的角度说，有助于四地人民更好地了解自己所使用的标准书面汉语以及相互间的异同，从而缩小距离，在增进了解的过程中加强沟通以及语言文化的认同；从研究的角度说，则大致可以从以下两个“着眼于”来认识和表述。

1. 着眼于三地语言的共性

着眼于三地语言的共性，从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来说，大致有以下三个认识角度。

一是内地普通话的角度。如前所述，普通话与三地标准书面语总体上的差异，最能反映它的诸多特点以及独特的发展历程，而这也正是人们热衷于在二者之间进行比较研究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就目前来看，这样的研究正如本节开头所谈目前存在问题的第一方面所示，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和拓展。

二是三地语言的角度。在共性基础上来进行与普通话之间的全面对比和参照，一方面有助于抓住三地语言的主要特点，从而形成宏观以及中观层面的把握和定位；另一方面还可以以此为线索，追溯它们的历时发展过程，总结其中的规律，从而更好地认识它们各自的现实面貌及表现。

三是全球华语的角度。要对全球华语形成相对完整的了解和认识，首先就要抓住它们的共性特征。三地都是重要的华语子社区，而其他华语子社区（如新马地区等）的语言也都与它们有相当的共性（因此在一些研究中人们把台、港、澳、新、马五区并举，如前引汪惠迪的话就是）。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抓住了三地语言的共性表现，也就抓住了内地言语子社区以外其他华语子社区的基本特征和主要特点。同样，以三者的共性为基础而与普通话进行的对比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内地子社区以外其他华语子社区之间的对比研究。

2. 着眼于三地语言的个性

如前所述，人们在重视两地或三地语言共性的同时，往往也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它们的个性特征，因此，强调并大力进行三地语言个性特点的研究，无疑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具体来说，大致表现为以下两个“拓展”和一个“加深”。

所谓两个“拓展”，一是研究视野和范围的拓展，二是研究内容的拓展。

就前一方面来说，台港澳是三个不同的言语社区，三地的语言自然也就是三种不同的社区语言，而每一种社区语言，自然都可以而且应当被当作一个独立的对象，来进行细致而又全面的研究。就目前的状况来看，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两种双向的比较，一是三地或两地在整体上与内地的比较，二是三地中某一地与内地的比较（如比较多见的海峡两岸对比），而三地之间相互的双向或多向比较却很少，甚至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关注。这样，缺少了一个比较的角度，当然就等于少了一个方面的研究内容，由此就造成了研究的不完整。因此，有了三地语言的“个性观”，才会进一步地发掘它们更多的不同，而这就使得相关研究的视野和范围均得到很大的拓展。

研究内容的拓展，表现在共时和历时两个层面，前者主要指针对某一个具体言语社区所作的全面研究（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做了一些），以及不同社区之间的对比研究（如前所述，这方面的工作几乎还没有展开），而后者则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涉及的领域。这些方面研究的展开，无疑会大大地拓展相关研究的内容，并使之更趋全面。

对三地中某一地或每一地语言及其使用状况的研究，无疑会带来许多更深入的认识，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加深”。具体来说，一是对各社区语言及其使用状况认识的加深，二是对其历史发展变化及其与传统国语关系消长变化认识的加深，三是对四地语言关系认识的加深。就最后一点来说，香港与澳门作为一国两制下的两个特别行政区，台湾作为一个更加特别的行政区域，都有一个与祖国内地的关系问题，而这一点在语言方面当然会有明显的表现，这一点，仅从语言及语言研究来说，就既有实际意义，又有理论价值。

随着香港与澳门先后回归祖国，以及海峡两岸经贸关系及文化交流的持续进行，四地的语言也不断地由差异趋向融合。但是，由于现实和历史的原因，站在今天的角度，我们看到，台港澳三地与内地语言的关系，以及各自与内地融合的速度并不相同，而由此也构成了三地之间语言及其使用的差异，亦即它们个性特征的一个方面的原因。比如，我们曾经从词汇以及语法方面调查了四地的一些项目，最终结果基本都指向一点：澳门语言与内地关系最近，香港次之，台湾最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