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的文学地图

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的老师们要我来给大家讲一讲俄国文学，考虑到你们大家多数并不是俄国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和博士生，我的讲座因此就不能太专业化，如何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让大家尽可能多地获得关于俄国文学的信息和知识，也就成了我的首要关切。都说如今是一个读图的时代，那么我也就给自己出了一个时髦的题目，叫《俄国的文学地图》。希望在我的讲座之后，大家能对俄国文学的历史发展和风格特征等有一个大致的了解，看到我们北方邻国的那一片文学风景。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俄国文学的“历史地图”。俄国文学是世界文学大家庭中相对后起的一种文学，总共只有近十个世纪的历史。被文学史家公认为俄国文学起源的作品，就是所谓的“史事诗”，以及11—12世纪出现的英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十个世纪的俄国文学发展史，又大致可以划分为这样三个大的板块，即古代文学、19世纪文学和20世纪文学，当然，如今还可以添加上第四个板块，也就是苏联解体以来的俄国当代文学，或者称作“20、21世纪之交的俄国文学”。当然，关于俄国文学的版图也有其他一些划分方式：第一，以大作家的出现作为划分依据，如普希金之前的文学，从普希金到托尔斯泰，托尔斯泰之后的文学，等等；第二，以政治家或政治事件作为划分的依据，如彼得之前的文学，从彼得大帝到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后的文学，斯大林时期的文学，苏联解体后的文学，等等；第三，以文学自身的发展阶段和文学流派作为划分依据，如古典主义文学，俄国文学的黄金时代，白银时代，苏维埃文学，后现代文学，等等；第四，也曾有过根据列宁的三次革命理论作为划分依据的，把俄国文学史划分为贵族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和无产阶级革命时期三大阶段。除最后一种过于政治化、意识形态化或者说是非文学化的“划分”之外，其他的文学史分期其实大同小异，就那么些作家，那么些作品，那么些文学事件。但是，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俄国文学史，还是可以丰富、甚至深化我们对于这一文学的理解和认识。我在这里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一种最简单的俄国文学史分期，一张最容易识别的俄国文学史地图。

第一个大的板块就是俄国古代文学。在传统的俄国文学史中，会将从“史事歌”开始直到18世纪的古典主义、甚至直到普希金出现的这七八个世纪的文学全都归入“古代文学”的范畴。俄国乃至中国的各种版本的俄国文学史，关于这一时期的篇幅都不是很大，评价也不是很高，都认为这是俄国文学的准备时期。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读一读俄国古代文学史，还是可以从中嗅出一些独具俄国特色的文学味道来，既然是俄国文学的“准备期”，这一漫长的阶段中就一定存在着某些构成俄罗斯民族文学之特质的东西。其中，我认为至少有这么几点值得我们关注：1）世俗文学和宗教文学的并列，其最突出的体裁就是“编年史”；2）文学作品的“史诗性”，《伊戈尔远征记》以及“史事歌”和“编年史”都具有这样的体裁和题材意义；3）彼得改革后俄国文学对西方文学的借鉴，尤其是叶卡捷琳娜对文学的倡导以及她自身的文学活动，使古典主义文学在俄国扎根，使俄国在文学上与欧洲接轨，为俄国文学的腾飞奠定了基础。在后面谈到俄国文学的风格特征时，我们将会看到，这些处在萌芽状态的俄国文学之特质，在后来都得到了相当充分的发展和光大。

第二个板块是19世纪的俄国文学。18世纪的最后一年，也就是1799年，在俄国莫斯科诞生了一个名字叫“亚历山大”的小男孩，十几年之后，在皇村学校学习的这个小男孩就因为在语文课考试中朗诵了《皇村的回忆》一诗而让当时的考官、诗坛的泰斗杰尔查文激动得热泪盈眶，并预言俄国诗歌的新天才已经诞生，这个小男孩就是普希金。1820年，发表了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的普希金，又赢得了另一位诗坛泰斗茹科夫斯基的无私赞叹，后者把自己的照片赠给普希金，并在照片下方题写了这样一行字：“战败的老师赠给战胜的学生。”两位大诗人的举动，标志着俄国文学史上出现了一件石破天惊的事情，也就是“俄国文学之父”的出现。普希金只活了短短的37年，但他却构成俄国文学中的一块巍峨的基石，他对于俄国文学的意义主要在于：1）奠定了俄国的民族文学，使得俄国文学得以屹立于世界民族文学之林，在对西欧诸种文学传统的综合性吸收的基础上，他张扬俄国的民族性，描写俄国的现实和俄罗斯人，并在批评文字中不懈地论证俄罗斯民族及其语言和文学的“优越性”；2）为俄国文学的传统开了先河，在几乎所有的文学体裁领域都做出了令后人很难超越的贡献，其“自由诗作”、“小人物”、“多余人”等主题和人物，更是成为俄国文学的特殊标识；3）规范了现代俄语，他的创作就像一个巨大的语言熔炉，使俄语成为世界上最富有文学性的语言之一。

1837年冬天，普希金在决斗中负伤死去，另一位俄国诗人莱蒙托夫悲愤交加地写出了悼念普希金的《诗人之死》一诗，并由此登上诗坛，文学史上于是有了“一个诗人的死亡导致了另一位诗人的诞生”这样的说法。莱蒙托夫是俄国文学中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对象，他和普希金、果戈理一起开创了19世纪俄国文学的“黄金时代”。但是，他的气质和风格却与普希大相径庭，他构成了贯穿整个俄国文学史的另一条主线，即所谓的“莱蒙托夫传统”，或者叫“恶魔传统”。在普希金、莱蒙托夫之后，短短的数十年间，俄国文学中涌现出了十几位世界一流的作家和诗人，“天才成群地诞生”，这构成了世界文学史中的一个奇迹。在这个群星灿烂的19世纪俄国文学苍穹中，最值得大家关注的可能就是这样三组作家：三大批评家，也就是所谓的“三个斯基”；四大诗人，除了前面提到的普希金、莱蒙托夫，还有涅克拉索夫和丘特切夫；五大小说家，即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这里的3—4—5，构成一个便于大家记忆的俄国文学史公式。当然，还有很多俄国文学大家，像赫尔岑、冈察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等等，只不过相对而言次要一些而已。时间不允许我在这里对这些作家逐一详解，其中的每一位作家，他们的某一部名著，甚至他们作品中的某一个形象和某一个问题，都值得专门做一次讲座，甚至开设一门课程。我在这里给出的，只是一些阅读指南，就像地图上的图标。

“三个斯基”，就是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其中最后一位的姓氏并不以“斯基”结尾，但后人，尤其是中国的接受者们，为方便起见就把他们以“三个斯基”合称了。作为革命民主主义美学和现实主义美学的奠基者，他们的文学理论遗产曾因被视为无产阶级文学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而在苏联时期的文艺学中备受推崇，如今却似乎受到了冷落。其实，从大处讲，“三个斯基”及其批评实践和理论体系，决定了19世纪俄国文学的批评现实主义的基本走向；从小处讲，他们美学建构上的勇气，他们批评的力度，乃至他们思维的敏捷和锐利，他们文字的优美，都依然是文学批评文章的杰出范例，有志于写批评文章或书评的同学，有志于研究文学的同学，不妨先读一读“三个斯基”。

四位诗人，就是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和丘特切夫。前面说到，普希金象征着阳光，莱蒙托夫则是凄冷的月亮。另外两位诗人也各具特色，构成某种对照：涅克拉索夫是一位“公民诗人”，他长期担任《现代人》杂志主编，是当时俄国文学生活中举足轻重的角色，他说过一句名言：“你可以不做诗人，但必须做一位公民。”丘特切夫则偏重于山水，偏重于个人的沉思，也就是所谓的“静观诗人”，他也有过这样一句名诗：“俄罗斯无法用理智去丈量，俄罗斯只能去信仰。”

下面谈一谈五大小说家。以前有过“三大小说家”的说法，指的是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简称“屠陀托”，我在这上面又加上了两位，也就是果戈理和契诃夫，因为我认为，在19世纪的俄国小说史中，无论就生前的地位和死后的影响，无论就其创作内容上的独特性和风格上的现代感而言，后两位作家并不亚于前面三位。如果说前三位是长篇小说的大家，果戈理和契诃夫还被视为世界范围内最伟大的短篇小说作家。果戈理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发端处的“自然派”的首领，曾被别林斯基誉为“文坛的盟主，诗人的魁首”。从主题上看，果戈理小说最惊人的地方，就像普希金所说的那样，是在“展示庸俗人的庸俗”；从形式上看，他的小说最动人的地方，就像别林斯基所总结的那样，是“含泪的笑”。在19世纪中期的俄国文学史中，屠格涅夫的意义在于：首先，他的小说是其所处时代的艺术编年史，他的六部长篇小说，《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烟》和《处女地》，篇幅不算太长，但篇篇精彩，几乎每一部都构成大约十年间俄国社会生活的艺术再现，将它们串联起来，19世纪中后期数十年间的俄国社会生活史便历历在目，构成别林斯基在评价普希金的长篇诗体小说《叶夫盖尼·奥涅金》时所下的定义，也就是“俄国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其次，他所使用的俄罗斯语言优雅规范，细腻抒情，他写有一篇题为《俄罗斯语言》的散文诗，歌颂他和其他俄国作家进行创作时所使用的这门文学语言，而所谓的“屠格涅夫式语言”，也被视为俄国标准文学语言的代名词；最后，他长期生活在西欧，与西欧作家往来甚多，他本人也精通西欧多门语言，他的生活与创作由此成了俄国文学和西欧文学之间的一座桥梁。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人称为“残酷的天才”，因为他的创作持之以恒，目的就在于揭示人的心理，而且往往是极深邃、极阴暗的心理，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人是一个谜，需要解开这个谜，即使你一辈子都在解这个谜，也不要以为是在浪费时间。”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篇小说题目叫《双重人格》，人们发现，他小说中的人物、甚至连作家自己，都是程度不等的“双重人格”。然而，在对分裂的人格进行艺术塑造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又体现出了强烈、虔诚的宗教意识，他说过：“如果基督和真理发生冲突，我宁愿选择基督而不惜抛弃真理。”他的小说已被视为理解和接近基督教，尤其是东正教的最理想文本。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命题：“美将拯救世界。”到了20世纪，在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问题》面世之后，对于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为代表的所谓“复调小说”的研究，更是成了一个世界范围内的文学研究话题。托尔斯泰的创作，不仅是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甚至也构成了世界文学史中的又一个高峰。他的三部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几乎被译成了世界所有主要的语言，是真正家喻户晓的文学名著。与托尔斯泰几乎同时代的契诃夫，却独辟蹊径，在托尔斯泰这棵文学巨树的浓荫下开辟出了一片丰硕的耕地。他被视为世界文学史中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之一，他的短篇简洁淡雅，既幽默又感伤；他又是其剧作被上演最多的现代剧作家，《海鸥》、《三姐妹》、《万尼亚舅舅》、《樱桃园》等名剧享誉全球。契诃夫小说和戏剧创作所传导出的深重的存在意识，使他成为19世纪俄国经典作家中最具“现代感”、甚至“后现代感”的一位。

俄国文学地图中的第三大板块就是20世纪的俄国文学，这个板块本身又可以划分为两个小板块，这有些类似国家地图中的省市图，省市地图中的区县图，等等。这样的划分其实可以无限地细分下去，而这个细分的过程，也就是对文学地理不断加深认识的过程，是不断潜入学术领域深处的过程。

其一是“白银时代”的文学，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这一时期的文学还有一个冗长的称谓，叫“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文学”。我们前面提到的19世纪俄国文学“黄金时代”有过的那种“天才成群诞生”的文学奇迹，在这个时期的俄国再次出现。19世纪的俄国古典文学从普希金起到托尔斯泰止，在托尔斯泰之后，人们已经再也无法按老方式写下去了，因为托尔斯泰那一代俄国作家似乎已经穷尽了一切主题和手法。俄国新一代作家们不得不变，怎么变？法国人提供了一种借鉴（法国人似乎始终走在世界文学和文化潮流的前面），也就是象征主义。留学巴黎的一批俄国诗人首先将象征主义的诗歌手法“偷运”回俄国，对俄国诗歌中强大的现实主义传统来了一次冲击，诗歌开始讲究音乐性、朦胧性和彼岸性，甚至游戏性。在整个西方文学界，象征主义都被视为现代派文学的开端，在俄国也不例外。由象征主义开始，俄国诗歌中又陆续出现了未来主义和阿克梅主义等现代诗歌流派。渐渐地，这种现代主义意识从诗歌领域扩展开去，扩散到了整个文学界，甚至是整个文化界，它与当时弥漫在俄国社会中的世纪末情绪、寻神和造神的神秘主义运动、试图改良社会的普世思想等相互呼应，相互结合，终于促成了俄国文化史上一个灿烂的时代。俄国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开世界之先河的伟大成就，如诗歌中的三大现代流派，绘画中的康定斯基及其抽象派绘画理论和实践，音乐中的斯特拉文斯基及其十二分音法，文论中的什克洛夫斯基及其形式主义理论，哲学中的索洛维约夫及其“万物一统论”，等等。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在20世纪产生深远的世界性影响的文学艺术流派或理论，都几乎同时产生于“白银时代”的俄国，而且是在短短的十几年间。然而，1917年的十月革命却中断了这一切，更确切地说，是无意间把这些俄国现代文学艺术的种子撒到了境外。

其二是苏联时期的文学。对于中国学者和读者来说，这一时期的文学也许并不陌生，从1917年的十月革命到20世纪90年代的苏联解体，绵延达七十余年的苏联文学创造了自己的辉煌，也留下了许多教训，构成一部发人深省的悲喜剧。常常听到有同学说苏联文学没有意思，或许是这样的，《母亲》读起来枯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有过多的意识形态色彩，但是，20世纪的苏联文学还是不乏精彩之作的，且不说《静静的顿河》、《大师与玛格丽特》、《日瓦戈医生》这样的杰作，哪怕是像《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第四十一个》这样的苏联文学中的二三流作品，不是也能让我们念念不忘吗？我今天的任务，不是向大家来推荐哪些作家和作品，我想换一个角度，通过对苏联时期俄语文学几个构成板块的分析和对比，试图使大家对这一时期文学的复杂和精彩产生一个初步的印象。20世纪俄国的历史本身就是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100年间，俄罗斯民族就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战争，也就是两次世界大战，外加“冷战”；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革命，也就是“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外加“改革”。战争是对外而言的，革命是对内而言的；战争往往是被迫的应对，而革命则往往是主动的选择，虽然这两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就像列宁说过的那样：“不是革命制止战争，就是战争导致革命。”背衬着这样的社会背景，20世纪的俄语文学同样是起伏跌宕、精彩纷呈的。下面我要谈到的这些“对立的统一”，就未必会在20世纪其他语种的文学中出现。比如“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的并列、“本土文学”和“侨民文学”的并行、“官方文学”和“地下文学”的对峙。诸如此类的“有机构成”和“对立统一”，在20世纪的俄语文学中还有很多，比如现实主义传统和现代派基因的共生，比如乌托邦文学和反乌托邦文学的相伴，比如“市民文学”和“乡村散文”的毗邻，不一而足。正是这些不同元素、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甚至不同性质的文学，共同合成了20世纪俄语文学的有机整体，它们的对立、统一和转化，使苏联时期的俄语文学显得起伏跌宕、悲喜交加，充满了令人目不暇接的戏剧性突转，使它获得了某种多声部的“复调”结构。面对这样的文学史，我们还能说它不够精彩吗？我们还认为它不具有吸引人们去进行阅读和研究的诱惑力吗？

最后一个大的板块，就是苏联解体以来的俄国文学，或者叫作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俄国文学。苏联解体后的俄国文学，规模有所缩小，但是其构成却反而显得多元；它的世界影响有所下降，但是其文学性却似乎得到了加强。从不同的视角阅读当今的俄国文学地图，往往会获得迥异的印象；以不同的标准去剖析当今俄国文学的构成，同样会发现诸多的二元对立。

一是传统派和民主派的对立。苏联时期的文学曾被当作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工具，而后苏联文学最为突出的特征之一则是它的非意识形态化，广大俄语作家或主动或被动地与政治拉开了距离，作家们的“社会代言人”和“灵魂工程师”的身份不再得到普遍认同，文学和政治、政权间的直接联系被中止，后苏维埃社会厌恶意识形态的集体无意识也深深地渗透进了文学。然而，俄国文学就整体而言毕竟是一种入世的文学，俄语作家毕竟大都是讲政治的作家，因此，即便是在意识形态色彩有所淡化的今天，俄国文学仍然由于社会和思想立场的不同而分化成了两个彼此对立的阵营。一个是所谓的传统派，又称爱国派、保守派等，该派作家以从前的俄罗斯联邦作家协会为核心，代表人物有作家拉斯普京、邦达列夫、普罗哈诺夫和加尼切夫等，《文学俄罗斯》、《莫斯科》等报刊是他们的主要阵地。该派作家主张捍卫俄罗斯传统的道德价值，面对日益西化的俄国社会和俄国文化，他们痛心疾首，义愤填膺，他们大多将苏联的解体视为民族的悲剧，视为西方成功策划并实施的针对俄国的大阴谋。在文学创作方法上，他们更注重俄国古典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更注重文学对普通读者的思想教育作用。与传统派构成对峙的就是所谓的民主派，又称自由派、改革派等，该派作家大多为苏联时期的持不同政见的作家、地下作家、侨民作家和非主流作家，如叶夫图申科、沃兹涅先斯基、阿克肖诺夫、沃伊诺维奇、维克多·叶罗菲耶夫等，苏联解体后保留下来的苏联作家协会（后更名为“作家协会联合体”）成为他们的大本营，《文学报》、《新世界》等一贯比较开放、激进的报刊成了他们的喉舌。这一派作家对苏联时期的社会体制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主张接受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等“普遍的”社会和道德原则，在文学形式上更倡导与国际“接轨”的多样化，并将之视为言论和创作自由、真正的文学性和独立的创作个性等在俄国文学中的实现。需要指出的是，俄国文学中的这两个派别之争并不是苏联解体之后才出现的文学事件，而是一个由来已久的文化现象。从近处说，它似乎就是20世纪50年代爆发的《新世界》和《十月》两大杂志的大论战在新时期的重演；往远处说，它又是俄国文化史中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两种思想倾向长期对峙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两派作家的根本分歧，其实仍在于对俄罗斯民族的历史命运、对俄罗斯国家的社会取向之认识的不同。

二是现实主义传统和后现代文学的共存。从创作方法上看当下的俄国文学，可以感觉到它似乎分化成了现实主义和后现代两个大的范畴。后现代主义文学和文化思潮的兴起，是苏联解体之后俄国文学中一个最为突出的现象。有人说，苏联解体前后的俄国社会可能是世界上最适宜后现代思潮滋生和发展的土壤。一般认为，俄国后现代主义文学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20世纪60—70年代的形成时期，代表作家和作品为阿勃拉姆·捷尔茨（西尼亚夫斯基）的《与普希金散步》和《何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安德烈·比托夫的《普希金之家》、韦涅季克特·叶罗菲耶夫的《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等；20世纪70—80年代的确立时期，代表人物有《傻瓜学校》的作者萨沙·索科洛夫、《俄罗斯美女》的作者维克多·叶罗菲耶夫和诗人德米特里·普里戈夫等；苏联解体前后的“合法化”时期，经过相当漫长的蛰伏后，俄国后现代文学终于在苏联解体前后获得出头之日，并迅速成为一种文学时尚，填补了苏联文学突然死亡后留下的巨大空白。如今最受关注的后现代作家有佩列文和索罗金。维克多·佩列文写有《“百事”一代》、《黄色箭头》、《夏伯阳与虚空》等多部小说，他的作品语言随意、机智，并带有较强的讽喻和调侃意味，主人公或行动或言语，所传达出的都是一种非常随意和无所谓的后现代态度。弗拉基米尔·索罗金的作品几乎没有连贯的情节，文字无所顾忌，有人认为，他是在将阅读由一种精神活动转变成一个纯粹的生理过程。然而，俄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毕竟是强大的，即便是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文学蔚为壮观的当今俄国，渐渐恢复了元气的现实主义文学重又占据了半壁江山。当今现实主义文学最杰出的代表，可能要数索尔仁尼琴、拉斯普京和马卡宁等人。在2008年去世的索尔仁尼琴曾被誉为“俄国文学主教”，他在最后一部重要作品《红轮》中试图史诗般地、真实地再现历史。依然活跃在文坛上的瓦连京·拉斯普京，曾被视为苏联文学中的“战争文学”、“乡村散文”和“道德文学”等多个流派的代表人物，在现实生活的巨变之后，拉斯普京并没有放弃对现实的关注，而且还在《谢尼亚的故事》和《伊万的母亲，伊万的女儿》等新作中加强了对现实的批判。有“当代果戈理”之称的弗拉基米尔·马卡宁，在《地下人》、《审讯桌》等作品中将现实主义的内容和后现代的手法合为一体，形成了所谓的“新现实主义”风格。

三是女性文学的崛起。女性文学的崛起，是当今俄国文学中的一道景观。一贯以男性作家占据主导地位的俄语文学，在近十几年里出现了某种性别变化，一大批女性走上文坛，成为主流作家，而柳德米拉·彼得鲁舍夫斯卡娅、塔吉雅娜·托尔斯泰娅和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则被并称为当代俄国文学中的“女性三杰”。彼得鲁舍夫斯卡娅将戏剧、寓言等体裁因素糅合进小说，扩大了小说的艺术表现力。出身文学名门的托尔斯泰娅（著名苏联作家阿·托尔斯泰的孙女）游走在俄国和美国各大高校的文学系，将文学教师的“职业写作”方式和风格带入了当代俄语文学。学生物出身的乌利茨卡娅，善于细腻地解读俄国女性的历史命运和现实处境，她的三部均被译成了中文的长篇小说《美狄亚和她的儿女》、《库科茨基医生的病案》和《忠实于您的舒里克》，在俄国境内外都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前不久，她获得了我国人民文学出版社颁发的“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还应邀访问了中国。前些年，俄国文学界曾数度爆发关于是否存在“女性文学”的争论，而如今，这样的议论已很少听到，究其原因，或许是因为女性文学作为一个文学整体的身份已经得到普遍的认同，或许是由于众多女性作家步入主流，因而消解了两性文学之间的传统界限。

最后，是宗教因素在文学和文化中的强大渗透。俄罗斯民族是一个具有强烈宗教感的民族，自公元988年“罗斯受洗”之后，俄国一直是世界基督教大家庭中的一员，但较之于信奉天主教和新教的各民族，俄罗斯人似乎具有更为强烈的使命感和终极关怀意识，在所谓的“莫斯科是第三罗马”的理论提出之后，俄国东正教一直将自己视为基督教的正宗传人。在无神论长达近一个世纪的统治之后，俄国的宗教传统迅速恢复，如今几乎已经渗透到了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各个角落。据最近一次国民调查显示，有超过80%的俄国公民自认为是东正教徒。弥漫于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宗教氛围当然也会体现在文学中，其表现有以下几点：比如宗教书籍的大量出版，涌现出许多以宗教为主题进行创作的新作家，注重俄国文学中的宗教传统的研究得到鼓励，对作家作品的解读和阐释更多地从宗教层面展开，等等。

以上我展示给大家的是俄国文学的“历史地图”，是平面的，还有一种地图叫地形图，是可以看出立体效果来的，能揭示某个国家或区域的地貌特征，把这个概念套用在文学上，就是所谓的俄国文学“地形图”，也就是对俄国文学风格特征的归纳和描绘。通过我以上关于俄国文学和俄国作家的叙述，细心的听众已经能够或多或少地体会到俄国文学独具的某些特色了。这里再做几点总结，或者说是我的几点思考，提出来供大家参考：

首先，俄国文学是一种道德的文学，良心的文学，人道主义的文学。从创作主题上看，所谓的“问题文学”构成了19世纪俄国文学的主体，赫尔岑提出了《谁之罪》的问题，涅克拉索夫提出了《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的问题，车尔尼雪夫斯基进而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杜勃罗留波夫也提出了《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的问题。在20世纪的俄语文学中，虽然用此类咄咄逼人的“问题”作为文学作品题目的现象少见了（其实也还有一些，比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你到底要什么》等，但是口气似乎缓和了很多），但作家那种追寻的勇气、拷问的精神却依然如故。比如高尔基在《不合时宜的思想》中对革命的人道意义的反思，肖洛霍夫在《静静的顿河》中对镇压富农的过火行为的揭露，阿赫马托娃在《安魂曲》中“替人民说话”的愿望，扎米亚京和普拉东诺夫等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乌托邦实质的讽喻，索尔仁尼琴在《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等作品中对人道和专制之对峙的描写，在所谓的地下文学、回归文学和侨民文学中，为人和人的尊严、为人道和良心而呼吁的文学，应该是绝对的主流和主体。从创作主体上看，十月革命前，几乎所有的俄国大作家都出身贵族，但是，他们又几乎全都是“忏悔的贵族”和“本阶级的叛逆”，他们捍卫的是被压迫者的利益，这是保障俄国文学崇高道德感的内在原因。屠格涅夫在小说中写到了作为农奴主的母亲的残暴，托尔斯泰要把自己的财产分给农民，契诃夫终生免费行医，这样的“典故”，这种关于俄国作家之“善良”的故事，在每一位俄国作家的传记中几乎都可以发现。文如其人，人善，其文也善，其文才善。到了20世纪，俄国的贵族阶层被消灭了，俄国作家不可能再具有贵族的身份了，但作为“精神贵族”的他们，也就是作为“知识精英”的他们，对普通民众的人道主义情怀仍然一如既往，换句话说，俄国文学强大的人道主义传统得到了延续和发扬。从创作的客体也就是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来看，也可以在俄国文学中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所谓的“小人物”、弱者和“底层人”往往能够得到更多的同情，更多的正面描写。俄国作家很少有嘲笑、讽刺、攻击下层人民的，而贵族和权势者则往往成为被抨击的对象，只有“忏悔的贵族”能够赢得某些“正面的”笔墨。同情弱者，敌视强者，这似乎构成了俄国作家一个不约而同的社会立场，单纯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也是自然而然的，是所谓的“狂欢化”，就是要在文学中实现现实中难以完成的社会角色的转变，营造一种颠覆现存秩序、实现虚妄公正和公平的文学乌托邦。俄国作家是深得此道的，更何况，在一个不合理的时代和体制下，维护社会的基本正义，这也是包括作家在内的知识分子起码的良心和道德底线。

其次，俄国文学大体上是一种以现实主义为主流的文学。这首先是就文学和文学家面对现实的态度而言的。关于美、文学和诗，在世界文学中流传着许多定义，如“理性的感性显现”、“模仿的模仿”、“文字的游戏”、“最佳词语的最佳排列”，等等，而在俄国，这些定义固然流行，但更为流行、或者说更占上风的，却是这样一些定义：“美是生活”、“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生活的教科书”、“俄国革命的镜子”、“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等等。从这些概念就不难看出，积极地介入生活，促进生活的改善，一直是俄国作家强大的创作动力，与此相关，就导出了俄国文学这样两个主要的美学特征，也就是恩格斯给出的关于“现实主义”的定义的两个主要内涵：对真实的追求和对典型人物的塑造。真实与否，一直是俄国文学中一个根本性的审美判断标准，是“三个斯基”的理论以及之后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信奉的宗旨，虽说其间也不乏曲解甚至歪曲；所谓“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在俄国文学中更是可以列出一道长廊：多余人，小人物，理想的女性，忏悔的贵族，圣愚，新人，劳动英雄……不过，我们在谈论俄国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主流时，也要留有一定的余地，比如：我们可以说，没有现实主义，就没有19、20世纪俄国文学的繁荣，但是我们又必须注意到，除了现实主义之外还有其他流派，如作为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腾飞之跳板的古典主义、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在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和20世纪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两大板块之间的白银时代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以及在苏联解体前后开始浮出水面的后现代文学，等等。我们还要注意到俄国现实主义文学自身的多样性，它既不是一个铁板一块的文学实体，也不是一个指向和追求完全一致的文学潮流（或许，除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外）。同为批判现实主义，果戈理的幽默和荒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和非理性，高尔基的阳光和浪漫，如此等等，其相互之间的差异并不亚于他们与其他非现实主义作家之间的差异。更何况，他们自身的创作也往往是各种风格、多种主义的合成。相对而言，对于俄国文学中的非现实主义文学遗产，对于俄国文学就创作方法而言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对于某位俄国文学大师创作中无法用现实主义去涵盖的东西，我们如今恰恰应该给予更为留心的发觉和更为细心的整理。

第三，俄国文学是一种尚武的文学，战争的文学，充满英雄主义的文学。俄国人有两个大的爱好，一个是打仗，一个是艺术，这两个爱好结合在一起，自然要促成战争文学的发达。俄国战争文学有两个很鲜明的特色，一是基调上的悲剧性，一是体裁上的史诗性。俄国作家在处理战争题材时绝对不回避战争的残酷，绝对不错过对战争所带来的灾难和苦难的品味。从《伊戈尔远征记》中伊戈尔妻子的城头哭诉，到《静静的顿河》中的黑色太阳，从《战争与和平》中安德烈的死去到《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五个花季女兵的凋落，俄国作家们对其笔下主人公崇高的英雄主义的塑造，似乎都是以强烈的悲剧意识作为陪衬的。另一方面，战争总是要与和平结合起来写，需要前方、后方的穿插描写，需要对战争的实质和意义进行思考，这就带来了俄国战争文学在体裁和风格上的另一个特征，也就是史诗性。所谓的史诗性，当然是对《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这样的大部头小说而言的，同时，它也可以体现在某些篇幅较小的作品中，比如肖洛霍夫的《人的命运》。

第四，俄国文学是一种具有宗教感的文学，救赎的文学，充满弥赛亚精神的文学。俄罗斯民族信奉东正教，他们将自己的宗教称为“正教”，意思就是基督教的真正传人，正宗继承者；俄罗斯民族认为自己是神选的民族，是具有拯救人类之使命的被选中的民族。在这种语境下，每一位作家的作品或多或少都具有“布道”成分，其笔下的主人公也往往具有深刻的“忏悔”意识。俄国文学中的大多数作家以及他们塑造的人物，两者都是具有宗教性的，都是有信仰的，浓烈的宗教氛围构成了俄国文学作品乃至整个俄国文学的主要色调之一。

第五，俄国文学构成了一个“审美的乌托邦”。俄国文学是宗教的，似乎是注重彼世的，终极关怀的，但另一方面，俄国文学又是十分世俗的，关注现实的，始终十分强调文学的现实改造功能。从叶卡捷琳娜希望用文学来移风易俗、启蒙人心，到车尔尼雪夫斯基断定“美就是生活”，从别雷提出的“创造生活”概念到高尔基提出的文学艺术要描绘更为合理、更为理想的“第二自然”的主张，再到苏联时期脍炙人口的“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文学是生活的教科书”等口号，都可以让我们意识到，俄国作家善于把文学现实化，我用一个词来概括，就叫“审美的乌托邦”，俄国文学因而始终洋溢着浓厚的理想色彩。

以上总结出的俄国文学的这五个特征，其实可能是相互关联的，甚至是互为因果的，因为：具有宗教情怀的文学必然要求道德感，关注现实、弘扬人道的结果就是试图用文学去改造或重构现实，由此又导致了俄国文学的现实主义态度和审美乌托邦理想。这几个特征的结合构成了一种强大的文学，使文学在俄国历史和社会中发挥着十分强大的作用，最终导致了俄国社会和俄国文化中一个独特的现象，即所谓的“文学中心主义”。也就是说，在俄国，文学从来就不仅仅是文学，而往往是一种包括宗教、哲学、思想、艺术等等在内的大文学；文学家从来就不仅仅是文学家，而往往是集作家、诗人、思想家、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的文化大师。我不止一次地说过：俄罗斯民族是一个具有巨大创造精神的民族，而这种创造精神又集中地体现在文学艺术领域。俄国最好的东西不是天然气和石油，也不是伏特加酒和鱼子酱，甚至不是核武器和空间站，而是它的文学和艺术。俄国的文学地图，这是一片亮丽的文学风景，一方壮阔的文学山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