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革命的理论：生态局限的一种形式——组织耗竭

这种方法论上的重新思考可能会卓有成效地与阿瑞基的历史资本主义理论相得益彰。其总体框架沿着以下这些思路展开。创新，以新兴霸权联合体为核心并受其影响，导致了物质扩张的各阶段。这些扩张阶段既包括商品有形产出的增加，也表现在整个体系的地理扩张上。以“实体”经济中资本回报率的上升为特征，这些物质扩张时期标志着每一次资本积累的体系循环的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物质扩张带来了霸权中心以外的新的竞争对手，它们蚕食着后者的超额利润，平衡着整个核心区的利润率，消耗着生产循环内的营利机会（M-C-M+）。在霸权中心，资本回报率的减少导致了不能在物质扩张中再投资来盈利的剩余资本量的增加。由于盈利能力日渐式微，资本家很敏感地将资本从生产领域重新分配至金融领域（M-M+）。正是这一重新分配导致了金融的扩张，这种扩张由带来物质枯竭的、加剧的国家内部竞争维持。这些金融扩张为新一轮的革新创造了条件，这些创新是在地域更广阔的霸权中心，由领土的和资本家机构的新联盟所带来的。

这一理论的两个要素与目前的探讨尤为相关。在这两种情况里，时空通过世界大国和世界资本积累的辩证关系得到重塑。阿瑞基的第一个贡献在于从世界规模考量权力与资本积累的社会学。这绝不是“结构主义”的说法——如果我们说的结构是指结构、机构（structure/agency）二元中的一极。《漫长的20世纪》主要讨论那些几百年的资本主义发展并不只是发生的（happen），而是被促成的（made）。通过世界领导和商业组织的新形式的创新和推广，体系周期出现并稳固下来，被特定的国家—资本家联盟彻底革新，之后阿瑞基命名了每一个体系周期（伊比利亚—热那亚、荷兰、英国和美国。）从一个周期过渡到下一个周期是偶然的——“混乱的”——伴随着不确定的结果（Arrighi and Silver，1999）。导致这些过渡的危机并不是外部的限制所引发的，或由外部力量造成。相反，这些体系危机是通过特有的“组织结构”——最初释放了“物质”积累——的耗竭而周期性地、不断累积地出现的（1994，p.226）。

这些组织结构的耗尽为阶级、国家和商业组织对其所处时代的巨大危机做出创造性反应（“组织革命”）创造了新的空间。在新自由主义时代，我们已经看到了各种大量的创造性反应，虽然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历史上五个世纪的发展使我们所期望的劳动生产率革命（Balakrishnan，2009; Moore，2010c）的发生。在引导我们关注连续不断的霸权联合体时，阿瑞基扩展了葛兰西（Gramsci）关于强迫（coercion）与同意（consent）进入世界—历史舞台的辨证论述（1994，pp.27—84）。这些霸权组织革命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们在行使政治—军事和经济力量方面产生了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它们创造了一种被竞争对手所效仿的发展模式。这样一来，这些霸权革命就在连续数个漫长世纪中更新并扩大了资本积累，也产生了更新和扩大的矛盾。当一个霸权通过组织革命获得回报，其巨大成功使得竞争对手争相效仿，然后创新，并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就。正是最初的革命所带来的成功变成了一个铁笼，使得霸主无法从中逃脱。青年的灵活变成了老年的僵化。体系危机的决定性因素——从开始到结束的时刻——是霸权中心在维持自身霸权的权力、继续向整个体系“交付货物”的能力逐渐衰弱的冲击下导致的。（这里有至关重要的生态史的影响，笔者将在下一节中予以概述）

阿瑞基的第二个贡献是把时空转换内化为体系周期形成与毁灭的关键。这揭示了一个核心的长时段矛盾——在无止境的资本积累（可能在资本的逻辑中）和无休止的空间征服（不可能在自然与社会的辩证关系中）之间。因此，长时段重点围绕中期危机，来阐明体系的结构调整既是累积性的，也是周期性的。创新和组织革命在整个体系累积发展的制约因素和可能性中展开。商品化的新形式，比如近代早期的蔗糖种植园或新自由主义时代生物技术产权，再次产生了长期趋势。每一个体系周期都由世界—历史创新的诸多变量开启，

 

都在以下两个主要方面不同于前一个周期：霸权国家所掌握的与其继任者相比更为集中的组织能力，以及霸权国家正在重组的容量和动态密度更大的体系。（Arrighi and Silver，1999，p.34）

 

因此，世界—历史创新的质的维度不会消除发展的趋势。换言之，创新无法无限期地进行下去。首先，资本自我扩张的限制体现在地域上，并且这些地域限制是资本积累制度本身所造成的。大都市的竞争对手通过仿效霸权的发展模式“后来居上”。其次，在现有的劳动分工中缩减的投资机会标志着积累过剩。这两个因素通过市场的深化与扩大都给结构重建带来压力。为了克服暗含于体系内不断增加的“动态密集”（dynamic density）危机，受持续的霸权联合体影响的组织革命，在组织的中心开创了一个质的飞跃——从热那亚到联合省，再到英国，最后到美国。

这些组织革命带来了新的积累体制，通过物质扩张和金融扩张长期的、交叉的体系周期运行。这样的革命实现了其性质上的转变，也是对以往时代累积（数量上）矛盾的反应，并以此为基础。我们是如何在此过程中引入了自然生产的视角？对初学者而言，我们可能会看到资本的金融循环和人类与人之外自然其余部分以商品为中心的转变，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比阿瑞基所认为的更为紧密。然而，这几乎没有贬低这一观点的活力。

在把资本主义描绘为货币交易与世界强国交织时，阿瑞基在《漫长的20世纪》中实施了一种必要的关联策略。如果没有这种关联，想要明确指出长时段中物质扩张与金融扩张的更迭是不可能的。但笔者想告诫大家不要把这种暂时概念化的资本主义——比如“阴暗的区域”，其中“货币持有者满足的不是劳动力的需要，而是拥有政治权力者的需要”（1994，p.25）——拔高为一个普遍原则。阿瑞基对周期性金融扩张的解释让我们看到了金融化与物质生活之间周期性深化的关系。比如，布罗代尔（Braudel）所说的“热那亚时代”（1984）与安第斯山区生活以商品为中心的重塑有着直接关系，并且与17世纪的世界生态革命——从巴西扩展至波兰，再到东南亚——密切相关（Moore，2010a; 2010b）。同样地，新自由主义时期的资本主义通过一场规模和范围都无与伦比的社会—生态关系革命实现了金融化。“南半球转变为‘世界农场’”（McMichael，2009），南半球的工业化（Arrighi，Silver，and Brewer，2003），以及生物物理成本的彻底外化，引发了从癌症流行病到全球变暖的所有这一切（Davis，2007; Monbiot，2006）——所有这一切在新自由主义时代金融资本吞并奥伊寇斯过程中的异常扩张中表现显著。

这种关于金融化与物质生活之间关系的看法仅仅是一个开始。我们可能会考虑一个进一步的、生态史的、与阿瑞基卓有成效之概念结合的概念——阿瑞基的观点认为体系积累周期以“特定的组织结构”的活力为支点，这种活力由于扩张本身而逐渐衰弱（1994，p.226）。一旦我们把自然的生产放入这样一个世界—历史的框架，情况就变得明朗了，不只是竞争和反体系运动的东西削减了物质扩张逐渐衰退之时的高收益率。的确，竞争、国家间的角逐、反体系斗争都被揭示为社会—生态的较量。用阿瑞基的经典提法来讲就是，并非一个抽象的、非历史的自然的绝对耗竭“导致了”这种利润危机，无论是由于过度竞争导致的利润率下降，还是由于过度开发引起的危机（1978a）。相反，是自然—社会关系的特殊复合体的枯竭——包括过度竞争和过度开发的倾向——引起了一个体系循环向下一个循环的过渡。简言之，同时存在着对体系周期而言特定的组织结构的绝对枯竭，以及统治生物物理自然与人的本质（旧有资本积累体制带来）再生产关系的相对枯竭。

这就使得一种关于积累危机的理论在特殊的资本主义奥伊寇斯中过渡。导致这些过渡的世界—生态的限制是历史的和内源的。从广义上讲，危机表现为一个体系维持平衡的能力丧失。在重要的环境研究中，这一丧失的因素往往用“自然限制”之语来表示（e.g. Clark and York，2008）。可以推测，这也伴随着“社会限制”，但我们如何以一种非任意的方式辨别二者则尚不清楚。这对于农业史而言千真万确，在农业史上，挖土掘地的伟大革命与阶级结构调整、世界市场形成的激烈角逐因素联系在一起（Moore，2008; 2010c）。农民道德经济与资本家政治经济之间持久的“社会”冲突，实际上是一场关于谁的自然价值——包括人的本质——能够支配社会—生物的再生产以及剩余物的分配的争论。这岂不是当今一个民主和多中心的“粮食至上”的宣传与市场参与定义的“粮食安全”倡议之间的全球冲突的核心吗（McMichael，2005）？

笛卡尔二元论的局限性存在着一个更大的问题。如果说“自然限制”经常被概念化为资本主义倾向于“超越”某些类似于地球承载能力的局限（Catton，1980）——其本身就是一个存在严重问题的概念（Sayre，2008）——那么“社会限制”则被概念化为内部的问题。这在笔者看来也是武断的。从世界—生态的角度来看，所有“社会”和“自然”的限制都是不可简化的社会—生态的。这些限制表现为多种形式，从国家调控与反体系运动到森林砍伐和气候变化。需要指出的一点是——而这一点正是马克思在指出资本的限制就是资本本身时所要强调的——所有限制都是通过人类与除人之外自然之间的关系历史地构成的。问题不在于把人类从除人之外自然中“分离”出来，而在于两者如何实现天人合一。这些分化组合是通过特定的人类工程改造全部自然而出现的。若说这些工程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限制——这些限制通过这些工程的内在矛盾显现——这和使用“自然的需要”与“绝对限制”有着很大的不同（Foster，2008，p.125，p.129）。

让我们回想一下，阿瑞基认为，当形成于体系周期开始时的组织结构无力为资本带来增加的收益之时，资本积累危机就发生了。问题是周期一开始，作为其中之一的组织在一起的关系业已耗尽。然而，阿瑞基的阐释绝对是社会学的，有理由重新定位他所偏爱的变换轴——地缘政治对抗、资本家内部竞争以及阶级冲突——历史资本主义奥伊寇斯中的部分整体。这与环境因素“叠加”相去甚远。世界霸权并不只是组织资源和粮食体制；历史资本主义霸权是众多的社会—生态方案。荷兰霸权的兴起依靠从加拿大延伸至东南亚香料群岛的世界—生态革命；英国霸权的崛起依靠煤、蒸汽动力和种植园革命；美国的霸权则有赖于石油边疆及其开启的农业产业化。在每一个时代，旧的限制都被超越。本顿（Benton）提醒我们，一个文明或一个资本主义阶段所面临的社会—生态限制“可能不会对另一个文明或阶段构成限制”（1989，p.79）。

这是受到阿瑞基启发的历史性思考。笔者讶异于人们精力充沛地频繁宣称“生态危机”却很少将其历史化。阿瑞基的三个问题与此密切相关：什么是累积的？什么是周期的？什么是新的？目前的局面与先前的社会—生态危机有何不同？对这种思维方式的排斥破坏了重要的环境研究中以历史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发展。很多时候，社会—生态的危机理论的领域已经向诸如戴蒙德（Diamond）这样的新马尔萨斯主义者投降（2004; e.g. George，2010）。

世界—历史的视角确定了从漫长的14世纪（1290—1450年）以来两种我们已知的主要类型的生态危机。一方面，在中世纪晚期的欧洲，我们看到了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生态危机——这场危机是如此严重，以至于它被一种全新的人类与自然的其余部分关系的安排所取代。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自16世纪以来一系列回应积累危机的世界—生态革命。这些是发展的生态危机，从这些危机中出现了奥伊寇斯商品化的新方式。

政治经济学家非常重视比较当今的危机与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以及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Eichengreen and O'Rourke，2009; McNally，2009; Harman，2009）。笔者并不认为这些是最有用的比较，主要因为他们的前提是认为我们正在处理相对独立于生命之网的经济危机。世界—生态的视角引导我们关注19世纪晚期发生的危机，以及18世纪后半叶的荷兰霸权危机，后者尤其值得关注。彼时，以横向边疆为前提的早期资本主义让位于工业资本主义的纵向边疆，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煤层。1763—1815年，英国农业革命的逐步衰竭威胁到了工业资本的崛起。英国，这个18世纪初欧洲的粮仓，到该世纪末成了一个主要的粮食进口国。粮食价格上涨了200%，比工业价格指数上涨的速度快四倍（O'Brien，1985，p.776）。而且，英国的农业生态灾难与从墨西哥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整个体系范围的农业萧条联系起来。

农业萧条是酝酿中的生态危机的关键因素；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奥伊寇斯的危机能够通过进一步的商品化和新的商品战略得到解决。那个时候，正如今天，农业生产率的增长已经放缓或停滞。如果采取那个时期的最佳做法，农业生产率可能增长，但那只能是通过强化劳动。但这种转变无法被容忍。这样的强化劳动会降低劳动生产率，并缩减劳动后备军，而这时正是工业与帝国最需要他们之时（Moore 2010c）。解决之道最终在吞并两大边疆中找到，这是产生暴利的两大来源。第一个边疆是纵向的，深入地层开采煤炭。第二个边疆是横向的，横跨整个地球生产小麦，尤其是在北美。当19世纪70年代另一场大萧条再次降临时，两大边疆合作提供的廉价粮食，使随之而来的快速工业化成为可能。

另一个与当今危机相比更加重要的是中世纪晚期欧洲的危机。这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生态危机。今天的世界体系与14世纪伊始广义上的封建欧洲有着惊人的相似——农业，一度生产率非常高，现在停滞不前；越来越多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庞大的贸易网络连接着遥远的经济中心（流行病在它们之间相互流动）；气候变化开始限制过度扩张的农业人口；资源开采面临着新技术的挑战、缩减的利润率和投资。经过了大约六个世纪的持续扩张，到了14世纪，事实已经很明显了：封建欧洲已经达到了其发展的极限（Moore，2003b）。

今天的资本主义是面临着一个发展的危机还是划时代的生态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