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中国现代化建设
21世纪人类将面临的最基本问题之一是现代化（modernization）问题。现代化既指一种人类文明的历史过程，又指人类文明的一种历史发展阶段，它的核心是一种建立在现代大工业基础之上的社会生活范型注27。现代化以现代性（modernity）为核心。现代化是一个社会学、历史学范畴，现代性则是一个哲学范畴。现代性标识的是一种异质、独特的现代文明与生活特性，它相对于人类文明的传统特性而言。现代性首先表达的是这种异质、独特的现代文明与生活特性对于传统文明与生活特质的一种断裂，并隐含着一种价值上的超越与优越，意味着一种文明的历史性进步。因而，现代性标识的不仅是人类文明进步过程中的两个不同历史阶段，不仅仅是现代对于传统的一种断裂与超越，更是现代（生活范型）对于传统（生活范型）的一种价值优越。
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现代化问题有两个疏中有同的方面：先发国家的后现代化与晚发国家的现代化问题注28。发达国家经过数百年的历程，实现了现代化，获得了高度的物质繁荣，然而，它们又面临着现代化本身所带来的问题与苦恼，这正是当代后现代主义理论兴起的历史内容。后现代批判理论以一种尖锐的方式提出了现代化国家的历史发展方向问题。后现代理论所抨击的发达国家现代化中的两极对立存在模式、彼此孤离的生活方式、机械主义的组织结构、实利主义的价值追求注28a，并不仅仅是当代发达国家的现象，而是人类历史通过先发国家所体现出来的现代化过程本身的二重性。这种二重性以一种特殊方式向包括晚发国家在内的全人类警示：必须关注现代化（已经现代化与正在现代化）中的人类历史命运。如果我们坚信人类历史是发展、进步的，并坚信人类能够凭借理性能力于荆棘丛生处开辟出一条前进的道路，那么，我们就应当同时反思整个现代化过程。
与先发国家现代化后所面临的问题相比，晚发国家现代化过程面临的问题更为艰巨复杂。它们不仅要实现经济的现代化，而且要克服诸如亨廷顿所说的社会秩序动荡和政治衰朽等问题注28b；不仅要完成现代化的历史使命，而且要正视现代化后的问题；因而，它们现代化的过程也不再是传统的历时性，而是时空经过高度压缩了的共时性注28c。更为重要的是，几乎所有晚发国家步入现代化的过程，总是首先从摆脱殖民地统治、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开始。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是晚发国家现代化中的有机环节。
中华民族追求现代化的历史已有一个多世纪注29。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赢得了民族独立，获得了发展现代工业的可能前提，奠定了发展现代化经济、政治、文化事业的现实基础。中华民族在获得民族独立基础之上，经过艰难曲折、代价深重的探索与奋斗，终于步上了现代化建设大道。我们只有置于中华民族追求现代化的宏大历史背景中，才能完整理解中华民族的近代史，深刻洞悉当代中国所发生的变化。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历史，是一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历史，是一部在民族独立基础之上探索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历史是所有晚发国家走向现代化过程初始阶段的缩影，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的伟大变革是所有晚发国家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典型代表。研究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及其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在研究21世纪晚发国家现代化的途径与基本特征，就是在把握21世纪人类现代化的基本脉搏，前瞻21世纪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运动。
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伴随着这个过程的是社会生活范型的转变。两种生活范型的转变意味着两种生活规范方式、两种社会价值体系、两种存在意义系统的更替。这种社会生活规范方式、价值体系、意义系统的更替，既是彻底价值批判的过程，亦是历史的自然过程。这样，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包括道德失范在内的社会失范现象就是自然的。然而，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又应当有其内在的秩序与规范。在某种意义上，现代化确立的标志就是新的社会交往秩序与价值规范体系的建立。所以，现代化的过程就应当是克服社会失范现象、建立新的社会交往秩序的过程。布莱克曾将现代化的一般过程归纳为四个阶段：现代性的挑战、现代化领导的稳固、经济与社会的转型、社会整合注30。这四个阶段的要义其实就是：在回应挑战的基础之上实现社会文明结构转型，或者说是成功回应挑战，而这恰恰是汤因比所深刻揭示的文明生长方式注31。隐含在这个进程中的基本前提是：在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由于既有结构秩序的被打破，必定会出现某种无序，必然会有一个由无序向有序过渡的内在压力，因而，必须实现社会结构的重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当代中国正发生深刻变化的同时，也强烈地感觉到某种社会秩序的失落，以及某种社会价值意义系统的缺失。包括道德失范在内的社会失范是一个经验事实。承认这个事实本身并不困难，甚至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合理地说明这个事实，并在此基础之上重建新的生活秩序，重构具有普遍效准性的价值意义系统。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因而，也都有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不过，正如前述，走向现代化的人类各民族，大致可以分为先发与晚发两类，且这两类又分别有各自相对一致的特点。先发民族基本上是以古希腊文明为源头的西方民族，它们有着悠久的民主、法治、个性等文化传统，它们通过市民社会的发展，从内部萌生出现代工业文明，走向现代化。而晚发民族相对说来缺少民主、法治、个性等文化传统。近代以来，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世界历史背景之下，它们又缺少内生出现代工业文明的充要条件，且它们所面临的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要求，事实上造成了强力民族政府，并首先取自上而下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实践方式注32。晚发民族的这一特征，凸显了晚发民族现代化过程中的另一特殊性：制度供给作用的突出。制度供给是理解、解释晚发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秩序失范与秩序重建的重要机制之一。
当代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社会失范（包括道德失范）现象，既是两种生活范型转换过程中的必然，又是制度有效供给不足的表现。克服现存的社会失范现象固然是一系统工程，需社会诸领域的协同作用，然而，加强制度有效供给则是其关键。因为，首先，在两种生活范型更替时期，社会生活秩序失范的基本原因是制度有效供给不足：旧的生活秩序及其价值系统被打破，新的生活秩序及其价值系统有待建设。其次，新生活范型稳固确立的基本标志是新的交往关系、生活方式的制度化、法治化，以及与其相适应的新价值系统的确立。再次，自上而下有组织的现代化运动，不仅须通过强力政府的一系列有效制度供给而保持其有序性，而且这种自上而下的有组织现代化运动必须有来自自下而上的推动、补充，因为只有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两种力量的互动、统一，才能使现代化进程保持健康、良性。而要做到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两种力量的互动、统一，社会必须提供或确立一个如同罗尔斯所说作为背景性存在的基本框架，使之规范有度。
这样说，并不是怀疑或否定社会价值系统的作用，更不是意味着在现代化过程中可以置道德于不顾，而是要强调社会价值系统的现实效准性。事实上，无论何时，一个社会总是有其特有的居主导地位的社会价值系统，并借以区别于其他时代。就其根本言，社会价值系统是非言说性的，而是作为灵魂渗透并存在于日常生活秩序的每一个具体活动过程中。言说的社会价值系统可能具有虚假性，未必是真实的。只有渗透并存在于日常生活秩序中的价值系统，才具有现实效准性，并对民众有潜移默化塑造功能。没有价值意义系统的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是不可思议的。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使社会价值意义系统现代化，或者进言之，如何克服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道德失范现象？
就社会成员美德塑造而言，生活秩序优先于心灵秩序，制度正义优先于个体美德。我们曾习惯寄希望于理想灌输与说教打动，但经验事实已证明，这在目前至多是一种良善愿望，虽美好却柔弱。如果一个社会作为背景性存在的制度框架以及与制度框架相匹配的价值框架是混乱乃至扭曲的，如果人们的日常生活秩序是紊乱乃至不公正的，那么，在普遍意义上就很难指望这个社会的成员具有健全人格、善良德性。确实，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社会失却乌托邦的理想与激情，过于实利，一个没有乌托邦理想与激情的社会是缺失超越性可能的社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希望这个世界荡漾起一种乌托邦的理想精神，追求正义，追求真理，追求善美，荡涤贪婪暴虐、唯利是图浊流，还世界一股清风；我们应当铁肩担道义，献身真理，造福人类，为天地立心，为生灵立道，继绝学，开太平），然而，只要我们敢于直面现实就不得不承认，在结构性转型时期，当道德失范成为一种普遍社会现象时，问题的关键就不在于社会成员个体，而在于作为整体的那个社会结构自身，在于社会成员生存于其中的那个生活世界。没有生活世界的公平，就不可能有普遍的道德清明，没有生活秩序的正义，就不可能有社会成员心灵秩序的良善。我们在过好生活的过程中成为好公民。在社会转型时期追求道德文明，应当将我们的视野首先对准社会结构及其定型化、实在化了的制度公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