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内部形式及其有关的一些问题

一 有理性和无理性

词的内部形式，说的是词被造出时当初的样貌，其所以构成的理据。例如“鸭舌帽”，说的是一种帽子，因其帽檐类似鸭舌，故名。不同的词，可能所指一致，但内部形式却有所不同。例如某个语言区域特有的词语，可能会与共同语的词语，在内部形式的表现上有所区别，如“茄瓜”就是粤方言中内部形式异常生动别致的一个词，它强调该种蔬菜的瓜状样貌；而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词“茄子”却没有这样的强调，也不彰显这样的样貌。词的内部形式，有时是个非常复杂的事物，因为它的构成本身或许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例如2005年度“超级女声”总决赛的最后三位歌手，李宇春的支持者称“玉米”，“玉”谐音“宇”，“米”则是“迷”的谐音；周笔畅的支持者称“笔迷”，倒还直接易晓；张靓颖的支持者称“凉粉”，则首先是用“凉”谐音“靓”，再根据“凉”造出“凉粉”（“粉”是英文fans的音兼意译词“粉丝”的简缩），转了几个圈子。

造词，尤其是以词语来对客观对象命名，其内部形式是存在着有理性和无理性之别的。所谓有理性，说的是从词面上看，字的选用以及字与字的组合所显示出来的意义，符合人们一般认识的常理；所谓无理性，说的是从词面上看，字的选用以及字与字的组合所显示出来的意义，不符合人们一般认识的常理。有理性的词语很多，例如“手枪”是手掌持用并发射子弹的枪械，“皮鞋”是用皮革缝制的鞋子，“飞机”是靠发动机等飞行在天空中的航空器，“电脑”是用电子元器件及其他设备构成的自动计算装置，功能类似于人脑。无理性的词语也有不少，例如“酒店”不是专门喝酒的地方，来华的日本人若想喝酒，要明白中国的“酒店”不是日本的“居酒屋”；“饭店”不是专门吃饭的地方，来华的西方人士若想吃饭，要明白中国的“饭店”不是英语所说的“restaurant”。“酒店”和“饭店”其实是日语说的“ホテル”，英语说的“hotel”。

词在创造的当初，其内部形式一般都具有理性，因为不具有理性则在时人的语言心理上通不过。通不过，人们就有可能换以另外的名称。一些无理性的名词可能会在后来被易名，一些有理性的名词未必就不易名。易名现象在专名中是很常见的。只要一个专名不为使用者看好，就可能发生弃旧名取新名的情况。长春市一条大街，先由1905年战败了俄国人的日本人修筑，初名“长春大街”，后改称一个很日本的名字“中央通”；溥仪伪满洲国成立，大街易名为“大同大街”；日本投降，国军占领长春，大街易名为“中山大街”；国民党败退，解放军进城，大街易名为“史达林大街”；1996年大街最终易名为“人民大街”。

无理性的词，不会因为不讨一些人喜欢而不存在。例如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北京大学》里写道：

 

1919年9月初，我到北京大学参加开学典礼。当时的英文教授辜鸿铭坐在主席台上，也站起来发言。我不知道这是预先安排好的，还是他自己临时冲动。他发言很长，感情也很激动，主要是骂当时的政府和一些社会上的新事物。他说，现在做官的人，都是为了保住他们的饭碗。接着说，他们的饭碗，可跟咱们的不同，他们的饭碗大得很，里边可以装汽车、姨太太。又说，现在人做文章都不通，他们所用的名词就不通。譬如说“改良”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没有说“改良”，你既然已经是“良”了，你还“改”什么？你要改“良”为“娼”吗？

 

“改良”一词并未因辜鸿铭的不满而消失，而且近一百年来使用人数愈来愈多。造词上的这种无理性，在不同的方言词汇中更是随处可见。

一些无理性的词，与后世的词汇演变关系密切。例如“孀”就是指寡妇。后世因为双音化运动产生出来的“孀妇”“遗孀”，添附上去的“妇”“遗”，对于“孀”而言似乎都有蛇足之嫌，都显示着某种无理性。无理性的问题，在口头流行的词语上更有鲜活的表现，例如“没心没肺”是说某些人不大计较什么事情，但是“没心”似乎很少说，“没良心”倒是说得更多一些。“没有心肝”没问题，但是“没肝”是绝对不可说的。“没胃口”是说无食欲，但是不可说“没胃”“没肠”“没肚儿”。

有理性不意味着合理。例如鲸鱼生活在海洋中，似鱼而不是鱼，它是哺乳类动物；熊猫不是猫，更像熊；犀牛根本不属于牛所在的偶蹄目，其实是一种奇蹄目动物，与马的血缘更近；角马并不是马，而是一种大羚羊。随着时光的流逝，一些词的构成理据在后世人的心目中模糊了，后世的人们认为一些词的构造不具有理性而具无理性。例如“龙眼”在《现汉》1996年版中有两个义项：“①常绿乔木，羽状复叶，小叶椭圆形。花黄白色，圆锥花序。果实球形，外皮黄褐色，果肉白色，可以吃，味甜，也可入药。产于福建、广东等地。②这种植物的果实。”又以“也叫桂圆”的方式表示“桂圆”只是“龙眼”的异名同实词。《现汉》在“桂圆”条下果然仅注以“龙眼”二字。其实在不少人心目中“龙眼”是不同于“桂圆”的，前者是鲜的水果，而后者却是该水果制成的干果。造词之所以会有不同的理据，也有方言因素的影响。例如“馄饨”是一种面食，用薄面片包馅儿，煮熟后带汤吃。“馄饨”这个词历史久远，例如曾朴《孽海花》第十五回：“往人堆外一掷，早是一个朝天馄饨，手足乱划起来。”但是“馄饨”一词在广东等地写作“云吞”，曾有人煞有介事地解释说，广东等地之所以称“云吞”是因为这种食品端上桌来热气蒸腾，正好吞下。这当然是俗词源的解释。随着改革开放大潮席卷中国大地，“粤语北伐”，“云吞”一词也大举北上，开始时大有取代“馄饨”之势。但到后来，一些北方地区将“云吞、馄饨”都保留下来，让它们各有所指：“云吞”指馅儿大的一种，“馄饨”指馅儿小的一种。词的这种有理性、无理性，在词义的所指上表现得尤其明显。例如“伏法”一词，在1930年出版的《王云五大辞典》中释义为“有罪受刑”。“刑”，可以是死刑，也可以是无期徒刑，甚至可以是有期徒刑；“有罪受刑”，当然不一定就是受死刑。“伏法”与“伏诛”是不同的，后者一定是受死刑。但是到了1960年出版的《现汉》（试印本），“伏法”就被释义为“（罪犯）被执行死刑”，1974年出版的《国语日报辞典》也释义为“犯大罪，受到法律制裁，处了死刑”。而“服刑”，《王云五大辞典》和《现汉》（试印本）以及《国语日报辞典》均未收立，1965年出版的《现汉》（试用本）才收立，释义为“服徒刑”，2000年出版的《新编》也将此词收立，释义为“进监狱接受法律的刑罚”。其实“伏”和“服”，“法”和“刑”，字面上并未昭示它们一者必死，一者不死的理据。它们意义的分野是由语言社会在这两词后来的使用中逐渐分别开来的。

无理性与有理性是相辅相成的，无理中存在有理，有理中存在无理。

二 平衡性和不平衡性

造词有平衡与否的问题。所谓造词平衡，是说同类型的词的造词方法一致，例如有“大睡”，也有“小睡”，有“大便”，又有“小便”；所谓造词不平衡，是说同类型的词的造词方法不相一致，例如语言中没有“大坐”，却只有“小坐”。有的词，在人们的口中是有平衡性的，但是在有些词典的收条上却不存在着平衡性。例如《现汉》1996年版收了“国父”，却未收“国母”，而无论“国父”“国母”都是存在于人们的口中的。词典漏收或失收一些当收条目的情形，不难见到。例如“揭锅、孔急、孔武、说事、过劳死、咸鱼翻身”等词语是内地、台港澳地区常用的词语，早已使用开来，但是《现汉》第5版却未收取为条。《现汉》第6版将“说事、过劳死、咸鱼翻身”收入了，但是“揭锅、孔急、孔武”仍未收入。《现汉》第6版2012年出版，7月15日下午在京举行新闻发布会，16日即有香港媒体针对该版本收了“宅女”不收“剩女”表示了不同意见。

词构也有平衡与否的问题。所谓词构平衡，是说同类型的词的结构方式一致，例如“跳高”“跳远”，就是结构一致的词；所谓词构不平衡，是说同类型的词的结构不相一致，例如“射箭”是一项运动的名称，“射击”也是一项运动的名称，但是两词的结构方式不相一致。如果要一致，“射击”改为“射弹”，才与“射箭”一致。同类的例子，如“拳击”“击剑”，结构也不一致。语言中有“寡妇”“孀妇”，有“鳏夫”，有“寡居”“孀居”，也有“鳏居”，这似乎都反映出平衡性；但是语言中有“寡嫂”这个词，似乎很少见到“孀嫂”的说法，更罕见“鳏兄”的用例，这又反映出某种不平衡性。

造词、词构的平衡与否，会导致意义上的一致与否，例如“小便”有生殖器义，“大便”无生殖器义。“小便”《现汉》1996年版立三个义项：①（人）排泄尿。②人尿。③指男子的外生殖器，也指女子的阴门。但是“大便”立两个义项：①屎。②拉屎。这就是不平衡。

三 可类推性和不可类推性

词汇具有可类推性和不可类推性。可以类推的例子如，有“海军”也有“空军、陆军”，有“法警”也有“狱警、刑警、户籍警、交通警”；不可类推的例子如，有“水兵”，无“空兵、陆兵”，却又有“骑兵、空降兵、铁道兵”。不可类推性，提醒人们在造词时、用词时需格外谨慎，如有“澳币、韩币、日币、人民币”，也有“法币”。但这个“法币”却不是法国货币的意思，而指1935年后国民政府发行的纸币。指称法国本位货币的词叫“法郎”。有“中国、美国、法国、德国”，还有“联合国”。但是“联合国”没有“国家主席”或“总统”，因为它不是一个“国”，而是若干个“国”的集合体。有“工业局、林业局、公安局、教育局”，还有一个“政治局”。但“政治局”没有“局长”。反过来，凡“委员”必是“委员会”的成员。但是“政治局委员”却不出自“委员会”。有“办事处、审计处、督察处、新闻处”，还有一个“书记处”。但“书记处”没有“处长”。谈到“长”，也涉及汉语构词的一个问题。绝大多数的职官词语，只要词根是单音节的，一般都可加“长”构成“~长”，例如“部长、省长、司长、厅长、处长、县长、科长”，但是如果词根是双音节的，一般就不再以加“长”的方式构词，如“中心”的负责人不能是“中心长”，而只能是“中心主任”，“公司”的负责人也不能是“公司长”，而只能是“公司经理”。只有少数外来色彩浓烈的词才可以，如“执行长”。

可类推性、不可类推性都是习惯使然。

四 比喻和借代

语言中多数词语都是直接反映所指的客观对象的，例如：“棺材”，是装殓死人的器具；“硅钢”，是含硅量高于0.4%的合金钢；“即景”，是就眼前的景物（作诗文或绘画）；“究诘”，是追问结果或原委；“极为”，是表示程度达到极点；“特地”，是专为某事而……；“上等兵”，是军衔之一种，高于列兵；“铁算盘”，是比喻精细的算计，也比喻很会算计的人；“树大根深”，是比喻势力大，根基牢固；“四面八方”，是泛指周围各地或各个方面。语言中还有一些词语，不是直接反映所指的客观对象，而是借彼喻此，以他物状此物，用比喻的方式曲折地反映所指的客观对象，例如：“鳞爪”，不是鱼的鳞和兽的爪，而是比喻事情的片断；“拐脖儿”，不是人或其他动物拐弯儿的脖子，而是弯成直角的铁皮烟筒，用来连接两节烟筒，使互相垂直；“驴肝肺”，不是驴的肝和肺，而是比喻人极坏的心肠；“出气筒”，不是用于出气的管状器物，而是比喻被他人用来发泄怨气的人；“葡萄胎”，不是葡萄的胎儿，而是一种妇科病症——妇女受孕后胚胎发育异常，在子宫内形成的许多成串的葡萄状小囊；“穿小鞋”，不是穿尺码小于脚的尺寸的鞋子，而是给别人刁难，使受约束、限制，好像给尺寸大的脚穿上尺码小的鞋子那样使人难受；“囫囵吞枣”，不是把枣儿连皮带核整个儿吞下去，而是比喻读书等不加分析地笼统接受；“藕断丝连”，不是实指藕断了丝还连着，而是比喻人在感情方面好似断了关系，实际上仍然牵挂着；“剜肉补疮”，不是真的剜心头肉医眼前疮，而是只顾眼前，用有害的方法去救急，仿佛从自己身上挖掉一块好肉去补疮口（唐·聂夷中《咏田家》诗：“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缘木求鱼”，不是真的爬到树上去找鱼，而是说办事情方法不对头，劳而无功（《孟子·梁惠王上》：“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这种不是以直接的方式而是以比喻的方式曲折地反映所指客观对象的词语，可称为比喻词语。

比喻词语在汉语的一些词和熟语中都有表现，在复合词和成语中更普遍地存在，而且也更具典型性，有分析的价值。汉语复合词多由两字构成。双字词是词的典型形式，双字复合词更是典型形式中的典型形式，三字词则是词的次典型形式，四字词更只能说是词的饱和形式。一个词若由两字构成，其直接组成成分自然只能是两个；一个词若由三个字或四个字构成，按照直接成分分析法（immediate constituent，也叫“IC分析法”）来看，它第一层次的直接成分一般也只有两个，除非它第一个层次是并列结构的，如“短平快、马大哈、伯仲叔季、望闻问切”。以比喻的方式构成的复合词——比喻复合词，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词的两个直接组成成分都同时以比喻的方式反映客观对象——喻指的；一种是词的两个直接组成成分一个是喻指的，另一个是直接反映所指的客观对象——直指的。两个直接组成成分都是喻指的复合词，与所反映的客观对象没有直指、被直指的关系，而纯粹是比喻。如“泰斗”，是说某人（在某个学科）的地位、声望极高，如同泰山之于群山，北斗之于众星；“虎狼”，是说某类人非常凶狠、残暴，仿佛猛虎、恶狼一般；“犬马”，是说某些人（常为下级）愿供人驱使，像对主人忠实、恭顺的狗和马一样；“筋节”，是说文章或言辞的重要而有力的转折连接处，好像人或其他一些动物体内肌腱或骨头上的韧带、关节似的。类似这样的复合词还可举出一些，如“黑心、揩油、窠臼、垮台、累卵、乱营、啮噬、星散、滚刀肉、花架子、开夜车、拦路虎、连珠炮、乱弹琴、落水狗、满堂红”。两个直接组成成分都是喻指的复合词，可称全喻复合词。

与全喻复合词相对的是半喻复合词。所谓半喻复合词，是词的两个直接组成成分一个为喻指一个为直指。半喻复合词根据喻指、直指所处的前后位置的不同，可分作前喻复合词和后喻复合词两类。前喻复合词，是词的前一个成分为喻指、后一个成分为直指的复合词。例如：“蠕动”，是像蚯蚓爬行那样动；“门牙”，是上下颌前方中央——像房屋的大门——部位的牙齿；“马粪纸”，是用稻草、麦秸等做成的板状的纸，因其颜色是黄色，类似于马粪，故名；“叩头虫”，是身体呈黑褐色，胸部能弹动发声，身体仰卧时能用胸部反弹而跳起来的一种昆虫，其动作近于人类的叩头，因以得名。像这样的前喻复合词还可举出很多，如“蝶骨、斗笠、鹄立、荤话、脊檩、剑眉、瓮城、鱼雷、宝塔菜、扁桃体、抠字眼儿、垃圾股、喇叭花、剪刀差、马尾松、鸭舌帽”。后喻复合词，是词的后一个成分为喻指、前一个成分为直指的复合词。例如：“鸡冠”，是鸡头顶上长的形状略似冠的肉质突起；“鼻翼”，是鼻尖两旁的部分，像鸟类躯干两侧的翅膀；“安全岛”，是马路中间供行人穿过时躲避车辆的地方，好似汪洋中的一个岛屿；“豆腐衣”，是煮熟的豆浆表面上结的薄皮，仿佛人的衣服一般。像这样的后喻复合词也还可举出很多，如“病灶、分袂、锅盔、话柄、慧根、墙裙、书眉、屋脊、玻璃钢、草木犀、地黄牛、火老鸦、火力网、鸡内金、江珧柱、墨水池”。半喻复合词虽然不像全喻复合词那样两个直接组成成分都是喻指的，而是一半为喻指的一半为直指的，但从词的构成和词与所反映的客观对象的关系看，半喻复合词也还是比况式的、曲折的，并不是直捷的、显然的。如：“鸭舌帽”虽是帽，但与鸭舌无本质上的联系，帽称“鸭舌”，形似而已；“墙裙”不是裙，而只是加在室内墙壁下半部起装饰和保护作用的表面层，称“裙”，也只是由于这种表面层之于墙壁和裙子之于人有某种相似之处罢了。因此，半喻复合词与全喻复合词一样，同属比喻复合词。

汉语的成语最短也得由三个字构成（如“稻粱谋、绕指柔、莫须有、清君侧”），长的可由六七个字甚至更多个字构成（如“图穷匕首见、出污泥而不染、百无一用是书生、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但成语最基本、最典型的形式是由四个字构成的，即所谓“四字组合”（如“筚路蓝缕、蓬荜生辉、守株待兔、睚眦必报”）。多数成语不是直接地而是曲折地反映所指的客观对象，从而产生了不能做字面理解的非字面义。这非字面义有不少是靠比喻的方式产生的，遂形成了我们这里要分析的比喻成语。比喻成语，根据其两个直接组成成分是都为喻指还是一个直接组成成分为喻指一个直接组成成分为直指而分别为两类：全喻成语和半喻成语。

全喻成语，有些两个直接组成成分分别用上不同的比喻。例如：“更弦易辙”，前一个直接组成成分所用的比喻是“更换乐器上的弦”，后一个直接组成成分所用的比喻是“改变车子走的道路”；“釜鱼幕燕”，前者比喻“游于釜中的鱼儿”，后者比喻“筑巢于帷幕上的燕子”；“光风霁月”，前后分别用“雨后初晴时的和风”——“光风”和“雨雪停止后的明月”——“霁月”来做比喻；“含垢藏疾”，以“包含污垢”和“隐藏疾病”分别比喻。这样的成语还可举出很多，如“根深蒂固、耕云播雨、绠短汲深、鬼哭狼嚎、过关斩将、虎穴龙潭、鸡鸣狗盗、剑拔弩张”。有些成语，前后两个直接组成成分用一个比喻，这也是全喻式成语。如“涸辙之鲋、虎视眈眈、火烧眉毛、空中楼阁、临渴掘井、落井下石”，整个成语所用的比喻都只是一个。上所列出的一些成语，其所由构成的字并不一定都是喻指的，但从这些成语的直接组成成分上看，还都是比喻性的，它们仍应算作全喻式的成语。例如：“锦心绣口”，“锦”和“绣”是喻指，“心”和“口”是直指，这个成语是用“锦样的心”“绣似的口”来比喻横溢的才思、满腹的文章；“蝇营狗苟”，“蝇”和“狗”是喻指，“营”和“苟”是直指，但是苍蝇不可能钻营，狗也不会苟且，这个成语是以苍蝇和狗的行为来比喻某类人的钻营和苟且；“蝇利蜗名”，“蝇”和“蜗”是喻指，“利”和“名”是直指，整个成语是以“蝇”和“蜗”之细小来喻微不足道的名和利；“行尸走肉”，“尸”和“肉”是喻指，“行”和“走”是直指，但尸体不会行走，没有灵魂的肉体也不会跑动，整个成语是以行走的尸体和会跑动而没有灵魂的肉体来比喻某类人。

半喻成语，根据喻指和直指前后位置的不同分别为两类：前一个直接组成成分为喻指、后一个直接组成成分为直指的，是前喻成语；前一个直接组成成分为直指、后一个直接组成成分为喻指的，是后喻成语。前喻成语如：“龙马精神”，“龙马”是喻指，“精神”是直指，整个成语是说某些人的精神像龙马一样健旺非凡；“眉睫之祸”，“眉睫”是喻指，“祸”是直指，整个成语是说灾祸就像迫在眉睫一样横在近前、身边；“舐犊情深”，“舐犊”是喻指，“情深”是直指，整个成语以老牛爱抚小牛，用舌舐舔来比喻父母对儿女之情的深切；“乘龙快婿”，“乘龙”是喻指，“快婿”是直指，整个成语是说称心的女婿如龙一般令岳父母中意、喜爱。后喻成语如：“人中龙虎”，“人”是直指，“龙虎”是喻指，整个成语是说某人出类拔萃，是人中豪杰，像龙虎一般不寻常；“民怨沸腾”，“民怨”是直指，“沸腾”是喻指，整个成语是说民众的怨愤情绪到了极点，好似液体到了沸点一样；“涕泗滂沱”，“涕泗”是直指，“滂沱”是喻指，整个成语是说眼泪和鼻涕很多，仿佛下大雨似的；“众口铄金”，“众口”是直指，“铄金”是喻指，整个成语是说众人异口同声的言论足可使一切毁掉，如同金属被熔化掉一样。有些成语，其内部的某个字是比喻性的，但是构成该成语的直接组成成分未有比喻性，因此不好看作比喻成语，如“抱头鼠窜”“遍体鳞伤”“放浪形骸”“妙手回春”。

比喻词语与词语的比喻义不是同一概念。所谓比喻义，是在词语已有意义（通常是基本义或本义）的基础上通过打比方（比喻）的方式产生的一个意义。如：“心脏”，基本义或本义是人或某些动物体内主管血液循环的器官，以此为基础产生出一个新的比喻义：中心、要害部门；“包袱”，基本义或本义是用布包起来的包儿，一般挎在肩上，以此为基础产生出一个新的比喻义：思想或行动的负担；“风起云涌”，基本义或本义是大风起来，乌云涌现，以此为基础产生出一个新的比喻义：事物迅速发展，声势浩大；“金字招牌”，基本义或本义是商店用金粉涂字的招牌，以此为基础产生出一个新的比喻义：向人炫耀的名义或称号。类似这样有比喻义的词语还可举出很多，如“地下、翻身、高峰、挂钩、烙印、鬼门关、后遗症、海市蜃楼、含沙射影、哼哈二将”。比喻词语，是以比喻的方式构成的词语，不是词语所含的一个义项；词语的比喻义，是词语的一个义项——以比喻的方式产生出的一个新的意义。比喻词语一般是单义的，有比喻义的词语则是多义词语。词语的比喻义，是从词语意义发展的角度着眼的，属词语意义的问题；比喻词语，则是从词语构成的角度来看的，属词语构成的问题。比喻词语和词语的比喻义不但是不同质的现象，两者一般也不存在相互转化的可能。比喻词语一般都是单义的，只有极个别的在词典里被列出不止一个义项。例如“风尘”一词，《现汉》1992年版释义如下：

 

①比喻旅途劳累：~仆仆|满面~（旅途劳累的神色）。②比喻纷乱的社会或漂泊江湖的境况：~侠士|沦落~。③〈书〉比喻战乱：~之警。

 

“风尘”是比喻词，尽管这个词《现汉》列有三个义项，而且这三个义项都是喻指的，但第二个义项不是以第一个义项做基础比喻产生的，第三个义项也不是以第一个义项或第二个义项做基础比喻产生的。“风尘”的三个义项分别是“风尘”这个比喻词的内容，三个义项间也不存在此以彼为基础、彼是此的基础的关系，即多个义项间不存在源生上的关系，只是由于这三个意义相接近，才被《现汉》收作一词多义。再如成语“另起炉灶”，《现汉》1992年版释义如下：

 

①比喻重新做起。②比喻另立门户或另搞一套。

 

“另起炉灶”是比喻成语，虽然这个成语有两个义项，而且这两个义项都是比喻性的，但是“重新做起”的意义不是“另立门户或另搞一套”的意义的基础，“另立门户或另搞一套”也不是“重新做起”的意义的基础，也就是说两个义项都不互为对方产生的基础，彼此间不存在源生上的意义联系。“另起炉灶”的两个意义分别是“另起炉灶”这个比喻语的内容，由于两个意义共有同一个形式（结构形式），遂被《现汉》视作一语多义，收进一个成语中。词语的比喻义，必是由基本义或本义靠打比方的方式衍生的，必以基本义或本义做基础的，而且这比喻义和基本义/本义也不好看作是其所属的词语的内容。比喻词语的意义是“与生俱来”的，比喻词语构成的同时就产生了该词语的喻指的内容。词语的比喻义是后天才出现的，是在以已有的基本义或本义做比方的情况下才产生的。由此也可看出比喻词语和词语的比喻义不是同一现象。

词语产生新义，即由单义词语演化为多义词语，通常被人们谈到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由甲义一般地推衍出乙义，乙义是甲义的引申义；另一种是以甲义做喻体，打比方地产生出乙义，乙义是甲义的比喻义。含有一般性引申的意义和一种特殊性引申的意义——比喻义的词语，都比较常见。例如：“跑马”有“骑着马跑”和“赛马”两个义项，后一个意义是从前一个意义引申出来的；“社会关系”有“个人的亲戚朋友关系”和“人们在共同活动的过程中彼此间结成的关系”两个义项，第二个义项是第一个义项的引申；“攀附”有二义：“附着东西往上爬”和“投靠有权势的人，以求升官发财”，第二个义项是以第一个义项为喻体而产生出来的；“绕圈子”有“走迂回曲折的路”和“不照直说话”两义，后者是前者的比喻义。多义词语除一般性的引申意义和比喻这种特殊的引申意义之外，还有另一种特殊的引申意义，即以借代的方式产生出来的转义——借代义。例如：“门房”有两个义项，第一个义项是“大门口看门用的房子”，第二个义项是“看门的人”。“大门口看门用的房子”是“门房”这个词的基本义或本义，而“看门的人”的意义既不是从“大门口看门用的房子”的意义一般推衍而来的，也不是以“大门口看门用的房子”的意义做喻体以打比方的方式产生出来的，它是一种借代，是以物代人。再如“刘海儿”一词《现汉》第5版列两个义项：第一个义项是“传说中的仙童，前额垂着短发，骑在蟾上，手里舞着一串钱”，第二个义项是“妇女或儿童垂在前额的整齐的短发”。这第二个义项即是在第一个义项的基础上靠借代的方式产生出来的借代义。

比喻词语，是以喻指的方式构成的词语。易与比喻词语相混淆的，不是多义词语的借代义，而是以借代的方式构成的词语——借代词语。例如：“丝竹”，《现汉》第5版的释义为：

 

琴、瑟、箫、笛等乐器的总称，“丝”指弦乐器，“竹”指管乐器。

 

因为琴、瑟等弦乐器的弦是用丝制作的，箫、笛等管乐器的管是用竹子制作的，遂用原料“丝”“竹”代本体弦乐器、管乐器，是为借代词。再如：“红袖添香”这个成语，是美人伴读的意思。“红袖”是物，无法“添香”。这里是用“红袖”代人，遂成以特征代本体的方式构成的借代成语。

比喻词语是整个词语或词语的某个直接组成成分喻指客观对象。比喻词语注重其与所反映的客观对象的相似性，任何比喻词语或比喻词语中有喻指性的直接组成成分都可纳入“像……”的格式进行分析，如“鼎立”是像三足鼎似的立着，“鹅行鸭步”是像鹅行走一样行走，像鸭走动那样走动。借代词语是整个词语或词语的某个直接组成成分代指客观对象。借代词语注重其与所反映的客观对象的相关性，任何借代词语或借代词语中有借代性的直接组成成分都无法像比喻词语那样纳入“像……”的格式来分析，如“方丈、细软、阿斗、裙钗、诸葛亮、稻粱谋、白山黑水、冠盖相望”。借代词语和比喻词语是不可混同的两种词汇现象。

在汉语近体诗中，有赋比兴的创作手法。所谓赋，是说平铺直叙，铺陈、排比，相当于现在的排比修辞方法；所谓比，是说比喻，相当于现在的比喻修辞方法；所谓兴，是说托物起兴，先言他物，然后借以联想，引出诗人所要表达的事物、思想、感情，相当于现在的象征修辞方法。人们也常将比兴连用，表示托物起兴，联想比喻。词的构造，有时就用上比兴的手法，很有形象感。例如“步摇”，《现汉》未收，《新编》收立，释义为：“就是妇女头上插的一种首饰，上面有垂珠，走起路来就会摇动。”也就是说它的内部形式取的是该种首饰在妇女头上一步三摇的状貌。

五 词语的标记

词语标记和标记词语不是一回事，词语标记是词语结构中专起标注性质、提示语义等作用的成分，而标记词语则是语言词汇中的一些带有某种标记的词汇单位。汉语标记词语的二元对立使有标记词语和无标记词语形成鲜明的对照，二元对立的标记词语又分典型的和非典型的两类。汉语标记词语在结构上与其他语言标记词语的结构不尽相同。汉语标记词语有哪些类别？各类别间有哪些区别？标记对所附着的成分有何影响？类似这样一些问题都值得人们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汉语词汇中的一些合成性单位，其结构中的某个成分专起某种标注性质、提示语义等的作用，该结构成分即可称为词语标记，具有该标记的词语即可称为标记词语。标记词语，在同一论域内二元对立，由有标记词语与无标记词语两相对待。典型的二元对立是一个词语为有标记词语，另一个词语为无标记词语，非典型的二元对立是一方为有标记词语，另一方为无标记词语，各方未必以一个词语为限。在二元对立中，受有标记词语的影响，无标记词语的词干上虽未赘有标记性成分，但却以无标记来标示标记，无标记本身就是一种标记。无标记词语可视为零标记词语。

标记词语并不具有分布上的普遍性，有标记词语和无标记词语所形成的二元对立的词语仅占很小的比例。词语标记也不具有分布上的普遍性，它只是在该词语必须标记时才会存在，才会添附上，无须标记时则不会存在，不必添附上。被标记的单位，其本身可以是合成词性的单位，亦可是单纯性的根词。同一论域内二元对立的词语，其地位并不对等，标记常被添附在被视作“异类”的词语上，无标记词语才被看作是正常的词语。有标记是违背一般倾向的特征，即例外特征，无标记则是与一般倾向相一致的特征。这就如同绝大多数的人习惯于用右手做事，只有少数人习惯于用左手做事，这习惯于用左手做事的人被视作异于常人，宜于加标记指称叫“左撇子”。而习惯于用右手做事的人是多数，被认为是正常人，不称“右撇子”，语言词汇中也没有“右撇子”这个词，无需加标记，或者说是以不加标记的方式（零标记）来表示一种标记。

汉语的词语标记有多种，从是否典型的二元对立的角度看，多表现在性别标记和其他标记的分野上。性别标记词语一般是两个词语相互对照的，而其他类别的标记词语则一般是多个词语彼此对照的，词语数量多寡不拘，可多可少，不以两个词语为常。词语标记丰富多样，对它们的研究值得深入进行。

性别标记是语言运用中常见的现象，也是人们运用语言对事物进行分类的常见手段。例如中国各级政府机构、社会团体等公布其委员会名单时，凡女性委员一般会在其姓名后以括弧加注“女”字，男性委员则无须这样做。所以会如此，原因就在于女性参政者寡，需要凸显出来以引起重视。当然也有相反的情形，如当学校招收的女生比例远高于男生时，校方在给学生造册时会在男生姓名后以括弧加注“男”字，女生则毋庸如此标注。性别标记词语一般都是二元对立的，这是由于包括人类在内的动物的性别一般都是雌雄两分的；而且这二元对立是由两个词语来实现的，此种二元对立即可视为典型的二元对立。以性别标记构成的词语对立是常见现象。例如男人中的“才能出众的人”可称为“豪杰”，⁶女人则只能称为“女中豪杰”或“女豪杰”“女杰”；有“女王”“女皇”而无“男王”“男皇”，原因就在于“王”“皇”由男性充任理所应当，一旦由女性出任似乎就有“牝鸡司晨”之嫌；“间谍”多由男性充当，不必称“男间谍”，由女性充任时却必须加性别标记，要称“女间谍”或“女谍”；“土匪”中男性居多，因此男性的土匪不必再加性别标记称“男土匪”，而由女性充任的土匪却须加性别标记称“女土匪”或“女匪”。⁷

性别标记所附丽的词干未必就没有性别标记性的成分，而可能先此已有性别标记成分。例如男人中本领高强、勇武过人者或不畏困难、不顾自身安危而甘为大众利益献身者可称为“英雄”，这“英雄”中的“雄”就已标示着性别，就已是性别标记。女人中具上述品质、行为或气概者，一般不径称作“英雄”，也不称作“女英”，却被称为“女英雄”。男性的英雄若称作“男英雄”，这性别标记“男”无疑会被视为蛇足和赘疣，因为它将与“雄”重复；而女性的英雄被称作“女英雄”，这性别标记“女”与词干上先此已有的性别标记“雄”不但不被视为矛盾，却被视为当然。之所以会如此，大概是由于之前的构词成分所示语义已然弱化，由之所显示的性别特征已不彰显，再在其基础上添加新的成分并不使人对新旧成分产生矛盾之感。这样的词例并不鲜见，如男人称“公子”，不必称“男公子”，因为“公”也好“子”也好，似乎都在标示着男性的性别；而女人则只能诙谐地称为“女公子”。“女”和“公子”所标示的性别是矛盾的，但却并不影响“女公子”的成立。“妓”是女性卖淫者或性工作者，这一点从这个字的偏旁即可清楚无误地看出。男性卖淫者或性工作者称“男妓”，“男”字和“妓”字本是矛盾的，但此时的“妓”字所标示的性别语义已弱化，而更多地保留的是卖淫者或性工作者的语义，因此将其与“男”组合在一起，并不予人矛盾之感。“勇士”一词也是如此。历史上勇士似乎只由男人充当（“士”其实已是性别标记），因此男性勇士不必再画蛇添足地加上性别标记“男”；而一旦有女性担当勇士，则“勇士”前就一定要加上性别标记，成为“女勇士”。“护士”一词更有趣。“士”在历史上本指男性，在“护士”一词中本应是男性的性别标记。但由于医疗机构中担当护理、照料病人工作的人员多由女性充任，因此当称说女性护理人员时径称“护士”，而不必再加性别标记称“女护士”。而一旦男性担任此一工作者则一般要另加性别标记“男”，称作“男护士”。⁸不难看出，在男性充当主要社会角色的社会里，词语在标注性别标记时常见的是为女性加注性别标记，男性则以零标记的方式来表示。相反的情形，即词语在标注性别标记时为男性加注性别标记而女性则以零标记的方式来表示，则比较少见。这样的例子还可举出一些：“保姆”专指女人（“保姆”的另一写法是“保母”，显见其性别特征；写作“姆”字，其偏旁“女”也同样是女性标记），男人任此职者则只好称为“男保姆”。更有意思的是，一些汉字本身明明是带有性别标记的，但在使用中该标记所标示的意义也会逐渐淡化，甚至消失得无影无踪。例如“妖”字是由义符“女”加声符“夭”构成的，“女”符无疑是“妖”字的性别标记。然而“妖”字却不常指女性，指女性时还要另加标记才行，如“女妖”。这大概也是因为妖魔鬼怪这样出乖露丑的事情多由男性担当之故吧。再如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当他（她）在任何形式的竞赛竞争中胜出时都被称作“称雄”；“称雄”并不专为男性所用，语言中也并未再为女性另造出一个“称雌”。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当其与他人一决胜负时都称“一决雌雄”，而负者（不论女男）都为“雌”（如“雌伏”），胜者（不论男女）皆为“雄”（如“雄起”），而不能相反。

本无性别标记或本无必要加上性别标记的词语，有时会因该词语常用于某种性别的人而被染上性别的色彩，即被强制性地加上标记。例如诗词作家无所谓男女，但是中国历史上诗人、词人绝大多数都是男性，女性诗人、词人极为罕见，因此当称说女性诗人、词人时通常会加上性别的标记，像薛涛是唐代的“女诗人”，李清照是宋代的“女词人”。反过来看，零标记词语的语义指向也会因标记词语的存在而使自身得以强化。还看上例，“诗人”“词人”因多由男性充当，女性诗人、词人便加上“女”标记。而当“女诗人”“女词人”稳定地使用起来之后，又反转来对“诗人”“词人”的性别指向起到一种强化的作用——零标记的男性性别指向。再如“青年”本无所谓性别，但由于历史上出头露面的“青年”常是男性，因此现代社会指女性青年时常常加上“女”的标记称“女青年”。有标记词语“女青年”的出现，使得零标记词语“青年”的性别指向得以强化。临时拘押未决犯的机关称“看守所”。有某市第一看守所、第二看守所，略作“一看”“二看”，也有某市第一女看守所，第二女看守所，略作“第一女看”“第二女看”（倘无序数词，便径称“女看”），却见不到标记为“男”的看守所，即没有“男看”的缩简形式；不加性别标记的看守所，就是关押男性未决犯的看守所。之所以专为关押女性未决犯的看守所加上性别的标记，是因为男性未决犯和已决犯的人数远远大于女性。“女看守所”或“女看”这样的标记词语的出现，自然使得“看守所”的性别指向得到了强化。新浪网转载2009年4月22日金羊网上一则消息的标题为《女海归为救情夫行贿126万》，说明“海归”多为男性，“海归”加性别标记“女”正说明女性“海归”之稀少。“女海归”的出现，又反转来对“海归”的性别指向起到了强化的作用。相似的例子再如“流氓”“混混”专指男性，女性则必得加上“女”字构成“女流氓”“女混混”。而“女流氓”“女混混”的使用，无疑又强化了“流氓”“混混”对男性的所指。当然，也有相反的例子，客机上的乘务员因多由女性担任，因此“空乘”一词多指女性，而一旦男性出任客机乘务员，就需要在“空乘”上加上性别标记为“男空乘”。同样的，“男空乘”的出现，更使“空乘”的女性所指得到进一步的强化。

还有一些词语是没有外在的性别标记的，但是它们在使用中仍旧存在着性别的分野。例如“元配”按照《现汉》第5版的解释，其意义是“指（男人）第一次娶的妻子”。女人第一次嫁的丈夫能否也称作“元配”？回答是否定的。这是由于宗法社会所使然——男人可以有若干个妻子，因此对于男人所娶妻子来说，可以有元配与非元配之分；对女人则要求从一而终，在词语上不存在什么第一次嫁第二次嫁的分别的问题。这没有外在性别标记的词语，也不存在二元对立的情形，也就很难说是标记词语了。与此相类，一些标示某种性质特点的词语似乎也很难算作标记词语。像“缅怀”是说对死去的人的怀念；对生者不能说“缅怀”。再如“叫春、交尾”只能用于人之外的动物甚至动物中之一类，而“爱情、遗体、容貌”等却只能用于人，不能用于人之外的动物。这些词语也都没有外在的标记，也不存在二元对立的情形，因此也都不是标记词语。

当然，二元对立的词语也未必就是标记词语。例如“革命”“反革命”，“常设”“非常设”，“送气”“不送气”，“新星”“超新星”，它们能否算作标记词语值得研究，因为形成对立的两个词语，并非其中一个具违背一般倾向的特征，即例外特征，另一个具与一般倾向相一致的特征。

性别标记词语一般都是典型的二元对立，两个词语双峰对峙，映照鲜明。而另外一些词语，它们虽也二元对立，但却不是典型的二元对立，即不是两个词语对照，而是数个词语分作对立的两方。非典型的二元对立标记词语主要有身份标记词语、来源标记词语、色彩标记词语、词性标记词语、声态标记词语几类。

身份标记。身份标记是对词语和词语所示事物对象身份的一种指明。词语上加身份标记，与不加身份标记形成对照。身份标记不但是现代汉语常见的现象，而且可以追溯到上古汉语。例如《孟子·告子上》：“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东汉赵岐《孟子章句》：“有人名秋，通一国皆谓之善弈，曰弈秋。”《后汉书·张衡列传》：“弈秋以棋局取誉。”可见，“弈秋”不是姓“弈”名“秋”，而是善“弈”者中名“秋”的那一位。“弈”仅仅是“秋”的职业，是身份标记。再如《庄子·徐无鬼》：“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顾谓从者曰：‘郢人垩漫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斫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闻之，召匠石曰：‘尝试为寡人为之。’匠石曰：‘臣则尝能斫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自夫子之死，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以与言之矣。’”这里的“匠石”，也不是姓“匠”名“石”，而是工匠中之名“石”者。“匠”也只是“石”的职业，是身份标记。近现代以来“匠”更固化为手艺人或在某一领域造诣极高者的通称，充作词中的身份标记时已改前置为后置，形成“职业名+匠”的构词模式，构成“木匠、瓦匠、铁匠、染匠、鞋匠、泥水匠、教书匠”等词。“匠”仍是该词的身份标记。类似的身份标记，还有“客”，形成的构词模式为“行业或事务+客”，构成“游客、旅客、香客、房客、访客、食客、看客、浴客”等词；有“民”，形成的构词模式为“事务或行为+民”，构成“线民、股民、彩民、烟民”等词；有“友”，形成的构词模式为“娱乐专案+友”，构成“酒友、烟友、牌友、棋友、钓友、网友、吟友、狱友”等词；有“长”，形成的构词模式为“军队的编制名+长”，构成“军长、师长、旅长、团长、营长、连长、排长、班长”等词；有“农”，形成的构词模式为“植物名+农”，构成“粮农、菜农、棉农、果农、蚕农、茶农、花农、枣农、蔗农、蕉农、烟农”甚至“猪农”（《台湾解禁瘦肉精引发猪农抗议》，2007年8月18日中国台湾网标题）；等等。汉语进入当代以来更有不少身份标记的词语被创造出来，比较著名的如“奴”（以它构成的词如“房奴、车奴、卡奴”）“族”（以它构成的词如“上班族、讨薪族、打工族、工薪族”）。

来源标记。来源标记是对词语和词语所示事物对象来源的一种指明。词语上加来源标记，是与不加来源标记形成对照的。这一做法在古今都很常见。例如古代常在词语上用加“番”“胡”标记的方式来表示事物对象之所从出，如用“番”构成的“番薯、番茄、番邦、番乐”，用“胡”构成的“胡麻、胡椒、胡人、胡琴、胡斗、胡闹、胡打乱闹”。以在词语上加来源标记的方式构成的词语，近现代以来随着国门打开似乎愈来愈多，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标记为“舶来品”的，如用“洋”字构成的“洋腔、洋枪、洋画、洋葱、洋人、洋房、洋油、洋灰”，用“西”字构成的“西法、西历、西元、西餐、西点、西服、西装”。当然，也不乏标记为本国或“土产”的，如用“旗”构成的“旗人、旗袍”，用“唐”构成的“唐人、唐山、唐衫”，用“国”构成的“国学、国乐、国教、国画”，用“中”构成的“中餐（与“西餐”相对）、中医、中药、中学（与“西学”相对）”。

词语的来源标记最富文化味的是以地名来对当地独特的土产或独特的事物对象加以注明的，例如“端砚”的“端”指的是出产上品砚台的广东高要端溪，“湘绣”的“湘”指的是出产上品刺绣的湖南，“口北”的“口”指的是河北张家口，“昆腔”的“昆”指的是江苏昆山，“昆腔”即是元代在昆山产生的一种戏曲声腔。这种浓郁的文化味有时会因地名的变迁而变得愈发强烈，例如“婺剧”的“婺”指浙江省的金华是需要人们费一点心思的。元代之前今浙江金华一带地区叫婺州，“婺剧”的名称即由此而来。“瓯绣”的“瓯”指的是浙江温州，“瓯”是浙江温州的别称。“宣纸”的“宣”指今安徽省泾县，一些人不大容易理解。只有他们知道了今天的泾县在唐代时属宣州，才能明白“宣纸”的“宣”是宣州所产的纸张。然而，“宣腿”却又不是唐代宣州的“宣”了，而是云南宣威的“宣”。“锡剧”指的是无锡滩簧、常州滩簧合流而成的地方戏曲剧种，原名“常锡文戏”，后略作“锡剧”。词语的来源标记还有是以人设定的，例如“季荷”，是著名学者季羡林在其散文《清塘荷韵》中讲到，当年他亲手投进北大住宅前湖中的“洪湖荷”种子，一度生根开花结果，每年盛夏湖中碧叶连连。人们崇敬季羡林，遂将季羡林最喜欢的那一池荷花称作“季荷”。清华大学有“闻亭”，那是为纪念闻一多先生修建的亭子。天津有“张园”，那是近代著名实业家张彪的宅邸，因1924年孙中山先生北上时下榻于此而闻名于世。江苏周庄一带驰名的名吃“万山蹄”，是因元末明初的富商巨贾沈万山而得名的。云南一种特产冰糖脐橙，因种植人褚时健而得名“褚橙”。

色彩标记。色彩标记是对词语和词语所示事物对象语义色彩的一种指明。词语上加色彩标记，是与不加色彩标记形成对照的。一些词语除有理性的意义内容外，还附丽有一种感性的意义成分。这种感性的意义成分，就是词语的表达色彩，有的学者简称之为“词彩”。词语的表达色彩有很多种，研究得较为深透的当属感情色彩和形象色彩两类。词语中所含感性成分表示尊扬、谦抑等感情的，常被纳入感情色彩。尊扬、谦抑感情的成分在称呼词语上表现得规律性最强，表现最为突出，标记也最常用。表示尊扬的成分常以“令、尊、上、大”等为标记，构成“令尊、令堂、令郎、令爱、令阃、府上、尊亲、尊翁、大作、大稿”等词语，表示谦抑的成分常以“家、小、敝（鄙）、拙”等为标记，构成“家父、家母、犬子、小女、舍下、鄙人、敝校、拙文”等词语。词语中所含感性成分表示事物对象某种形象性的，谓之形象色彩。形象色彩常以词干后附“乎乎（糊糊、呼呼）”“然”等类似词缀的成分来表现，例如“热乎乎、黏糊糊、黑糊糊（乎乎）、傻乎乎”“猛然、蓦然、悚然、悻悻然”。

词性标记。词性标记是对词语语法类属的一种指明。词语上加词性标记，是与不加词性标记形成对照的。一些词语会成类地缀以某个相同的标记，而在词性上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这样的标记，可被认作语法属性的标签，因此可称之为词性标记。词性标记在古今汉语中都是存在的，如在上古汉语中就已出现的“如”，可构成“忽如（一夜春风来）、空空如（也）、恂恂如（也）”，“尔”，可构成“猝尔、蕞尔”。但是词性标记在汉语词语中并无广泛性，而只在部分词语中有所表现。这部分词语也并不分布于所有的词类，而只在名词、动词、形容词等词类的一部分词语中有表现。例如名词性的词干常缀以“老、阿”等前附成分或“子、头”等后附成分，构成“老虎、老鼠、老鹰、老鸹，阿姨、阿飞”和“桌子、刀子、镜子、车子，苦头、甜头、想头、盼头”等；动词性的词干常缀以“于”这一后附成分，构成“乐于、勇于、敢于、甘于”等；形容词性的词干常缀以“乎（乎乎）、然”等后附成分，构成“热乎、温乎、黏糊、邪乎”和“突然、猛然、悠然、坦然”等。由于汉语形容词和副词具有天然的密切联系，所以一些可以缀在形容词性词干之后的成分，亦可缀在副词性词干之后。所构成的形容词已如上述，所构成的副词如“忽然、浑然、俨然、蓦然”。

声态标记。声态标记是对词语和词语所示事物对象的声感、样态的一种指明。词语上加声态标记，是与不加声态标记形成对照的。一些拟声摹态的词语也常带有某种标记。这种标记词语现代常见的有四种，第一种是AA式的，如“叨叨”“呀呀”“呱呱”“呵呵”，第二种是AB式的，如“叨咕”“嘟噜”“唏嘘”“哽咽”，第三种是AABB式的，如“叽叽喳喳”“叽叽嘎嘎”“唧唧咕咕”“嘻嘻哈哈”，第四种是ABCD式的，如“稀里哗啦”“噼哩啪啦”“叽里呱啦”“叽里咕噜”。汉语的声态标记词语非常丰富，历史也极为悠久，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其第一篇《关雎》的第一段“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其第一句的第一个词“关关”就是声态标记词语。打开《诗经》，无须仔细研究便会发现声态词语触目皆是。著名的《木兰辞》中的第一句即为“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其第一句的第一个词“唧唧”也是声态标记词语。该诗中还有“霍霍”“（鸣）溅溅”“（鸣）啾啾”等声态标记词语。至如唐诗中的声态标记词语更是俯拾即是，如杜甫《兵车行》中的“（车）辚辚”“（马）萧萧”，李白《蜀道难》中的“噫吁戏，危乎高哉！”中的“噫吁”。声态标记词语古今发展一脉相承，近代以来愈加丰富，现代常见的第三种AABB式类型，尤其是第四种ABCD式类型，就是近代以来逐步丰富发展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