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乡与城：神性湘西与病相都市

第一节　精致的“希腊小庙”

一、走出边城的“乡下人”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曾用笔名休芸芸、炯之、小兵、甲辰、懋琳、璇若、上官碧等近五十个，湖南省凤凰县人。凤凰地处湘西沅水流域，是土家、苗、侗等少数民族聚居区，景色秀丽，充满传奇故事。1902年12月28日，沈从文出生在一个旧军官家庭，祖父沈宏富曾任清朝贵州提督，父亲沈宗嗣在辛亥革命时曾参与组织当地的武装起义。嫡亲祖母是苗族，母亲出身世家，能识字读书，对沈从文影响颇深。沈从文六岁入私塾，并开始接触湘西的自然和社会这本大书，湘西秀美奇幻的自然风光和少数民族长期受压迫的历史既使他富于幻想，也在他心灵上积淀了沉忧隐痛。1917年他小学毕业按当地乡俗入伍，曾随所属土著部队辗转于湘、川、黔、鄂四省边境地区，当过预备兵、班长、上士司书等，见识了湘兵的勇武强悍，但也目睹了军队滥杀无辜的暴戾和残忍，过早面对了生活和社会中的血腥、黑暗和愚昧。这一切都促使他在创作中呼唤善良的人性和美好的人生。少时的翘课经历和军旅生活让他对沅水流域大大小小的城镇、乡村、码头极为亲切熟悉，那块土地上悲欢离合的人事和奇特的民俗风情滋养了沈从文的灵魂和心性，并成为他日后笔墨生涯的重要资源。1922年，沈从文接触到《新潮》、《改造》、《新青年》、《创造》、《小说月报》、《向导》、《东方杂志》等刊物，经过抉择奔赴北京，升学未成自学写作，后在北京的酉西会馆与“窄而霉”的沙滩公寓度日。精神的无根与空间的逼仄使他这一期间的生活相当困窘。1924年底，沈从文开始在《晨报副刊》、《现代评论》等刊物上发表作品。1928年到上海，1929年他与胡也频、丁玲合编文学刊物《红黑》、《人间》等。同年，胡适担任上海吴淞中国公学校长时，请沈从文去教文学课与写作 。¹1930年起，沈从文先后在青岛大学、武汉大学任教。1933年返回北平，此后常居北平，同年9月主持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由于此前的主编吴宓令刊物“老气横秋”，所以杨振声提携了少数民族出身的沈从文，希望其血性与“蛮性”“有助于为北方文坛注入刚健朴质的活力，恢复为人生而文学的新文学传统”²。这时，沈从文的创作也进入成熟期和丰收期，1931年到1937年出版二十多本小说、散文、文论集，许多代表作就产生在这一时期。1936年他主持《大公报》文艺奖评选，扩大了京派的影响。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到昆明西南联大担任教授，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北平，除继续在北京大学任教外，还承担《益世报》、《大公报》以及《平明日报》等文学副刊的编辑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沈从文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为陈列展品写标签，后从事文物和古代服饰研究，有《唐宋铜镜》、《中国丝绸图案》等专著问世。1981年9月，《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数易其稿，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印行出版。沈从文于1988年逝世。

沈从文是京派创作的大家。他著作等身，出版小说集和散文集八十多部。《龙朱》、《旅店及其他》、《虎雏》、《都市一妇人》、《月下小景》、《如蕤集》、《八骏图》、《从文小说习作选》、《新与旧》、《主妇集》、《春灯集》、《黑凤集》等都是他颇具代表性的短篇小说集。重要的中长篇小说有《阿黑小史》、《边城》和《长河》（第一卷）等，散文集《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也为人称道。

沈从文用文字构筑了湘西世界。他始终以一个“乡下人”的身份歌吟湘西边地的“人生形式”。他数次表白，“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诡诈……这乡下人又因为从小飘江湖，各处奔跑，挨饿，受寒，身体发育受了障碍，另外却发育了想象，而且储蓄了一点点人生经验”³。“乡下人”这一指称在沈从文创作生涯中具有重要意义。“20世纪早期的中国人……认为乡下人愚昧，不可教育。沈从文把这种偏见颠倒过来，指出乡下人的社会责任是在道德上的自我作主，保持独立的尊严。”⁴这一定位既是沈从文对自己文化人格的认知，也标识出他的题材取向、美学趣味和文化立场。沈从文是在进入城市后，接受“五四”启蒙思想，广泛了解和接触中西方文化，并在乡村文化和城市文明的两相对照中，深切体悟到宗法制自然经济解体和现代文明进逼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后才逐步确立起自己“乡下人”的文化身份的。“乡下人”既表明了他对湘西的重新发现和情感依恋，又是沈从文自我判断的尺度和标准，而“乡下人”的保守和顽固还使他始终坚持“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的审美理想，不在文学事业上投机取巧，也不把文学当作商品，从而创作出独具异彩的文学世界。

“乡下人”爱土地，湘西边地生活形态和民俗文化是沈从文着力表现的对象，他“所写的故事，却多数是水边的故事。故事中我所最满意的文章，常用船上水上作为背影，我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全为我在水边船上所见到的人物性格。我文字中一点忧郁气分，便因为被过去十五年前南方的阴雨天气影响而来”⁵，沈从文笔下那些勇猛的水手、吊脚楼上的娼妓、看船的老者、开小客店的老板娘都按照自己的价值规范和行为准则坚忍乐观地生活。那些普通乡民的日子是这样的：

 

毛弟的妈就是我们常常夸奖那类可爱的乡下伯妈样子的，会用蕌头作酸菜，会做豆腐乳，会做江米酒，会捏粑——此外还会做许多吃货，做得又干净，又好吃。天生着爱洁净的好习惯，使人见了不讨厌。身子不过高，瘦瘦的。脸是保有为干净空气同不饶人的日光所炙成的健康红色的。年四十五岁，照规矩，头上的发就有一些花的白的了。装束呢，按照湖南西部乡下小地主的主妇章法，头上不拘何时都搭一块花格子布帕。衣裳材料冬天是棉夏天是山葛同苎麻，颜色冬天用蓝青，夏天则白的，——这衣服，又全是家机织成，虽然粗，却结实。袖子是十九卷到肘以上，那一双能推磨的强健的手腕，便因了裸露在外同脸是一个颜色。是的，这老娘子生有一对能作工的手，手以外，还有一双翻山越岭的大脚，也是可贵的！人虽近中年，却无城里人的中年妇人的毛病，不病，不疼，身体纵有小小不适时，吃一点姜汤，内加上点胡椒末，加上点红糖，乘热吃下蒙头睡半天，也就全好了。腰是硬朗的，这从到井坎去担水可以知道的。说话时，声音略急促，但这无妨于一个家长的尊严。脸庞上，就是我说的那红红的瘦瘦的脸庞上，虽不像那类在梨林场上一带开饭店的内掌柜那么永远有笑涡存在，不过不拘一个大人一个小孩见了这妇人，总都很满意，凡是天上的神给了中国南部接近苗乡一带乡下妇人的美德，毛弟的妈照例也得了全份。譬如像强健，像耐劳，像俭省治家对外复大方，在这个人身上全可以发现，他如说话的天才，也并不缺少。⁶

 

沈从文强调湘西生命形态的健康、协调和自然存在，表现湘西人原始强劲的生命活力，赞叹他们与自然的亲密和谐，展示他们淳朴自尊的民情民性，湘西由此成为自足自在的桃花源。沈从文的湘西世界还蕴藏了丰富的民俗文化景观，这些民俗事象积淀着民族集体无意识，是湘西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这个“乡下人”的“审美择取与变形”⁷，成为湘西地域文化精神的重要载体。

沈从文在湘西与都市两重文化体验中看待古老中国的“常”与“变”，以“对政治无信仰对生命极关心的乡下人”⁸的文化立场关注现实社会，“乡下人”这时又承担了价值评判者的角色。他意识到“我表示的人生态度，你们从另一个立场上看来觉得不对，那也是很自然的”⁹，因为他没有从政治、阶级层面反映乡村的落后和都市的罪恶，也不取经济角度探讨社会进步与道德颓下的永恒悖论，而是在伦理道德和民族文化层面上剖析社会和人生的复杂相，以“乡下人”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和意义”¹⁰。他以记忆中的乡村生活和理想化的乡村生命形式比照都市暗淡的现实状况和扭曲矫饰的人生形态，从湘西下层人民的性格和灵魂中发掘情感美和道德美，赞美和眷恋湘西世界，批判和审视都市文明。由之建立了城乡对峙的文学格局，二者互相映衬，城市文化使湘西文化具有了理想化形态，湘西文化则使城市文明“真正呈现出病态”¹¹。

沈从文在对湘西生命形式的讴歌和对城市生命形态的挞伐中表达他对生命和人性的哲学思考，追寻“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¹²，他用毕生精力呼唤健全、完善的人性，“这世界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形体虽小而不纤巧……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¹³。他通过描写城乡世界各种形态的生命形式来探索人性，人性是他全部创作的核心和中轴，尽管他也意识到表现人性“于历史似乎毫无关系”¹⁴，“与时代潮流未必相合”¹⁵，“形体”也小，但他坚信“一个作品的恰当与否，必需以‘人性’作为准则。是用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都‘共通处多差别处少’的共通人性作为准则”¹⁶。与此相应的是他独特的生命哲学，以及他所区分出的特定审美概念——“生命”和“生活”。在沈从文看来，生命超越于生活，前者是本质、永恒、理想和自由的，后者则是鄙陋、现世、琐碎和沉重的，并由此形成以生命为主要审美取向的文学追求。这种审美选择和文学观念“发挥了近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中比较欠缺的人性审视及道德完善功能”¹⁷。

沈从文对人性的特殊关注与他独特的文学理想有关。动荡的时代和“民族品德消失”的现实使他努力寻求“民族品德重造”的途径，对现代人性堕落、民族品德消失的清醒认识，对民族和人类命运的深沉忧患成为他文学创作的强大动力。湘西时期传奇的生活经历既让他领会了爱与美，也让他向善向美，“不管是故事还是人生，一切都应当美一些！丑的东西虽不全是罪恶，总不能使人愉快，也无从令人由痛苦见出生命的庄严，产生那个高尚情操”¹⁸，“美丽当永远是善的一种形式”¹⁹。这一切都使他执着于通过文学创造来张扬理想的生命形式，实现文化的再造和民族性格的重塑。他让人们领略湘西世界自然生命的美丽和雄强，认识这个民族曾经有过的伟大和光辉，湘西世界成为他“阐扬个人和民族精神雄强向上的总体象征”²⁰。而他对都市文明的批判，既是对湘西世界生命形式的衬托，也是焦灼于民族品德消失而发出的严厉警告。

 

二、散文镜像里的湘西

除成就最高的小说外，散文是沈从文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周作人曾给予沈从文的散文极高的评价。司马长风曾写道：“一九三五年冬在《论语》杂志举办的‘我最爱读的三本书’征文中，他所举的第一本书即是《从文自传》。”²¹《从文自传》、《湘行散记》和《湘西》都是现代散文中自成一格的精品。陈衡哲对沈从文的创作也有很高的赞誉：“中文写得最好该数他了。”²²《从文自传》记录沈从文少年时的生活轨迹和心路历程，既有温馨的回忆又有淡淡的感伤。“我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²³点明了他的创作与湘西难分难解的精神血缘关系。《湘行散记》和《湘西》诗意地描绘湘西的风物人情，是他1934年和1938年两次重回故乡的产物。《湘行散记》共12篇，1936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结集出版，记叙沈从文从常德到桃源，再乘小船沿沅水上行直到家乡一路的所见所闻，在回忆和感触中写活了湘西形形色色的下层人物，水手、妓女、纤夫、山民……三教九流的生活和命运在他笔下栩栩如生。《湘西》包括题记共10篇，1939年8月由商务印书馆长沙分馆结集出版，侧重描写具有代表性的物产和当地的“地方问题”，夹杂着沈从文对它们的议论，有地方志的特点。这两个散文集组成一幅山水风情画卷，对生活在沅水流域湘西下层人民的人事哀乐作了广阔反映。正如沈从文所说：“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动人的传奇。”²⁴他写多情的年轻水手和沧桑的老水手在“阴雨天气”下严酷而苦难的生活，赞叹他们谋生度日的努力执着；他写杀人后落草为寇的矿工，写他们令人毛骨悚然的杀人经历和面对死亡时奇特的从容；他也写“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人性的复杂性，认为他才是“活鲜鲜的人”；他借写辰溪的煤反映湘西人在被压榨与掠夺之下孤弱而顽强的生命；又在《凤凰》中介绍地域文化的特异性，讲述蛊婆、行巫、女子落洞这些奇特的故事和风俗，并用现代的观念进行科学客观的分析。这些散文比小说更集中、更逼真地反映出湘西世界特有的人生图景。

《湘行散记》和《湘西》内容各有侧重，但有一共同特征，“即作品一例浸透了一种‘乡土性抒情诗’气氛，而带着一分淡淡的孤独悲哀，仿佛所接触到的种种，常具有一种‘悲悯’感”²⁵。因为主要是叙述又可直接抒情，读者能更直接地触摸、感受到沈从文的灵魂和他对湘西非同寻常的感情：“我心中似乎毫无渣滓，透明烛照，对万汇百物，对拉船人与小小船只，皆那么爱着，十分温暖的爱着！我的感情早已融入这第二故乡一切光景声色里了。”²⁶这两个集子是作家两次返乡的观感，心境和观照家乡的立场更为理性，他肯定湘西生命坚忍执着的生活方式，“他们那么忠实庄严的生活，担负了自己那分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世界中活下去。不问所过的是如何贫贱艰难的日子，却从不逃避为了求生而应有的一切努力。在他们生活爱憎得失里，也依然摊派了哭，笑，吃，喝。对于寒暑的来临，他们便更比其他世界上的人感到四时交替的严肃。”²⁷然而沈从文也深刻地觉察到，虽然客观历史对于他们看似毫无意义，但历史是无情进行着的，从这一点来看，湘西和湘西的生命是停滞、封闭和浑噩的。他在挖掘湘西生命富有诗意和庄严的一面时，也发现了湘西生命被践踏而不自知的悲惨的一面，对于湘西生命的“过去和当前，都怀着不易形诸笔墨的沉痛和隐忧，预感到他们明天的命运——即这么一种平凡卑微生活，也不容易维持下去”²⁸。因此，这些“乡土性抒情诗”的底蕴是同情、悲悯和炽热的爱。深切的爱和担忧有时也化成对湘西历史和现实的感慨、议论和批评这样比小说更直接的情绪抒发，他在《苗民问题》中要求平等；在过去和现在的对比中责问湘西屠户人种退化的责任在谁，处处显示着对民族和人民疾苦的关切。

这两个散文集贯穿了沈从文对历史和生命的审视与反思。这种反思是沈从文着眼未来，通过比照现在和过去得以实现的，邂逅、重逢和追忆带来浓重的历史感兴。重返故乡的他仿佛又看到了十七年前的绒线铺女孩，“就成天站在铺柜里一堵棉纱边，两手反复交换动作挽她的棉线”²⁹，原来眼前的女孩正是当年绒线铺女孩所生，在感觉中，时间和生命仿佛都停滞了。《辰溪的煤》中的孤女眼看就要重复大女不堪回首的老路；《辰河小船上的水手》中的老水手每天都以八分钱出卖经验和力气，这种生存方式三十七年来没有任何改变。其他水手的命运也大同小异，不是老死沟壑就是流散四方。这种生命形态周而复始的历史循环似乎已是湘西历史的常数，也是湘西生命恒定的生存方式，因为“从他们应付生存的方法与排泄感情的娱乐上看来，竟好像古今相同，不分彼此”³⁰。因此湘西的历史是湘西人自己出演的，蕴含在普通人轮回的生活里和时时发生着的哀乐生死中，他们浑然不觉统治阶级书面的历史，并因这种浑然不觉而显出生命的庄严和混沌。湘西的可爱和可悲在这里，沈从文散文内涵的复杂性也在这里。

沈从文对湘西生命所表现出的人性美和人情美是尊重和肯定的。起于绿林、毁誉参半的牯子大哥，执拗顽强的虎雏，为生活所迫出卖肉体、但在感情上忠诚痴情的妓女……他们的生命虽原始未凿但痛快淋漓；他们有人性的弱点，但淳朴正直、助人为乐、有诺必践等才是主要的性格特征。沈从文留下了湘西人心灵和命运的真诚历史，交织着强悍、美丽、苦难的历史。他在湘西历史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审视生命，与小说中人性探索、重造人生的主题切合，因而湘西的许多人物在他的散文和小说中可以得到彼此的印证，或者也可以说，是湘西鲜活的生命激发了他的审美感受和创作冲动，使得沈从文一发而不可收地抒写着对湘西的全部情思：

 

望着汤汤的流水，我心中好像忽然彻悟了一点人生，同时又好像从这条河上，新得到了一点智慧。的的确确，这河水过去给我的是“知识”，如今给我的却是“智慧”。山头一抹淡淡的午后阳光感动我，水底各色圆如棋子的石头也感动我。我心中似乎毫无渣滓，透明烛照，对万汇百物，对拉船人与小小船只，皆那么爱着，十分温暖的爱着！我的感情早已融入这第二故乡一切光景声色里了。³¹

 

沈从文谈及自己作品中深蕴的美感时说道：“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³²《鸭窠围的夜》里的水上人极像“柏子”；河街偶遇几年行踪不明的“虎雏”，因而写了《虎雏再遇记》；《边城》中翠翠的原型原来是《老伴》中的绒线铺女孩；《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中的夭夭也有颗不受拘束的心等等，都是沈从文心目中“美型”的塑造。

沈从文的湘西散文艺术特色独特而鲜明。这些散文语言朴素、生动，善于吸收运用湘西丰富多彩的民间语言，既摇曳多姿又古朴自然，不乏想象的意境。表达人事的哀乐时深沉含蓄，常用平淡无奇的客观叙述让事实说话，沉痛的情感和人世的辛酸隐藏得很深。《辰溪的煤》、《沅水上游几个县分》就是如此。《湘行散记》和《湘西》还将散文、小说、诗歌和游记等多种文学因素熔于一炉，创造了独特的散文形式，表现出对散文体式的大胆实验和革新。

 

由芷江往晃县，给人的印象是沿公路山头渐低渐小，山上树木转密蒙。一个初到晃县的人，爱热闹必觉得太不热闹，爱孤僻又觉得不够孤僻。就地形看来，小小的红色山头一个接连一个，一条河水弯弯曲曲的流去，山水相互环抱，气象格局小而美，读过历史的必以为传说中的古夜郎国，一定是在这里。对湘西人民生活状况有兴味的人，必立刻就可发现当地妇女远不如沅陵妇女之勤苦耐劳而富于艺术爱好。妇女比例数目少一点，重视一点，也就懒惰一点。男子呢，与产烟区域的贵州省太接近，并且是贵州烟转口的地方，许多人血里都似乎有了烟毒。一瞥印象是愚，穷，弱。三种气氛表现在一般市民的身上，服饰上，房屋建筑上。³³

 

怀化镇过去二十里有小村市，名“石门”，出产好梨，大而酥脆，甜如蜜汁，也和中国别的地方一样，虽有好出产，并不为人注意，专家也从不曾在他著作上提及，县农场和农校更不见栽培过这种果木。再过去二十五里名“榆树湾”，地方出好米、好柿饼。与怀化镇历史相同，小小一片地面几乎用血染赤，然而人性善忘，这些事已成为过去了。民性强直，二十年前乡下人上场决斗时，尚有手携着手，用分量同等的刀相砍的公平习惯，若凑巧碰着，很可以增长旅行者一分见识。一个商人的十八岁闺女死了，入土三天后，居然还有一个卖豆腐的青年男子，把这女子从土中刨出，背到山洞中去睡她三夜的热情，这种生命洋溢的性情，到近年来自然早消灭了，成为稀有事物了。新来的便是无个性无特性的庸碌人生观，养成这种人生观就是使人去掉那点勇气而代替一点诈气的普通教育。³⁴

 

沈从文用抒情柔和的笔调详尽描绘湘西的风物人情和历史沿革，处处融入“我”对湘西山水人事的体验和感受，用全部身心倾诉他对那片土地的爱、依恋和悲悯，这些散文始终都流淌着浓郁的诗情。

20世纪40年代，由于战争的严酷压力和“相当长，相当寂寞，相当苦辛”³⁵的特殊心境，沈从文的思想发生某种转变，创作了一些沉思默想式的散文，包括《烛虚》和《云南看云集》中的一部分。他“烛照抽象人生之域”³⁶，对战争、文学、自然、生命、人性、历史等诸多美学、哲学问题，作了奇异而独特的表述，文字精妙抽象，充满思辨、拷问和质疑，与他的湘西散文风格差别较大。

20世纪40年代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文化思想领域内的斗争愈加激烈。沈从文一直以来回避政治的中间立场和他自由主义的文艺追求，“重塑民族品德”的文学理想以及针对现实发表的种种言论，如《从现实学习》、《一种新希望》、《〈文学周刊〉编者言》、《芷江县的熊公馆》等受到来自左翼文艺阵营的批判与清算，“清客文丐”、“桃红色作家”、“地主阶级弄臣”、“一直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³⁷等严厉责骂使沈从文陷入惶惑进而迷乱之境。沈从文在1948年到1949年期间度过了生命中极为非常的时期。他意识到“社会起了巨大变化，对于文学提出了新的要求”³⁸，如果继续从事文学创作，“自己已经定型的写作方式与已经自觉到的社会要求之间，必不可少地存在着冲突”³⁹，他估计到自己很难适应，“人近中年，情绪凝固，又或因情绪内向，缺乏适应能力，用笔方式，20年30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需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⁴⁰。种种矛盾都使他的文学创作难以继续。也有论者从审美激情和世俗理想的深刻矛盾入手分析沈从文创作后继乏力的原因，认为是他“顽强地想要把握住那种‘乡下人’的浑沌感受，自己却又一步步地努力要当一个城里的绅士”⁴¹的心理，造成了他后期创作的式微。又指出，沈从文是因受绅士阶层世俗理想的牵制而对自己的审美感受发生误解，1946年和1947年创作的《巧秀与冬生》、《传奇不奇》等就已标志着“作为一个善于讲故事的小说家，沈从文直到50年代初才最后放下笔来，可作为一个具有独特文体的小说家，他在40年代中期就已经从读者眼前离去了”⁴²。这样的判断，或许只能作为认识“沈从文现象”的一个侧面，而还未能顾及作家的全部。

 

三、小说世界里的湘西

沈从文一生多产，小说创作成就最高。早期的小说大多反映湘西神奇的生活，带有猎奇意味，开掘不深。他讲述秋夜捕鱼、冬日围猎、街头决斗等许多童年趣事，也描写当山大王压寨夫人的商人女儿，被仇家致死的青年农民，还以初入都市的困窘生活为原型诉说青年知识分子的穷愁潦倒和内心苦闷，如《棉鞋》、《篁君日记》等，这些作品颇有自叙传色彩，和郁达夫颇为相像，但常流于情绪宣泄。还有一部分作品如《老实人》、《一个晚会》、《来客》等则用漫画式的夸张描绘绅士和大学生们的种种丑态。早期创作在题材处理和表现手法上都显得杂乱，他自己也感觉“首先的五年，文字还掌握不住”⁴³。1929年前后，沈从文创作了《龙朱》、《牛》、《萧萧》等成功的短篇小说，写作开始呈现新的面貌：他有意尝试多种题材的小说创作，自觉运用不同的方法和技巧，追求表现的含蓄和意蕴的深沉。司马长风曾作出评价：“不论就量而说，还是就质而论，沈从文都是短篇小说之王。不但睥睨30年代，即到今天也还没有受到任何有力的挑战。”⁴⁴20世纪30年代，沈从文迎来创作成熟期，他精心构筑的湘西世界和作为批判性对照物而存在的都市病态文明圈渐渐清晰。相应地，其小说题材也分化为两类：乡村和抹布阶级的，城市和知识阶级的。

湘西负载着沈从文全部的人性思考和美学理想，这是一个充满“美”与“爱”的和谐世界。湘西题材的小说可分为以下几类。首先，是沈从文以苗族或南方其他少数民族的民间传说、风俗习惯为依据写就的《龙朱》、《媚金·豹子·与那羊》、《神巫之爱》和《月下小景》等小说，后来将佛经故事铺衍成篇创作的《十日谈》式的《寻觅》、《女人》、《扇陀》、《猎人故事》等，这类小说大多产生在1929年前后，它们以浪漫传奇的手法表达他对“神性”的赞美，对“生命”的感慨，充满着故事的奇幻色彩。对于沈从文来说，“神性”是一个具有泛神论色彩的美学观念，如他所言，“美固无所不在，凡属造形，如用泛神情感去接近，即无不可见出其精巧处和完整处。生命之最高意义，即此种‘神在生命中’的认识”⁴⁵，因此它有特殊的含义，是“美”与“爱”的结合，是人性的最高表现形式。这些小说取过去时态，从人类的童年时期或现代文明尚未入侵的历史中挖掘理想的人生形式，模拟神话、传奇的叙事方式，通过对小说主人公热情、勇敢、诚实的极致描写赞颂“神性”，宣扬沈从文独特的生命哲学。《龙朱》写白耳族王子龙朱对黄牛寨寨主女儿的爱恋，龙朱是美的化身，他是“美男子中之美男子”；他也是高贵品格的化身，勇敢诚实，“温和谦驯如小羊”；他还是爱的化身，他把爱当作自然和生命的组成部分。爱得刚烈的是媚金，在《媚金·豹子·与那羊》中，豹子与“顶美的女人”媚金约会，但豹子因为寻找白羊耽搁时间而导致种种误会，他们先后拔刀自尽祭奠了不渝的爱情。爱得极致的是《月下小景》，男女主人公在无法自禁的爱中发生两性关系，但当地习俗是女子同第一个男子恋爱却只能与第二个男子结婚，因为不能在现实世界结合，他们便双双服毒，以死抗争与纯真爱情相悖的习俗。沈从文将这些小说写得美轮美奂，它们所彰显的“爱”和“美”也都是一种极致的形态，这是沈有意为之，因为当时，“所有值得称为高贵的性格，如像那热情、与勇敢、与诚实，早已完全消失殆尽”⁴⁶，沈从文是借湘西和湘西那些美丽的故事和传说复原了健康健全的人生形态，而这些情爱故事的种种极致表现亦是对人的“神性”主题的精彩阐发。

更直接地表现“神性”题旨的还有由《法苑珠林》中的佛经故事改写的一系列小说。这类小说对原佛经中宣示的经义作了改写甚至颠覆，故事情节离奇神秘，是“除去那些漫画印象，和不必要的人事感慨，就用碛砂藏中诸经作根据，来把佛经中小故事放大翻新，注入我生命中属于抑压的种种纤细感觉和荒唐想象”⁴⁷。《扇陀》的勇气和魅力让人敬佩；《弹筝者的爱》中的寡妇仿佛是为艺术之美和爱而生，夜投奇丑无比但技艺精湛的弹筝人，被拒绝后自缢；《医生》中的医生心地善良，为保护一只白鹅付出巨大的牺牲，他的牺牲精神使他的人格“光辉眩目，达到圣境”。这些浪漫传奇的小说流溢着楚文化原始、瑰丽的气息，透露出古典主义情怀，寄托了沈从文对人性真谛的思考，对“神性”的憧憬和渴望。

其次，沈从文更多是在现实的湘西世界里关注湘西下层人民特异的人生形态，发掘湘西健康、自然、充满活力的生命形式。在这类小说叙事中，作家始终怀着不可言说的温爱注视着故乡的农民、士兵和水手。《柏子》中的水手柏子，每半月或一月拿自己用性命换来的血汗钱去与他相好的妓女幽会，每次蛮强快乐的欢愉过后，他依然会冒着在风浪里随时会丢掉性命的危险去换取下一次的欢愉。许许多多个柏子就是这样在一种由他人看来异常和扭曲的形式中安置自己正常的情爱，“他们却不曾预备要人怜悯，也不知道可怜自己”⁴⁸；《萧萧》中的童养媳萧萧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她在失身怀孕后险被沉潭或发卖，只因生了个儿子才幸免于难，作品结尾是萧萧看着自己的私生子在唢呐声中迎娶大他六岁的媳妇，无数个萧萧就这样在四季和命运的轮回中上演着同样的悲剧而不自知；《生》中冒着酷暑表演滑稽剧的老人年过花甲，是生活在城市底层的抹布阶级，他的儿子王九被赵四打死已经十年，老人没能在现实中惩治凶手，就在滑稽剧中“表演王九打倒赵四也有了十年”⁴⁹，他的隐忍力和生命强力与湘西人是相通的。对“乡下人”合乎自然的生命欲求和坚忍执着的生命意志，沈从文是赞美和感慨的，但他更多写到了他们期望美好生活的幻灭和他们屡遭践踏复又顺应生活摆布的无奈命运，哀叹他们对自身命运的无从把握。李欧梵曾谈道：“与其他作家仅仅关注当代社会的不公与苦难不同，沈从文以王德威所谓的‘想象的乡愁的诗学’构建了他的田园世界，真实的失去与想象的重建之间的悖论，正揭示出沈从文源自故乡或乡土良知的特殊的‘悲剧—反讽’模式。”⁵⁰因此沈从文投射到文字中的感情是复杂的，赞赏、悲悯和同情纠结在一起，故而常被人误读，“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⁵¹。他将“蕴藏的热情”和“隐伏的悲痛”转化为对湘西下层人生形式的诗意描述，并隐藏在那些看似平淡的细节背后。看似轻淡，实则深重，这是“沈从文式”的表达方式。“沈从文有时特别强调他的乡下人物非常单纯天真，以至于把他们写得很愚昧迟钝……他的乡下人世界闪现出了沈从文自己的价值。”⁵²“女学生”在《萧萧》中虽只是偶被提及却尖锐地比照出两种人生和命运，在不经意间刺痛读者的心灵；《生》中的老人在幻想中替儿子报仇的方式又是他应付生存、博取观众一笑的手段，而“那个真的赵四，则五年前在保定府早就害黄疸病死掉了”⁵³，在无情的生存现实和自然规律面前，老人的切肤之痛了无痕迹。“热情”和“悲痛”都来自于沈从文对湘西生命生存方式的价值重估，他在湘西下层人民倔强生存的美好品质背后看到了他们由于理性缺失而无知无觉、愚昧麻木的一面，萧萧的懵懵懂懂、《丈夫》中丈夫失去自己权利许久才意识到的痛楚、《生》中老人复仇的虚幻性，表面看来是受命运的拨弄，实则根源于其理性的缺失。这些小说也因此交织着“美丽和苍凉”，抑或映射出湘西的美丽中无法遮蔽的物质的贫困与生命的简陋。

其三，沈从文还在湘西土地上发现了健康雄强的人生形式，他刻意表现他们原始野性的生命形态和元气淋漓的生命欲望。《虎雏》中的少年虎雏有着无法驯服的粗粝野性，在上海也未被“我”施加的城市文明和现代知识驯化过来，终于在杀人后逃离城市，暴露了城市文明面对充满原始生命活力的人生形式时的无能为力。《贵生》中老实平和的贵生最后放的一把火揭示了湘西憨厚人性之外也有血性、刚烈、倔强的一面，他和虎雏一样，有着“装在美丽盒子里”的“野蛮的灵魂”⁵⁴。《会明》和《灯》写湘西军中的老兵虽然外表雄壮威武，但内心单纯诚实，他们几近固执地坚守着自己的职责和信念，不管世易时移，在凡庸呆傻中反见崇高和庄严。

湘西人的生命节奏与自然和生存本能的节律感应、共振，他们的生命欲望率真、诚挚、大胆。《阿黑小史》里乡间少年的婚前性爱是完全不受封建礼教束缚、符合自然人性的；《旅店》中的黑猫对自己的生命欲求追求得勇敢无畏；柏子与情人间的情爱交流固然粗野，但彼此的爱却是真诚的。湘西的风俗文化环境对这种朴素健康的自然天性也是支持的，连长最后竟在情人家中办公（《连长》），老参军对勤务兵与情人相会的成全和宽纵（《参军》），点明健康雄强的人生形式与湘西地域环境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沈从文对湘西人身上勃发的生命力量的书写与他“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为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⁵⁵的文学理想有关。因此，沈从文还塑造了许多历经沧桑却善良达观的湘西老者以及恬静柔韧的少女，尤其是后者，她们是爱与美的理想化身，往往具有美丽善良、天真纯洁的人性之美。《边城》中的翠翠是她们的典型，她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为人天真活泼”，“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⁵⁶，对爱情也忠贞执着。同样，《三三》中的三三，《长河》中的夭夭，也都或恬淡自守或聪颖外向，从外表到心灵，从感情到意志，都透射出真、善、美的光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以田园牧歌般的抒情笔调描述湘西儿女平凡琐屑的生活，尤其在《边城》中，他一直追求的“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得到了完美地诠释。沈从文认为《边城》“这种世界即或根本没有，也无碍于故事的真实”⁵⁷，这个定位也适用于湘西和湘西的生命形态，毕竟“湘西世界”的建构一直都与沈从文试图引导读者“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⁵⁸紧密联系，而这亦是沈从文“乡村和抹布阶级”题材小说创作的主旨。清新的自然风光和淳朴的民风民性衬托出一个交织着“梦”与“真”的湘西世界，湘西和沈从文最终成就了彼此。湘西给予沈从文生命的智慧，而沈从文也是湘西风情最出色的表达者和湘西精神最透彻的领悟者与传递者，他对湘西生命形式的诗意阐释终于让自由美好的湘西在文字当中地老天荒，也使湘西挣脱了地理意义的限制而上升为生命的理想境界和生存的基本信仰。

其四，不可轻视的是，在沈从文的文学世界中，乡村与都市两个世界的对峙与同构的结构关系的叙事模式，在现代中国小说格局中不仅格外显眼又意味深长。同中国其他现代都市小说相比，沈从文笔下的都市并不完整也不典型，他意识到“写都市，我接近面较窄，不易发生好感”⁵⁹。他曾表白：“在都市住上十年，我还是个乡下人。第一件事，我就永远不习惯城里人所习惯的道德的愉快，伦理的愉快。”⁶⁰他用“乡下人”的眼光和自然人性的尺度审视都市，那些更具现代都市特征的生活场景和人物形象在他的小说中并没有得到更多反映。他以湘西的价值体系对现代都市进行价值判断和审美观照，更多发现了都市文明的缺陷和负面因素，反而忽略了都市文明现代和进步的一面，也无视湘西世界的美好终将随着历史发展而消亡的悲剧命运。他对都市文明的反感和厌恶，也使他难以平复内心的愤激，对其作出客观评价。沈从文的都市小说依然贯穿了他对人性和生命的哲学思索，因此即便是都市小说，读者也能从中感受到湘西巨大的投影，事实上，这类小说的存在对他而言也不具有独立意义，它是湘西世界的陪衬物，或者参照体，也可以认为是湘西世界一个特异的组成部分。在对湘西世界的褒扬和都市生活的贬抑中，沈从文由正反两个方面彰显了他的人性思考和文学理想。他对人性异化的警醒和对人性复归的探求在一定程度上与西方近现代从异化角度对现代文明进行批判和反思的哲学思潮不谋而合，这是其都市小说创作的现代和超前的地方，他也在左翼和海派作家之外，提供了审视都市文明的又一个角度。就现代中国都市小说而言，沈从文无疑提供了独特的都市经验和都市小说模式，他对现代都市生活某些侧面的独到发现，补充和丰富了现代作家都市小说创作的总体格局，在现代都市小说的发展中占据了不可忽视的位置。也有论者认为他的都市小说创作具有开创性意义，指出：“沈从文描写乡下人与都市人在乡镇和大都市相遇的小说，在今天看来，它实际上构成以后历久不衰的都市文学的视野与出发点。这种都市文学的诗学，恐怕要在今后台湾80年代以来的作品中才开始起了变化。”⁶¹

沈从文对湘西世界的赞美，对都市世界的抨击不仅源于他的文化立场和文学理念，也与他独特的文化心理有关。走出湘西之前，他对自己的未来抱有希望和信心，“知识同权力相比，我愿意得到智慧，放下权力。我明白人活在社会里应当有许多事情可作”⁶²。他走向都市，但代表着希望和未来的都市并没有接纳他，反使他备受挫败困窘。物质上和知识上的一贫如洗激发了这个湘西人的勇武和倔强，他在自卑和超越自卑中发奋图强。在对家乡的回忆中他发现湘西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正可与都市相抗衡，而他采取的自然人性的价值标准以及基于此的道德估量也帮助作家找准了都市文明的某些悖论。他越是张扬湘西的美好就越可以比照出都市的劣势，他以此超越深藏的自卑感，获得自信心，摆脱都市文明给予他的深刻的受挫情绪。这种心理有时会影响他对湘西世界和都市世界的价值判断，《道德与知慧》、《来客》、《老实人》等小说就表现出对知识者嘲讽和揶揄的失度。而与此同时，他“有意无意地总要去赞美与城市文化相对立的一切东西，不论是那原始的性爱，还是愚昧的迷信”⁶³。可以说，沈从文的“乡土小说既带有自传性色彩，又有与文学之地的想象性纽带……过去和现在的‘对话’带来了不可避免的紧张关系，从而形成了沈从文独特的现实视象。”⁶⁴沈从文是从独特的观照视角、独特的参照系统和独特的文化心理出发构筑他的文学世界的，他的文学世界的文化内涵和他文学创作中的许多得失成败，都可以从中得到解释和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