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的独特存在，不仅表现为一种“沈从文式”的文学范式的确立，而且表现为一种文学精神跨越时空的持续影响。

沈从文在左翼与海派文学之外，执拗地以地域的、民族的文化历史态度，苦心经营他的现代神话——湘西世界。对于跻身都市的沈从文来说，湘西既是一个温馨、遥远的忆念的家园，也是他全部情感、智性和理想的创作载体。与“庸俗”的都市文明相比，沈从文忆念中的湘西无疑在现实和情感的双重映照中具有超然的和谐、健康而又令人神往的特质。然而，对湘西以及湘西文化的深情眷顾并没有使沈从文沉醉于象牙塔里大唱赞歌，他清醒地觉察到湘西珍贵的乡土人情在“外面世界”的冲击下正在渐渐蜕变。无情的现实使他不能安于古老湘西的理想世界，遁入虚幻的“世外桃源”，而是力求通过对现实的批判，为湘西文化和中国文化寻找一条出路。所以，他在对湘西风土人情、价值观念和那种雄强、劲健、乐观的人生形式进行赞美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对湘西的野蛮、落后、麻木、无动于衷的反省和批判。不仅如此，沈从文的卓然独步还表现在他对自己文化人格的清醒认知，以“乡下人”的身份标示他的美学趣味和文化立场。沈从文在进入城市后，接受了“五四”启蒙思想，广泛地了解和接触了中西方文化，并在乡村文化与城市文明的两相对照中深切体悟到宗法制自然经济解体和现代文明进逼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这才使得他逐渐确立起自己的文化价值判断和批判立场。在对湘西生命形式的讴歌和对城市生命形态的挞伐中表达他对生命和人性的思考。他用毕生精力呼唤健全的、完善的人性，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命哲学”与审美追求。¹这种审美选择和文学观念从某种意义上弥补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比较欠缺的人性审视，使沈从文的文学表达具有了普泛的人类意义。正是在对都市文化与乡土文化，即对前现代性的封建文化和现代性的工业文明的双重批判中，沈从文践约着他的文化理想。因此，“湘西世界”与“都市世界”的相互参照与映衬使得沈从文的文学视野不仅阔深且具有深长的文化意蕴，使他成为现代中国作家中从文化领域表达自己的文学理想、文化立场的为数不多的作家之一。

沈从文承扬“五四”一代的文学救国使命，希望以小说代替民族传统文化经典，相信文学有力量帮助这个民族向善向美，重建文化和道德秩序，进而探索“中国应当如何重新另造”的道路。动荡的时代和“民族品德消失”的现实使他努力寻求“民族品德的重铸”²的途径，对现代人性堕落、民族品德消失的清醒认识与深切忧患成为他文学创作的精神动力。这使他执着于通过文学创造张扬理想的生命形式，实现文化的再造和民族性格的重塑。显然，他的文学思考联系着民族改造这样艰苦又沉重的课题。实际上，沈从文走的是经由文化和美学层面入手改造民众和民族的途径，它与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宣导的社会革命和阶级解放的方式有所不同，但又与“五四”启蒙思潮对“人”的发现、“人性的解放”，改造“国民灵魂”和精神重造的基本主题一脉相承。民族灵魂的发现和重铸无疑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命题，从这一意义上讲，沈从文的文学追求具有深沉的现代品格。尽管这种经由文化重构实现民族重造的方式在异常激烈的现代中国革命时代具有理想化色彩，作为一种文化上的设计，它很难在短期内转化成直接有效的实际变革力量，但沈从文的这种“限制性”又从另一面体现了他的独特性，他文学理想中交织、并存着的现代性与古典性造成作品意蕴的复杂性，构成了独异的“沈从文现象”的丰富内蕴。20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升温的“沈从文热”固然与宽松开放的文化语境和人们的多元审美趣味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沈从文自身文学的魅力，以及研究者运用多种批评方法解读作家创作的文化底蕴和文学价值，沈从文由此真正从边城走向世界。

沈从文是现代中国文坛上难得的“文体作家”。他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一种特殊的小说体式——文化小说，或称诗化小说、抒情小说。这种小说，不重视情节和人物，而是强调叙事主体的感觉、情绪、意识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沈从文简洁地将其归纳为“情绪的体操”³、“情绪的散步”，是一种“使情感‘凝聚成为渊潭，平铺成为湖泊’的体操”⁴。他的小说除了注意人生体验的感情投射，还有抒情主人公的确立、纯情人物的设置、自然景物描绘与人事的调和等。“造境”是他小说追求的极高目标，《边城》用水一般流动的抒情笔致，通过描摹、暗示、象征，甚至穿插议论，来开拓叙事作品的情念、意念，加深小说文化内涵的纵深度，营造现实与梦幻水乳交融的意境。这种讲求诗的意境的小说特别具有民族的韵味。沈从文追求文学语言的真性情、去伪饰、具个性的美文效果，他的文笔任意识的流动纵情写去，多暗示，富情感美、色彩美，那些以诗、散文融入写实的乡土小说，质朴、自然、蕴藉；描写都市的讽喻小说从容、幽默；以苗族传说和佛经故事铺叙的浪漫传奇小说华丽、夸张。正是他，大大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体式，以至于到如今许多青年作家竞相模仿，带有深深的沈从文的印记。

沈从文和他的文学世界对于中国文学有重要意义。作为京派文学重镇，他提升了京派小说的艺术水准。他与左翼作家取不同角度，共同探视处于社会历史变动中民族的出路，以独特的文化立场观照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历史和民族命运的走向，深情而焦虑地思考“中国现实”和“中国问题”，并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给予回应。他影响了一大批作家的文学道路，即或是像沙汀、艾芜这样的左翼作家也不例外。当代大量的“乡土文化”与“都市批判”小说，无不映现着沈从文的持续影响。即使在台湾，1987年对大陆作品实行解禁时也经历了一场“沈从文狂”。沈从文的文学价值和意义还体现在作家以其浓郁的民族性和中国气派、中国风貌的文学书写与世界文学进行富有才华的对话，从而获得了巨大的世界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