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传奇不奇：叙事形式与悲情诗学
第一节 “传奇”的现代转型
在沈从文的创作中，有两个极为重要的关键词：“生命”和“人性”。他反复申说：“我是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178人性既是沈从文生命信仰的出发点——如他所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179，又是最终的落脚点——为了展示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180。湘西世界负载着他全部的文学理想，他的湘西世界实际上也是由一个个生命的传奇构筑的。这些充满传奇的人生人性故事在20世纪30年代的小说创作中以一种极为另类的图景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笔者试图从“传奇”的角度入手，解读沈从文对中国古代小说中重要的叙事传统“传奇”的承续、转化和超越，进而更深入地解读沈从文建构的湘西世界。
一、“传奇”传统
作为小说文类和叙事特征的“传奇”，我们对其并不陌生。在一般意义上，传奇是对历史传说、民间故事、童话等艺术形式的民间叙事文学的概称，其内容广泛，多以历史、爱情、侠义、神怪故事为题材。就其形式渊源与题材看，它由六朝的志怪小说发展演变而来，但某些非神怪的传奇作品也上承野史杂传或民间故事，另外，佛教和道教也为之提供了一部分题材。这样，传奇所述故事就多集中于神仙道化、妖狐鬼怪、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而环境多是奇境异域、山林野壑，故事更是离奇神怪、怪诞不经。传奇浓缩了创作者神奇非凡的想象力，那高远飘逸的文学世界传达的是创作者生命的心声，表现出创作者对现实的超越和对理想的向往。广阔无边的想象力和个性焕发的理想色彩使传奇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诗情。
作为一种叙事模式，具有代表性的唐代传奇“以叙事为主，文体近于野史，中间常穿插诗歌韵语，结尾缀有小段议论”181，在具体叙事过程中特别追求非常态性和虚拟性。非常态性主要表现在，从时间维度上看，没有精确的时间标识，或者说物理时间在小说中往往较为模糊；从空间维度看，小说叙事不受自然空间的限制而常常呈现天上、地下、仙境、人间的多维空间并存状态，并且时空转换自由。虚拟性多就其叙事手段和效果而言，即传奇创作要求创作者能神游八荒，放飞想象，常有虚实相生、出人意表的故事情节。传奇一般行文讲究“藻绘”，故事“曲折美妙”182，有雅俗共赏的文学语言。就其实质而言，非常态性和虚拟性标志出的依然是传奇本质上的浪漫性。当然，在神灵鬼异、妖魔幻化的故事表层下，痛切诉说的还是世道人心——它以非同寻常的独特形式反映了特定时代的精神波动和社会现实。
中国文学一直存在着悠久而丰富的传奇传统。这首先表现在，唐传奇是之后的戏曲和说唱文学以及后世小说创作汲取题材进行再创作的重要源泉，并且还经由历代戏剧家的舞台创造，成为广泛传播的民间故事，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民众。有论者说传奇是“我们的许多最美丽故事的渊薮，他们是后来许多小说戏曲所从汲取原料的宝库。其重要有若希腊神话之对于欧洲文学的作用”183，正点明了由唐传奇创作所形成的文学传统在中国文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文学传统，传奇创作所要求的作家的主观创造精神和驰骋不羁的文学想象，传奇所表达的对人生和命运思悟、对自由人性以及对超功利爱情敬畏和追慕的生命意识，传奇所曲折透露的疗救社会的济世意向等，一直深深地积蕴在历代文人心中并或隐或显地体现在几千年的文学实践中。因此尽管实用理性的民族性和儒家“不语怪力乱神”的现实主义态度以及启蒙、救亡、革命的严峻形势曾导致传奇创作本身在近现代的衰落，但作为一种文学传统和文学精神，传奇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它永远都是千古文人超拔现实、寄托理想最为浪漫的表达方式。
认为沈从文与中国小说中的“传奇”传统有精神上的“血缘关系”有充分的理由。从沈从文的文化心理结构来看，沈从文出生在湘西，湘西是他创作的不竭源泉。湘西的历史本身就是一部充满传奇的历史。从一出生，湘西的历史和现实就作为一种内在的制约力量和永远无法褪去的文化记忆成为构建沈从文文化人格的凝重背景。对于湘西原住民原始自然的生存方式和充满血泪的历史命运，沈从文铭记于心。而他成长的历程，亦未尝不是一部传奇：他游遍了沅水大大小小的支流，看遍了水面上千奇百怪的人和事，之后入伍、进京，挣扎着生存，直到最后成名——这一切都是沈从文能写作湘西传奇的先在要素。如果说，上述因素是在非典籍文化层面上影响着作家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那么就典籍层面看，沈从文对传奇类的文学著作一直都有独特的偏好。他“从小又读过《聊斋志异》和《今古奇观》”184，前者是用传奇笔法写就的文言小说，被认为是“唐传奇浪漫主义精神的复活”185之作，其中那些充溢着奇幻的想象力、荒诞神奇却又蕴含着真情实感的故事应该是好幻想的沈从文的最爱吧。《今古奇观》是从“三言”、“二拍”选萃的话本选集，其体制和内在神韵仍然未脱传奇的窠臼。之后他又在偶然的机缘中陆续地读了《史记》、《汉书》、《四部丛刊》等，这都使他受到民族文化宽泛而又深切的熏陶。20世纪20年代，刚到北京最为艰难的日子里，他在京师图书馆读了《笔记大观》、《小说大观》、《玉梨魂》等新旧小说，依然不离传奇的趣味。更有意味的是，20世纪30年代沈从文在青岛大学讲授小说史时，对于六朝志怪、唐人传奇、宋人白话小说及大量佛经故事作过深入研究，并得出与众不同的结论：他认为这些题材“主题所在，用近世眼光看来，与时代潮流未必相合。但故事取材，上自帝王，下及虫豸，故事布置，常常恣纵不可比方。只据支配材料的手段组织故事的文体而言，实在也可作为‘大众文学’，‘童话教育文学’，以及‘幽默文学’者参考”186。在《小说作者和读者》中，他又以唐传奇的代表作分析“恰当”，认为这些作品“恰当”的原因，“即写的是千年前活人梦境或驾空幻想，也同样能够真切感人”，进而指出，“一个作品的恰当与否，必需以‘人性’作为准则”187。这就意味着，沈从文对传奇传统的认识，由初始的因与其天性相合而生的喜欢逐渐发展为理性的自觉，他虽然也意识到传奇的浪漫想象“与时代潮流未必相合”188，但他更欣赏传奇在艺术表现上的奇妙多姿和自由驰骋的想象力，而且进一步指出传奇能够“真切感人”缘于其中包蕴着人性的内涵。感性的偏爱和理性的自觉不仅为他进行这一类型的小说创作打开了新的视野，提供了更广阔的题材领域，同时，这也使古代小说的传奇传统进入沈从文小说创作成为顺理成章的事。
就传奇文学创作的原始动因看，它承接了原始时代的神话传统，往往试图唤起往昔和社会意义上的遥远年代，表现了进入文明时期的人类对“神性”时代的理解和眷望，也就是说，体现了人类企图将原始“神性”带回世俗世界当中或接近理想世界所作的乌托邦式的努力。如果我们能够完全理解它，其努力让读者联想的仍然是现实世界。而沈从文构筑湘西世界，亦是试图见证生命的“神性”，从而批判乡土中国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神性”的解体，最终想象民族未来的生存方式——这种想象和反思，相当集中地体现在沈从文创作的大量充满传奇色彩的湘西小说中。这种传奇性在沈从文湘西小说中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就艺术形式而言，借鉴传奇文学的一些形式因素；在作品的内在精神上，更保留着作家择取传奇文学对“神性”的展示和向往的精神内涵。
二、传奇题材
以传奇为依托关注生命的“神性”，在沈从文小说中表现为以下三类题材：第一类是1929年前后，沈从文以苗族或南方其他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为依据，创作的充满传奇色彩和浪漫想象的《龙朱》、《神巫之爱》、《媚金·豹子·与那羊》以及《月下小景》等。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因为在最大程度上张扬了带有原始特征的人性而具有“神性”的光彩，他们或以独特的方式追寻可以匹配的爱情（《龙朱》、《神巫之爱》），或以死对抗与纯真爱情相悖的习俗（《月下小景》），更甚者如媚金，以死祭奠不渝的爱情。这些经沈从文想象的传奇，赞美的是具有“神性”的人物对生命本体坚守的执着和对人性自由本质勇敢追求的热情，因为沈从文感觉在当时的城乡中国，“所有值得称为高贵的性格，如像那热情、与勇敢、与诚实，早已完全消失殆尽”189。而这类题材中主人公身上所反映出的人性的各个侧面：刚烈、真诚、勇敢、忠贞，其实正应该是人性的本来。但这些高贵的品格更多存在于人类的童年时期，面对着这些人性故事，现代人只能称它们是传奇。
第二类指沈从文模仿《十日谈》所创作的《医生》、《寻觅》、《女人》、《扇陀》、《爱欲》、《猎人故事》、《一个农夫的故事》、《慷慨王子》等。正像传奇往往强化和夸张人类行为中的某些特征，并从这种夸张和再造中取得特定的意义所指一样，这些小说中的人物被置于奇境异域中，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离奇的故事情节以一种极端化的冲突方式显示出人性的不同侧面所能达到的“神性”程度。《医生》里，医生为救白鹅付出的并非等值的牺牲，验证了人的牺牲精神所具有的最大限度，医生的人格由此“光辉炫目，达到圣境”，“目前世界”这种精神“已不容易遇到”。《扇陀》里的扇陀在国民都“宝爱性命，不敢冒险应募”的情况下，勇敢出征的勇气和魅力让人奉她为真正的神，与之形成对比的则是秀才的世俗卑琐。《猎人故事》揭示出“重在无拘无束的思想”。这类小说神奇怪异且多采用“叙述人—故事—叙述人”的结构，并常在结尾叙述人的小段议论中点明题旨。在较为典型的传奇故事结构模式之下，彰显的是作者认为当前人性中匮乏的东西：生命的“神性”，诗性的智慧，人性所应具有的牺牲精神、自由、勇气等宝贵品质。
第三类题材大多集中于对生活中的传奇事件、传奇经历的书写。《虎雏》既有纯真的一面，又有杀气十足的一面，展示出一种单纯而又丰富的人性；《山鬼》、《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以神秘奇诡的叙述方式表现人性中反常和复杂的一面；《说故事人的故事》讲述一个军人和一个被捕女匪首的奇异恋情；《厨子》折射着下层社会的变态人生。这些在人生常理之外发生的人性故事，渲染和张扬了人的本源性生命创造力，是要让读者“对于‘人生’或生命，看得宽一点，懂得多一点，体会得深刻一点”190——这类“传奇”的目的是在于丰富人性的内涵，而人性的驳杂和阴暗面亦是这些传奇得以成立的理由。
不论外在形式还是内在理念，这三类题材都最为明显地体现了沈从文对传奇传统的继承，譬如对故事神秘性和怪异性的注重，对传统传奇小说写作形式的借鉴，湘西自然环境蛮荒险峻的一面格外突出并作为小说的中心意象等。然而，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小说家，沈从文对于古代传奇传统，还是有创造性的转化。这首先体现在，沈从文不只局限于为传奇而写传奇，奇人奇事不是他写作的目的而更多的是一种手段和题材资源，强烈的主体性、寓意性和当代性自始至终蕴含在故事情节中，那些评论、赞美或嘲讽都有着鲜明的道德指向，隐隐烛照中国艰难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困境：“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那点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朴素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191传奇故事对人性的发掘和张扬自始至终针对的都是这在沈从文看来愈来愈严重的文化困境。总体而言，着眼于“民族品德的重造”，沈从文对传奇传统进行了理性的观照和现代性的转化，他从古代传奇传统中提炼出传奇的内在本质——“神性”，构建起自己关于生命的“神性”概念。神性是沈从文人性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像他的作品《凤子》所揭示的，“神性”的存在需要人性情感的素朴，观念的单纯以及环境的牧歌性。如果说，“神性”在古代传奇中更多是指具有超乎寻常的能力和禀赋，那么在沈从文的传奇小说中，“神性”具有了不同的现代内涵：它瞩目于人类的远景和未来，应该是生命或人性所能达到的最高形式，生命在这一阶段更为崇高、完善。
如果说上述作品中，沈从文对传奇传统的转化还略显理念化，到《灯》、《会明》、《边城》等小说中，沈从文已对传奇传统作出超越，上升到“传奇不奇”的层面——传奇以“奇”为归的旨趣往往使其创作者忽略了现实生活中平凡普通的题材，沈从文则打破了上述囿限而能从平常处见不平常，于无奇中见有奇，在那些散淡而拙朴的故事中，作家写出了人性的传奇和生命的尊贵，尽管不再张扬和过分强调小说的传奇性因素，却在平淡悠远中最大限度地暗合传奇的精髓，无论展示还是批判，都已不露锋芒。
在一个全无信仰的时代对信仰的守候也许会被世俗认为是堂吉诃德式的不识时务，但沈从文同样在《灯》和《会明》中的老司务长和老伙夫这些“下层士兵身上，挖掘着‘生命’——人性具有神性的一面”192。他们单纯善良地守候所认定并信奉的生命价值，老司务长一生的人生要义是忠心侍主，会明十年来做着无人需要的伙夫，尽管这价值在世易时移中面目全非，但他们单纯地以自己的信仰选择生活道路和生命存在方式，比之大多数人不假思索俯就时代的浅薄，他们拥有让人肃然起敬的人格力量。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民族的脊梁和精魂。而沈从文更在意并有意为之的是他心目中被诗化的生命传奇：
我从社会和别人证实了存在的意义。可是不成。我还有另外一种幻想，即从个人工作上证实个人希望所能达到的传奇。我准备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情感上积压下来的东西，家庭生活并不能完全中和它，消蚀它。我需要一点传奇，一种出于不巧的痛苦经验，一分从我“过去”负责所必然发生的悲剧。换言之，即爱情生活并不能调整我的生命，还要用一种温柔的笔调来写各式各样爱情，写那种和我目前生活完全相反，然而与我过去情感又十分相近的牧歌，方可使生命得到平衡。193
《边城》是湘西世界最为动人的生命传奇。翠翠善良美丽，是大自然孕育的精灵，但她遭遇到世上所有的不幸：是个孤雏，爱情失意，唯一的亲人雨夜而逝——这还只是传奇故事的一般写法。小说真正的力量所在应该是翠翠面对变故时的沉着应对：她依然以柔弱的肩膀接过爷爷的撑篙，坚忍地生存，将他人送到幸福的彼岸；怀着对幸福的期待，等着那个“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的爱人。爷爷的撑篙和归期无定的爱人，代表着翠翠最终极的信仰和生命的寄托，她顽强活下去的努力展示出生命的庄严和魅力。《边城》中的其他人物也令人称奇——他们是具有真善美的人性的代表。且不论爷爷宽厚平和，天保、傩送正直勇敢，在爷爷去后，照顾翠翠的杨马兵与翠翠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甚至还是翠翠父亲当年的情敌。善良厚道的人性本来和卫护幼弱的生命本能使这些人成为具有“神性”的人性样本，翠翠对于苦难柔韧地凌越，展示着生命生生不息的动人力量。那些人世的浩劫仿佛涅槃的烈焰，涅槃之后的翠翠，真正成为生命“神性”的代表，这大概也是沈从文在他的作品中反复书写悲剧的原因之一：这些悲剧几乎无一不带有偶然性、命定性和奇特性，就叙述表层而言，它们是使文本具有传奇性的重要原因，而就其深层来看，这些悲剧的出现往往使人性中最动人的力量焕发出来：“通过生命的‘不确定性’挖掘出人性中更普遍、更闪光的美——一种带有永恒价值的并永远具有‘确定性’的人生内容——人性美。”194萧萧“很高兴活下去”的生命本能，夭夭与邪恶对抗的无畏勇气，三三希望破灭后的惆怅所反衬出的对美好的向往与渴望等，他们富于传奇性的悲与喜无不指向那潜在的“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195。
应该指出的是，传奇也是有内在矛盾的。比如传奇理想主义的激情、瑰丽奇特的想象有可能对凡俗、日常的生活提供误导性的指引，也可能因此淹没理性的声音，而使其缺乏理智的力量。沈从文从“五四”走来，他应该意识到了这一点，从湘西小说创作的整体走向看，也呈现出猎奇意味渐淡，对人性真谛、生存本质理性思考趋浓的态势。因而，这部分小说昭示出的在普通生活中显示“传奇”的审美选择表明，沈从文对传奇进行超越的同时也试图去解决一个悖论：他着力寻找一种恰切的想象湘西的方式，既能使生命“神性”的内在特质被充分认识，又不流于对相应的自然、社会背景的过度理想化。于是，在叙述层面上，传奇成为内在与真实世界的想象力量，所传之奇也进一步逼近了生存的本质，成为生活世界本身包含着的丰富的神奇性、偶然性和荒谬性的深掘。当然，这一方面与作家对生存和生命本质不断深入的体认有关，另外也源于他含蓄蕴藉、温柔敦厚的审美意识的逐步成熟。在这一阶段，沈从文完成了他对传奇传统不露痕迹的融合与超越，并达到他创作的巅峰，但从根本上而言，这种超越依然是对传奇传统的现代叙述：他在现代理性的观照下，反思湘西生命的存在方式，用自己有关真善美的价值尺度建立起具有“神性”的人性样本。至此，沈从文和传奇传统，完成了彼此的历史遇合和现代升华。
三、“传奇不奇”
“文学的结构模式和叙述模式可以告诉我们的不仅仅是文学自身的东西，而且是心灵的本质与文化的普遍特点。”196沈从文对传奇的创造性转化，给我们提供了解读沈从文湘西世界的钥匙。首先，就思想价值层面而言，传奇故事背后体现出作家对于生命和人性的深刻理解，支撑湘西世界的是明显的现代意识——“传奇之奇”教会人们以宽容的心态看待人生本来的复杂相和幽密面；“传奇不奇”是从生命生存不可避免的偶然性和荒谬性中发掘努力活下去的生命意志，这一切都最终归于作家“民族精神重建”的严肃主题。
其次，沈从文湘西小说的许多原型，都来自于当地的传说和民间故事，而构成故事起承转合的许多关节点，也来自于湘西的风俗习惯。沈从文以传奇写湘西，显示出民俗文化在沈从文湘西小说叙事中的重要地位。如果说，我们前面从“精神血缘”上论述了沈从文书写湘西传奇的可能性，那么作家身上的民俗构成则最终导向了传奇书写的必然性。民俗文化的作用还不止于此，它也是使沈从文的生命传奇充满民族性的重要原因。因为民俗“蕴藏着丰富复杂的民族意识”，“隐藏着本民族人民才能理解的思想意识以及表现民俗事象，显化其中的民族意识，就能使文学的民族性特点鲜明突出”197。如果说这种“民族性”更多指向湘西的“地方性”并更多体现着湘西苗族勇猛强悍的民族特性，那么沈从文用“传奇”化写楚地民俗风情，则又使这种“地方性”带上了“中国性”，二者彼此交融又能相映成趣，就这一点而言，沈从文使传奇的“民族性”在更多层面上得到张扬，也让他的湘西既洋溢着古典情调，又具有民间的浪漫气息。
最后，传奇在最本质上表现出人类试图超越现实的理想主义色彩，传达的是人们对于梦想的浪漫寄托。而理想主义总是摆脱不了抒情。这也是沈从文的湘西小说抒情意味浓厚，具有明显诗化气质的重要原因——传奇写作所要求的飞腾着的文学想象和内蕴着的理想主义，与沈从文坚守文学的纯正趣味，注重文学技巧，以小说代替民族传统文化经典等文学观念是相通的。事实上，二者的相遇也具有某种历史必然性。沈从文的湘西客体，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化外之地，用传奇表现它，是再合适不过的。而中国文学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出于“启蒙”和“救亡”的需要，文学中常见的是理性精神关注下的社会历史内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占据主导地位，浪漫和诗意渐次退守边缘。无论是针对文学的内在需要还是读者的阅读期待，一流的作家都会在面对传统与现代时，从现实的需要出发在传统的血脉中汲取养分。因此，尽管沈从文数次说自己的创作是“习作”、“文体试验”，但我们宁可相信，这是有意为之。
就文学发展的角度看，文学形式的演化，“与其说是某些元素消失，某些元素继起的问题，倒不如说是不同元素在某一系统中相互关系的改变；换句话说，是主导力量互有消长的问题”198。当传奇在“启蒙”和“救亡”的时代被挤向边缘的时候，是沈从文身上固有的楚地民俗文化因素让他敏感地意识到“传奇传统”在当时再生和启动的可能，他利用“传奇”这种叙事模式书写湘西，挖掘人的生命意志，彰显关于“生命”和“神性”的深层内涵，同时也提供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另一种思路。而传奇也同时在沈从文手下焕发出现代的光彩。因此，尽管“主潮文学执着于现实和较少心灵余裕，使得借神话原型和民间原型的狂欢，去探索深层的人性、人格和种族精魂，成了一个未了的话题”199，但这一话题在沈从文笔下却蔚为大观并成为一个诉说不尽的话题。传奇和湘西融合的结晶便是沈从文的湘西小说，我们说，那是一部关于生命的动人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