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史研究

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开端⁵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各个解放区都已建立了新华书店。它们在各地中共党委的领导下，担负着各个解放区的书籍出版、印刷和发行工作。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部分城市中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以及三店用化名开办的机构，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编辑、出版、发行进步书刊。

1948年，解放战争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为了迎接全国解放的新局面，管理好新解放区特别是大城市的出版事业，中共中央对新解放区出版事业的政策，以及对新中国成立后出版事业的集中统一等问题，多次做出指示，并采取了一系列的重要措施。中共中央宣传部1949年2月在解放了的北平成立的出版委员会，做了许多切实的工作，使新中国出版事业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出版事业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共中央对出版事业的指示和采取的重要措施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民主团体和爱国民主人士团结起来，打倒反动派，召开新政协，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共同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这个号召，带给全国人民极大的鼓舞。

这时，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代理总参谋长的周恩来，在以很大精力协助毛泽东指挥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发动进攻的同时，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政策问题做了设想和思考。他对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建设也十分关注。

（一）周恩来指示将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人员主力逐渐转入解放区

1948年6月6日，周恩来从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中共中央所在地发电给中共香港工委章汉夫，再经胡绳转达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负责人徐伯昕、黄洛峰、沈静芷，要求他们：“即将三联工作人员及编辑人员主力逐渐转来解放区，资本亦尽可能转来”，并对三家书店近期的任务和注意事项做了重要指示。⁶

生活、读书、新知三店领导人为了迎接全国胜利后的新局面，在中共香港文委领导下已做出三店合并的决定，接到周恩来的电报指示后，加速了三店的全面、彻底合并工作。于10月18日召开三店的股东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三联书店临时管理委员会，推选黄洛峰为管委会主席，徐伯昕为总管理处总经理，沈静芷为副总经理，万国钧、薛迪畅为协理。26日，召开三店全体人员大会，宣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成立。这次成立大会，同时也是三联同人开赴解放区的誓师大会。会后，大批同人分批奔赴解放区。⁷

（二）中共中央发布对新解放区新闻出版事业的政策指示和处理办法

1948年11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新解放城市中外报刊通讯社处理办法的指示》，指出：对于私营报纸、刊物与通讯社，一般不能采取对私营工商业同样的政策。《指示》明确规定了接管、清理旧中国新闻事业的政策方针，即：保护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剥夺反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

同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对新区出版事业的政策的暂行规定》，做出下列几项规定：

（1）没收国民党反动派的出版机关。如正中书局、中国文化服务社、独立出版社、拔提书店、青年书店、兵学书店等，均属此类。如有民营书店之借用上列牌号者，则应在处理上加以区别。此类书店没收后，原书店即不准再开业。

（2）民营及非全部官僚资本所经营的书店，不接收，仍准继续营业。其中官僚资本应予没收者，须经详细调查确实报告中央，再作处理。

（3）凡允许继续营业的书店，其书籍暂任其自由发卖，不加审查。如出版教科书者，则劝告他们自行停售党义公民等教科书，及自己修改有关政治的教科书（如历史）。

（4）对于新出版的书籍中，如有政治上反动而又发生了重大影响的书籍，必须干涉及禁止者，暂时采用个别禁止及个别干涉的办法。这些书籍和非由显著的反动派所著作出版，则在采取禁止干涉措施前，应向中央请示。

（三）中共中央决定建立全国统一集中的出版领导机构和采取的重要措施

鉴于全国胜利的即将到来，如何将长期处于分散状态的各解放区工作统一起来，已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在出版方面，中共中央于1948年8月间鉴于当时的形势和对以后局面开展的估计，决定建立全国性统一集中的出版领导机构。在中央的部署下，开始采取出版事业由分散到集中统一的各项措施。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管理处成立之后，黄洛峰奉调北上，于1949年1月到达东北解放区的沈阳。中共中央1月28日发给东北局的电报中说：“黄洛峰是调来准备担任中央出版局工作的，望帮助他了解东北及三联两书店的出版情形、干部配备、印刷力量和纸张供求情况，然后要他迅速前来，以便建立中央出版局。……中央出版局成立后，须解决全国党的书店如何统一，及与三联书店如何在统一领导之下分工合作等问题。你们的意见，请交他带来。”⁸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中共中央于2月11日对北平解放后出版事业的统一与建立领导机构等问题，发电给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北平市委第一副书记、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兼市长叶剑英，北平市委第二副书记赵振声（即李葆华）并告中央宣传部派来北平工作的出版组祝志澄、华应申。电文中提出：“组织临时的出版工作委员会，由黄洛峰、祝志澄、王子野、平杰三、华应申、史育才、欧建新为委员。委员会主任由周扬到平后决定。”⁹

黄洛峰于2月中旬抵达北平，周扬于2月16日在华北局宣传部召开临时出版委员会筹备会第一次谈话会上，传达中央宣传部陆定一部长指示：“暂先在华北局宣传部领导下，由中宣部出版组、新华书店、新中国书局¹⁰等处同志合组临时出版委员会统筹华北出版工作”，并指定黄洛峰为主持人。

2月22日，出版委员会正式成立。在第一次会议上，周扬进一步明确说：平、津解放后，出版上的第一件事首先应该是做到统一，在步骤上首先把平、津先统一起来。从出版计划来说，首先应该统一的是出版，如教科书、马恩列斯的著作、毛主席的著作都要赶快做到统一出版，只有先求得出版的统一，业务才能统一。目前的工作重点在北平，首先解决平、津的统一，将来再召集各区，商讨整个合并。

出版委员会成立后，黄洛峰和委员们经过反复讨论，拟订了《出版工作计划书》，内容包括出版工作的领导方针、出版工作的分工及其任务、中央出版局的建立步骤，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并拟出《中央出版局组织大纲（草案）》。3月初，黄洛峰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向中央汇报、请示。

3月17日，陆定一将与黄洛峰商谈的情况和对出版局工作方针、资金等问题的意见向周恩来做了书面请示。周恩来批交董必武、胡乔木先阅。董必武对资金、财务和纸张问题提出五条具体意见，连同黄洛峰带来的《出版工作计划书》和《中央出版局组织大纲（草案）》，经周恩来做了最后阅批，指示：“出版工作需要统一集中。但是要在分散经营的基础上，在有利和可能的条件下，有计划地、有步骤地走向统一集中。”出版委员会秉承这一指示，逐步实现出版工作的统一集中。

早在1948年8月，胡愈之奉命赴解放区，由香港经朝鲜转大连等地，到达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向中央汇报在海外工作情况。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接见了他并谈了话，决定他还是在中央统战部领导下做民主党派的工作。胡愈之于1949年2月1日到达解放了的北平，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5月着手筹办民主同盟中央机关报《光明日报》并担任总编辑。他于3月间见到周扬时谈了对新中国出版事业的设想和意见，周扬于3月17日将胡愈之对出版工作的五点意见，向中央发电做了汇报，在电文中提出建议：“可否请其参加或主持出版方面工作，他对此有经验，亦有兴趣，如何盼示复。”¹¹ 9月，胡愈之被聘任为新华书店总编辑，10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被任命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出版总署署长。

接管·建店·供应新书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大中城市的陆续解放，在出版方面面临的紧迫任务是：城市解放后，在当地军管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出版接管工作，同时筹建新华书店，让门市部尽快开业，向新区广大人民供应新书。

1948年11月，华北新华书店根据华北局宣传部通知，派出以副经理李长彬、王钊为首的书店人员到平津前线准备入城后参加接管工作并建立新华书店。1949年1月初，中央宣传部电告东北局宣传部，要求东北书店派部分干部随军入关，协助中宣部出版组和华北新华书店参加平津两地接管国民党的出版企业和建立新华书店工作。东北书店总店（当年7月1日改称东北新华书店）抽调30余名干部，由副总经理卢鸣谷、齐齐哈尔分店经理史修德率领，携带书籍700余种、30余万册，赶赴平津前线。山东和华北、西北、华中新华书店也赶印了大批图书派遣干部随军进入新解放的城市。由于各方面的努力，天津、北平、南京、武汉、上海、广州、西安等城市解放后，出版接管、建立新华书店和向新解放区人民迅速供应新书三项任务都完成得很有成效。下面仅举北平、上海两地的情况，以见一斑。

（一）北平

1949年初平津战役期间，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并肩战斗。出版方面，东北书店和华北新华书店派出的一批干部也团结一致，共同参加平津两地的出版接管和建店工作。中央宣传部派出以祝志澄、华应申为首的出版组，于北平和平解放后一面参加接管，一面部署出版工作。

在解放军围困北平的前夕，朝华书店（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1947年在北平设立的发行机构）经理陈国钧（1948年初至1949年）与北京大学文化服务社负责人朱彤（均为中共党员）为了宣传党的政策，使知识分子和工商业主不受国民党的谣言蛊惑，根据解放区出版的报刊和中国共产党的文件编印了《论知识分子政策》《城市工商业政策》两本小册子，秘密散发到知识分子家中、学校、商店等处；并注意摸清市中心的国民党官僚、特务等机构位置，供有关部门接管时用；又将秘密藏放在5个地方的革命书刊运回书店，于新中国成立后供应读者。¹²

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于2月7日命令徐迈进、万启盈、卢鸣谷和王钊、张兴树组成两个军管代表组，分别接管了正中书局北平分局、独立出版社、中国文化服务社北平分社及其所属印刷厂。2月22日，祝志澄、周永生等组成的军管组接管位于北礼士路的正中书局北平印刷厂。黄洛峰在出版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曾说：“我们进入北平以后，在工厂中控制的物资很少，拿到一个厂子，差不多都是一些破破烂烂的东西，拿到的纸头不到2000令。”据有关史料描述接管正中书局北平印刷厂的情况时说：“接管时，厂内四门大开，轻便物资几乎全被劫走，遍地布满避弹壕，室内堆积着三尺厚的马粪、垃圾。临解放前（1月5日）一场大火，烧毁房屋三百余间，机器一百余部。”¹³ 接管后，经过整修机器，将接管的独立出版社印刷厂、军事调处时期创办《解放三日刊》时所办的工合印刷厂的机器拉来，又从华北新华书店印刷厂拉来部分设备并调入职工60余人，成立了北平新华印刷厂，于4月8日局部开工，4月24日正式开工。

经过书店职工的紧张劳动，东北书店和华北新华书店分别在王府井大街南口和西单北大街建立的两个门市部于2月10日开业。分属东北、华北两个书店系统的职工在新华书店的同一块招牌下团结合作，门外悬挂的“新华书店”店招，是毛泽东主席于两个月前在西柏坡重新题写的（原店招为毛泽东于1939年在延安题写），在全国最早使用，分外夺目，标志着新华书店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新华书店门市部开业后，受到新解放的北平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在王府井门市部200平方米的店堂中，每天涌进的读者多达四五千人。新华社特派记者刘白羽参观后惊叹说：“新华书店每天有这样多的读者，在全国各解放区都未见到过。”担任北平市新华书店第一任经理的卢鸣谷当时向东北书店总店汇报工作的一封信中说：“……北平有十几个大学，一百四十多个中学。那些大中学校的学生们，看到我们的出版物都特别高兴，都说：过去‘饿’透了，这回可要看饱了。他们把银圆和订婚戒指换了人民币，来买我们的各种书刊。……书店门市部里整天挤满着各阶层读者，工人、学生、职员，还有国民党军队起义的军官，他们急切需要知道党的政策和政治常识这类书籍。……几十家私营书店，都来要求批书代售，我们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还有北大、清华、燕京、北师大等一些高等学校的书报代办部，都来和我们联系，希望发给他们一部分新书，帮他们扩大代办部的业务，我们只能少量地给他们一些新书……”¹⁴

为了满足读者要求，新华书店门市部专门开辟了阅览室和借书处，将每种书留出5至10册，免费向读者借阅（只收押金，不收租费），使有限的图书能在更多的读者中发挥作用。借书的人很多，有的把书借回家，不仅全家阅读，还传给亲友读。当时，在图书供不应求、公共图书馆尚未开放的情况下，这个措施很受欢迎，特别是更受一些买不起书的贫穷学生的欢迎。后来，出版新书增多，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相继开放，书店才停止了借书业务。

北平解放的前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领导和干部迅速到达北平，欧建新作为三联书店总处的代表参加了北平市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的工作，他随军进城后即和朝华书店取得了联系。三联书店总处又派营业部副主任赵晓恩到北平筹建新中国书局北平分局，并为三联书店总处从香港迁来北平做准备工作。赵晓恩在北平市军管会等领导部门的支持和帮助下，很快在王府井东安市场西门马路对面选定一家歇业的绸缎庄二层楼房作为店址，开始筹备建立新中国书局北平分局。工作人员除了朝华书店原有人员外，还从天津分店调来新招收的练习生8人，又从本市招收十多位练习生，合计有20多人，由刚到北平的香港三联书店门市部负责人蔡学昌负责门市部工作，对新同志抓紧进行门市业务的培训。在货源上也做了充分准备，有东北运到的光华版和新华版大批解放区出版的图书，又有朝华书店储备的上海和香港版的图书，齐全的品种是过去不易见到的。

3月11日上午，新中国书局北平分局门市部在红旗招展和爆竹声中开业，热情的读者一拥而入，立时挤满了店堂，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如潮，使整架的图书立即成为空档，开票、收款、往书架上添书成为书店中最忙碌的岗位。第一天的营业额即达40万元（当时200元可兑换银圆1元）。

门市部中，毛泽东著作单行本以专台陈列，是销售的热点，《社会发展史》《大众哲学》和解放区的一套新文艺读物等书都十分抢手。最受欢迎而难求的是东北版的《毛泽东选集》精装本。一些高级民主人士渴望买到这部书，但书少难以满足。国民党派来和谈因和谈破裂而留在北平的代表向叶剑英要书，叶向王府井新华书店经理卢鸣谷要去10本。三联书店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民主党派有密切联系，已到北平的周建人等人请新中国书局北平分局经理赵晓恩设法，赵和卢鸣谷商量后应允给予照顾，从新华书店的存书中挤出少量供应。

书店门市部的热闹场面延续了一个多月才稍见平静，而批发、邮购、电话购书、流动服务等业务则逐月发展起来，受到读者欢迎。书店的营业收入，除一部分汇往东北的光华书店供进书之需外，余数用来购进纸张，供日后出版本版书之用。

徐伯昕率香港三联书店部分人员于1949年3月底到达北平，很快建立起编辑出版部门，开始出版三联版新书和重印适合新解放区人民阅读的本版图书。三联书店迁至北平的出版经费，开头时依靠借贷资金运转，住在北平亲戚家的邹韬奋夫人沈粹缜还为此出过力。¹⁵

（二）上海

1949年3月初，上海地下党组织派钱杰到商务印书馆恢复徐文蔚、侯相鏊的党组织关系，与石敏良、徐春生组成上海商务印书馆党支部，由中共上海市工委领导。上级党指示商务党支部把大革命时期留下来而失去联系的中共党员、团员和一批倾向共产党的积极分子吸收为工人协会会员，组织他们分头对商务的资产、财物、机器、设备、人员等进行调查统计，并做好护厂、护店、护楼工作。当时，在商务担任国民党57区分部主任的黄色工会理事长潘荣林已接到社会局的通知，要他搬运商务印刷厂的机器设备并动员一批印刷技工一起去台湾，到台后保证潘担任印刷厂的厂长。中共商务支部获悉后，派石敏良找潘谈话，向他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晓以大义，指明前途，劝他不要执迷不悟，使潘不敢擅动。富于革命斗争传统的商务职工，在中共商务支部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各项护厂工作，自觉保护机器设备、财产物资，使国民党的迁厂、破坏阴谋未能得逞。

5月中旬，解放大军已到达上海郊外，中共商务支部接到上级党指示赶制“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横幅和印制上海解放的宣传标语，很快完成任务。商务总馆距离福州路的国民党警察总局只一箭之地。5月25日拂晓，商务职工突见警察总局挂出了表示投降的白旗后，立即在福州路河南路口的跨街上悬挂出具名“上海工人协会商务印书馆分会”的全上海第一幅“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横幅。9时许，解放军先头部队从福州路外滩方向，由东向西而来，河南路开始解放。在热烈庆祝上海解放的欢呼声中，商务印书馆全体职工坚守岗位，满怀激情地开始了新中国的经济文化建设活动。¹⁶

上海解放前，上海地下党组织已在生活书店转入地下的部分人员中建立了一个党小组，由许觉民、方学武、董顺华组成，许觉民担任党小组长，方学武还单线联系了党员范用、孙洁人、吴复之，这个党小组由周天行领导。他们秘密联系了一些在政治上可靠的同志，对上海出版业中有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单位的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整理出材料，并分别向那些有官僚资本的出版单位负责人投寄了警告信，要他们保护好资产设备，不得转移破坏。上海解放后，接管时这些机构有的负责人拿出警告信说：信早收到，遵命照办了。¹⁷

三联书店为了使上海解放后能够立即开业做了货源准备，从1949年二、三月份起即由留沪人员组成秘密的造货机构，由范用、赵均负责。对外借了黄金，购进3000多令纸，接洽几家印刷厂，秘密排印新书和重版书，上海解放前三个月内就印出了新书22种，发排新书30多种。这批图书为三联书店于上海解放后门市部的开业提供了丰富的货源。¹⁸

在上海解放前一个月，中共香港文委派吉少甫、唐泽霖赶到上海，由吉少甫负责出版工作的准备，唐泽霖负责印刷厂接管的准备工作。香港的三联书店、新民主出版社、群益出版社3家合作，由吉少甫携带一套新民主出版社排印的毛泽东著作7种纸型（《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联合政府》等），另一套纸型则由航空公司寄上海邮局留交“陈中新”（假名）收。5月27日上海全市解放，苏州河两侧还有零落的枪声，吉少甫和范用骑着自行车过四川路桥，去邮局取出留交的7种纸型，许觉民、董顺华早已做好纸张和印刷厂的安排。秘密地先大批量地印好7种毛泽东著作的正文，上海解放后再印封面，很快装订好就在书店门市部和读者见面了。¹⁹

上海解放后的出版接管工作由上海市军管会文化教育委员会新闻出版处领导（处长周新武，副处长徐伯昕、祝志澄、李辛夫）。接管出版人员主要有两路人马，一路是出版委员会派出的徐伯昕、祝志澄、朱晓光、赵晓恩、毕青、蔡学昌等人；另一路是来自山东的华东新华书店的王益、叶籁士、汤季宏、宋原放、刘子章、洪荣华等百余人。参加接管的人员曾在江苏丹阳集训，学习党的各项政策和入城守则，整理、研究上海地下党组织送来的关于国民党在上海的官僚出版单位的材料，以及一些民营出版业中官僚资金所占份额等情况，为进城后的接管工作做了充分准备。

上海解放后，军管会对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出版机构采取接管、封闭、没收等措施。从5月29日到8月20日，一共接管了33个单位，其中包括没收房屋70处、纸张1万余令、油墨7000多磅、小汽车8辆、大小印刷机83台，以及大量的铅字、铜模、图书杂志，被接管单位的人员602人。²⁰对渗有较多官僚资本的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则采取先行军事管制，资产清理后，对官僚资本加以没收，私股则发还原股东。还有20家接受外国津贴的出版机构，绝大部分是宗教团体主办的，根据有关条例登记后由宗教团体管理。

6月5日，上海新华书店第一门市部和第二门市部分别在原中国文化服务社和正中书局门市部旧址同时开业。从华北、东北、山东解放区带来的几十万册书刊受到上海读者的热烈欢迎，上海生活·读书·新知联合发行所也恢复营业。除新华、三联外，还运用上海特有的城市条件，成立了人民书报供应社（受上海新华书店、解放日报社共同领导），通过全市320个书报摊贩把大量新书刊迅速送到上海的各个角落。

华东新华书店进入上海后，就开始了出版业务，三联书店上海分店、时代出版社及上海市总工会创办的劳动出版社等都及时地出版新书和重版图书。原正中书局等印刷厂改组成的上海新华印刷厂和上海新华印刷二厂开始大量印刷书刊。上海出版的书刊不仅供应上海本地的需要，还向华东地区及全国各地的书店供应。

上海解放后，华东局宣传部参照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的模式组建了华东出版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冯定兼任，副主任委员为王益、卢鸣谷，其性质和任务与中宣部出版委员会一样，实际上形同它的华东分会。下设有秘书室、编辑室、出版室、厂务室、研究室等部门。编辑室的正副主任为叶籁士、宋原放，出版室主任赵晓恩、厂务室主任万启盈、研究室主任方学武。1950年4月，华东出版委员会撤销。²¹

出版委员会的成立和主要工作

中宣部出版委员会于1949年2月22日成立后，组织机构分为出版处、厂务处、秘书室、会计室四个部门。出版处（主任华应申、副主任徐律）下设编校、出版、杂志出版、印务、美术五科和资料室；厂务处下设管理、技术研究、印务、材料四科；秘书室（主任王钊、副主任程浩飞）下设人事、文书、总务三科；会计室（主任陈正为）。

据曾任出版委员会出版处印务科科长的王仿子回忆，当时人员短缺，机构和人员都是逐渐增加的，如资料室、厂务处等机构的负责人一直到出版委员会结束还是空缺的。出版委员会的主要骨干由长期在解放区工作的工农分子出身的干部和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知识分子出身的三联书店干部组成。到8月底统计，出版委员会本部有职工87人，其中共产党员36人。从年龄说，20至30岁的65人（其中有新招收的青年38人），是一支比较年轻的出版队伍。²² 此外，由出版委员会直接管理的北平新华印刷厂、新华油墨厂、华北新华书店等单位的职工共1428人。

出版委员会成立之后，除了参加北平、天津的出版接管工作以及派出干部南下参加南京、上海的接管工作外，还进行了以下主要的工作。

（一）出版工作

统一出版先从统一版本开始。出版委员会出版的任务重点，首先是出版政策文件和干部读物，其次是中小学教科书，统一版本也就从这几类出版物开始。

1. 出版委员会成立后，最先出版的几种书是以解放社名义出版的重要政策文件选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将革命进行到底》《论工商业政策》等。其中《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书选编了从1947年5月30日至1948年7月30日期间中共中央文件和毛泽东的文章、讲话，新华社社论等14篇，解放社在书前的《编者说明》中称：“这些文件过去在各地发表时，因为电讯传达的关系，大都或多或少地有些错漏，现在经新华总社根据原稿校对，汇印成册，作为标准本。各解放区翻印这些文件时，请以此本为据。”这个标准版本，华北新华书店于1948年9月出版后曾提供多副纸型供各解放区翻印，出版委员会成立后，继续组织各地大量印行，对当时的干部进行形势、任务和政策教育起过很大的作用。²³

2. 准备出版新版《毛泽东选集》。早在抗日战争末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华北、东北等解放区曾出版过几种不同版本的《毛泽东选集》，对于宣传和学习毛泽东思想、教育干部，都发挥过重要作用。但这些《选集》“都是没有经过著者审查的，体例颇为杂乱，文字亦有错讹，有些重要的著作又没有收进去”（1951年8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一版出版的说明）。所以，1949年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就决定编辑一部经著者亲自审定的，编辑体例合理、文字没有错讹、篇目没有重要遗漏的《毛泽东选集》。

出版委员会对于新版《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工作十分重视，黄洛峰1949年10月5日在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上作出版委员会工作报告中说：“当4月24日北平新华印刷厂举行开工典礼的时候，我们就曾号召全厂为印好《毛选》而努力。开始发排的时候，我们也曾动员了整个出版部门的同志们，为迎接这个光荣的政治任务而努力。”报告中说：“《毛选》新版在5月6日发稿，6月初排完，6月中旬我们校完了三校，现在编委会也已校对完毕，全部校样正送呈毛主席亲自校阅中，业经毛主席亲自校阅改正后第二次送校的约有500面，占全书的三分之一。”²⁴

由于多种原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直到1951年10月才正式出版。

3. 出版“干部必读”。1949年2月，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共中央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以迎接中国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转变，指示中央宣传部的张仲实提出一个理论学习计划，张仲实和胡乔木商量后拟定了学习马列主义著作的12种书目录，毛泽东阅后在上面批了“干部必读”四字，印发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3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中说：“……我们比较缺乏的是马、恩、列、斯的理论，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虽然也翻译了很多书，可是实际上没有对马、恩、列、斯著作做很好的宣传。所以现在应当在全中国全世界很好地宣传马、恩、列、斯关于唯物主义、关于党和国家的学说，宣传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等等，而不要把毛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我们说，我们这一套是一个国家的经验，这样说法就很好，就比较好些。如果并列起来一提，就似我们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毛泽东还说：“关于十二本干部必读的书，过去我们读书没有一定的范围，翻译了很多书，也都发了，现在积二十多年之经验，深知要读这十二本书，规定在三年之内看一遍到两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应当有共同的认识，而我们许多高级干部在这个问题上至今还没有共同的认识。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²⁵

“干部必读”的12本著作，即：《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布）党史》《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这12种书中，马克思、恩格斯著作2种，列宁著作3种，斯大林著作1种，苏联编著的书2种，解放社根据马恩列斯的言论摘编的书4种。据张仲实在《我的编译生涯》一书中所述，《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是毛泽东在延安时亲自编辑，张仲实和艾思奇、吴亮平、柯柏年等参加了搜集材料的工作；《列宁斯大林论中国》《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社会发展史》是张仲实编译的。

出版委员会将12种书编为8卷，以解放社的名义出版。整套书为25开本，初版每卷印3万册（其中布面精装本1.1万册），从1949年6月至1950年6月出齐，初重版总计印了300余万册，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必读书籍。

4. 出版委员会出版的图书，还有经中央宣传部核定的曾在延安和各解放区出版的理论性和政策性图书130种，柯仲平、陈涌等编辑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55种等。截至1949年10月，出版委员会在平津两地印刷厂新排重排的图书共有315种（合371册），共印577.6万余册。同时，还出版了《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机关报中文版）和《新华月报》《中国妇女》《人民文学》《文艺报》《新音乐》《中苏友好》等7种期刊20期，印行33.9万册。

出版委员会出版的书籍，凡是政策文件和理论读物（如“干部必读”等），用解放社名义出版，其他图书用新华书店名义出版。为了统一版本，每种书一般都要打6副纸型，除留2副外，其余4副分送东北、华东、华中、华南4地印刷用，使全国印的同一种书，只有一个经过认真校订的版本。所有书刊均由华北新华书店总发行。

（二）出版中小学教科书，建立公私合营的联合出版社

向新解放区中小学学生供应教科书，是出版委员会成立后的一项重要任务。1949年5月，华北人民政府成立了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由叶圣陶任主任委员，周建人、胡绳任副主任委员。过去，各解放区都是自编、自印教科书，不仅教材不一致，课程标准也不一致。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成立后，从华北、西北、东北解放区使用过的课本中选用一部分，又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大东书局等出版的课本中选用一部分，有的经过修订，实在找不到合适的，才重新编写。

春秋两季中小学教科书的出版发行，数量大，时间紧，任务十分繁重，光靠出版委员会、新华书店的力量，在资金、人力、纸张、印刷等方面都远远不够。黄洛峰就运用私营出版业的力量，于1949年7月在北平组建了华北联合出版社，由史育才任董事长，薛迪畅任经理，工作人员42人。先后参加华北联合出版社的股东共25家，投资总额1193股（每股按北平的中国人民银行折实单位²⁶500个计算），其中新华书店和三联书店的公股占48.5%，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等23家私营出版业的私股占51.5％（认股额以80％缴白报纸，以20％缴现款）。北联社自1949年7月1日成立，至1950年10月结束，共计印制三个季度的中小学和民校教材2036.2万余册，用纸42,346令（各股东社共交报纸1.2万令），销货总额166.24亿元（旧人民币，1万元折合1955年3月发行的新人民币1元，下同）。

华北联合出版社印制的中小学教材，供应了全华北五省与陕西省的中学和平津两市及附近几十个县的小学。该社结束时结算，由于购进纸张升值等原因，共获利32.5亿元。1950年12月，出版社私股全部撤回，改建为人民教育出版社，实行国营，发行工作人员划归新华书店总店新成立的课本发行部。

参照华北联合出版社的做法，上海市军管会新闻出版处组织新华、三联和商务、中华、大东、开明等62家公私营出版社成立了上海联合出版社，由王益、万国钧分任董事长和经理。上联社的投资总额1603股（每股按上海的中国人民银行折实单位500个计算），共收股款75,661万元人民币，白报纸33,010令。其中新华、三联投资的公股占20.75％，私股占79.25％。上联社于1949年7月21日成立，到9月中旬就赶印出中小学教科书800万册，基本上满足了华东、华中新解放区学校教学的需要。该社于1950年10月31日结束，编辑、发行部门分别并入人民教育出版社上海办事处和新华书店华东总分店。

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南北两地建立的联合出版社，黄洛峰称之为是不同于三联书店那样一种公私合营的新形式。公营出版社仅用了1/4的力量，运用了私营出版业3/4的力量，既利用了私营出版业的资金，又利用了他们的经验，在较短的时间内，使处于大变革时期的中小学教科书供应工作得到平稳的过渡，且获得公私两利的效果。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对出版业进行公私合营工作的一次成功的尝试。

（三）统一华北书店工作

出版委员会遵照中央关于出版工作统一集中在步骤上首先把平津两地统一起来的指示精神，从1949年3月即着手统一华北地区的出版发行工作。3月27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秘书处决定自即日起，将华北新华书店移交出版委员会领导。经过一段工作后，出版委员会于5月10日正式宣布东北、华北两个系统在北平、天津的新华书店合并，分别成立了新华书店北平分店和天津分店。

（四）调研全国出版事业概况

出版委员会成立后，黄洛峰组织分别来自解放区和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干部着手调查研究全国出版业的历史和现状。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于6月5日写成《全国出版事业概况》，供领导研究参考。这份调研报告全文约1.5万字，内容包括全国出版业主要单位的出版情况、排印能力、纸张供需等概况以及目前存在的问题等；附件有华北、东北、华东新华书店及新中国书局主要情况的介绍，半官僚资本及部分官僚资本出版业概况及负责人姓名，私营大书店一览，以及对外界翻印书籍问题的意见等。

（五）举办业务训练班

新华书店进城后，由于业务迅猛发展，日益感到人手不足。北平市新华书店经领导批准，在《人民日报》刊出招收职工启事，前来报考的男女青年有两三千人，都是十八九岁的初高中学生，也有少数大学生。经过选择和考核，先后录取120余人；新中国书局也招考吸收了一批青年。出版委员会为了帮助各直属单位的青年提高政治思想水平、熟悉业务，决定举办业务训练班，由程浩飞任教务主任，邹雅任指导员，黄洛峰和华应申分别兼任训练班的正副主任。

业务训练班于5月1日开学，7月10日结业。参加学习的学员53人，分别来自北平新华书店两个门市部和新中国书局等单位，其中70％是书店新招收的职员或练习生，参加书店工作一般只有两三个月。训练班的课程分政治课、业务课、文化课，来讲课的有艾思奇、周建人、萨空了、何其芳、胡绳、王子野、华应申等。

这个训练班受到中央宣传部的重视。在7月10日训练班结业晚会上，陆定一和胡愈之等领导出席。陆定一在讲话中说，这次参加训练班的人数虽然不多，但意义很大。他简要回顾了革命时期出版工作的历史，通过新旧社会的对比说明人民出版事业有远大的前途。他说：“今天我们的技术不好，这应该承认，但我们要学习，还要超过别的出版业。在过去条件不够，但今天不同了。只有大家提意见，有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的出版事业才能发展。要为人民服务，向人民负责。”他着重指出：“我们不是普通的出版家，而是革命的出版家。同志们第一是革命家，第二才是出版家。对我们的工作，要抱很严肃的态度。封面印得好不好？排得好不好？有没有错字？不要因为这工作不是我做的，不关我事。同志们是一个革命家，就要向人民负责，一点错误都不应发生。我们不能给老百姓吃毒药，要连沙子亦不能有。”²⁷

（六）接受苏联政府赠送的图书

1949年9月，黄洛峰以中央出版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带领出版科科长朱希和刘辽逸（任翻译）到天津，与苏联驻天津商务代表诺维科夫商谈苏联政府赠送我国一批图书以及有关图书贸易问题。这时我国中央人民政府还未成立，中苏两国还未建立外交关系。但苏联政府为表示苏中友好，莫斯科外国书籍出版局早在半年前就开始为我国出版一批马列主义著作中文版，此时已印制完成，打包待运，急需确定接受单位。第一批图书是苏联国际图书公司主动发运的，以后才凭我国订单发货。来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俄文版的科学技术书籍5000种，每种2册。这批书是苏联政府赠送给我国政府做母本的，不计价；第二部分是莫斯科出版的中文版图书，包括《列宁文选》两卷集、列宁著作单行本《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及《斯大林传略》等几十种，共3万册。这批书没有定价，按我国市场定价出售后以六折付人民币给苏方。

苏联政府赠送给我国的俄文版科学技术书籍5000种，经有关部门选择翻译出版后，对我国建国初期学习苏联，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苏联出版的中文版书籍定价低廉，因而发行后极受我国读者的欢迎。

黄洛峰等从津返平后，出版委员会即决定成立专门经营外文书报（包括“莫斯科中文版”书籍）的发行机构，定名国际书店，成为新中国出版外贸的开端。

（七）筹备召开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

1949年7月，中央宣传部决定召开全国出版工作会议，由出版委员会负责筹备。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总结出版发行工作的经验，了解过去及当前的工作情况，决定今后新华书店出版工作的方针和统一办法”。这次会议的名称定为“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原定于9月26日开幕，因正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会，乃延至10月3日开幕，于19日结束。

1949年11月出版总署成立后，出版委员会改制为出版总署出版局，由黄洛峰担任局长，出版委员会所进行的出版工作没有打乱，只是换了个名称。由于对外工作不能及时了结，出版委员会的名义到11月底才停止使用。

中宣部出版委员会从成立到结束，虽然仅存在三个季度的时间，是个带有临时性、过渡性的机构，但在当时面临全国解放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出版事业从分散走向统一集中做了重要的准备。

发展人民出版事业的新起点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中第49条中规定：“发展人民出版事业，并注重出版有益于人民的通俗书报。”

新中国的人民出版事业，是以原来在解放区建立的新华书店和国民党统治区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为代表的进步出版业为基本力量而建立起来的。

1937年在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建立的新华书店，随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不断延伸扩大，到1949年9月，全国已有新华书店分支店735处，印刷厂29处，职工8123人。据华北、东北、华东、西北、中南五大战略区新华书店的统计（西南新华书店尚未建立），从1940年至1949年8月，累计出版书籍（含课本）5291种，发行4.47亿余册。²⁸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前身是1932年至1936年在上海创办的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1949年7月18日，中共中央在《关于三联书店今后工作方针的指示》中说：“三联书店与新华书店一样是党的领导之下的书店”，这三家书店“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及香港起过巨大的革命出版事业主要负责者的作用，在党的领导之下，该书店向国民党统治区域及香港的读者，宣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在各个时期的主张，这个书店的工作人员，如邹韬奋同志等，做了很宝贵的工作。”²⁹ 三家书店于1948年10月在香港合并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管理处于1949年3月迁至北平。至1949年9月，总管理处和北平、天津、上海、香港等11处分店有职工356人。每月出书30至50种（其中初版新书100万字，再版书300万字），平均每月出书约40万册，各地门市部每月发行书刊约3亿元。³⁰

截至1949年9月，除新华书店外，公营出版社北京还有工人出版社，上海有劳动出版社，出版工人读物；公私合营出版社除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外，还有华北联合出版社和上海联合出版社，出版中小学教材。

新中国成立前夕，经过出版委员会的工作，公营出版力量虽然已经在出版业中占了领导地位，但还存在着以下一些问题和缺点：

第一，新华书店就其力量、数量与分布面积来讲，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公营书店，担负着人民出版事业的主要任务，但除北平、天津两地的华北、东北两个发行系统于1949年5月统一领导之外，其他地区的新华书店还没有统一，仍然是分区独立经营，分别由各省、市、县党委领导与管理，处于力量分散、制度不一致、各自为政的状态。

第二，公营出版社虽有一定的发展，但数量很少，书籍的出版品种和数量都不能适应新中国成立后建设事业和人民群众的需要。1949年全国出版的图书只有8000种、1亿余册，年平均每人可分得图书的数量仅为0.19册。

第三，全国还有相当数量的私营出版业存在。长期遭受国民党反动统治压迫的私营出版业处在新旧社会的大转变时期，有的持观望态度，有的工作停顿，营业额萎缩，存在不少困难。随着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群众文化需要的增长，一些投机的私营出版商出版了很多粗制滥造、甚至歪曲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或质量低劣的出版物，而有关出版领导部门对私营出版业的领导和监督工作都做得很不够。

新中国成立前夕，人民出版事业“自资金、干部到生产力都比较小，一般说只能占全国出版业的1/4光景”³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是在这样的起点上，建立新型的、人民的、社会主义的出版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