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出的评弹工作管理者

周良进入苏州市文化局工作正值“光裕事件”后不久，当时他参加光裕评弹改进协会的大会，并“代表文化局讲了十分钟的话，主要是表明市文化局将要开展整风，改进工作，请评弹界的同志提意见，帮助改进工作，不要因为发生光裕事件而受影响”。通过这次大会，周良开始接触评弹界。此后他先后担任苏州市文化局局长、苏州市文联主席、江苏曲艺家协会主席、江浙沪评弹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等职务。不管在何种岗位上，周良都始终与评弹共命运，用他的话就是：“走近评弹以后，再也没有离开。”“走近了，没有再走远。”

自进入文化局作为管理者后，周良与评弹艺术的发展历史是密不可分的。他对演员总能起到很好的保护和关心作用。在整风运动中，有人揭发弹词名家潘伯英先生“对党不满”，而周良却认为潘先生是需要保护的积极分子。运动后期，周良代表党组和潘伯英谈心，让他了解并认识“光裕事件”中涉及的一些人和事，希望他放下包袱。对于“光裕事件”的另外一个主要参与者——黄异庵，周良也给予了很多帮助。在全国反右派斗争深入之时，擅说《西厢记》的弹词名家黄异庵上了《人民日报》（1957年8月11日）的头条，成了右派，此后深受历次运动的折磨，长达二十多年之久。20世纪80年代初，苏州文化系统落实“反右派扩大化”政策时，工作人员找不到黄异庵被批准为右派的材料，这样黄就不能作为右派被平反。周良得知此情后，出面与黄异庵商量，告以真相，并建议“作为‘右派’改正，即宣告他不是‘右派’，向社会、本人和家属有个交代（但材料已被销毁）。而且可以安排工作，发工资，有一点经济补偿” 。得到黄异庵同意后，周良安排他进入评弹研究室工作，了结了此案。

作为管理者，周良在评弹走集体化道路过程中，始终从演员的角度考虑问题。尤惠秋等人参加评弹团时的工资为300元，超过了徐云志、周玉泉、曹汉昌等人，当时有些干部认为尤惠秋等人工资定得太高，建议不要批准。周良经过调查了解：尤惠秋夫妇1958年春节在苏州做年档，一个多月的演出收入为1700元。于是周良做群众的思想工作，“他们参加团体，已经少拿了不少，他们为团体作出了贡献，不要为了几十块钱，使他们不高兴” 。周良始终主张给演员的待遇要好一点，“文革”中他还为此受到批判，被诬为“修正主义的‘物质刺激’”。

作为评弹工作的管理者，周良始终是尊重评弹艺术、尊重评弹艺人的。对演出书目的政治审查是评弹管理工作者的“权力”，即使在极“左”年代周良也较为慎重地使用这一权力。对金张氏的处理是整理传统书目《玉蜻蜓》时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为了维护金张氏反面人物的定性，上海评弹团整改后的《玉蜻蜓》删掉了金张氏抢救三娘中较为突出其正面形象的说表。作为擅说该书的著名演员蒋月泉看到上海评弹团的整改心情很不舒畅，有一次蒋到苏州拜访老师周玉泉，谈起对金张氏人物处理上的矛盾。周玉泉告诉他：“苏州市文化局副局长周良同志赞同说到抢救三娘时对金张氏应该肯定。”蒋月泉回到上海后即对家父唐耿良先生讲：“为啥苏州共产党可以对金张氏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上海共产党就只能有坏说坏不能有好说好呢？”由此可以窥见周良对传统书目、对评弹艺术、对评弹老艺人的态度。

“文革”结束后，评弹出现复苏的同时也出现了不景气的境况。当时有人指出：“成立评弹团的时候，人们是考虑到评弹以档为演出单位的特点的，所以当时定的名称是‘上海市人民评弹工作团’，意思只是由少数骨干组织起来的，以实验、示范、革新、辅导为任务，毫无将这种组织形式普遍推广之意。”“在解决老有所养的前提下，评弹应当恢复以‘档’为单位的演出形式，将以组织形式来领导改为以协会方式来领导。”这种恢复“以档为主”的论调一出，立即引起了一些演员的恐慌和不满。金声伯就曾说过这样的话：“我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嫁给你。现在我成了老太婆，你要离婚了？”周良认为：“讨论评弹应该不应该建立团，实行工资制好不好，要总结经验、明确弊端和研究如何改革。要不要建立团和已经成立卅年的评弹团如何改革，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问题。我们要对历史负责，对群众负责，搞好改革。改革可以试行多种形式，个体也是一种形式。但对已经在评弹团内的艺人，都要帮助解决退休问题。”周良“批评了一种对演员群众不负责任的认识和态度”，即对解散评弹团的说法给予了回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