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短长录（二）

1963年下半年后，要天天讲、月月讲阶级斗争，文艺也就急剧“左”转，大演现代戏，大写“十三年”（1949—1962）。1964年下半年又自上而下地停演传统戏，再次“斩尾巴”。我当时曾认为要为逼现代戏上马停演传统戏只是权宜措施。可能有不少好心人是这样想的。实际上，传统文艺已经成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文艺，前苏联的“拉普”派观点在我国大地上重生。

为了维持书场演出，亟需一批长篇书目，就采取“创作工厂”的办法，集中一批演员，集体编创新长篇，成批地推出新书，题材选择上又有很多限制。其质量当然不会很好，只求能演出就好。但也有一些比较好、受到听众欢迎的新书，如曹汉昌、杨振新合作改编演出的《杜鹃山》。

1965年春，我奉调参加“四清”工作。李浩澧同志代表领导找我谈话。他神情凝重，气氛严肃，好像有很多话要跟我说。但他说的话不多，只是要我在阶级斗争中好好锻炼，要有长期锻炼的思想准备。他慢条斯理地讲，好像要留我在那里多坐一会儿，总不说他的话已经结束。

李浩澧同志当时是市委宣传部部长，是一个书生，温文尔雅，不善言谈，长期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看书很多。事后，我经历了到了工作队以后的遭遇，回想那次谈话，才明白是他受命或曾经想指出我工作上的严重问题，对我说：“你不要想再回文化局了，好好锻炼吧，这是对你的处理。”但这个和气得很的人，说不出口来。何况宣传部是文化局的领导，文化局的工作犯错误，宣传部也有责任。加以他平时对我的印象比较好，经常说我好读书，用功，有理论水平。有一次市委宣传部组织学习讨论，我在发言中为说明宣传革命理论的重要性，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的几段话，说统治阶级总要求自己的思想成为统治的思想，封建阶级的统治者也知道“半部《论语》治天下”的道理。他后来专门找我讲了一次讨论这个问题，称赞了我一番。

我到“四清”工作队报到，所参加的那个工作队是去染织三厂的，已经集合多天，正在借苏高中的地方集中学习。队长是我过去熟悉的王展同志，但我们之前接触不多。在休息时间，他个别问我：“你离开机关时领导上是怎么跟你谈话的？”我说：“是宣传部找我谈的，要我来锻炼的。”他关心地问我：“有没有出什么事，你有没有受到批评？”我说：“没有。”他说：“不对，我帮你去问。”这位同志真热心，过几天，工作队进厂，不久陆续来通知，让我参加队委，又当了副队长。当不当副队长不在我心上，但对王展同志的热心、公道我是不会忘记的。

1965年上半年，当时中共中央华东局的一位领导人，对评弹工作发表了一次讲话，说评弹要“以中短篇为主”。个人的认识、个人的一次讲话成了指示和方针，这本身就不合理、不民主，况且这种说法又不正确，也不科学。但是借着“左”的一股风，这次讲话被要求贯彻执行。

当时我正在搞“四清”，很少到机关去。因为听说机关在搞“革命化”，墙上挂的字画全部拿掉，挂上了毛主席的像和语录，对部队来的同志那种简单化、形式主义的做法，我只觉得可笑，少去为妙。但休息日回家，会有熟人来访，谈谈工作情况，就会知道评弹的“以中短篇为主”。凡是告诉我这件事的，都是因为他们本人不赞成、想不通。在路上也会碰到熟人，谈谈工作，我只是听听，都未便发言，只觉得文艺思想愈来愈“左”，所以很谨慎。

图7-1 1962年三代《刺马》一起参加江苏省评话会演并合影于南京

（左起）潘伯英、毛剑鹏、周良、唐骏骐

我经常在休息日去潘老家看望他，谈话就避不开这个问题。潘老从一开始就不赞成这种说法、做法，主动找领导谈自己的认识。领导也很重视他的意见，设法要说服他。听说从市文化局、宣传部到江苏省文化局都曾派人跟他谈话，对他进行劝说，想要说服他，但他一直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见到我，他当然要讲。在他面前，我不能不讲，而且确实讲了不少。我讲的主要是两点：第一点，我认为他的看法是正确的，他讲了他们不接受，是他们不懂。但我没有鼓励他讲下去，而是劝他不要再讲了，讲了也没有用，要保重身体，看看再说。这是我当时的心态。对潘老的精神，我是佩服的。但我又看到，这种做法是势不可当的。对“左”的思想、政策，当时我也缺乏辨别能力，但对1963年以来的那股“左”风，我发觉是势不可当的。所以，我没有想到过要找领导反映自己的看法，而且劝潘老也不要再讲了。第二点，我讲得多的是劝慰他的话，“风物长宜放眼量”，“辩证法总会胜利”。一方面是劝他有话以后还可以讲，自己保重身体，来日方长；一方面也是自我安慰。其实，这种安慰是无力的。事实证明，暴力、权力可以破坏艺术规律，损害艺术本身，直至毁坏艺术。

终于把我牵进去，使我未能逃避这场长短之争的，是我奉命参加的1965年夏天的一次会议，当时我接到通知要我列席中共苏州市委的一次常委会议。会议传达上述华东局那位领导对评弹工作的讲话，他发表的意见主旨就是评弹要以中短篇为主。主持这次会议的市委书记在发言中曾说，评弹长篇是为遗老、遗少服务的。在讨论中，市委书记指名要我发言。我并不想发言，如果不被点名，我是不会发言的。因为我的发言是不合时宜的，不会起到什么作用。传达的内容已经在贯彻，是不可挽回的。要我发言，我不能不讲，不想说假话，只得说真话。事后回忆那天我的讲话，主要是两点：一点是对评弹听众的分析，大多数听众是工人、农民、手工业者、职员和少数知识分子。各地书场听众组成的比例不同，但这些人占大多数。剥削者及其家属包括遗老、遗少是少数人。第二点，从书目的创编和积累、演员的调度、经济负担等多方面看，评弹演出以中短篇为主是有困难的、难以实现的。

我做一点倒叙：我说的听众分析是有根据的，是两次典型调查的结果。在长短矛盾中，很早就有人说过，工农兵没有时间听长篇，长篇听众是有闲阶级。有闲阶级也好，遗老、遗少也好，剥削者也好，调查过具体有多少吗？要知道，当时听评弹的人数仅次于看电影的，比整个看戏的人还要多。只有陈云同志不相信这种说法，说评弹的听众在江、浙、沪有一千多万人。在杭州、在苏州凤苑书场，他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帮他做过现场调查，结果就是我上面讲到的、在发言中引用的。怎么能说为遗老、遗少服务呢？我的思想认识在“文革”中越被批越“左”，认为评弹中有封建的思想意识，从意识形态上来讲是为封建阶级服务的。我甚至引用过“和一切传统所有制和传统观念决裂”这段话。但我仍坚信，传统文化是不能被全部抛弃的，不然，人类要回到原始时代。

再讲那次会议。经过讨论，市委书记做出结论要贯彻上级指示，但不知为什么他还要听我的看法，是他希望我服从决议吗？我却说：“保留我的看法，评弹要以中短篇为主是有困难的。”

我参加会议并发言这件事，不知怎么传到了潘老耳里。下一次见面时，他肯定了我，还说了一句：“你懂评弹。”我学习评弹，第一批老师中就有潘老。相处几年，他没有说过我懂评弹。他曾经说过，我的理论水平比他高，要向我学习。他在学习理论时，曾向我提问，要我解答，也说过我文化水平不比他低。但说我懂评弹，这是第一次。然而这时听到他赞许的话，我没有高兴，只有悲哀，感到似乎是讽刺，心情很沉重。不让我说真话，我也不能说假话。在“文革”中，我在这个问题上受到批评的就是那几句话，说我反党、攻击党的领导，不懂评弹。

那是一年后的事了。1966年8月，我奉命回机关，参加“文革”。我在会上的发言就成了一大罪状。发表在1966年9月11日《苏州工农报》上的一篇署名为勇言红的、由组织撰写发表的文章说：“直到1965年6月，省委派人来传达华东局与江苏省委的指示，严肃批评苏州评弹的封建气氛浓，不演唱毛主席的诗词，提出要坚持为工农兵服务，贯彻以中短篇为主的原则的时候，周良在会上还公开提出要以长篇为主的谬论，和党唱对台戏，继续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在党的正式会议上公开发表我的看法，即使讲错了，也不是反党。“文革”的大民主，实为反民主。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要发扬艺术民主，艺术事业要按规律办事，对文艺创作不要粗暴干涉，把艺术的形式问题当成政治问题是对艺术的摧残。

我在“文革”中受到批判，当然不只是这样一件事，也不仅仅是评弹工作上的问题，因为我已成了苏州“三家村”的成员。潘老也是苏州“三家村”的成员之一，他年龄大，身体差，想不通，满腔悲怨，一病不起，没有等到“文革”结束就含恨辞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