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翻译学与楚辞学的整合探索

《楚辞》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而且也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文化遗产。本书旨在从跨文化、跨时空、跨学科的角度，分析中国翻译家进行《楚辞》英译的目的、策略、方法、特色、局限等问题，挖掘其中渗透的中国传统翻译诗学观，探索《楚辞》译介的有效路径以及理论构建等问题，力图为楚辞学研究、典籍英译研究、翻译学与楚辞学的整合研究提供参照。研究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彰显进一步推介中国学术、客观诠释中国形象、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战略意义。在当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形势下，质量上乘的译文可以使《楚辞》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观念逐渐融入西方社会的主流诗学传统，由此可以透视本土文学的发展与翻译文学影响之间的关系。

以屈原作品为代表的《楚辞》是提升英语世界对中国文化理解和认同的重要载体之一。文学系统中存在不同的子系统，本土文学和翻译文学是其中两个子系统。翻译文学是较为活跃的子系统，通常会对整个文学系统的发展和变化产生很大影响。世界文学既包括本土文学，也包括翻译文学，其生命力与双方的相互影响密切相关。翻译文学是目标语国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有着独特的存在方式。译者的审美倾向和文化身份必然会介入其中，从而使文本产生了不尽相同的解读。笔者注重探讨翻译家们是如何在充分尊重文化多元化以及价值观念多元化的基础上，通过对原文美学因素的重构力求使《楚辞》的情感力量、道德境界以及君子文化、尚贤文化、忠孝文化、民本文化等文化传统能被目标语读者所接受，从而形成译介与接受的互动。

第二，体现学源层面和学理层面的传承性和发展性。借鉴中国传统诗学的“志”“情”“形”“境”“神”这五个基本范畴，有助于在翻译本体研究的框架中突出《楚辞》英译的诗性特质，寻找中西翻译诗学的契合点，更加透彻地理解翻译活动的复合间性特征。

翻译研究离不开对中国传统诗学理论和中国传统译论的传承与发展。“因为先人给定的诗学概念本来就是模糊的，含混的，灵活多义的，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那么，时代变更了，也并不需要创造新的诗学概念，而只需要向原来的诗学概念灌注新时代的文学精神就可以了。” 56也就是说，“志”“情”“形”“境”“神”虽然是传统的概念或范畴，但是，研究者要传承并重新阐释这些产生在中国古代文化语境中的概念。“这里说的‘传统’不是一般的时间性概念，而是相对于‘现代’的方法论概念。” 57《楚辞》本身的诗学特色以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体现出的诗学倾向与中国传统诗学的“志”“情”“形”“境”“神”具有通约性，将《楚辞》英译研究纳入诗学范畴是由其本身的诗性特质决定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在现代文化语境下对传统文论再思考、再创造的过程。翻译研究以文本为依托，这一重心始终不应偏离。20 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受西方译论的影响，中国学者偏重翻译研究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影响等文本外因素。近几年来，不少学者提出了翻译研究要回归文本，这是符合翻译活动的本质特征的。在文化传播与交流的过程中，诗学起着中介作用。不同文化的主流诗学虽然有很大差异，但是其中也有契合之处。翻译诗学是融言语与思想为一体并且与译作价值密切相关的话语体系。它已充当了“整合”西方、浸入“中学”和参与“比较”三个方面的角色。 58《楚辞》英译具有复合间性特征。从翻译主体角度来看，作者、译者、读者、批评者、出版社、发行机构等因素构成了《楚辞》英译的主体间性；从文本角度来看，原文和译文、源语文化和目标语文化，都通过翻译这一媒介在各个层次内部以及不同层次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第三，构建以“译出”实践为基础、具有诗性智慧的《楚辞》英译理论。聚焦2000年以后国内出版的杨宪益与戴乃迭、孙大雨、许渊冲、卓振英的《楚辞》英译本，可以更加深刻地体悟中国翻译家译介典籍精品的自觉性和能动性，并以本土翻译经验为依据进行理论提升。

翻译家是翻译活动的主体，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翻译选择的外部因素和内在动因、采取的翻译策略以及从事翻译事业的心路历程，都折射出翻译观与历史背景、意识形态、诗学倾向等要素之间的关系。翻译家所做的文化贡献应得到充分肯定。“任何一个文化大国，它在建设自己的翻译理论体系的时候，都是要以本国的翻译经验作为自己最基本的认知材料，作为整个知识体系的骨架和网络。” 59也就是说，中国的文化材料和文学现象是中国翻译理论原创性的根据和源泉。以中国翻译家的《楚辞》英译本为主要材料进行系统、深入研究，就是基于这样的宗旨。译者的诗学取向决定了翻译活动的诗学取向，翻译策略则是辅助手段。例如，许渊冲的翻译诗学是“美化之艺术”，这是弘扬传统、立足本土的体现。具体而言，“三美”（意美、音美、形美）是本体论，“三化”（等化、浅化、深化）是方法论，“三之”（知之、好之、乐之）是目的论，“艺术”是认识论。许渊冲的翻译诗学与孔子、傅雷、钱锺书等人的诗学观都有关联，属一脉相承的话语体系。 60许渊冲还指出：“文学翻译的知识来自实践，没有翻译的实践，不可能得到翻译的知识；文学翻译的理论是理性认识，不但是来自实践，还要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证明理论是不是正确的。” 61因此，翻译实践和民族审美经验应该受到重视，这是翻译本体研究的基本语料。优秀的译作能更好地反映翻译现状，这四个《楚辞》英译本都是出自翻译名家之手，研究者可以在这样的“译出”示范性文本中揣摩翻译艺术，理解翻译现象，总结翻译规律。

第四，探索《楚辞》等优秀典籍如何成为目标语翻译文学经典的路径。译者要通过主旋律的翻译在文化协商和情感交流中表达《楚辞》古为今用、中为西用的心声，尤其要让壮志、爱国、求索、忧思等屈原精神走近目标语读者和他们的主流文化。

《楚辞》英译作品不仅要成为翻译文学，而且要成为翻译文学的经典。在翻译文学经典的形成过程中，原作固有的经典价值当然很重要，但是目标语文化的主流诗学具有很大作用。一种诗学既折射出文学技巧也折射出在一种文学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学创作的功能观，一旦这种诗学被经典化，就会对一种文学体系的进一步发展产生巨大的、系统性的影响。 62《楚辞》英译不仅仅是原作内容的传递，在深层次上让中国核心价值观获得尊重、理解、认同是使《楚辞》英译成为翻译文学经典的有效途径之一。那么，《楚辞》中渗透的中国核心价值观是什么？“这就是情感本身在民族精神铸造过程中所具有的燃烧、激发、驱动、凝聚的巨大效能，这就是屈原与楚骚以浩瀚的情感和山呼海啸般的激情激荡和燃烧着华夏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63译者应彰显屈原的美政理想、忧国忧民的情怀、不屈不挠的斗志以及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力求使其与目标语文化的哲学思潮、美学风尚以及价值观念互融共生。

本书研究主要运用两种方法：

一是纵横比较法。从纵向角度勾勒四种《楚辞》英译本在内容表达、形式体现、风格传递、思想传承等方面的特色；从横向角度总结译者翻译诗学观念的异同及其成因。随着翻译研究的不断深入，对译者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往往会遵循一定的原则，这些原则逐渐完善，从而形成相关翻译理论。翻译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楚辞》英译及其研究也就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学者必须重视本土翻译家的“译出”实践经验和哲理情思，并从中提炼出具有中国风格的典籍英译理论。

二是学科交叉法。将翻译研究和文学研究相结合，借助语境理论、接受美学理论、关联翻译理论、功能翻译理论、翻译原型理论、翻译间性理论等西方译论以及中国传统文论的质与文、信与美、象与境、形与神、隐与秀等概念，总结译者在《楚辞》英译过程中是如何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诗学理论和中国传统译学思想，从而形成自己的翻译观念和翻译风格的。学科交叉研究有助于提高学理内涵和阐释能力，但是一定要在重视文本本身的基础上以及充分关注文本产生的历史语境下进行。该研究既立足本土翻译家的译品，又借鉴西方译论的有益成分，注重不同学科之间互动互构的关系，在互文参照中揭示翻译文本的多维价值，构建以诗学为纲的《楚辞》英译理论。

本书参考资料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杨宪益与戴乃迭、孙大雨、许渊冲、卓振英的《楚辞》英译本，翻译家们散见于相关论著中的翻译观念以及文学思想等文献，其他学者撰写的概括翻译家其人其文的评论，有关当代西方译论和中国传统文论的阐述。

本书共分以下六部分。

“绪论”。该部分介绍西方汉学家与中国翻译家在《楚辞》译介方面所做的贡献、国内外学者在《楚辞》英译研究方面已经取得的成绩以及有待进一步探索的问题。笔者提出尤其应注重翻译学与楚辞学的整合研究，这是由《楚辞》本身“志”“情”“形”“境”“神”的诗学内涵以及典籍英译的诗性特质所决定的。该部分同时说明研究目的和意义、研究方法以及主要内容。

第一章为“志情论”。《楚辞》朗丽哀志，情思馥郁，情由志生，志由情显。“发愤抒情”“露才扬己”“怀质抱情”，展示了屈原忧国忧民之情怀、内美修能之品质、上下求索之精神、怀才不遇之困惑。杨宪益与戴乃迭、孙大雨、许渊冲、卓振英和屈原产生了思想共鸣，他们深切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凭着顽强的毅力、深厚的国学修养以及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将卓绝一世的《楚辞》译成英语，传达诗人的陈情言志以及楚风楚韵的馥郁情思。人们认识活动和审美活动的共同本质使得文学情感具有共通性。这四种比较完整的《楚辞》英译本有助于传播屈原精神，使之成为当今时代人们弘扬“真”“善”“美”的情感动力。

第二章为“境象论”。《楚辞》情动于中而形动于外，意象成为诗人寄托“志”与“情”的载体，香草花卉、虫鱼鸟兽、云龙鸾凤、山岳江河等意象体系营造了“天人合一”的意境。意象和意境密不可分，意境是包括意象在内的整体美学效果。《楚辞》纷繁的意象、隽永的意境、缠绵的情感、深刻的哲思体现了情景交融的认识形态和灵性体悟的思维方式。杨宪益与戴乃迭、孙大雨、许渊冲、卓振英发思古之幽情，以中国文化为依归，同时兼顾英语的行文规范和目标语读者的接受心理，采用意象移植、意象变形、意象借用、意象省略的方法，努力传达《楚辞》的“自然观照”“巫风习俗”“神灵世界”，反映寄情于象、情以物兴的关系。

第三章为“形神论”。骚体、韵律、辞藻、语气等要素综合构成了《楚辞》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楚辞》的“形”与韵律节奏、句式等显性因素有关，“神”与气势、情调、诗境等隐性因素有关。《楚辞》英译的理想状态是形神兼备。由于汉语语言表达偏重写意性与模糊性，英语语言表达偏重逻辑性与客观性，加上《楚辞》博大精深的内涵和古典雅致的风格，这就使得如何在译文中重塑原文的艺术佳境十分困难。杨宪益与戴乃迭、孙大雨、许渊冲、卓振英在不损害文本意义和诗人意图的前提下，运用转换、补偿或增删等方法再现《楚辞》的神韵风姿。虽然四种译文在诗形和音韵等方面不尽相同，但是在尝试以诗译诗、 借形传神、形神兼备、舍形求神等方面具有共性。翻译家们力求传递《楚辞》的韵律节奏、句调精神、辞采藻饰，其翻译艺术融汇着中国传统画论与文论的形神之辨。

第四章为“启示论”。《楚辞》英译是中国经典文学作品以及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缩影。翻译批评是联结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的纽带。以译本评析为基础进行客观、中肯的翻译批评是提高翻译质量的有效途径。杨宪益与戴乃迭、孙大雨、许渊冲、卓振英的《楚辞》英译本还存在以下局限之处：理解歧义，文化误译；意象变形，意境淡化；句式膨胀，感觉阻隔；儒道思想，传译欠深。这些局限之处主要是由《楚辞》的含蓄隐晦、骚体的难以移植、中西方文化差异等客观因素以及译者的百科知识有所欠缺、译者视阈与作者视阈的隔阂等主观因素造成的。《楚辞》英译研究不仅要重视以翻译实践为依托的微观研究，而且还要从“译出”实践出发，构建以“志”“情”“形”“境”“神”为纲的《楚辞》英译理论，突出译论形态的本土化和多元化特征，这是典籍英译文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有助于促进中西译论的互融共生。

“结语”。该部分总结了本书的主要学术观点、创新之处以及需要深化、拓展研究的问题。《楚辞》英译更应注重彰显思想性、审美性、经典性。杨宪益与戴乃迭、孙大雨、许渊冲、卓振英在“翻译的文化观”等方面是宏观一致的，翻译方法各有特色。《〈楚辞〉英译的中国传统翻译诗学观研究》对于深入理解翻译研究与文学研究的互动关系、翻译学研究与楚辞学研究的双重意义、典籍英译理论构建中渗透的中国传统诗学元素、中国经典文学作品的对外传播等问题具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