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楚骚遗韵的时空之旅

“可以说，以《诗经》、儒家理论为代表的中原文学和以《楚辞》《庄子》的散文、道家的理论为代表的南方文学开创了我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巨流的源头，我国两千多年来的文学发展史证明，几乎每个重要作家和文艺理论家，都没有离开这两种文学风格的影响。” 4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欧洲掀起了一股中国典籍英译的风潮，“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陆续被译介，《楚辞》却因文辞晦涩艰深、文体独特等多种原因很少有译者涉猎。任何本土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吸收外来文化的养分，翻译是“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媒介。《楚辞》等优秀典籍承载着中华民族精神，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其人文意蕴与科学精神对近现代西方文化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楚辞》英译与传播虽然有些滞后，但是楚骚遗韵也已经远涉重洋，绽放异彩。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已经出版《楚辞》的选译本和全译本30余种 5，多数是由西方汉学家翻译的，其中詹姆斯·理雅各（James Legge）、赫伯特·艾伦·翟理思（Herbert Allen Giles）、大卫· 霍克思（David Hawkes）和阿瑟·韦利（Arthur Waley）等英国汉学家的英译本流传较广，影响也较大。 6

理雅各（1815—1897）是第一个系统研究并翻译中国典籍的英国汉学家，与法国学者顾赛芬（Seraphin Couvreur, 1835—1919）、德国学者卫礼贤（Richard Wilhelm, 1873—1930）并称为“汉籍欧译三大师”。这位传教士兼学者型翻译家信奉忠实性原则，他惯用的直译加注法和心灵沟通法 7体现了对中国文化的尊重以及对传教活动的虔诚。理雅各撰写的《〈离骚〉及其作者》（Li Sao Poem andIts Author）一文发表于1895年《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学报》（The Journal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第27卷上，其中选译了《楚辞》的《离骚》《国殇》《礼魂》等篇目。 8译文中的相关参考文献、版本考证和注疏解释为英语世界读者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哲学、宗教等知识提供了一定参照。

翟理斯（1845—1935）是英国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的汉学教授，曾经担任驻华外交官员，历时约二十余年。他的汉译英作品有《三字经》《千字文》《洗冤录》《佛国记》《庄子》《聊斋志异》，等等。1884年在上海出版了英文版的《中国文学精华》（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其中选译了《楚辞》的《山鬼》《卜居》《渔父》。1923年，该书修订成第二版，增译了《国殇》《礼魂》等篇目，译文古雅精致，讲究修辞，颇具学院派风格。

韦利（1889—1966）是一位诗人翻译家，虽然一生未曾到过中国，但是译介了不少东方古典文学作品，涉及先秦诸子散文、文言小说以及白话小说等范畴。他注重文学性和可读性原则，翻译过程中创造性的成分比较明显，某些本土化的改写使普通读者更易接受译文，尤其是他的汉诗英译的经典化地位在诗界和文学批评界的地位越来越牢固。 91918年出版了《中国诗选一百七十首》（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1955年出版了《九歌：中国古代巫术研究》（The Nine Songs: A Study of Shamanism in Ancient China），译者采用以归化为主的翻译策略，译文通俗自然。该书在《楚辞》译介和研究方面是一个突破，从中国远古巫文化的起源、特征、流传等方面分析《九歌》，对霍克思的《楚辞》英译以及英国汉学界的《楚辞》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

霍克思（1923—2009）是典型的学者型翻译家，曾经在北京大学攻读研究生，专门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后来担任英国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汉学教授。

他以翻译《离骚》为起点，1959年牛津克拉仑顿出版社（Clarendon Press）出版了《楚辞：南方之歌——古代中国文学选集》（Ch’u Tz’u: The Songs of the South: An Ancient Chinese Anthology）。该书经增补、润色后更名为《南方之歌——屈原及中国古代其他诗人诗歌选集》（The Songs of the South: An Ancient Chinese of Anthology Poems by Qu Yuan and Other Poets），企鹅出版社（Penguin Group）于1985年修订再版。霍克思译本以《楚辞章句》所辑篇目为底本，是欧洲首部完整的《楚辞》英译作品。译者以“信实”为根本翻译原则，兼顾可读性因素，并不拘泥于某家注释，而是在其研究心得的基础上对各诗篇的历史背景、内在联系、主题思想进行详细分析，以便使目标语读者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该学术型范本出版后就受到西方汉学家的广泛关注，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英语世界《楚辞》译介和研究的高峰。

除了上述四位著名英国汉学家的《楚辞》英译之外，庄延龄（Edward Harper Parker） 10、罗伯特·白瑛（Robert Payne）、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伯顿·沃森（Burton Watson）等英美汉学家也选译过《楚辞》的一些篇目。这些选译本在传播《楚辞》的多维价值和勾勒屈原的多面形象方面互为补充。从总体上来看，西方汉学家进行《楚辞》英译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以选译和节译为主，尤其是《离骚》和《九歌》的篇目，译者通过翻译屈原作品来展现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风采，但是，这些单篇译作或数篇译作难以全面呈现《楚辞》的整体风貌；二是除了韦利、霍克思等少数汉学家之外，其他译者较少介绍相关历史背景和中国文化知识，给目标语读者的理解和研究造成了很大难度；三是多数译文发表在《中国评论》（China Review）等国际汉学期刊上，或者散见于《十三世纪哥伦比亚中国古诗集》（The Columbia Book of Chinese Poetry from Early Times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y）、《中国文学精华》（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等选集，不太便于读者寻找；四是相比较《诗经》《论语》《道德经》等其他中国典籍英译而言显得薄弱和滞后。另外，《楚辞》在西方世界的传播也比不上它在日本、韩国、越南等亚洲国家的流传。

那么，中国翻译家在向世界推介《楚辞》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呢？国内第一个《楚辞》英译本是1929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林文庆的《哀歌〈离骚〉》（The Li Sao，an Elegy on Encountering Sorrows）。而后，柳无忌、林语堂等海外华裔译者和国内译者也翻译过《楚辞》的若干篇目。杨宪益与戴乃迭、孙大雨、许渊冲以及卓振英的《楚辞》英译本是2000年以后在国内出版的比较完整的版本，这四种版本包括旧译再版和新译初版。

杨宪益（1914—2009）与戴乃迭（Gladys Yang, 1919—1999）夫妇堪称中国译坛珠联璧合的典范，他们的《楚辞选》（汉英对照）（Selected Elegies of the State of Chu）于2001年由外文出版社在1953年初版的基础上再版，是“经典的回声”系列书目之一，总共选译24篇《楚辞》篇目。 11译者模仿17—18世纪英国诗人约翰· 弥尔顿（John Milton）、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以及亚历山大·蒲伯（Alexander Pope）的英雄双韵体（Heroic Couplet）进行翻译。该译本除了有外文出版社的出版前言之外，译者没有另外提供前言和注释，缺少对《楚辞》的创作背景、作者的文学史地位、作品的社会影响、译者的翻译情况等方面的介绍。对于不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目标语读者来说，还必须查阅相关资料。

杨宪益祖籍安徽泗县，是我国著名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文化史学者和诗人。他幼年接受国学启蒙教育，1936年进入牛津大学墨顿学院（Merton College, Oxford University）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学、中古法国文学以及英国文学，获希腊拉丁文以及英国文学荣誉学士学位、硕士学位。1940年毕业回国后历任重庆、贵阳、成都等地大学教师。1943年起任职于重庆北碚国立编译馆，1952年调入外文出版社，后来担任《中国文学》主编，并且兼任中国作协理事、名誉顾问和中国文联委员等多项社会职务。杨宪益的翻译涉及中国古典诗词、传奇、评话、小说、戏曲、散文、戏剧以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等范畴，被誉为“翻译了整个中国”的学者，获中国翻译界最高荣誉奖项——“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 12

在英国求学期间，杨宪益与戴乃迭志同道合，为以后二人的合作翻译夯实了基础。戴乃迭出生于北京，其父是英国传教士。她从小就十分热爱中国文化，是牛津大学攻读中文学位的第一人。自1940年起戴乃迭随丈夫杨宪益定居中国，从事中国文学英译50余年。他们于1938年英译《离骚》，二人合作翻译了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以及现代文学作品40余部，包括《诗经》《楚辞》《史记》《资治通鉴》《红楼梦》《文心雕龙》《鲁迅选集》《边城》《芙蓉镇》，等等。“他们的译文准确、生动、典雅，从先秦文学到中国现当代文学，跨度之大，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影响之深远，不仅在中外翻译界创造了一个奇迹，被称作翻译工作者的典范，更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树起一座丰碑。” 13 一般而言，由不同文化背景组成的合译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达到文化互补的效果。

孙大雨（1905—1997）的《英译屈原诗选》（Selected Poems of Chu Yuan）于2007年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在1996年初版的基础上再版，是“外教社中国文化汉外对照丛书（第一辑）”的书目之一，柳无忌作序，吴钧陶作跋。孙大雨祖籍浙江省诸暨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和翻译家。1925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学校高等科。1926年赴美国留学，曾经在达德穆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和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研究生院攻读英文文学。1930年回国后历任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暨南大学等大学的教授。著译代表作包括：莎士比亚的8部戏剧汉译以及《英译屈原诗选》《古诗文英译集》《英诗选译集》《孙大雨诗文集》。孙大雨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不仅热爱阅读新诗，而且还积极探索新诗创作的理论，引领了当时诗坛的新风尚。

孙大雨坚信屈原的诗作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他以顽强的毅力、诗人的才情、精湛的译笔在古稀之年完成了《英译屈原诗选》，其出版过程亦历经艰辛。该译本丰厚翔实，虽然只选译21首屈原诗作 14， 但篇幅比其他译本更加宏阔，洋洋洒洒572页。除了译文之外，还配有序、前言、再版前言、导论、注释、跋、插图和照片等附加内容。这些导读功能很强的外围文本有助于目标语读者了解《楚辞》的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突出了译本的学术品位和书卷气息，尤其是文外详注的模式在尝试异域文化语境下中国经典文学作品重构方面具有很强的示范意义。吴钧陶指出：“孙大雨教授的这部译本以其文词优美精当、信而有征为特点，同时包含富有学术性的研究，附带非常详尽的讲解和注释，将不会被取代或淘汰；它将永远闪射出它独特的光辉。” 15

许渊冲（1921— ）的《楚辞》（Elegiesof the South）英译本于2009年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是“中译经典文库·中华传统文化精粹”的系列书目之一。该版本是在1994年由湖南出版社出版的《楚辞》（Poetry of the South）英译本的基础上修订的。许渊冲出生于江西南昌，1938 年考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20世纪40年代在清华大学学习，而后赴法国巴黎大学留学，1983年起任北京大学教授，1999 年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是目前中国唯一能在古典诗词和英法韵文之间进行互译的专家，迄今为止已出版各类译著超过150本，被誉为“20 世纪下半叶中国典籍翻译历史上的丰碑”。柏林时间2014年8月2日下午，在第20届世界翻译大会会员代表大会上，国际译联将2014“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授予了许渊冲，这是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之一。许渊冲是该奖自 1999 年设立以来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 16许渊冲的古文功底深厚，在中国古典诗词英译方面硕果累累。经过长期翻译实践经验的积累，他创造性地吸收了严复的“信达雅”、鲁迅的“直译”、林语堂的“美译”、郭沫若的“创作论”、朱光潜的“艺术论”、傅雷的“神似说”、钱锺书的“化境说”等翻译思想和原则，并且逐渐形成了“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的翻译观，《翻译的艺术》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这是探索中国学派翻译理论的代表著作。

许渊冲在耄耋之年仍然十分关注中外文化交流和传播，他这样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国要建设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在我看来，这就是要实现中国文化梦。要实现中国文化梦，对于一个文学翻译工作者来说，一方面要把外国优秀的文学作品译成中文，另一方面又要把中国优秀的文学作品译成外文，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使世界文化更加光辉灿烂。” 17《楚辞》英译及其研究就是努力实现中国文化梦的具体实践。许渊冲共译28篇《楚辞》篇目 18， 译文中渗透的意美、音美、形美的“三美论”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求美传统以及西方文化的求真精神。以“三美论”为参照的译诗批评标准逐渐成为主流。

卓振英（1945— ）的《楚辞》（The Verse of Chu）英译本于2006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译者采用划分诗章的形式共选译28篇《楚辞》篇目，是“汉英对照大中华文库” 19系列书目之一。关于《楚辞》及其英译情况，该书的中英文前言中有相关说明。其中，译者在评论朱熹的观点时提到：“朱熹对楚辞褒贬参半。他所说的使‘天性民彝之善’‘交有所发’是不错的，因为楚辞闪耀着人文精神之光辉，具有呼唤、启迪人性真善美之感召力。” 20 卓振英在典籍英译实践以及古典诗词英译理论研究方面成就卓著，著译作品包括《华夏情怀——历代名诗英译及探微》《英译宋词集萃》《汉诗英译论纲》，等等。作者在《汉诗英译论纲》一书中详细探讨了汉诗英译的标准与原则、移情与炼词、风格重构与变通、译作定性评价方法等问题。卓振英于2001年发起成立全国第一个典籍英译研究机构——汕头大学典籍英译研究中心，2002年起与兄弟院校学者共同发起召开首届、二届、三届、四届全国典籍英译研讨会，至今他仍然在典籍英译及其研究领域不断进行着有益探索。

综上所述，中国翻译家进行《楚辞》英译的起步时间虽然没有西方汉学家那么早，人数也没有他们那么多。但是，选译的篇目比较齐全，译本以单行本出版发行，更加便于读者寻找和研读。《楚辞》等典籍英译正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逐渐重视和大力支持。世纪之交，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汉英对照大中华文库”系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的“中译经典文库· 中华传统文化精粹（汉英对照）”系列、外文出版社的“经典的回声（汉英对照）”系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外教社中国文化汉外对照丛书”系列以及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于2010年设立的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都是努力推动中国典籍对外译介的具体举措。在这些系列丛书中，《楚辞》英译都在其列，说明复译工作非常必要。此外，围绕《楚辞》等典籍英译进行的研究也越来越多，比如全国性和区域性典籍英译学术会议的定期召开，一些高校典籍翻译研究方向硕士、博士的培养以及相关研究成果的发表、出版，都说明我国典籍英译事业正在蓬勃发展。

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在过去较长一段时期内，某些中国学者往往比较注重“西学东渐”而忽略“中学西传”。其中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我国的翻译活动都是以外译汉为主，汉译外及其研究显得薄弱。 21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一战略目标指导下，“‘提高文化开放水平，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被列入了‘文化强国’必须遵循的重要方针”。 22《楚辞》英译是典籍英译的缩影，优秀的典籍是“中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之一。如今，学术界正在有意识地进行“中学西传”，加大译介《楚辞》等优秀典籍的力度。翻译质量展示文化软实力并且助推文化软实力。许渊冲曾以自己翻译并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十大名著为例，表明中国人的典籍英译就是中国文化复兴的一面旗帜。他说：“中国人的典籍英译，即使不说胜过，至少也可以和英美人的译文比美。这些成就难道不值得中国人自豪？” 23中国文化“走出去”是在当今世界多元文化语境中从国家战略高度提出来的文化战略，典籍英译及其研究应积极回应这一战略，翻译与文化软实力的关系也理应纳入《楚辞》英译研究的视野。《楚辞》英译展示了多元化的文本解读，说明了理解的历史性和文本的开放性。研究者要发掘、提炼《楚辞》中渗透的超越时空的中国文化元素以及强大的精神力量，探索译本在异域文化语境中的传承价值，这样才能增强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自信心，促进中西文化的互融共生。

西方汉学家和中国翻译家都为《楚辞》的译介做出了很大贡献。相对翻译实践而言，《楚辞》英译研究的相关专著与论文比较少，起步时间也比较晚，外国学者早于中国学者研究《楚辞》英译。霍克思的《楚辞》全译本出版后，国外汉学杂志上先后出现了基于译本分析的评论文章，主要包括杜布森（W. A. C. H. Dobson）、哈罗德·沙迪克（Harold Shadick）以及惠特克（K. P. K.Whitaker）等学者的评价，他们认为霍克思译本是对中国诗歌英译的重大贡献，译文流畅可读，让不懂中文的读者感受到《楚辞》的丰富内涵。 24

中国学者进行《楚辞》英译的研究集中在2000年以后，代表专著有浙江学者杨成虎、周洁的《楚辞传播学与英语语境问题研究》 25；代表论文约50余篇，这是以“楚辞英译”为主题词进行检索，中国期刊网CNKI显示的1990年至2015年发表在期刊或报纸上的论文，包括：李贻荫的《霍克斯英译〈楚辞〉浅析》 26、杨成虎的《典籍的翻译与研究——〈楚辞〉几种英译本得失谈》 27、卓振英与杨秋菊的《典籍英译中的疑难考辨——以〈楚辞〉为例》 28、洪涛的《英国汉学家与〈楚辞·九歌〉的歧解和流传》 29、何文静的《“楚辞”在欧美世界的译介与传播》 30、蒋林与余叶盛的《浅析阿瑟·韦利〈九歌〉译本的三种译法》 31、缪经与李莹莹的《翻译伦理视角下的典籍英译——〈楚辞〉国内英译本探析》 32、刘孔喜的《小型〈楚辞〉汉英平行语料库的创建与应用》 33、严晓江的《〈楚辞〉英译与中国文化“走出去”》 34、魏家海的《〈楚辞〉英译及其研究述评》 35，等等。

研究者们侧重从微观层面对译者的翻译实践经验加以总结，或者分析某个译本的优劣之处以及比较不同译本的特点，其中穿插对译者的介绍和评论；另外还考证了《楚辞》英译在中国和西方世界的概况，归纳了国内《楚辞》英译的研究现状，并进行了展望。大致表达了以下一些见解：一、《楚辞》涵盖丰富的民俗、历史、神话、宗教、哲学、美学、文学等方面的知识，文本具有多义特征和多维价值，《楚辞》英译属于“研究型”翻译，它要求译者不仅要有深厚的中英文功底以及丰富的中国历史文化知识，而且还要精研楚辞学。但是，却一直存在两者脱节的状况；二、考辨在《楚辞》英译活动中不可缺少。历代学者对《楚辞》的阐释是百花齐放的，译者可以采用训诂、考据、推理、文化历史观照、文本内证及外证、互文观照等方法，对疑难问题进行多方求证，去粗存精，恰当地理解原文；三、《楚辞》英译具有更强的译者主体性特点，各译文都有自身的合理性与局限性，译者们都是在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最大限度地再现原文内涵的博大精深，探索如何在译文中体现形神兼备；四、国外的一些大学虽然设有“汉学系”或“东亚语言文学系”，但是只有一部分设置了中国古典文学课程或者相关研究项目，而这部分课程中涉及《楚辞》英译及其研究的很少；五、平行语料库的利用是《楚辞》英译研究中值得借鉴的方法之一。通过数据分析和定性阐释，可以获得更加客观、更有说服力的研究结果；六、在全面、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尤其应重视《楚辞》英译与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关系研究，探讨译文在英语语境下的接受程度和传播效果。

可见，研究者们尝试从历史和现状的角度分析《楚辞》英译中的具体问题。但是，从总体上来看，《楚辞》英译研究仍然较为薄弱，一些硕士学位论文和博士学位论文还没有公开发表或者出版，运用相关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以及翻译学理论进行专题研究的尚不多见。《楚辞》本身的诗学风貌以及在翻译过程中所体现出的诗学特点也未能引起足够关注。已有的研究也有待在以下方面进行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一是要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互动与合作，特别要注重对翻译学与楚辞学 36之间的整合探索，以形成交叉和系统研究。

翻译研究正从比较单一的模式转向多学科交叉、多样思路并举的模式，这是多数翻译界学者的共识。英国翻译理论家苏珊·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在20 世纪90年代指出：翻译研究犹如文化研究，需要一种多元声音。 3720 世纪5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出现了语言学派、文化学派、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诸多流派。21世纪的翻译研究更是呈现出跨学科合作的趋势，比如翻译心理学、翻译社会学、翻译伦理学，等等。《楚辞》英译研究也应从译本分析与比较转向多视角、多层面的探索，借鉴语言学、比较文学、文化学、美学、社会学、传播学和符号学等领域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尤其要与楚辞学相结合。我国当代《楚辞》研究专家周建忠将楚辞学划分为楚辞文献学、楚辞文艺学、楚辞社会学、楚辞美学、楚辞学史、楚辞比较学、海外楚辞学、楚辞传播学、楚辞再现学9个分支。 38《楚辞》的对外传播和接受是以翻译为基础的，《楚辞》英译及其研究作为楚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却相对薄弱，应当引起学术界重视。当然，整合研究应注重翻译研究的本体，从文本和译者出发，充分考虑翻译活动中的文本间性与主体间性，形成一个动态、多元、综合的研究模式。

二是要将中国传统译论擅长综合感悟的特点与西方译论擅长逻辑推理的特点相结合，《楚辞》英译研究既要注重微观层面的经验概括，又要注重宏观层面的理论探讨，尤其要从中国传统诗学话语范畴中汲取理论源泉。

中国传统译论约肇始于1700多年前的佛经翻译，有其哲学与美学渊源。“中国传统译论的思维模式更倾向于从主观的、感性的、体验的和欣赏的角度来品评翻译和译品，从而与西方美学中倾向于从客观的、理性的、思辨的和分析的角度来品评翻译形成鲜明的对照。” 39中国传统译论渗透着情感因素，它是基于汉语的特性以及中华民族崇尚“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而形成的。研究者一方面要借鉴西方译论的演绎式思维方式，另一方面要以积极的态度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诗学话语和译学思想的资源，在考察译本的基础上，构建《楚辞》英译理论。翻译研究包含对翻译理论的构建和不断完善。事实上，目前我国的典籍英译理论尚未形成体系。随着《楚辞》英译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很有必要对《楚辞》英译理论进行总结，探索多元翻译策略，为典籍英译及其研究提供一定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