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带一路”与中国的文明型崛起

2015年3月，博鳌亚洲论坛的最大收获是“‘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文件的发布，由此“烟花三月下‘洋洲’”。在笔者看来，“一带一路”的成功不仅在于务实的经济项目，更在于人心、在思想、在思路、在文化、在制度，甚至包括宗教信仰等。从本质而言，“一带一路”的受欢迎，必然是“中国风”、“人文情”、“潮流感”与“国际范”。“一带一路”的成功，不仅是经济事件，更是文化事件，是中国文明型崛起的标志。

目前，对“一带一路”的前景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甚至极端乐观与悲观并存的评价，一个是“新版的朝贡体系”，另一个是“国际关系史上最大的烂尾工程”。其实不需要预设“一带一路”的最终结果是什么，关键是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中国人是否能够凝神聚智，群策群力，不断成长，展现一个不断进步的中国。在中央党校的课堂上，笔者常常在想，崛起的中国需要什么，如何超越“崛起困境”，即中国不仅要成为一个重要的国家，更要成为一个受尊重的国家；中国不仅要有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更要把令人振奋的经济成就转化成实实在在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中国不仅要经济成长，更要赢得民心和人心，其中，民心是全体中国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忠诚，人心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人心向背。

文明型崛起的重要衡量指标就是“议程设置”能力的提升，所谓“议程设置”就是“我不能决定大家内心想什么，但能决定大家一段时间集中讨论什么”。2010年，中国GDP成为世界第二，历史规律往往是“老大拉着老三，收拾老二”。由此，2011年美国高调重返亚太，日本、菲律宾等美国的盟友也开始蠢蠢欲动，向中国施压。其结果是，中国西北边疆的民族问题与南海、东海等海疆问题几乎同时升温。这一时期，美国主导了亚太话语，核心词汇（高频词汇）如“中国威胁、军购、军售、军演、军事冲突”等“冰词”。2013年9月之后，“一带一路”概念的提出，伴随着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银行等一系列组合拳的使用，使周边国家甚至西方国家开始热议“互联互通、经贸合作、金融支持、人心相通”等“暖词”。在短期内，中国依然不能确定周边国家以及西方世界能否从内心接受“一带一路”理念，但这一理念显然已经成为各方的话语焦点，有很多人开始谈论甚至慢慢喜欢上了这一中国词汇。“议程设置”能力的提升是拥有国际“话语权”的前提条件。

相关大国近年来纷纷提出了类似的战略构想，影响较大的有日本的“丝绸之路外交战略”（1997）、欧盟的“新丝绸之路计划”（2009）、美国的“新丝绸之路战略”（2011）等，但都没有中国的“一带一路”更引人关注、更受人期待。今天，可以从多侧面感知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中国重视什么、关注什么，这一地区、这一事物就会立即成为国际社会的兴奋点——中国决定世界聚光灯的焦点。例如，缅甸等国家曾长期被西方国家冷落，当中国进入缅甸、哈萨克斯坦等国时，各国开始重新审视其政策，并纷纷加强同中国在相关国家的影响力博弈，当然直接受益的是沿线各国。

有一位朋友的话很有道理：“中华文明曾经被富强（列强）征服，今天我们不能为了富强而放弃文明。”笔者在“一带一路”的调研过程中，常常感叹：“中华文明如此伟大，可我们如何让沉睡的文明苏醒呢？中国人如何充满自信地去探索推动社会进步的各种可能，逐渐拥有被国际社会所分享的文化与价值？”“一带一路”就其目标而言，不是要和别人竞争，更不是要同美国争夺霸权，而是要挖掘中国自身的潜力，提升自我，“一带一路”不是转移财富的过程，而是创造财富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