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北京之行
北京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一九一九年夏间，刘少奇一到这里，便感受到了浓厚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气氛和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青年学生思想活跃，意气风发。马克思主义、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还有无政府主义，都在这里传播，相互间还展开热烈的辩论。新思潮新知识令人目不暇接。刘少奇决定争取留在这里读大学。这时正值暑假，各个大学都在招考新生。他报名参加了几所大学和军事院校的招生考试。
不久，他得到北京大学、陆军兽医学校等校的录取通知。北京大学是刘少奇向往已久的高等学府，但一打听，这个学校学制长，而且学费昂贵，远远超出刘少奇的负担能力。军事院校倒是免收学费，还提供食宿，但兽医专业实在不合他的心意。考虑再三，刘少奇只得放弃在北京上大学的计划。
正在这时，在他面前又出现一条新的出路：有个华法教育会正在组织青年学生分批去法国勤工俭学。刘少奇闻讯后立刻跑去报名。询问的结果，华法教育会规定赴欧路费一律自理。这是一笔不小的款项，刘少奇根本支付不了。他四处奔波想法，还找到教育部和华法教育会负责人，希望能给予减免，或者暂时垫借一笔钱，到法国后用打工的收入归还，但对方说没有这样的先例，问题无法解决。
这时，北京学潮又起波澜。一九一九年八月，发生了山东军阀马良镇压爱国群众的济南惨案。消息传来，使得本已接近尾声的北京学生运动重新高涨起来。八月下旬，北京、山东、天津等地的学生和群众几千人，接连上街举行示威游行，先后包围了总统府和国会。刘少奇加入了游行队伍。政府出动军警将学生强行驱散，打伤一百多人，逮捕了天津学生代表马骏等人。为了营救被捕代表，天津、北京几百名学生在天安门、总统府门前连续几天露宿请愿。周恩来也从天津赶来参加这次请愿。刘少奇也同请愿代表一道，强烈要求当局放人。政府迫于群众声势，不得不在八月三十日将马骏等人释放。
刘少奇对这段经历印象十分深刻。二十年后他回忆往事时说：“当时是暑假，天津的学生也有不少到了北京，曾在天安门举行了很大的示威，并在天安门露宿了几天。街上的群众运动从这次示威以后即不多见。但从此开展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最大的新文化运动，这是五四运动最大的直接的成果。”
斗争的胜利使身处困境的刘少奇深受鼓舞。他真切地感受到五四运动和人民力量的伟大，更加坚定了克服困难、追求真理的决心。他又去找赴法勤工俭学的发起人李石曾、范源濂（静生），请求帮助。范静生是教育总长，思想比较开明。当时正值五四运动高潮时期，青年学生要求见这些大官比较容易。他们要刘少奇先到保定育德中学附设的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学习，而且说这个预备班是半工半读，不收学费，可以一面学习一面等待安排去法国。于是，刘少奇很快去了保定。
保定育德中学是一所颇有声望的私立学校。一九一七年，经华法教育会负责人李石曾和该校校长王国光商定，育德中学开办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作为华法教育会的一个培训基地，组织准备赴法的青年学生在这里学习法文和做工，以便到法国后能够顺利地勤工俭学。两年来，已经有两期学员从预备班毕业，第二期学员李富春、李维汉等毕业后刚刚离校。这两期学员中有不少人去了法国。一九一九年九月间，刘少奇进入留法预备班第三期学习。
育德中学具有进步的传统。在辛亥革命中，它就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河北一带的秘密活动场所。五四运动爆发，学校里许多师生都参加进去。毛泽东、蔡和森为了组织湖南新民学会人员赴法留学，也曾先后来过这里。校长王国光和教师刘仙洲等，对爱国青年的活动很理解很支持。当时最有影响的进步刊物如《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在学校里可以随便阅读。校刊上还常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情况，评述国内外政治形势。这一切，对刘少奇产生很大影响。
留法预备班的教学方式也别具一格。它采用半工半读制，上午上课，下午劳动。学习内容包括法文、机械学和木工、钳工、锻工、翻砂等技术，学制一年。刘少奇对在育德中学的学习经历一直记忆犹新，后来曾多次回忆起这件事：
“我青年时在保定育德中学上过一年半工半读，有一个技师、两个技术工人教我们。作坊就是三个小房子，一个五马力的发动机，三部车床。我们一班六十个人，上午上四小时课，下午做四小时工，书也读了，身体也很好，还能赚钱。现在清华大学的刘仙洲副校长，那个时候教我们机械学。一年的半工半读，我们就学了打铁、翻砂、钳工、车床工、模样，五样都学了，还学了一门法文，准备到法国去勤工俭学，后来我没去。”
学会许多生产技术，特别是掌握了各种机床的操作技术，对刘少奇以后从事工人运动，到工厂去和工人一起劳动，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一九二〇年六月，刘少奇从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毕业。他马上返回北京，向华法教育会申请去法国勤工俭学。
可是，华法教育会这时规定留法的费用一概自负，而且钱数比一年前还增加了，原来曾经有过的政府补助等等优惠，现已统统取消。刘少奇费尽周折，还是没有办法张罗到这样一笔钱。他想赶紧回湖南老家找亲友筹措，偏偏在这节骨眼上，皖系军阀段棋瑞和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为了争权夺地，发动了直皖战争，吴佩孚派兵封锁了黄河大铁桥，致使京汉铁路瘫痪，南下的火车停开。
没有别的办法，刘少奇只得滞留北京，暂时寄居在鼓楼大街一个同学家里，等候通车。由于失去经济来源，这一段时间内刘少奇的生活极其困难。他只能吃每月三元钱的包饭，成天处在半饥饿状态。但他没有灰心，还每天坚持外出阅读报纸刊物，参加进步团体的各种活动。
好不容易等到八月，那已是两个来月以后了，京汉铁路才恢复通车。为了尽快筹集赴法勤工俭学的费用，刘少奇启程返回长沙。
回到湖南，刘少奇赶紧找亲友筹措赴法经费。可是没有多久，传来的消息说，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出现严重障碍，有几百名已经到了法国的学生被强行遣送回国。那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军人大批转业，军工生产萎缩，劳动力由紧张转为过剩，法国当局开始阻止中国学生入境，很多已经到了法国的学生也找不到工作做。华法教育会通知各地停止办理学生赴法手续。
刘少奇是一心希望赴法勤工俭学的，已经为此刻意准备了几乎整整一年。现在情况突变，使他的满腔热望顿时成了泡影。
为了寻找出路，追求光明前程，刘少奇从一九一六年夏天背井离乡外出求学以来，四年中间辗转南北，吃尽千辛万苦，一再遭受挫折。先是讲武堂解散，从军救国的幻想破灭；接着是上大学因学费昂贵而无法实现；现在赴法留学的事，经过这样长时间的努力，又落了空。但他的思想在不断地发展和前进。这段时间正是中国思想界空前活跃的时期，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在社会主义的学说传到中国以后，是有许多空想的社会主义学说和马克思主义一道传来的，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在当时则传布最广，接受和介绍的人也最多”。刘少奇在北京、保定、长沙阅读了很多社会主义方面的书籍和文章。下一步怎么办？是回老家平静度日，还是继续奔波奋斗？刘少奇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这时，刘少奇从长沙《大公报》上读到一则消息，说湖南成立了一个名为“俄罗斯研究会”的团体，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这个研究会还宣称：“本会会务：一，研究有得后，发行俄罗斯丛刊；二，派人赴俄实地调查；三，提倡留俄勤工俭学。”报纸上还报道俄罗斯研究会组织湖南青年赴俄勤工俭学的消息，并且说：赴俄学习旅费花费较少，到俄国后，俄国政府可以优待，不致冻馁，因此，赴俄比赴法容易。
刘少奇决定报名赴俄勤工俭学。对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刘少奇是很向往的。他早已从报刊和书籍上知道，俄国革命工人和士兵在列宁领导下，推翻了临时政府，建立起工农兵政权。他还听说，在这个列宁领导的工农兵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里，没有剥削和压迫，工人农民当家做主人；苏俄政府还主动废除了沙皇时代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因此，赴俄勤工俭学，对他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事情。
长沙俄罗斯研究会是一九二〇年八月成立的，公开的负责人是贺民范，实际的组织者是毛泽东、彭璜、何叔衡等。贺民范又名贺希明，是湖南邵阳人，长沙船山学校校长，这时已五十多岁。他早年曾参加同盟会，还做过几任县长，同陈独秀一直有联系，是湖南的著名进步人士。他受陈独秀的影响和委托，在湖南热心传播马克思主义，支持先进青年组建革命团体。毛泽东、何叔衡等组织长沙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都借用他的声望出面号召。所以，很多湖南青年想参加革命团体，都来找贺民范。
刘少奇这时和毛泽东还互不相识，也不知道俄罗斯研究会、社会主义青年团是毛泽东、何叔衡等实际负责的，所以，同其他一些湖南青年一样，也到船山学校去找贺民范，请他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帮助联系赴俄勤工俭学。刘少奇后来在谈到这一时期思想转变情况时说：“在共产党产生以前，马克思主义也传到中国来了，我就是在一九二〇年（共产党产生的前一年），看到了那样的小册子。从前听说过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后来看到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又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此外，还有一个最大的事情，就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这个革命把全世界想要革命但又没有找到出路的人都惊醒了。特别是在中国，我们那时感觉到了亡国灭种的危险，但又不晓得朝哪里跑，这一下就有办法了。”
贺民范对刚从保定留法预备班毕业回来并且立志追求真理的刘少奇很是赞许，随即介绍他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但湖南的社会主义青年团这时尚在筹建过程中，还没有具体活动。关于赴俄留学的问题，贺民范要刘少奇先去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学习后由那里统一组织赴俄勤工俭学。他为刘少奇写了封致上海外国语学社负责人杨明斋的推荐信。在这期间，贺民范还陆续介绍任弼时、萧劲光、周兆秋、胡士廉等湖南青年去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刘少奇自己回忆这一过程说：“在一九二〇年的冬天，（我）即由湖南一位相信社会主义的老先生贺民范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了这件事，我由北京回到长沙，又由长沙到上海，进了当时青年团及陈独秀等创办的外国语学校。”
眼见几年来的奔波和追求有了结果，刘少奇十分欣喜。他马上行动，费尽心思说服哥哥刘云庭等为他张罗盘缠，凑齐经费。家里人都不同意，并且以母亲的名义竭力劝阻他。但刘少奇毫不动摇，回答兄长说：远离家乡，离开母亲，是为了祖国，也是为了母亲。
一九二〇年初冬的一天，刘少奇和几个同学结伴买了船票，先坐小火轮沿湘江到岳阳，又从岳阳换乘江轮，在滚滚长江中顺流而下，直奔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