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家子弟
蜿蜒曲折的湘江,像一条绿色的玉带,从南到北缓缓穿越湖南全省,注入中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在湘江西侧的宁乡县境内,有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山村,叫炭子冲。相传在很久以前,这一带有不少人以伐木烧炭为生,是烧炭人居住和落脚的地方,因此得名炭子冲。
“冲”,是湖南老百姓对山间小块平原的称呼。炭子冲,就是一块夹在两座山岭之间的平地。它的北面背靠着连绵不绝的丘陵,东西两边是长满了密密层层各色杂树的山坡,南面是平坦的农田和宁静的池塘。湘江的支流靳江,在它的西南角不远处淙淙流过。顺着冲口的大路往东北方向行进,约莫四十来公里,便到了湘江。湘江对岸,就是湖南省省会长沙。
炭子冲在行政建制上属于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乡。这一带有山有水,盛产稻米、林木、烟叶,是湖南中部较为富庶的地区。由于这里离省会和县城都不远,交通便利,外面的信息容易传播进来,文化也比较发达。
在炭子冲的东山坡脚下,有一所坐东朝西的土木结构农舍。一八九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刘少奇便出生在这里。他的父亲名叫刘寿生(一八六五—一九一一),母亲鲁氏(一八六四——一九三一)。
刘寿生夫妇共生了四子二女,依次是:刘绍源(又名刘墨卿)、刘绍远(又名刘云庭)、刘绍达(又名刘作衡)、刘绍德(女)、刘绍懿(女)、刘绍选(字渭璜,后名刘少奇)。当地俚语称最末一个孩子为“满仔”。刘少奇在叔伯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九,是这一辈分中最小的一个,所以家族中平时亲切地叫他“九满”。
刘家在炭子冲算是外来户。他们的祖籍是江西省吉水县。若干代以前,江西刘氏家族中有人被派到湖南省益阳县做官,全家便从吉水迁到益阳。以后几经辗转,搬到炭子冲定居下来。
刘家搬到炭子冲以后的境况并不好。到刘少奇的曾祖父刘在洲(一七九——一八七五)当家的时候,除了在十几里外的茅田滩有祖上留下的一些薄地外,他们在炭子冲的家产只有三间茅草房,靠租人家的田地耕种度日,生活相当艰难。但刘在洲勤劳能干,带领一家人起早贪黑,辛苦劳作,除了种植粮食,还种些烟叶等经济作物,使家庭境况逐渐好转,开始在炭子冲置办田产。
刘在洲的儿子刘得云(一八三三—一八八二),经过多年经营,又把在炭子冲的田产增加到了六十亩,还把原来的三间旧茅屋扩建成七间新房。刘得云生有两个儿子:刘秉林、刘寿生。这样,在分家的时候,兄弟俩每人在炭子冲分得三间半房子和三十亩地,另外在茅田滩还得了三十亩祖田。
在刘秉林、刘寿生两兄弟当中,刘寿生读过几年书,能写会算,思想比起上几辈来开通多了。他比较重视培养子女学文化受教育,而对盖房买地置田产这些事不甚热心。在经济条件并不宽裕的情况下,他坚持让四个”子都从小上私塾读书。刘寿生管理家政也有条有理。他把在炭子冲的三十亩地留给自家耕种,而把离家较远的茅田滩三十亩地租给别人,自己又在附近租种了别人的十五亩地。儿女长大以后,刘寿生安排男孩子们下地干活,学习烧石灰、掌犁耙等技术,让两个女儿在家协助母亲纺纱织布,喂养家禽家畜。在刘寿生的统一调度下,一家人一年到头忙忙碌碌,很少有空闲的工夫。农忙时节,还需要雇几个零工才能应付。刘少奇回忆当时情况说:“父亲虽然受过相当长时的教育,但他很勤劳,仍参加并指挥生产。”“由于父兄勤劳节省的结果,家庭经济逐年有很少的剩余。”
刘少奇的母亲鲁氏出生在离炭子冲不远一个叫顾庐塘的小山村,家族中也是世代务农。鲁氏勤劳贤惠,很能吃苦,操持家务井井有条。在刘少奇十二岁的时候,刘寿生过早去世。鲁氏挑起全家的重担,把一家大小十几口的生活和农务安排得有条不紊。
刘少奇的童年,就是在这样一处山清水秀的山村和这样一个勤俭朴实的农家里度过的。平时,他经常跟哥哥姐姐一起下地除草摘菜,或是和同他年龄相仿的小伙伴们一道上山放牛拾柴。
离炭子冲约莫二三里路,有两个毗邻的小山村,一个叫柘木冲,一个叫罗家塘。这两个小山村里都办有私塾,教书的先生都姓朱。刘少奇八岁那年,父亲送他到拓木冲私塾读书,照例先读《三字经》、《千字文》,接着开始读《论语》。第二年,他又换到罗家塘私塾,在这里读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就在这所由旧堂屋改成的私塾里,刘少奇接受了启蒙教育。
在这些私塾里读书的都是附近的农家子弟。刘少奇性格内向,平时举止文静沉着,沉默寡言。上课时用心听讲,下课后也不喜欢同别的孩子追逐打闹。他读书时很专心,不愿别人打扰他,学习成绩总是名列第一,在小伙伴中很有威信。
刘少奇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功课又好,他的父母便要让他多读些书,希望培养他成为知书识礼的人。刘寿生还很想让儿子将来做一名中医。所以,虽然家境并不宽裕,刘寿生夫妇还是尽量克服困难,让刘少奇一年接一年地去读书。但由于学习费用等原因,他不得不经常变换学堂。从八岁到十三岁,他先后在拓木冲、罗家塘、月塘湾、洪家大屋、红米冲、花子塘等地的私塾读书,差不多一年换一个地方。在这些私塾当中,洪家大屋私塾的教学环境和方法与其他几处明显不同。刘少奇十一二岁时在这里上了一年多学,留下特别深的印象。
洪家大屋在离炭子冲约五公里的粉铺子,是一户姓洪的没落封建官僚的宅院。这所宅子墙高院深,建筑颇有气势,在当地远近闻名。洪家是科举出身,几代人都做官,历来对子女教育十分重视。为了使幼子洪赓扬受到好的教育,洪家专门选聘了一位上过师范学校的杨毓群先生,到家里来开设教馆,并招收少量功课好的邻家子弟一起就读。刘少奇经人推荐前往报名。洪赓扬的父亲已经去世,由母亲主持家政。她看到刘少奇品学兼优,沉静有礼,又和洪赓扬同龄,把他录取了,还破例免收学费,叫洪赓扬和他以兄弟相称。
洪家大屋教馆的条件要比其他几个私塾强多了,教学内容也大不相同,许多地方使刘少奇感到新鲜。这位杨先生上过师范学堂,吸收了不少新思想新知识。他不像别的教书先生那样只要学生翻来覆去地背诵“四书五经”,而是教国文、算术、自然地理常识等课程。国文课也不是老讲“子曰诗云”,而是经常讲一些寓言故事,听起来生动有趣。杨先生还不像别的私塾那样对学生动辄呵斥教训、打手心罚站。洪家是书香门第,近几年受到时代文明的影响,把一些新鲜事物引到了日常生活中。当时一般女子都缠足,以小脚为美,但洪家的女孩子都不缠足,还可以同男孩子一起读书。这些都使刘少奇有耳目一新之感。
更令刘少奇兴奋的,是洪家大屋那丰富的藏书。虽然大部分是线装古书,可是也有《西游记》、《古今传奇》之类的书,刘少奇很喜欢看。在自己家里,父亲是不允许他读这种杂书的,而在洪家可以随便翻阅。刘少奇一有时间就和洪赓扬结伴钻进书房,读了一本又一本。
刘少奇的父亲刘寿生对洪家大屋的教学内容却不满意。当他听说这位杨先生不好好教“四书五经”,而给孩子们讲“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之类的故事,很不以为然,命令儿子转学。刘少奇只得离开洪家大屋,转到红米冲私塾上学去了。
红米冲私塾使刘少奇又回到过去那种枯燥单调的学习环境。老师思想陈旧,教学方法老一套,刘少奇十分反感。没有学几个月,他因患痢疾退学。病好后,家里又安排他到花子塘堂姐家的私塾寄读。
在这期间,刘少奇的家里发生了一场不小的变故。父亲刘寿生肺痨病发作,久治不愈,日趋沉重,终于在一九一一年六月二十五日去世。遭到这样沉重的打击,家境顿时艰难起来。
刘少奇这时还没有满十三岁,课余除了帮助家里做一些事情外,更多的时间常是一个人静静地看书。令他苦恼的是,离开洪家大屋以后,新书的来源中断,而古板的私塾教育又远远满足不了刘少奇旺盛的求知欲。他只得到处去想办法向人家借书看,看完后就赶紧把书送回去,以便再向他们借别的书看,因此很少同别的孩子一起玩耍。这对他以后的性格也有一定影响。
在邻村有一位刘少奇的本家,曾在长沙岳麓书院学习过,家里收藏了不少书,为人也很热情。刘少奇听说后,立刻上门去借书。从此,他成了这位本家的常客,不时地登门挑几本书带回家阅读。后来,刘少奇又得知他一位要好的同学家里有很多藏书。这位同学姓周,父亲曾在日本弘文书院留学,并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回国后在长沙等地办学、教书。周家的住宅就在离炭子冲不远的首自冲,家中有很多书籍报刊,既有国文、算术、历史、地理和数理化方面的教科书,又有当时流行的报纸、杂志、通俗读物和政治书籍。刘少奇发现后极为兴奋,经常到这位同学家去借书、看书。周家的大人很喜欢刘少奇,对他来家同他们的孩子一起看书很欢迎。这为刘少奇的阅读提供了很大便利。有时他邀了同学一头扎进周家书房看书,往往一坐半天,如饥似渴地浏览五花八门的书刊。有一次,刘少奇坐在周家的火盆边看书,读得入了迷,连鞋被烤糊了都不知道。
刘少奇读过的书籍报刊又多又杂。他从中看到了一个广阔缤纷的世界,不但认识了中国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风云人物,还知道了外国的华盛顿、富兰克林、瓦特等著名人士。其中,谭嗣同这位湖南同乡献身革新的悲壮事迹,使刘少奇激动不已。
在自己家里,刘少奇把他住的一间狭窄低矮的小房子布置成书屋。他把从各处借来的书和自己收集来的书,分门别类放好,一有时间,就一个人关在小屋里静静地看书。夜阑人静,更是他读书的好时光。《三国演义》、《聊斋》、《唐诗三百首》等中国古典名著,还有当时的一些反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书刊,他都浏览过。
刘少奇经常到处找书借书,读起来手不释卷,在炭子冲一带很有点名气。许多人都知道刘寿生家的“九满”爱看书,说话文绉绉,凡事能讲出一番道理,就送了他一个外号:刘九书柜。由于阅读了大量名目繁多的书籍,使身居偏僻山冲的少年刘少奇对中国外国的大事有所了解,对一些新知识也略知一二,并且从小养成了善于学习、勤于思考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