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 五十九岁
1月1日和贺龙、驻印度大使潘自力同达赖谈话。说：西藏的问题主要是改革问题，我们主要从现在进行改革对西藏有没有利这一点来着想。西藏那样穷，不论如何改，贫穷状态很难一下子改变。现在还是要大力建设，发展经济，改善大家的生活，这方面中央会完全帮助。毛主席肯定地讲过西藏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以内不谈改革，六年后是否改，如何改，由你定。至于西康，有两部分地区。一部分要求改革，于是先进行了改革，那里并未发生叛乱；另一部分是理塘地区，那里并未改革，可是有些人包围了一个部队，使他们几天没吃饭，为了保全部队不致被消灭，才派空军去投粮，这样就发生了军事冲突。现在我们已派人做善后处理。总之是大家商量把事情办好。至于叛乱中跑出来的人，政府都应予以安置，使他们能够过得下去。但跑出来后搞叛乱是不允许的。周恩来还指出：希望西藏尽快成立自治区。达赖表示一九五七年底或一九五八年初自治区可成立。
△下午，同尼赫鲁总理继续会谈。
△同达赖方面几个主要负责官员谈话：这次毛主席要我转告达赖，可以肯定地讲，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西藏，包括昌都地区，不谈改革。改革是要改了以后对当地人民对大家有利，改了没利，就不改。何时改革，待第二个五年计划之后看情况再说，由达赖决定。关于西康，第一部分地区改得好不好，有何缺点、错误，我们正在检查；第二部分地区我们已派人去做善后工作，西藏也可派人去，把情况了解深刻，错误出在哪里，是中央的，中央改，是地方的，地方改。至于搞叛乱，反对国家，是不允许的。在西藏搞，我们要管，在噶伦堡搞，印度要制止。有人想把达赖留在印度，搞西藏独立，这是走不通的。请达赖早日回去领导西藏的工作。我们要同东南亚所有的佛教国家包括印度发展宗教来往，我们不会强迫人民放弃宗教信仰。索康·旺清格勒表示：总理的指示，我们一定向达赖报告，还要讨论、下达。
△晚十时，离开新德里回国。二日，飞抵云南昆明。
1月3日回到北京。晚，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汇报访问越南、柬埔寨、印度、缅甸和巴基斯坦的情况。次日晚，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周恩来的报告。
△审阅国家计委一份文件。文件的“十五年远景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主要指标和建设规模”一段内“五、·地质工作”一节中说，适应如此巨大规模的建设，要求地质工作必须飞跃地发展⋯⋯完成以上的工作量，除了国内各个方面积极地支援地质工作外，还需要请求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在这个方面给我国重大的技术援助。周恩来批：“此事必须特别提请苏新
国家加速援助。”在“六、科学研究机构与技术干部问题”一节旁批：“派科学、工程人员赴苏新国家进行研究和实习工作，请特别提到。”
1月5日接见各社会主义国家驻华大使、代办，介绍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东南亚和东欧国家的情况。阐述世界上明显地存在着两个阵营，同时存在三种力量，即社会主义的力量、帝国主义的力量和民族主义的力量。美帝国主义不仅不会取消军事集团，而且要利用和扩大军事集团，要代替英、法，而同时又把英、法包括进去。现在的问题并不是民族主义国家是否变成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帝国主义国家要侵犯它们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推行和平共处，虽然可以制止战争，但处处都可能碰到斗争。帝国主义首先要破坏民族主义国家，其次是破坏社会主义国家。当然它们是想发动战争的，但是和平力量强大，它们搞不起来。如果在战场上不能取胜，它们就要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利用部分坏分子和糊涂分子进行破坏，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我们稍一放松，就可能出乱子。帝国主义存在一天，问题就不会终止。我们要争取同它们和平共处，但不能不提高警惕。对于民族主义国家，我们要按照五项原则办事。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要加强团结，使帝国主义无空可钻。
1月6日与陈云、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等谈中国同苏联、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南斯拉夫的贸易问题。
△接见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维约普拉诺托，阐明对国际形势的看法：目前发生世界大战的可能是减少了，但不是说民族独立的国家就没有困难和斗争。因为民族独立国家广大人民和政府要求和平，反对战争，要求民族独立，反对殖民主义。这些要求使帝国主义不安，怕丧失既得利益。它们要控制这些国家，控制不了，就不满，要破坏。它们不愿意阿拉伯国家真正独立，而是要占领它们，攫取更多的特权，建立更多的军事基地。所以，民族独立国家要求和平、独立、建设，这对帝国主义保持、扩大特权和组织军事集团不利。另一情况是，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是不甘心的，但大战的可能性不是增加了，而是减少了。帝国主义要在战场上推翻社会主义国家有困难，所以从内部进行颠覆。在东方，美国企图在西藏搞颠覆活动。西藏的两位喇嘛正在印度访问，这是为了中印友好。但是美国间谍利用机会策动西藏在噶伦堡的坏人阴谋搞独立，把达赖留在噶伦堡。由于帝国主义不会放松破坏，所以要提高警惕，加强团结。请大使将以上看法转告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和外交部长。
1月7日-2月5日应赫鲁晓夫的邀请与副总理贺龙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苏联协助处理波匈事件问题，并访问欧亚六国。代表团成员还有外交部副部长王稼祥和中国驻苏大使刘晓。
1月7日下午四时，抵达莫斯科。在机场受到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米高扬、莫洛托夫、萨布罗夫、苏斯洛夫、勃列日涅夫等的欢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团长格罗提握总理也到场欢迎。周恩来在机场上致答词：苏联是无产阶级第一次取得胜利的国家，是人类第一次建成社会主义的国家，同时苏联又是向中国人民指出十月革命道路的国家，是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帮助中国人民进行建设事业的国家。在今天的世界上，苏联是反对战争、反对殖民主义的最坚决的旗手，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最强大的堡垒。
1月8日上午，先后拜会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
△上午十时四十五分至下午一时三十分，中苏两国政府代表团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第一次会谈。苏方参加的有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和谢皮洛夫等。双方就国际局势和中苏关系交换了意见。周恩来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镇压帝国主义的颠覆活动，对此，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要互相支持。同时阐明毛泽东的“世界讲和、长期防御”的战略方针。赫鲁晓夫表示原则同意。双方商定约请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正副总理卡达尔·亚诺什和明尼赫·费伦茨来莫斯科交谈。周恩来随后致电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郝德清，要他和卡达尔、明尼赫同来莫斯科。
△下午，在布尔加宁举行的宴会上致答词：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经多次犯过大大小小的错误，并且曾经经历了坚持真理、改正错误的长期过程。中国共产党经常在思想上教育自己的干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方针，并且保持警惕，力求少犯错误，避免重犯错误。我们从切身的经验中认识到共产党内部的团结，是我们的共产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保证。帝国主义正在寻找机会，对我们进行破坏。
△同正在苏联访问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进行会谈，两国发表了会谈公报。公报阐明，两国政府代表团就目前国际局势和进一步发展两国的友好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表示支持以卡达尔总理为首的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工农革命政府。
1月9日晨，将同苏联政府代表团举行第一次会谈的情况和中国代表团其他活动情况电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说许多兄弟国家驻莫斯科使节都对我们发表《人民日报》文章公开表示祝贺，但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尚未提及该文。
△中苏政府代表团举行第二次会谈。周恩来提出，要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力量和团结，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加强武装力量，这是最基本的。其次是争取民族主义国家。对帝国主义，要随时警惕和防备战争，但不是主动出击。赫鲁晓夫基本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当晚将会谈情况电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并说赫鲁晓夫同意我们从朝鲜撤兵的想法。至于从民主德国撤军，苏方认为须看条件和时机。
△下午，参观莫斯科大学，接受该大学授予的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在莫斯科大学礼堂向教职员和学生发表讲话时说：在文化科学领域内，我们不应该故步自封。列宁曾多次告诉我们要善于吸取人类文化中一切好的东西，但是我们也要善于区别哪些是真正有益的，哪些是带有毒素的。为了推动文学和艺术的发展，我们中国提出了“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方针。当然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发展和丰富社会主义文化，而决不是为了取消或者削弱社会主义文化。列宁从来也没有放松过对于腐朽的资产阶级文化的尖锐批判。
△晚，在克里姆林宫大厅里的新年枞树晚会上同苏联奥林匹克运动员见面，祝贺他们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的巨大胜利，赞扬苏联运动员是拥有众多的世界纪录的创造者和世界冠军，并说十年以后，中国运动员也会取得重大成就，愿中苏运动员一道前进。
1月10日中苏政府代表团举行第三次会谈。赫鲁晓夫介绍波兰国内的情况后，周恩来表示，苏共采取的用一切力量支持波兰党领导、支持哥穆尔卡的方针是对的。同时阐明：要把党内的是非和党外的敌我问题分开，在党内，要团结多数，反对少数坏的倾向；党内问题的解决，主要靠兄弟党自己；经济上主要靠自力更生，如不转变，就很危险。会谈中表示接受赫鲁晓夫的建议，准备去匈牙利做些工作，以缓和苏匈关系。
△与刚到莫斯科的卡达尔、马罗山进行第一次谈话。在听取卡达尔就国内和党内的情况所作的介绍后提出，镇压反革命或其他的工作，都应当强调党的领导、思想动员和发动群众。
△中、苏、匈三国代表团举行会谈，三方同意发表会谈公报，并商定周恩来去匈牙利后的活动日程。周恩来说，公报除了谈三国会谈的主要内容外，还应该：一、强调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二、驳斥西方的颠覆活动，三、强调人民民主专政，四、强调克服困难和自力更生。
△出席苏方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送行宴会，在即席讲话中谈到：处理兄弟党的关系，绝不能有高人一等的思想，再大的党，在各国党面前也是平等的，不要把自己的东西强加给别人。
1月11日与卡达尔、马罗山进行第二次谈话。谈话中就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目前如何对待国内各种政治势力的问题发表了意见。
△率领政府代表团到达华沙，在机场上发表讲话：在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破坏变本加厉的时候，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加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同其他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团结，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中午，拜会波兰党和国家领导人哥穆尔卡、萨瓦茨基和西伦凯维兹等。
△出席波兰政府的招待会，发表讲话：波兰人民对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维护欧洲集体安全，作了巨大的努力；中国人民特别感谢波兰在中国维护自己主权的斗争中所给予的一贯支持。
△和贺龙、王稼祥等同哥穆尔卡、萨瓦茨基、西伦凯维兹等举行会谈。在听取波方介绍国内局势后，强调苏联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贡献，说这是主要的；至于苏联与一些国家关系上的不平等，则是第二位的问题。指出应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别让敌人钻空子。还说苏联虽然有错误，中苏两党过去的关系上，也有些裂痕，解放后也并非每件事都很融洽，但苏联开创的十月革命的道路还是对的。中国党冷静地估价苏联和斯大林对世界共产主义事业的贡献，并着重检查自己的错误，这样才能教育干部和人民。我们都是列宁时代的党，大家都还在摸索道路，多少会犯些错误，应当互相帮助，相互信任，消除猜疑，才能团结得好。
△晚，同哥穆尔卡在其住所谈话，说：从历史看，苏联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但是学习别国的经验要与本国的情况结合起来。一个国家不可能一切都好。社会主义国家团结起来很重要，这样才能更有力地与敌人进行斗争。可通过相互往来，增进相互的信任和团结，求同存异。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没有对抗性的冲突，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不强求一致。目前敌人正在利用民主化和党过去的错误进行反革命活动，党内主要危险可能是右倾。建议团结多数，挽救有错误的同志。并介绍中国共产党关于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方针。哥穆尔卡表示基本同意周恩来的意见。
1月12日上午，参观华沙的泽兰汽车工厂。
△中国政府代表团与哥穆尔卡等举行第二次会谈。周恩来阐明：我们对外是争取和平共处，但不能示弱。我们支持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纠正错误，但不能一概否定以前的成绩。建议波兰党考虑在国内政治、经济生活的变革中加强思想工作的重要性，不能让各种思想都毫无限制地在社会上流传；并要重视党的团结问题，这是最具有关键性的问题。要估计到最坏的情况。还说在经济工作上，我们的经验是必须强调自力更生和长期奋斗。过渡的办法固然要采取，但要给人民以自力更生的信心。哥穆尔卡表示将仔细研究周恩来提出的问题。
△下午，出席华沙市各界人民三千多人在文化科学宫会议大厅举行的欢迎大会，并发表演说：最近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二届八中全会上，曾经揭发了过去在波兰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发生的一些错误的偏向，但是这些错误和偏向无论如何也不能掩盖过去十二年内波兰工人阶级和波兰人民在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下医治了战争创伤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成绩。历史上不论哪一个掌握政权的阶级都犯过不少的错误，但是只有工人阶级的政党和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才能认真地为着人民的利益来揭发并纠正自己工作中的错误，这就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比一切剥削阶级的专政优越得不可比拟的地方。演说还谈到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关系上的任何错误能够经过友好协商得到纠正。
△中波双方举行第三次会谈。对借外债的问题，周恩来说明向西方国家借款，原则是许可的，在某一时期可以争取，但必须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如党领导运用得好，会得到好处。示弱则帝国主义不仅不给帮助，反会与人为难。
△晚十时，在西伦凯维茨和冶金工业部长热马伊蒂斯陪同下，到克拉科夫参观访问。
1月13日上午，到达波兰南部的文化古城克拉科夫市。在市内参观波兰最大的古宫瓦维尔。中午，参观离克拉科夫十多公里的诺瓦胡塔列宁冶金联合企业。下午，出席克拉科夫各界人民五千多人在体育大厅举行的欢迎大会。在会上讲话：我们共同事业的繁荣和进步总是要受到和平和人类进步的敌人-帝国主义反动势力仇视的。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我们进行破坏活动的阴谋。我们必须加强团结，加强国内人民的团结，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团结。
1月14日上午，离开克拉科夫前往弗罗茨瓦夫，参观波兰最大的帕伐瓦格车厢制造厂。下午，出席波兰西里西亚的工业城市弗罗茨瓦夫各界人民近一万人的欢迎大会。
1月15日上午，到达波兰第二大城市罗兹，参观华沙保卫者纺织厂和密茨凯维奇纺织厂。下午，出席罗兹市人民在体育大厅举行的欢迎大会，并发表演说：中国人民支持波兰建设社会主义的崇高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是艰巨的。为了完成这个任务，需要进行长期的奋斗。但是只要我们坚持努力，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我们取得最后的胜利。之后，参观了一个普通家庭。五时回到华沙。
△晚，根据毛泽东来电要周恩来表示支持波党领导的精神，与哥穆尔卡进行第二次单独谈话。在转达毛泽东的意见后，哥穆尔卡表示感谢毛泽东的关怀和周恩来提醒的许多问题，说其中很多都是正确的。然后谈了波兰党内的一些情况。
1月16日和西伦凯维茨签署中波两国政府代表团联合声明。声明阐明双方在下列问题上取得完全一致：帝国主义集团没有放弃制造国际紧张局势的政策；全世界人民渴望和平；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应该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的原则上；支持以卡达尔为首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等。
△举行记者招待会。在回答记者所提实现中波两国人民友好合作的最好道路是什么时，说：我们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两国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矛盾，因此，两国领导人的互相来往，两国党的互相接触，两国人民的互相来往，可以加强我们的互相了解。更重要的是，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都要加强合作。随后在华沙机场上发表讲话：我们毫不怀疑，坚定地团结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周围的波兰工人阶级和波兰人民一定能够克服一切暂时困难而把波兰的社会主义事业大大地推向前进。
△率领政府代表团访问匈牙利。在布达佩斯机场上发表讲话：经过最近的斗争，匈牙利的人民民主力量得到了一次重大的锻炼。在匈牙利最近经历的事件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帝国主义者企图从匈牙利打开一个缺口，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以达到他们各个击破的阴谋。
△拜会道比主席和卡达尔总理。
△到建筑工人大厦出席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布达佩斯市临时执行委员会举行的欢迎大会。在会上讲话：匈牙利人民击退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分子进攻的胜利，不仅对于匈牙利人民，而且对于所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和全世界的进步运动，都是一次极其深刻的政治经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和全世界的进步人类都可以从这次事件中吸取有益的教训。过去匈牙利和苏联之间的关系存在一些问题，帝国主义分子利用了这种情况，企图破坏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社会主义各国过去在关系上的错误是应该改正的，但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兄弟式的互助合作关系，却处于更加重要的地位。各国相互关系方面的一切问题，只要按照正确的原则，是可以通过友好协商求得解决的。世界肯定地走向进步，而不是走向反动。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即使可能一时猖撅，但阻止不了历史的必然进程。
△和贺龙、王稼祥等同卡达尔、明尼赫和马罗山等举行两次会谈。向卡达尔等通报说：已向波兰同志说明了波兰发生的事和匈牙利事件性质不同，这是首先需要分清的；没有苏军出兵，匈牙利必定落入西方的范围内。匈牙利现在处在需要强调专政的时期，艾森豪威尔说不想为匈牙利问题打仗，这不等于不从内部颠覆。
1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发表联合声明。声明表示，两国政府代表团对匈牙利局势取得完全一致的看法。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和匈牙利的反革命分子利用人民对过去领导者的严重错误的正当不满，进行了他们策划已久旨在推翻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成就的反革命颠覆活动。两国政府代表团对于当前国际形势中的重要问题也取得了一致的意见。认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亲密团结和友好合作是保障社会主义各国的建设事业、争取持久和平的可靠保证。
△在布达佩斯机场上发表告别演说：匈牙利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和保卫社会主义的精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历史的道路从来不是笔直和平坦的。对于我们曾经受尽剥削制度的痛苦而坚决要创造自己的新生活的人来说，一时的挫折只能使我们更加坚强。
△中午，抵莫斯科。下午，出席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莫斯科各界劳动人民关于苏联和中国人民友好群众大会。然后中苏两国政府代表团举行第四次会谈。周恩来介绍同波方会谈的情况。赫鲁晓夫建议除发表中苏政府会谈声明外，再用党的名义发表一个公报，周恩来答复说要研究一下，因为要考虑代表团的身分和发表公报的内容。晚，出席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为周恩来访问苏联举行的宴会。席间，周恩来同南斯拉夫驻苏大使韦利科·米丘诺维奇谈话，重申南斯拉夫应当继续支持纳赛尔和埃及。
1月18日晨，打电话报告毛泽东同哥穆尔卡、卡达尔谈话的情况：像主席所估计的，波领导上是正确的，领导与群众是有联系的。布达佩斯的情况，比我们估计的要好些，领导同志很坚决，很团结。拥护政府和反对政府的都是少数，中间态度的占多数。
△上午，参谒列宁、斯大林陵墓，并献花圈。继续与苏方会谈。除就《人民日报》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关于批判斯大林一段同苏方进行争论外，并批评苏联兵临华沙，实行威胁，是以武力干涉兄弟党、兄弟国家内部事务。指出波匈事件根本性质不同。与斯大林长期共事的苏共领导人，在助长斯大林的错误问题上有一定责任。会后，同正在南斯拉夫访问的彭真通话，要彭真单独会见铁托一次，向他转达中共的建议：由中共和南共共同发起召开一次世界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以讨论和协调各国党的活动的问题。
△下午，在克里姆林宫布尔加宁举行的宴会上约南斯拉夫驻苏大使韦利科·米丘诺维奇谈话，说毛泽东认为应当组织一次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政府的代表的会议。会议的目的是改善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和团结，消除妨碍合作和团结的原因和导致他们之间的严重冲突的原因。会议可以在二月底或三月初举行，会上将研究创办各国共产党新的报纸问题。请把这一意见转告铁托。如果铁托认为这是有益的，如果南斯拉夫参加这次会议，周恩来建议在访问阿富汗和尼泊尔之后，即对南斯拉夫进行正式访问。大使答应当晚即电告铁托。
△中苏联合声明发表。声明指出，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在镇压民族独立运动和侵略民族独立国家的同时，从未放弃在社会主义国家内进行颠覆活动的企图。双方重申，实现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是两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不可动摇的基础。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亲密团结和友好合作是保障社会主义事业和巩固世界和平的最可靠保证。中国和苏联的友好团结是社会主义国家团结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在苏期间率代表团访问了莫斯科、伊尔库茨克、鄂木斯克和塔什干，参观了工厂、农庄、学校和武装部队。
1月19日在塔什干作短暂停留。中午，到达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下午，拜会阿富汗国王查希尔·沙阿，转达毛泽东对国王的问候。然后，前往已故国王纳迪尔·沙阿的陵墓，在墓前献花圈。
1月19日-22日同阿富汗首相达乌德进行三次会谈。表示钦佩阿富汗人民过去和今天在反对外国侵略斗争中的坚决态度和在国内和平建设中的努力。支持阿富汗政府奉行和平、中立及独立的政策。还表示中国愿意尽一点力量对友好国家有所贡献，并为促进世界和平和国际合作而努力。会谈结束后发表联合公报，双方重申支持万隆会议的原则。
1月20日、21日参观喀布尔博物馆和离喀布尔南约八十公里的索罗比水电站工程。
1月下旬考虑国内根治黄河水害的措施，为了弄清有关水库淤塞的问题，向正在阿富汗的西德、美国和苏联的水利工程师询问、了解水坝的含沙量和洪水量等情况。
1月23日致电陈云：为支持卡达尔为首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在与卡达尔会谈中，已答应给予一亿卢布的长期贷款。
△上午，离开喀布尔前往阿富汗南部的重要城市坎大哈访问。下午，参观坎大哈附近的赫尔曼德河水利工程。
1月24日到达新德里。同尼赫鲁会谈。
△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并抄王稼祥。除报告与苏方会谈的情况外，还对苏共领导的错误中的几个问题作出说明：（一）“苏共党内领导同志的错误基本上是思想问题，常把苏共党的利益同各兄弟党的利益、个人领导的利益同党的利益、苏联同世界人民的利益对立起来。这样他们即使纠正了一个错误，也不能保证不犯另一个错误。他们即使有时承认这是自己的错误，也是为了应付一时，而并非彻底的觉悟。”（二）“中苏关系问题，现在大敌当前，所以苏联对中苏团结态度甚殷，但非心悦诚服。如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许多苏共领导同志公开举杯庆贺，但最负责的三位只字不提，并且当我同他们争论文中关于批评斯大林问题一段时，他们说这是使他们不愉快的。”（三）“在国际局势的问题上，我觉得他们考虑或者应付具体的现实问题多，缺乏对于整个局势的全面分析和预见。考虑和讨论世界战略和远景问题很差。”虽然如此，中苏关系较斯大林在世时毕竟是不同了。“总结一句，我觉得对他们不做工作已经势在不许，但是又绝不能求成太急。因此恐非有计划、有步骤地长期而耐心地进行这个工作不可。”
1月25日访问尼泊尔王国，中午抵达首都加德满都。
△致电中共中央并外交部：目前举行兄弟党会议的可能不大。缅甸政府既有诚意解决边界问题，并已邀我返国途中去仰光签订有关文件，我考虑以去一次为好。如同意，即请指示外交部告姚大使复缅。次日，收到中共中央复电：由于中缅边境问题关系甚大，国内各民主党派人士亦甚关心，故协定的起草和签字，以在北京举行并有非党人士参加为好。同时边界问题中也还有一些问题双方可能发生争执，不是几天内能够解决的。你可告缅方先由双方经过外交途径起草中缅边境协定草案，待双方完全同意后，再互派全权代表正式签字。
△下午，先后会见阿查里雅首相和拜访马亨德拉国王。并会见尼泊尔大会党领袖B ·P ·柯依瑞拉。在对方谈到尼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取消封建制度和进行经济建设，需要学习中国时，周恩来说：就中国的经验看，封建制度作为一个制度一定将为进步的制度所代替，但是改革的具体步骤必须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某一封建制度的某些事和人在某一特定条件下起着积极作用，也是应该加以估计的。
1月26日会见尼泊尔阿查里雅首相，谈了国际形势和对波匈事件的看法。
△上午，参观加德满都一所孤儿院，并捐赠五万尼泊尔卢比。离开孤儿院后，又参观一所佛教徒寄宿学校以及佛教寺院。下午，在尼泊尔首都大检阅场举行的市民欢迎大会上发表讲话：中国人民一向认为每个国家，不论大小都是互相平等的，并且有它值得其他国家学习的优点。
1月27日会见尼泊尔执政党人民党主席米斯拉，说亚非国家团结的中心是这个地区的民族独立国家如何在和平、反战、民族独立、反对殖民主义的共同主张之上团结起来。我们亚非国家的斗争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各国要团结，一方面要团结起来同帝国主义作斗争。
△上午，访问尼泊尔城市拉提土尔，参观三百年前建筑的拉提土尔国王的宫殿。为了欢送马亨德拉国王前往尼泊尔东部视察，中断参观，去土迪克尔广场参加欢送仪式。下午，参观尼泊尔博物馆。之后，出席加德满都商会举行的招待会，并在会上对一百多位企业界人士说，尼泊尔和中国西藏地方之间的贸易可以根据中尼两国间现有的协定进一步发展。
1月28日在杜尔巴广场上同巴克塔普尔城人民会面，并参观巴克塔普尔的一些古迹。下午，先后出席尼泊尔亚洲关系及国际事务协会、尼中友好协会举行的招待会。
1月29日同阿查里雅首相发表联合公报，继续肯定两国之间的传统友谊。
△在尼泊尔广播电台发表对尼泊尔人民的告别词：中国和尼泊尔是由伟大的喜马拉雅山以将近一千公里的共同边界连接在一起的。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对于这一片广大地区的和平具有重大的意义。
△就中美关系问题，答外国记者问：中国政府对美国在华囚犯的政策是中国的法律问题。中国政府将根据犯人的表现来决定对他们的态度，决不受美国政策的影响。在谈到日内瓦中美大使会谈时说，会谈陷于僵局，证明美国总是希望别人让步，而自己却不想作任何让步。
△下午，飞抵印度加尔各答。随即乘车去加尔各答以西九十七英里的泰戈尔故乡山提尼克坦。次日，参观印度文学家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接受大学授予的名誉文学博士学位，赞扬泰戈尔是一位对世界文学做出了卓越贡献的天才诗人，也是一位厌恶黑暗、争取光明的伟大印度人民的杰出代表。然后，接见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院长谭云山教授。晚，回到加尔各答。
1月31日下午，到达科伦坡，访问锡兰。拜会锡兰总督奥利弗·古涅狄莱克爵士。
2月1日在锡兰众议院休息室内向参议员和众议员们发表讲话并参观议会大厅和图书馆。到参议院大厦总理办公室拜会班达拉奈克总理，并进行会谈。前往锡兰古都康提访问，出席康提市市民招待会，在讲话中追溯了法显在一千五百年以前到锡兰的访问以及近几年来的两国关系。后又访问康提的佛牙寺。
2月2日到锡吉里亚访问。登上锡吉里亚石山，参观山巅平顶上五世纪时古代帝王建造的宫殿遗址。随后又到中古时代锡兰最大的城市波隆纳鲁瓦参观古迹。
2月3日下午，回到科伦坡，同班达拉奈克总理继续会谈。然后在科伦坡市政厅举行的市民欢迎会上发表讲话：三十六年前第一次路过科伦坡的时候，自己曾为这个城市的美丽所打动。现在，它仍然是那样美丽，但是不同的是，它已经不再处于殖民主义之下了。会后，举行招待会。古涅狄莱克总督和班达拉奈克总理出席。
2月4日出席在独立广场举行的锡兰独立九周年庆祝大会，并发表讲话。适遇天雨，谢绝为他打伞，继续讲话，参加大会的人报以响亮的欢呼声。
2月5日在参议院大厦与班达拉奈克总理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坚决遵守万隆会议原则。下午，在科伦坡就克什米尔、艾森豪威尔主义、中美关系等问题答记者问说：为从事建设的国家所需要的外国援助会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欢迎，这种援助必须是真诚的，并且不附带条件。但是，为了取得特权、建立军事基地和使受援助国家加入军事集团而提供的援助是不会受到人民欢迎的。
△回国途中，在加尔各答发表广播演说。
2月6日上午十时，到昆明。
△在云南省党员负责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最近访问了十一个国家，说明两三年来党和国家对国际形势的看法、观点大致是与实际情况相符的，尽管近两三年国际局势经常发生波折，但总的是趋向和缓，战争的可能性不大。现在世界分为三类国家。第一类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内不是没有问题，应该先把自己搞好，要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搞好，要严守疆界，互不侵犯，也要巩固社会主义疆界，不许别人侵犯。第二类是民族主义国家，这次出去证明我们在和平、反战、民族独立等问题上同他们联合的政策是对的。第三类是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的政策还在动摇中，时而和缓，时而紧张。
2月8日到重庆。
2月10日在重庆干部会议上作报告：这次在国外走了十多个国家，到处证明整个国际局势是趋向和缓，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可以推广。战争推迟了，我们有时间和平建设。当然我们也不应放松警惕，帝国主义也并未放松侵略，战争危险是存在的。所以需要我们加强力量，加强我们国内的力量，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防止帝国主义的冒险。我们的方针是，首先要把社会主义国家搞好，团结得更好；第二是要争取民族独立国家，搞好统一战线。我们现在要做四件事：一是搞好自己；二是搞好彼此关系，搞好团结；三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要去侵略别人；四是不容许帝国主义侵略我们。
△探望旧友王同华。看望重庆市工商界人士康心远后接见出席市工商联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的八百多名代表，要求大家深入进行思想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
2月11日到重庆钢铁厂视察，对工厂的负责人说：要充分发挥老设备的作用，讲究勤俭节约，注意不断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在车间详细了解平炉炉台上不同铁合金的化学成分、物理性能和在冶炼过程中的作用。
在重庆期间到红岩村、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旧址和北磅原西南师范学院参观。对地方的陪同人员说，中美合作所要保持原貌，当作反面教材；污染环境的工厂，一定不要建。在视察西南师范学院时对陪同视察的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说：要重视师范教育。
2月12日下午，回到北京。晚，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汇报出国访问情况。
2月14日接见日本教职员工会教育考察团，表明中国人民坚决反对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说应当向日本当局、执政党讲清楚，不要幻想，否则要失败的。应该在恢复中日邦交问题上认真一点，在没有恢复邦交前，我们可做的事还很多。请转达邀请石桥首相和岸信介外相来中国访问和恳谈的口信。
2月15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各项问题和增补政协委员问题。议定由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李维汉、徐冰等研究后提出名单交常委审阅。还议定政协党组由彭真任书记，李维汉任副书记，徐冰任秘书长。
2月16日上午，出席由毛泽东召集的有邓小平、胡乔木、周扬等二十八人参加的会议。会议议论文艺思想问题。
△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阿哈默德，指出印巴两国把大量的武装力量放在边境，帝国主义就会利用矛盾，挑起冲突，从中取利。希望并呼吁印巴两个友好国家能和平地解决克什米尔问题，这样对双方有利，对亚洲和世界和平也有利。
2月17日参加外交部副部长袁仲贤的入殓仪式后，于回城途中对随行人员说：火葬比土葬先进，很快骨灰就出来了，几元钱买个磁罐装上，深埋地下，既经济又卫生，更不占土地。我国现行的土葬，要穿新衣，做棺木，农村讲究吃喝，还占一块墓地。要大力宣传火葬的好处，提高觉悟；还要解决火葬场，要在北京的西郊、东郊和北郊建几个；并且要制定制度，党员、干部带头执行，先城市后农村，经过一段时间，火葬是能够推广的。
△接见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表明中国根据和平共处的原则同缅甸解决边境问题，不让别人有挑拨的机会。帝国主义不希望我们两国友好，我们亚非各国都应该和好相处，致力于建设自己的国家。吴拉茂转交吴巴瑞总理的一封信，并拿出缅方划还片马、古浪和岗房三地方案的地图。
△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上作关于访问亚洲、欧洲十一国的报告。
2月18日签署国务院命令，任命钱学森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
2月20日同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讨论一九五七年的经济计划。
2月21日就有关科学规划方面的工作，约集聂荣臻、李富春等作初步商议。
△接见以泰国物产有限公司董事长拨那玛海·沙旺为团长的泰国经济代表团时说：我们的朋友正在一年比一年增加，泰国很多人士都曾经到中国访问。他们回泰国后向泰国人民表达了中国对泰国的友好愿望，特别是向披汶总理转达了中国政府对泰国政府的尊重。我们之间的这种友谊，不但要继续下去，而且要发展。我们尊重各邻邦的独立。泰国目前还受到马尼拉条约的约束，这是一时的现象，马尼拉条约的作用是可以逐渐削弱的。我们并不指望泰国一下子从美国那里摆脱出来，因为这样将会引起一种副作用，美国的压力将会更大。我们并不要求泰国同中国友好后就不要同美国友好。我们希望的是泰国的独立不受到别国的干预。我们希望的是各国间的大团结，互不排斥。我们更希望见到我们邻邦的独立。只有国家获得独立，经济才能发展。
2月23日参加毛泽东召集的有陈云、邓小平、彭真、李维汉、徐冰等参加的会议，谈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会上的报告和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等问题。
2月27日接见日本国会议员过政信，说：我们主张各国从事政治的人，应该增加来往，增进了解。尤其是中日两国，要和平友好，共存共荣，需要多来往。我们要相见以诚，决不搞阴谋。旧时代的阴谋诡计的办法行不通，用新的办法才能共存。首先，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有些不同，我认为世界上有三类国家，一种是社会主义国家，一种是民族主义国家，一种是帝国主义国家。过去日本是帝国主义，现在走向民族主义。我们很愿与日本友好，尊重日本人民自己选择的制度。日本人民要走民族主义、和平独立的道路。当然9日本也有被美国拉过去成为附庸国、走军国主义道路的危险。这样就要重走第二次大战的路。大多数日本人民不愿走这个道路。我们支持日本真正的和平独立，并不希望将日本搞成和我们一样。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彼此不妨友好合作。我真正相信，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共处。日本应向亚非国家表明放弃军国主义，表示真正和平的态度。希望你们回国后告诉自由民主党的朋友，不要幻想有两个中国。
△出席毛泽东召集的最高国务会议，听取毛泽东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
2, 3月间为了解决中缅边界问题，查阅汉朝以来的有关历史记载，弄清了中国历代政府对中国边境地区的管辖情况。搜集了各种地图，并请教了龚自知、王季范、尹明德、于树德等专家，弄清各个时期地图画法的不同和原因。还调查了十九世纪以来有关中缅边界的历次纠纷和交涉经过，弄清了边界未决问题的由来。还研究了边境地区双方居民的民族分布、居住和耕作情况，以及国际法有关处理边界问题的论述和国际惯例。最后，把所获得的全部材料，同中缅两国的关系和中国的对外政策联系起来，通盘地作了研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一个既考虑历史背景，又考虑当前实际情况的公平合理、切实可行的方案，确定了互谅互让、友好协商的方针。
3月1日参加最高国务会议的讨论。
3月4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讨论西藏问题和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问题。
3月5日-20日出席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三月五日的开幕式上，作《关于访问亚洲和欧洲十一国的报告》。阐明社会主义国家一贯主张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应该和平共处；由各国人民选择自己的政治制度；民族主义国家的和平中立政策应当受到尊重；殖民地人民民族独立的愿望应该得到实现。在谈到中美关系时说：“中国人民是愿意同美国人民友好的，但是，中美关系长期没有能够得到改善，责任并不在我们方面。正是美国政府利用中美间的国际争端作为制造远东紧张局势中的一环，阻挠着中美关系的改善。”“为了改进中美关系，中国方面曾经作了一系列的努力。”但是，“这一切都没有从美国方面得到应有的反应”。我们愿意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美之间的国际争端，但是，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和解放台湾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中国人民将继续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事业作出坚持不懈的努力。
3月6日约钱俊瑞等谈教育工作问题后又约廖承志、徐冰等谈港澳问题。
3月6日-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会上传达和讨论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十二日，毛泽东发表讲话。周恩来出席了十日和十二日的会议。
3月7日约李维汉等研究成立憧族（后改为壮族）自治区问题。
3月8日接见印度驻华大使拉·库·尼赫鲁，说印度政府避免使亚非国家造成严重的对立是正确的。印巴之间真正的武装冲突不至于发生。中国的态度是不赞成把克什米尔问题提到联合国。
3月9日约有关部门谈一九五七年的财政预算。
3月9日-27日接待来访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九日，陪同毛泽东会见刚到北京的以威廉·西罗基总理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十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杭州与西罗基举行三次会谈。在十日的会谈中，谈到贸易问题时，周恩来说：中国在经济建设上经验非常少。在经济恢复过程中，因原来有底子，较顺利。但在制订五年计划上，四年多来发现很多缺点。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在几十年中都会感到物资不足。今后一方面我国的物资要用于改善人民的生活，不能再增加出口；另一方面有些机器设备我们自己已能制造，进口将减少，所以同捷克的贸易额仍维持去年的水平。关于相互协作问题，今后主要靠兄弟国家相互帮助。同亚非地区开展贸易和经济合作，既有必要性，还要考虑可能性，同亚非国家的贸易和经济合作有限度。我们同帝国主义国家的相互斗争表现在政治上，我们对它们讲平等互利，不要附加条件和特权，而帝国主义则相反。在十二日的会谈中说：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总是不甘心的，有空子它们就要钻。我们每个国家都存在矛盾，而人民内部也还有矛盾，解决这些矛盾是一个严重的任务。在二十二日的会谈中，西罗基提出成立两国经济互助委员会。周恩来说目前条件尚不具备，但不妨做些准备工作。当晚，又陪同毛泽东会见西罗基。二十七日，周恩来以中国全权代表身分签订中捷两国友好合作条约和两国政府联合声明。
3月10日召集陈云、李先念、薄一波、习仲勋、钱俊瑞等开会，讨论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
△苏联政府将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的全部设备无偿赠送给中国。周恩来出席了设备移交仪式。
3月13日嘱办公室工作人员函告江苏省淮安县人委：伯母逝世后的善后费用，由周恩来自己负担。
△接见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说：关于中缅边界问题，我国提出的建议和两国的联合公报，我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政协委员有一些意见，因此，不可能在这次吴努逗留昆明期间签订协定。中国将坚持按过去建议和公报的原则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现在是需要进行说服和解释工作。
△接见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维约普拉诺托时说：万隆精神最大的表现是在埃及事件中，亚非国家团结一致，反对英法对埃及的侵略。这是万隆会议以来最大的成功。对于大使提出的问题，回答说：准备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前提是第一次参加的国家都能到会，而且还要有更多的国家，如果参加的国家数目可能少，那就宁可等一下。要能解决更多的问题，这样才能有利于团结，而不要成为吵架的场所。关于议程，可以讨论如何实施上次亚非会议所通过的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中的十点，还可以谈如何加强亚非团结的问题。
3月16日在政协全体会议上作《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报告根据大量事实，说明备忘录提出的划界办法，不是割地求和，不是屈从帝国主义的安排，也不影响我国的军事和经济生活。阐明就边界问题举行谈判的基本政策是依据我国的国策，即首先是争取世界形势的和缓；第二是要与亚非国家真正和平共处，把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包围打开一个缺口；第三是预防大国主义情绪。
3月17日致电班禅：自印度分手后，时刻怀念着你。在藏历鸡年新年的时候，承你祝贺，深为感谢。祝你在新的一年内，在加强祖国各民族和西藏内部团结的工作中，取得新的成就。
3月19日在政协全体会议上作总结发言。谈到匈牙利事件的教训是“促醒了社会主义国家要自己考虑自己的问题，要设想如何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跟自己的实践结合起来的问题”。我们应该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自己搞好，这是根本大计，这就首先要承认国内的矛盾，要正确处理国内的矛盾。在阐述艰苦奋斗、和平建设问题时说，我们的目的是把我们国家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放在我们面前，如果我们不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尽管有了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有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有了和平的环境，那还是会错过时机或者浪费力量的。还指出，不能说建设比革命容易，当然革命成功是艰难的，但现在建设就更艰难。我们也不能说社会主义国家好像困难就少了。在某一个意义上说，建设比起万里长征来，可能是困难要少一些，但是，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在我们这样落后的经济基础、落后的文化基础上，我们的知识这么有限，我们对于建设、对于科学的经验这么少，建设也许比革命更困难。所以，不要把我们所从事的新的工作看成那么容易。
△同廖承志、李颉伯等商谈港澳报纸的宣传问题。
3月20日邀集广西一部分人士讨论建立憧族自治区问题。
△接见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阿布拉西莫夫。代办面交苏联政府关于调整卢布牌价问题的备忘录。周恩来说：中国政府将研究这个问题，中国人民银行将同苏联国家银行就此问题取得联系。苏联代办就撤销沈阳苏联总领事馆问题征求意见，周恩来表示同意。苏代办告知苏大使馆拟将大连市的苏联中学在今年新学年开始时连同设备无偿地移交中国，周恩来表示感谢。
△接见日本关西经济界访华友好代表团。说：日本人民特别是企业界、产业界的人都希望废除禁运9日本人民可借这些力量同美国讲话，这样摆脱美国的可能性就会大。中国方面是支持这一要求的。中国实行计划经济，需要订长期计划，中日贸易应在长期计划中有它的位置。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真正的友好合作，和平共处。
△在政协全体会议闭幕时讲话：这次大会各位委员发言踊跃，内容丰富，也可以说我们实现了百家争鸣的号召。对于提出的批评，应该妥善解决，因为提的人都是从积极的态度出发。受批评的部门应该认真研究，予以回答。批评对的应该接受，有出入的应该说明。这些工作应该继续去做，民主生活就会推广，这就是说，使我们政协这个建议机关能够起它应起的作用。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基本通过《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和《中央关于研究工人阶级中几个问题的通知》。批准四川省委关于甘孜自治州继续进行民主改革和关于在大中学中加强思想政治领导、改进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等事项。
3月21日飞抵杭州。次日，陪同西罗基总理和他率领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参观都锦生丝织厂。
3月23日赴机场欢送捷总理后，在玉皇山向春游的工人调查他们的生活状况。晚，在毛泽东处开会，听取薄一波关于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汇报。
3月24日约见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中共中央机关运送过文件的岑永福。
△在杭州市群众大会上作报告，分析国内外形势，提出要恰当安排工农业和轻重工业、积累和消费、生产和生活的关系。指出当前值得注意的两个问题，一是工资改革要有利于稳定农业劳动力，另一是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的差距要缩小。还指出改善人民生活只能在增加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进行。在谈到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缺点时说，我们现在适时地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就是要发展我们的才智，解放我们的思想，目的是搞好国家建设，爱护我们的国家。报告谈到青年的学习和生活问题，要求青年抓紧学习，提高自己的文化和科学技术水平，掌握现代科学技术，成为有文化的劳动者，继承中华民族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优良传统，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扬光大。还建议青年实行晚婚、晚育。
△看望正在疗养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告诉他中国共产党准备开展整风运动，希望李考虑意见，帮助党整风。对李参加中国共产党的问题，表示关注。
△晚，在毛泽东处开会，听取李先念关于一九五六年财政收支情况和一九五七年度财政预算问题的汇报。
3月25日回到北京。
△出席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召开的关于建立广西憧族自治区问题座谈会，并作总结发言。指出民族问题是个复杂的问题，每个民族都有它长期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历史痕迹。对待民族问题，要作历史分析，并且要有阶级观点。在有阶级的社会里，民族问题离不开阶级问题，但是民族问题又不完全等于阶级问题，这两个问题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我国是被帝国主义压迫过的国家，是从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中，从民族解放运动中发展、成长起来的，国内各民族宜合不宜分。采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可以防止帝国主义的挑拨，促进各民族的团结。会议一致赞同建立省一级憧族自治地区。周恩来还指出：汉族和少数民族，不论从全国来看，还是从一个省来看，都需要合。汉族人口众多，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将来发展工业，扩大农业，都要大力开发少数民族地区，都需要把地大、物博和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发达结合起来。可见，合则双利，分则两害。
3月26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十三次会议上作关于中捷两国政府进行谈判问题的报告。
3月28日飞抵成都。
3月29日、30日到昆明，同正在昆明访问的缅甸联邦政府总理吴努，就两国边界问题举行会谈。谈定以下各点：（一）吴努同意在中缅边界问题最后解决的同时，由中缅两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二）对吴巴瑞二月四日来信中所提的划界建议，周恩来提了对案。在北段，根据地形和双方行政管理的方便，并参照过去英国在致清政府的正式文件中承认的中国在小江流域的管辖范围，要求把归还中国的片马、古浪、岗房三地的面积划得比缅方建议的大。双方就两国政府组织联合边界委员会，执行划界和签订新边界条约的任务，达成协议。会谈后，周恩来将情况用电话报告毛泽东，说：我们这个要求，主要是采用了尹明德专家的意见。
3月31日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转告外交部，报告同吴努谈定的内容，建议中缅边界问题商妥后，两国签订新的边界条约，代替一切旧约。毛泽东表示同意。
3月底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召集的由云南各界和各兄弟民族代表参加的会议上，作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
4月1日致函吴努：按照你的建议，我现在用书面的方式把我们过去两天谈过的一个重要问题叙述如下：为了巩固和进一步发展中缅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中缅两国政府同意在两国边界问题得到最后解决的同时，签订一个体现友好合作和互不侵犯原则的友好条约，双方互相保证不参加针对另一方的军事集团。
4月3日回到北京。
4月4日约钱俊瑞等谈教育问题。
△和邓颖超、朱德看望因病在家休养的陈毅。
4月5日、6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及其说明，批准中央财政部党组提出的《关于一九五六年财政收支情况和一九五七年预算安排》及说明。
4月6日主持国务院第四十四次全体会议。会议听取和讨论薄一波关于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说明。周恩来提出：“主流是社会主义，小的给些自由，这样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工业、农业、手工业都可以采取这个办法。我看除了铁路不好办外，其他的都可以采取这个办法。如三轮车、摊贩等都可以采取自负盈亏的办法。加入合作社的占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六，其余的个体就让他个体。有些私人办的小学，也可以让它办下去。大概工、农、商、学、兵除了兵以外，每一行都可以来一点自由，搞一点私营的。文化也可以搞一点私营的。这样才好百家争鸣嘛！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还提出：“外汇不够，如有些人向香港或国外贷款办工厂等付给一点利息，可以发掘一些潜力。”
4月8日主持国务院第四十五次全体会议。会议听取并讨论李先念关于一九五六年财政收支情况和一九五七年预算安排的说明，批准本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
△同七日来华的以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兹为首的波兰政府代表团举行会谈。在介绍中国情况时说：中国的建设经验很少，正在摸索中，希望从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吸取经验教训，少走弯路。中国人多，落后，根据这个特点和兄弟国家的经验，要进一步搞好建设，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所以从去年到今年，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了在建设中解决各种关系的问题。根据这些情况，在国际贸易上，我们得出这样的意见，即：第一，在粮食和肉类方面多出口有困难，比较有出路的还是矿产，还有增加的可能性；第二，在经济建设中，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给我们帮助很大，我们很感谢。我们今后计划对多数国内能生产的东西，由本国生产，少数特殊精密机器，还需要兄弟国家帮助。下午五时许，陪毛泽东接见西伦凯维兹。
4月9日继续同西伦凯维兹会谈。在西伦凯维兹谈了访问东南亚国家的印象后，周恩来说：代表团访问南亚国家对促进社会主义国家和这些国家的和平合作有很大作用。亚非国家社会制度虽属资本主义，但它们与帝国主义国家不同，它们反对殖民主义，要求和平和友好合作。我们对亚非国家采取求同存异的方针。西伦凯维兹表示同意。
4月10日陪波兰政府代表团到天津访问。参观天津大学。在西伦凯维兹向聚集在那里欢迎他的天津市六所高等学校的一万五千多名教职员和大学生讲话后，周恩来讲话说：在青年同学面前将会出现另一种性质的困难，跟过去革命时候的困难不同，是建设中的困难。殷切期望青年一代今后有勇气克服这些困难。晚十一时，回到北京。
4月11日与波兰代表团发表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双方表示今后将继续发展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并且将按照互相谅解的合作精神在必要时就两国所关心的重要问题进行协商。
△接见芬兰合作社代表团。在介绍中国的国情时说，中国五亿农民中，百分之九十六都参加了合作社，主要原因是穷，土地少。中国另一困难是机械化问题，人这样多，如用拖拉机，劳动力就多余了，没办法解决。其次水稻田机械化，技术上也未解决。中国开荒机械化是将来的事，现在还是在原有的土地上增加单位面积产量，这是中心问题。中国要搞重工业，但如果农业、轻工业摆得不恰当，就要影响人民生活。
4月12日主持国务院第四十六次全体会议。会议继续第四十五次会议的讨论。在会上说：“小盐场应让其开放，应该马上开放，可以搞个类似小煤窑的办法，不要因噎废食。一切东西都靠国家生产不行，各方面都应该有百分之几的自由活动，太死了不行。不仅商业方面如此，工业方面也可以如此。资本主义复活不了。”还说采煤不要太强调新技术，相当落后的技术暂时保留是必要的。在谈到五年计划时指出：各部对上对下都要注意瞻前顾后，左顾右盼；各种比例关系不一定全恰当，要调整关系，不恰当的，宁愿放慢步骤，材料不足时，首先满足生产和市场的需要，基建只好推迟；基建要以较少的钱和物资做更多的事，有些东西能自己造的尽量自己造；就业主要是回农村，城市服务业中也可想些办法，各方面都可以让他有点自由，这样有好处；增产节约、勤俭建国是我们长期的方针。
4月13日接见埃及《共和国报》总编辑艾·卡·古达，说：埃及要准备进行反侵略战争，但在未爆发战争以前，还要多做工作，不要让帝国主义利用弱点。应该团结一切阿拉伯人民。团结的人愈多，帝国主义利用弱点的可能性就愈小，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也就愈小。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是长期的，不是一下子就结束的，也不能孤注一掷，应该对战争进行充分的准备，这样即使遭受挫折，也不会很大。中国人民对埃及人民进行的长期的反帝斗争，特别是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所进行的英勇斗争是很钦佩的。在谈到台湾问题时说：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我们愿意争取和平解放台湾，而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是一天天增长的。但是我们也不放弃武装解放台湾的准备，因为如果放弃的话，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就会减少。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处分党员的批准权限的具体规定等各项内容。
4月14日接见六十多位电影工作者。在讲话中阐述毛泽东提出十大关系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及在党内开展整风运动的必要性。对“双百”方针也作了阐释。提出电影剧本的写作和导演的手法要注意中国的情况、特点和风格，作计划要留有余地，不要迷信外国。电影界为把工作做好，要本着大同小异、通力合作、瞻前顾后、左顾右盼的原则，处理好以下十种关系：（一）新旧关系。文艺上旧的传统的好的东西是宝贵的，应该保留，同时要批判不好的东西；（二）两个地区。过去在解放区根据地工作的同志们，在敌后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同志们，会师以后，应该取长补短，互相学习，发展各自的长处；（三）内地海外。香港制作的影片，不能要求同内地制作的一样，一定要照顾到海外观众和在环境上的特点；（四）老少问题。在培养新的人才的同时，要注意对老演员在工作上的安排，有经验的演员是可贵的，一定要老少合作；（五）男女比例。电影演员女多于男，文工团要少选女的，比例要恰当；（六）与军队关系。军队文工团要缩小，许多人要转到地方上，你们可和他们合作，取得密切的联系；（七）民族关系。为了适应事业的发展，今后应该多注意培养兄弟民族的人才；(八）内外协作。制片的本身是一个协作过程，对外联系也要广，和有关方面取得密切联系，事业才能发展；（九）中外合作。我们和社会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甚至帝国主义国家，都可以考虑和他们合作制片，当然是“有余力才和外国合作”;（十）多方合作。你们所需要的东西，尽靠外汇到国外去买，这种做法不能提高自己的科学技术水平，所以必须尽可能自己来搞，自力更生，积极想办法。另外，宣传要真实、谦虚、实事求是，要反对那种不真实的和夸大好的方面的宣传方式。讲话还谈到批《武训传》问题，说：批判中有人着重地批判了孙瑜同志个人，虽然他在思想上和武训有共同性，个人不能说没有责任，但也不能说这完全是他个人的责任，希望把这个意见转告给孙瑜同志。
4月15日接见以浅沼稻次郎为首的日本社会党访华亲善使节团，指出：打破恢复中日邦交的困难局面应该采取的步骤是，先从中日两国人民进行国民外交，再从国民外交发展到半官方外交，这样来突破美国对日本的控制。这种工作做到适当的程度，总会发生对台湾的关系问题。至少在中日来往中，要使日本人民了解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人民有权解决而且有能力解决台湾问题。日本人民应该帮助中国人民。希望社会党做出努力。
△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到机场迎接来华访问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
4月16日接见匈牙利驻华大使馆代办沙尔，说明我国对外援助负担很重，所以向匈的贷款数目和与匈的贸易额都不能增加。
4月19日给淮安县人委负责人复信：感谢县人委几年来对我伯母的关怀，今后由我接济伯母遗属的生活费用，请当地政府不再予照顾，并汇去对伯母的安葬善后费用。
4月20日出席全国政协为欢迎日本社会党访华亲善使节团和以久布白落实为首的日本妇女访华代表团举行的酒会。对日本记者说：日本人民是爱好和平的，这对亚洲和非洲都是非常有利的。中日两国人民不仅要恢复历史上的友好传统，而且应该在新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
4月21日接见参加全国复员工作会议的各省市负责人，询问各地对复员军人的安置情况，指出：复员军人是国家和人民的财富，是很宝贵的资源，是国家可贵的人才，党政机关应极为重视这部分人才，要很好安置他们，安置不适当的，要予以调整。军队要加强劳动教育。以后任何人都要经过劳动，大学毕业生应派到工厂实习。复员军人回去后要同地方干部搞好团结。还指出，复员工作要分一分工：党委多注意领导，政府多注意安置，军队多注意劳动教育。
4月22日致电达赖：四月一日来信收到，祝贺你顺利地完成对印度的访问，平安返抵拉萨。想起在印度的时候，我们一起畅谈，是令人愉快的。
4月23日到杭州。
4月24日在中共浙江省委第四次会议（扩大）和省委宣传工作会议上作报告，讲国内外形势。指出一年来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一些错误不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对错的也要分析。斯大林是功大过小，中国从中取得了严重的教训。根据当前的国际形势，我国应争取进行和平建设。对社会主义国家要求同存异，对民族主义国家要扩大争取面，以孤立美帝国主义。在国内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善于正确区别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首先要在党内搞通，使党本身能够认识、掌握和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主张从现在开始，自上而下地进行整风。从上层搞起，逐步扩大。党外人士，我们欢迎一道搞。关于同各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问题，讲话作了阐释，并说这必须由共产党提出，而且必须要共产党真正做到。“我们党的寿命有多长，民主党派的寿命就有多长，一直要共存到将来社会的发展不需要政党的时候为止。”这方针实际上是扩大民主。我们的民主是有领导的民主，现在要多强调民主的扩大。
4月25日到杭州览桥机场迎接伏罗希洛夫。在专机到达前，同先行到场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拉希多夫、苏联高等教育部部长叶留金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交谈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说整风应经常进行，否则思想会生锈。
4月26日陪伏罗希洛夫参观杭州梅家坞十月茶叶生产合作社和屏风山工人疗养院。向社干部说：适宜种茶的山坡，应开垦出来种茶树；种茶树既是很好的绿化，又可多产茶叶，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增加集体收入。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出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有必要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
△受邓颖超之托，探望在孤山杭州美术学院休养的电影演员于蓝，未遇。下午写信问候。
4月28日到机场欢送准备去广州的伏罗希洛夫后，飞抵上海。
△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讲话：“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连英国也可能这样想。”“我们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对香港的政策同对内地是不一样的，如果照抄，结果一定搞不好，因为香港现在还在英国统治下，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我们在香港的企业，应该适应那里的环境，才能使香港为我所用。”香港应该化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对在港的民族资产阶级，过去合作过，将来还可以合作。“港澳的同胞不要担心前途。他们当中如果有些人主动坚决要求回来，可以同意。但不要动员他们回来，要让他们留在那里经营自己的企业。我们可以同他们内外合作，不使人家吃亏。至于有些人一时还不相信我们，对我们的政策有怀疑，可以让他们再看一看，看一二十年都可以。我们不要歧视他们，责怪他们。如果内地有一些人想出去，也是允许的。”但也不是主动去号召。“不要强留一些人在内地，有些人在外面过一阵还会回来的。凡有爱国心的人，我们就欢迎，对他们不要强劝回来，也不强留。”现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胜利了，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我们要打开局面，就得对香港的民族资产阶级讲清政策，使人家有利可图”。
△和刘少奇探望宋庆龄。
4月29日在上海党内外干部大会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解答》的报告。除讲了二十四日在杭州谈的内容外，还说，由于过去我们长期进行革命斗争，主要是处理敌我矛盾问题，很容易把两种矛盾混同起来，这点我们必须谨慎。
△回到北京。与毛泽东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毛泽东谈了整风问题。
4月30日接见南斯拉夫卫生及工会工作者代表团，请代表团多看些地方，发现有什么问题，请提出来。表示两国要加强联系，互相访问。提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尽管意见不尽一致，仍可以求大同、存小异。
△出席最高国务会议。会议讨论整风问题。
4月下旬闻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参加黄河三门峡水利工程开工典礼后赴山西视察水利工作，在太原突发心脏病，立即派专机送心脏病专家黄宛大夫前往抢救。在傅脱离危险抵京后，又两次到医院探视慰问。
5月1日接见西班牙政论家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瓦约夫妇。谈话中指出，国际总的局势趋向缓和，但也出现紧张，主要来自美帝国主义。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申明坚决反对搞“两个中国”的阴谋。在谈到国内整风问题时说，过去我们整风是纠正错误，准备走向革命胜利。今天整风是为了搞建设，也是为了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
5月2日接见以比利时经济部办公厅主任范·奥弗仑为团长的比利时经济学者访华团。客人说中美之间存在着不信任，他想说服美国人抛除不信任。周恩来说，希望比利时朋友多做些这方面的工作。
△给《天津青年报》题词：“纪念五四，新中国的青年人，要努力学习，参加劳动，热爱祖国，提高政治思想觉悟，树立艰苦朴素作风，准备作一个有文化有技术的工人和农民，准备作一个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结合的知识分子。”
5月3日陪毛泽东接见保加利亚军事代表团，彭德怀、萧向荣等参加。
5月4日接见保加利亚新任驻华大使涅加尔科夫。询问保加利亚镇压反革命、对知识分子改造工作和党本身以及农业合作化等情况。在听了大使介绍镇反工作后，说：不镇压反革命，革命政权就建立不起来。当大使谈到保加利亚共产党最近已停止发展党员时，说：党太大是危险的，太大了就把共产党员的水平降低到一般群众的水平，起不了先锋队的作用了。
△给邀请他参加“五四”联欢会的天津第十五中学（即原南开中学）等校学生会和团委复信，以给《中国青年报》题词的内容勉励同学们。
5月6日同刘少奇、陈云、贺龙、彭真等欢送伏罗希洛夫离京前往印尼访问。
△观看安徽地方戏曲改革赴京汇报演出后，同演员交谈。了解庐剧的历史、剧团的现状、戏曲改革和培养青年演员以及艺人的收入等情况。指出要重视青年的思想教育和生活管理。勉励老艺人把所掌握的民族遗产好好传给下一代。
5月8日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陈叔通、黄炎培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委员会周主席的一封信后，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六月五日下午周恩来走访了陈叔通、黄炎培。
△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批准给蒙古人民共和国援助款一亿六千万元，帮他们搞一些工业，并派一二个勘察队。
5月10日主持国务院第四十八次全体会议。会议原则批准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工作情况的报告，通过科委提出的领导成员名单：聂荣臻为主任，郭沫若、李四光、林枫、黄敬为副主任。周恩来说，科学研究的协作是大问题，协作好了可以节省人力、物力、财力。科委要有后备，即在原来的经费中拿出百分之几做基金，周转金就可以不要了。社会科学方面行政上科委管，思想工作还由中宣部抓。还指出：为了贯彻整风与工作两不误的原则，各单位必须有科长级以上干部昼夜值班。
△出席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召开的北京市留美学生家属联谊会晚会，并讲话，详细分析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对知识分子的长处和他们在革命与建设中的作用作了很高的估价，同时也指出他们的弱点和努力方向。郑重宣布，政府对留学生回国，不管先后，都一律欢迎，一视同仁，而且允许来去自由。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基本通过《中央关于各级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批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草案）。
5月11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内容：一、听取叶季壮关于向苏联借棉花等问题的报告。会议决议：不向苏联借，也不从资本主义国家增加进口。拟挪用转口棉花，并由新疆内调棉花。二、通过《国务院关于合理组织运用机关、企业货运汽车问题的指示》。指示要求各地对机关、企业货运汽车加强管理，实行统一的计划运输，以充分发挥其运输潜力。三、同意《国务院关于处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内部在肃反运动中查出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工作年限（工龄）和工资问题的通知》。
5月12日接见波兰、捷克在朝鲜的中立国监察委员会代表和朝鲜的停战委员会委员，说：争取朝鲜、越南和德国的和平统一是我们奋斗的目标，但是目前最主要的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在谈到党内整风问题时说，七八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说明我们的工作有好的一面。但是我们的工作还有不少缺点和错误。执政党的地位也会使一些人骄傲起来。最近我们搞整风运动，承认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内部有矛盾，并且大力揭露矛盾，加以克服。我们鼓励党外群众和党外人士对我们提意见。其中，少数意见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应该全部接受；大多数意见是有正确的部分，同时也有不正确的部分，我们应该接受他们的正确部分，对不正确部分也不忙于做解释9日后慢慢地讲清楚；另外，还有极少数人是对我们怀有敌意的‘现在要让大家“放”，让大家“鸣”，党员与党外人士间的隔阂也要清除。
△深夜，在招待泰国艺术团的酒会结束后，走访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宿舍，关心剧院的企业化问题，说剧院不要机关化，演员的生活不要和一般人民的生活水平太悬殊，年轻人应该多吃些苦，要接受一些艰苦的锻炼。
5月13日接见以教育大学校长朝永为团长的日本物理学家代表团，说：我们要向科学发达的外国学习，科学没有国界。艰苦的传统是好的，我们还应将日本的艰苦传统介绍过来，向日本学。当听了客人谈到中国的十二年科学规划一定会成功时，说：科学规划是否恰当还要考虑，并且要根据世界科学发展情况来修正补充，这是长期的工作。
5月14日出席北京中国画院的成立大会，并讲话：希望画院成立后，团结中国画家，继承中国绘画的优秀传统，吸取外国绘画的长处，努力创作，加强研究，明确为什么人创作、为什么人服务，并且要培养后代，教育青年，勤学苦练，吃苦耐劳，为创造社会主义中国的新美术而奋斗。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基本通过中共中央对西藏工委关于今后西藏工作的决定的批示，通过中央对四川省委关于甘孜自治州继续进行民主改革的批复，批准军委关于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决定和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要点等。
5月15日出席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并于二十五日和毛泽东等接见参加这次大会的各国青年组织代表团。
5月15日、28日、6月3日分别约张际春、钱俊瑞、杨秀峰和交通大学的教授研究迁校问题。六月四日，在国务院召集的有关各方讨论这一问题的会议上提出，总的原则是求得合理安排，支援西北的方针不变。并指出：这个问题牵涉到四面八方，应该考虑周密。院系调整是必要的。上海支援外地义不容辞。着眼点要根据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原则。交大全搬西安虽有困难，但好处多。交大搬回上海有好处，也有不少困难。可否一部分迁西安，一部分回上海，由交大师生研究考虑。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七日，教育部通知上海市、陕西省高等教育局：经国务院同意，将交通大学西安和上海两个部分作为分别独立的两个学校。西安部分改称西安交通大学，上海部分改称上海交通大学。
5月16日分别约有关部门负责人谈教育和外交事务归口问题。
5月17日先后约聂荣臻、郭沫若等和李先念、赖若愚等谈科学规划和劳动工资问题。
5月18日接见以新平等社会党主席、众议员纳·马·佩雷拉为团长的锡兰新平等社会党代表团，说：一个国家的工业化主要依靠本国的力量。中国由于工业基础差，农业人口多，工业化速度不可能很快。农业很重要。中国发展农业的道路与苏联不同，中国的道路是合作化与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还谈到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谈新闻的阶级性问题，对于新闻界的各种议论作了分析。
5月20日接见印度驻华大使尼赫鲁，在询问克什米尔问题的近况和印度对中近东局势的看法后说：亚非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不可能不遭受一些挫折，遭受挫折是不好的，但是可以教育人民，所以也会有好处。总是要经过失败才能胜利。委托大使向即将出访西亚和欧洲一些国家的尼赫鲁总理转达中国的意见：美国在进行“两个中国”的活动，虽还未表面化，但值得注意。如有人问起新中国对“两个中国”的立场，希望尼赫鲁总理解释时能说明中国是坚决反对“两个中国”的，中国宁可不参加任何国际组织，也决不承认“两个中国”。
5月21日同新华社记者徐熊和外交部亚洲司一负责人谈话，指出：要当好记者，就要干一行，学一行，精一行。外事记者必须透彻通晓时势；要采访什么学什么，遇到复杂问题要经常与行家切磋琢磨；搞时事采访，也是做外交工作，要懂得外交工作的艺术，并且为外交工作做出贡献。
5月22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在讨论停止企业领导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员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计划奖金的通知时发言说，我们并未取消奖惩制度，对这个原则是肯定的。过去搞了一些不合理的，但也有合理的部分，可以适当采用。中国是个六亿人口的贫穷国家，物质刺激不能太高了，否则会引起工农联盟内的矛盾。我们生产分配的方法，必须从中国贫穷的实际情况出发。中国的经济基础还是贫穷的，稍不注意就会使工人内部和工农联盟内发生矛盾，增加矛盾。中国现在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多劳多得的原则还不可能完全贯彻。个人利益要和集体利益结合起来，眼前利益要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我们并不否认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原则，但如何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贯彻这个原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会上还讨论了高教部关于改进留学生派遣工作的文件。
5月23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邓小平关于如何领导当前整风运动的报告。
5月24日主持国务院第四十九次全体会议。会上，水利部副部长何基沣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暂行纲要》作说明，谈到黄河水利委员会陕西绥德韭园沟所搞的拦沙水库，只三年已淤平（原计划十年淤平）。周恩来指出，根据韭园沟的经验，三门峡也不能避免淤塞了。尽管现已开工，我还是有些不安。三门峡工程如何搞，应该研究。提议利用科学规划委员会开会的时机，由水利部主持，邀请水利、水力发电、水土保持等几方面的专家，和苏联专家一起研究讨论，最后由水利部提出方案报国务院。
△接见以哈罗·戴维斯为团长的英国工党议员访问越南代表团。在回答客人所提建立中英间完整的关系须有哪些条件时说：英国应完全承认中国，这种承认应该不仅在两国的首都，而且要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在联合国中就不应承认蒋介石，而应承认新中国。我们坚持反对“两个中国”。如英国继续支持美国的“两个中国”的论调，那只会使两国关系恶化。我们愿意通过和平协商的办法解决两国争端，包括台湾问题，但是美国不得干涉中国内政。我们的条件是：（一）美国必须撤离台湾。（二）不允许“两个中国”的出现。英国应该放弃老式帝国主义的手腕，要看得远些。亚洲民族的觉醒是阻止不了的。要和亚非人民建立新的关系，他们不能被压服，但可以合作。英国在亚非地区有长久的历史，有前途，这可以给英国新的朝气。英国是一个工业国家，科技很发达，也是个文明国家，应该新生。
5月25日出席彭真欢迎法国前总理富尔的酒会，同富尔就台湾问题交换意见。
△同部分外事记者谈话，指出记者写的报道要合乎逻辑，对所看到的现象，应该有所选择。作为记者遇事要保持冷静头脑，只有这样，才能深刻而透彻地观察和分析宣传的时机是否适当，宣传的分寸是否恰到好处，从而使外事报道更有利地服务于当前的政治斗争。记者既不能缩手缩脚，也不能自以为是，既要大胆负责，独立思考，又要多向别人请教，特别是遇到重要的政策性问题、外交问题，应向有关方面请示，这样可以避免发生自己难以发现的错误。
△为《外国文学》月刊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为劳动人民服务，为世界和平服务。”
5月26日陪同访问印尼、越南后回到北京的伏罗希洛夫前往机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也到机场送行。
△出席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北京举行的建社四十周年纪念会。讲话中阐述“中国知识分子是具有爱国热情的”，“在今天中国社会中是重要的，急需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个长期的工作”, “要和风细雨地进行”。“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我自己也是这样做的。停顿就是落后，落后就要思想生锈。共产党员也是一样。”
△晚，在毛泽东处开会，听取各省、市委书记汇报情况。次日晚，会议继续进行。
5月27日接见突尼斯农业代表团，说如果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不能寻求一个妥协的办法，阿尔及利亚的人民会遭受到很大痛苦，法国也得不到什么好处，弄到后来将被另一个殖民主义统治者所代替，也就会影响突尼斯、摩洛哥两国，北非就要吃亏，这是一个最中心的问题。所以应该迫使法国殖民主义者改变它的政策，这比抵挡美国殖民主义者要容易得多。还说，北非独立必须首先依靠自己。在谈到同中国建交问题时说，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三国与中国建交，不是一天所能解决的，因为国际情况复杂，你们处境也有困难，两国建交问题可以不必着急。突尼斯独立我们本想去祝贺，但你们因外交上的关系，请了蒋介石的“代表”，所以我们就不能去了，我们再去就变成“两个中国”。“两个中国”是美国的阴谋。当今世界要承认中国的时候，它就用“两个中国”的方法，目的就是想控制台湾、威胁中国。
△为“六一”国际儿童节题词：“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希望新中国的儿童们，从小就养成爱学习爱劳动的好习惯，准备做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好劳动者。”
5月29日接见奥地利人民党议员唐契奇一索里尼和夫。当客人说如东欧各国愿采取像西欧那样的经济制度，全欧合作才有可能时，周恩来批评说：你们要这样办是不对的，奥国最好是站在中立的地位上。国际形势确非奥国所能左右，希望奥国在缓和国际局势方面起推进作用。中奥关系的发展慢慢来。请转告奥国总理和外交部长，中国的立场是始终反对“两个中国”的。
5月31日主持国务院第五十次全体会议。讲话说，要停止北京市的城市规划展览。北京城市不规划，后代子孙不会骂我们。世界上很多大城市都是在旧的基础上建设起来的，这样对后代子孙还有教育作用，他们可以比较一下，不要平地起家。在谈到农业问题时说，不要轻易谈丰收，要加紧工作。我国是农业国家，当前又正在整风，生产稍有松懈，损失就不小。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问题等指示。
6月1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内容：一、议定当年留学生暂不回国。因国内正在进行整风运动，没有力量组织他们到各地参观，而且将会增加国家财政开支。二、原则批准一九五七年度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毕业回国留学生分配计划，等。
△约国务院副秘书长龚子荣等研究各部整风问题。
△北京少年宫在景山公园举行少年儿童游园联欢会。周恩来到公园看望孩子，听取少年宫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并说，要让孩子们在德、智、体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要对孩子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6月4日约叶季壮、雷任民谈援助柬埔寨建厂问题。
6月5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内容：一、通过《国务院关于夏粮征购工作的指示》。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栋就此作出说明：今年小麦产量肯定达不到各省提出的总数五百五十七亿斤，维持去年四百九十八亿斤水平都有问题，因此征购一百八十一亿斤可改为一百七十亿斤。周恩来指出：可按一百六十五亿至一百七十亿斤执行。二、议定：目前山区和边远地区粮食价格偏低，可以适当提高。三、议定：今年的工资标准不再提高，原定两步走的第二步今年不走。
△晚，到毛泽东处开会。毛泽东谈整风问题，参加的还有彭真和罗瑞卿。
6月6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国民经济计划报告，通过《中央关于安排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校毕业生的指示》，等。
△接见日本医学代表团，了解日本节育工作的情况和技术水平，说：中国与日本不同，中国人口多。人多了会引起种种间题，会带来很多困难，特别是对国家建设。大力宣传节育，可以使邻国安心。有人担心我们人口多了是否会侵占别人国土。中国不会走罗马帝国的道路，也不会侵犯别的国家。但应该有计划地生育。关于节育，当然要尊重人格，也应当根据人民的觉悟，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进行。进行时应当强调协商，而不能强制，夫妻也应当协商。我们的节育与马尔萨斯是毫无共同之处的。无论是经济建设、教育、生活，都必须重视起来，都必须在目前所仅有的土地上担当起来。这就是我们节育工作的全部真相和根据，这就是我所要讲的道理。你们日本如有关于医院管理、劳动保险一类的书籍、规定和法令，请给我寄一些来，我们很需要这些材料，应当向你们求得一些知识和经验。中日两国科学家应当长期合作，进一步合作，两国都应当在和平共处的环境里共同努力。
6月7日主持国务院第五十一次全体会议，讲话指出：在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是个原则问题。帝国主义就希望我们分。根据国际国内的形势，我国各民族宜合不宜分，分出去独立，这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是不利的，它不但不能发展，甚至会被帝国主义利用，因此，要采取有利于国内团结的方案。经过讨论，会议通过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和广西憧族自治区以及关于适当给农业社员增加自留地的议案。
△接见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接受吴努总理的来信。说明我国政府不会变更处理中缅边境问题的方针。至于中国方面的正式复信，需要在人大开会批准了政府的方针后才能回复。因为根据宪法，必须报告人民。这样的边境大变动在新中国还是第一次，虽然我们了解这仅仅是地图上的变动，但是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他们不了解。委托大使将此情况转告吴努。
△中共中央统战部从五月八日至六月三日分别召开十三次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二十五次工商界人士的座谈会，征求对中国共产党整风的意见。总共一百八十多人讲了话，对中共提出批评和意见。本日毛泽东约见周恩来和李维汉。对李维汉请示的要不要表示反击的问题，周恩来说：你可以讲。六月八日，李维汉在座谈会上总结说，大多数意见是正确的，是善意的，有一部分是错误的，其中一部分的性质是严重的。
6月8日到毛泽东处开会。参加的还有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陆定一、康生和李维汉。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指示要求各省市级机关、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报都要积极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
△接见比利时文化代表团。客人提出请中国一个民间艺术团去比利时布鲁塞尔国际博览会演出。周恩来说，布鲁塞尔国际博览会如有台湾参加，我们去参加不恰当。任何地方出现“两个中国”，我们都不会去参加，避免给人一种错觉，以为我们容许有“两个中国”存在。我们了解西方有些政府由于美国的压力，暂时不能承认我们，但不要追随“两个中国”的政策。
△接见印度驻华大使尼赫鲁，说美国想统治西亚，但引起西亚人民的反感，教育了西亚人民。西亚人民不经过反复斗争，觉悟不会提高。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必须经过斗争才能高涨。阿拉伯人民的民族主义斗争要走曲折的道路，但美国想完全控制是不可能的，已觉悟的民族不能完全压下去。如果尼赫鲁总理从国外回来经过埃及、叙利亚时，同它们谈谈民族主义运动的经验，有好处。
6月10日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整风问题。
△发布《国务院关于当前农业生产领导的指示》。指示提出搞好农业生产，增加农作物的产量，是调节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最重要的物质基础。为了争取今年农业大丰收，要求各级领导机关抓紧对农业生产的领导，切实做到整风、生产两不误。指示中肯定各农业社实行的“产量到队、工包到组、田间管理包到户”的办法，是合作社统一经营、分级管理、明确分工、个人负责的新创造，要求各地总结经验，研究仿行。
△约张际春、钱俊瑞等商谈国务院第二办公室的工作问题。
6月14日主持国务院第五十二次全体会议。会议听取监察部部长钱瑛关于广西省一九五六年因灾荒饿死人事件的检查报告。周恩来指出，这事性质是严重的，使人们气愤，必须严肃处理。事情的责任在广西省，中央给的粮、款是充分的，他们不用。内务部检查不力，监察部查得慢了，粮食部、农业部相信估计，没有进行直接的典型调查，国务院处理不及时，各部门都要引为教训。我国粮食长期内是紧张的，因此应统购统销，饿死人是工作问题，不是统购统销政策问题。会议在核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给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协定》时，周恩来针对有人提出援外是打肿脸充胖子的意见指出，穷国也要有穷朋友，帮助人家对双方都有利。我国援外共约二十亿人民币。其中朝鲜、越南各八亿。此外援助了蒙古、阿尔巴尼亚、匈牙利三个兄弟国家和亚非民族主义国家柬埔寨、尼泊尔、埃及。匈牙利提出要贷款二亿卢布，我们答应一亿。如果发生世界大战，把匈牙利的大门打开，那就不是一二亿卢布的问题了。
△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尤金通报说苏联出席科伦坡世界和平大会理事会代表团团长考涅楚克在发言中提到废除死刑问题，本应与中国协商，但他未这样做。苏共中央现已指示他即同中国协商如何取消或延缓讨论此问题。请中国方面也本此精神指示中国出席和平大会理事会的代表团，说明苏联代表团今后将同中国采取一致行动，并将共同努力取消或延缓讨论此问题。周恩来表示将立即发电给中国代表团。六月十七日，周恩来电告出席世界和平大会理事会的中国代表团郭沫若、刘宁一和廖承志，说苏联代表在会上支持了关于废除死刑的建议，如要纠正，先应由苏联自己设法修改态度和意见，“我李帮助苏扭转这种局面”，我们可以在会外向法、意朋友和西方和平主义者做些说服工作，争取使他们不再坚持自己的建议，我们只能正面地、冷静地说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而不要公开批评苏联的意见。
6月15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十三次会议上作关于处理广西省平乐县因灾饿死人事件的报告。会议同意国务院的报告。
6月17日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邓小平汇报几个地区的大鸣大放情况。
6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经过整理和补充的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稿：《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6月23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稿和大鸣大放的情况。
6月24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通过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稿。
6月25日主持国务院第五十三次全体会议。会议通过《政府工作报告（草案）》。周恩来就报告作说明：整风中暴露出来的不仅是错误观点问题，已发展到人民内部的有关方针、政策的对立斗争，涉及到我们国家的根本制度。当然反社会主义的还是少数，不论是政治斗争或者思想斗争，绝大多数人尽管见解不同，还是好意，这是主要的方面。反社会主义的力量较我们的预料来得清楚。按照各方面的揭发，也比我们预料的多些。因此我们的政府工作报告应该对这方面有所回答。暴露出来的有些现象当然不大好，但如果我们冷静分析一下主客观原因，这种现象不可能没有，因为阶级尚未消灭，这是客观方面。另外，我们过去主观努力不够，还有缺点，三大主义我们还要反对。但是有些人不这样想，他们对形势观察错了，认为有机可乘，想趁火打劫，另搞一套。我们主张百家争鸣，而有些人要放他同社会主义对立的一套。整风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团结，而照他们的情况发展下去，是不能达到团结的，必须批驳。政府的成绩应该肯定。我们用整风、鸣放、和风细雨、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方法是为了发展我们的国家，建设我们的国家。离开或打算离开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我们认为是右派，必须进行揭露和斗争。
△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七十六次会议，讨论周恩来提出的关于适当增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自留地的议案。决定每人使用的这种土地，连同分配给社员种植蔬菜的土地，合计不能超过当地每人平均土地数的百分之十。
6月26日向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分为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人民生活、国家基本建设和国内外团结五个部分。在社会主义革命部分中，周恩来回顾了建国以来的土改、抗美援朝、镇反、三反五反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成就，阐明这些运动为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铺平了道路，保证了三大改造的顺利进行，对其成绩不应当怀疑，决不能拿革命运动中个别的乃至部分的错误动摇革命运动的成果。强调人民内部还存在严重的阶级斗争，当我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绝不能无视还有阶级斗争存在，也不能无视还有敌我矛盾存在。巩固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继续进行和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还是我们今后的一项重要任务。在社会主义建设部分中，肯定一九五六年政府对国家建设工作的安排总的说来是正确的，但也存在基本建设投资额大、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增加多了以致造成某些物资供应紧张的缺点、错误。说明政府在察觉这些问题后，在编制一九五七年国家经济计划草案和国家预算草案时，已吸取教训，缩减了部分基建投资，适当增加了国家的后备。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收入比一九五六年增长近百分之二。为避免去年那样在财政上出现赤字的现象，国家预算支出比一九五六年减少百分之四。一九五七年基本建设投资为一百一十一亿元，比一九五六年减少百分之二十，但比五年计划原定的一九五七年投资还多十四亿元。报告批驳了认为中国科学事业在解放后比国民党时代落后的错误看法。说明现在制订出全国性的科学发展蓝图十分必要。提出为了有效地发展我国科学研究工作，必须贯彻协作的原则。批评“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说法，说对于科学事业的领导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学术领导，另一方面是政治思想上和行政上的领导。对于学术问题，我们的领导方针是“百家争鸣”，就是通过科学界的自由争论和客观实践来解决。关于科学工作中的政治思想、方针、政策、计划等方面，更需要党和政府的领导。报告在谈到教育改革问题时指出，新中国的教育必须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必须适应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晚，与毛泽东接见巴基斯坦共和国议会代表团。当团长谢赫·穆吉布尔·拉赫曼说他们希望在克什米尔举行全民投票并希望周恩来仲裁时，周恩来回答说：我们不愿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
6月27日在由阿沛·阿旺晋美带来的达赖的来信上批：待约见阿沛，并准备带回复信给达赖。
6月29日接见阿拉伯国家和平代表，表明中国永远支持阿拉伯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同时指出斗争主要靠自己，在各个阶段中，都会遇到曲折，并不是很容易的。斗争要谨慎，要有策略，应尽量扩大人民阵线，包括各种爱国人士在内。对世界和平主要的威胁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的战争政策。美国的战争政策可能暂时成功，但是，只要它在这个地区成功，它就失去了人民。
6月30日接见以工党众议员、澳作家协会主席累斯利·海伦为首的澳大利亚工党议员访华团。在谈到关于外交上承认中国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时说，我们坚持中国只能有一个代表，不可能有两个代表出现。台湾只是中国的一个省份，不可以变为另一个独立国。使台湾在联合国里保存一个位子，也是不可以的，不然就成为“两个中国”了。不同意把台湾交给联合国去保护或托管的设想，因为这破坏了我国的主权。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现在不发生台湾的地位问题。
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点名批评了章罗联盟和民盟。
7月3日接见日本第二批前军人访华团，表示希望加强友谊，恢复友好传统。说中国人民不愿意看到同美国进行战争，但是如果发生了，我们也不怕，我们有准备。希望日本人民站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太平洋上的和平桥梁，这对日本、中国、美国都有好处。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苏共中央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
7月4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在讨论修改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签订的苏联援助的建设项目协议报告时说：没有苏联这样的援助，建设不可能这样快。第一个五年计划不靠他不行，不搬他们的经验也不行。如有教条，错误在我们，不在别人，责任不在他人，我们不能抓住一点，忘记了全面，以后写文章、作报告都要注意。
7月5日到杭州。与毛泽东、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王稼祥等会见来华通报苏共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情况的米高扬。毛泽东听完米高扬的情况通报后，向米高扬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经决定支持苏共中央的决定。
7月6日回到北京。
7月7日在北京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负责人士座谈会上讲话，批评章罗联盟的右派阴谋活动。宣布中共中央支持苏共中央六月二十九日的决议。阐述莫洛托夫等有头脑僵化、保守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并且进行了派别活动。还谈到斯大林晚年不接近人，被神化。指出领袖也会有缺点和错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应有这样的认识。
7月8日接见缅甸合作社考察代表团，询问缅甸的农业生产情况。
7月9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作《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报告说，在我国和许多邻国之间，都存在着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未定界问题，而中缅两国之间的未定界问题特别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是由于英国统治缅甸时期在中缅边界问题上制造了长期的纠纷，而近几年来，帝国主义势力又经常利用中缅边界问题，挑拨中缅关系，企图造成紧张局势。经过几年的工作，中缅两国的边界大部分已经划定，但是有三段还存在着未决问题。第一是关于在阿佤山区的一段，第二是关于在南畹河和瑞丽江汇合处的勐卯三角地区，第三是关于尖高山以北的一段。我国政府在处理中缅边界问题时所根据的是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我们的立场是从维护我国的民族利益出发的，同时也是从促进中缅友谊和亚非各国团结的利益出发的。在同缅甸政府商谈的过程中，强调双方相见以诚，按照五项原则友好协商，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中缅边界问题有复杂的历史背景。“政府认为，在处理中缅边界问题的时候，必须认真地对待历史资料，必须以正确的立场和观点对历史资料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判断，把可以作为法理依据的历史资料同由于情况变化只有参考价值的历史资料加以区别。同时，更要注意到中缅两国已经发生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根本变化，那就是中国和缅甸已经分别摆脱了原来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地位，成为独立的和互相友好的国家。”另外，“也要按照一般国际惯例来对待过去签订的有关中缅边界的条约”。还特别需要照顾中缅边境各民族的利益。我国政府对三段边界提出了原则性的建议，经过多次的接触和商谈以后，已经在总的方面取得了一致意见。我们相信，通过继续协商，中缅边界问题将得到全面和公平合理的解决。
7月10日接见日本市长、地方议员访华团。日方提出希望与中国进行贸易。周恩来表示贸易必须平等互利，只有推动日本政府打破“禁运”，才能保证双方的和平建设。两国要进行更多的交流，这对两国都有好处，将来我们还想学习你们的技术。七月十六日日本政府正式决定并宣布把对中国的“禁运”限制放宽到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水平。
7月14日约陆定一、康生、李维汉、周扬、张际春、钱俊瑞等谈文艺界整风问题。
△出席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和全国文联共同召集的在京文艺界人士座谈会，发言说知识分子具有两面性，有革命的传统，又受到封建性和资产阶级教育的影响。文艺界特别要警惕旧社会的、个人主义的东西，要改造思想。这次反右派斗争，就是一个考验。首先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丢掉，站稳社会主义的立场。在第二次发言时说明今天开会的目的，是希望大家积极参加反右派斗争，并就以下问题谈了看法：（一）改革与“鸣放”，过去几年文艺界进行的改革工作是需要的，工作中有缺点，要改正，要反右派，也要继续“鸣放”;（二）内行与外行，外行应该向内行学习，有的没有学好，但决不能因此否认党的领导，外行和内行要互相结合；（三）集体与个人，二者要正确地结合，要容许有个人的自由；（四）新生力量与创作，社会主义一定会产生超过前人的伟大作品，对于前人要尊敬，但也不能盲目夸大；（五）整风与自我批评，现在主要是反右派，但是不能忘记整风，各单位对有些可以解决的问题，要马上解决，有了错误就要改正。
7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闭幕。大会一致通过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关于一九五六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以及关于这一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
△主持国务院第五十四次全体会议。会上宣读了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主席团向大会提出的，将代表中的右派分子交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按照以后他们个人的具体表现加以处理的建议，同意对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三部长暂缓处理，要他们继续检讨。
7月16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同意粮食部党组关于粮食统购统销问题的报告，基本批准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五七年暑期毕业生分配工作的几项原则规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本届高等学校毕业生中有严重反社会主义言行者的通知。
△接见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阿布拉西莫夫，在谈到关于米高扬向毛泽东提出苏联准备授勋给参加八一南昌起义的中国军人一事时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此进行讨论后仍认为，正如毛主席向米高扬所作的答复，不进行授勋较好。我们自己国内授勋时就碰到一些不易处理的问题，如现役军人授勋、非现役军人不授勋的问题，又如党内外授勋问题等。苏联代办提出，为了筹备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发现有许多中国同志曾经在远东和欧洲中部参加十月革命和捍卫十月革命成果的战争，是否可以由苏联授勋给这批中国同志。周恩来表示，如果苏联授勋给现在苏联境内的这样一些中国同志，那就不发生什么问题，但如果授勋给从苏返华的这样一些中国同志，那就会碰到不少问题。他们回国后分散在我国各地，生死不明，政治情况不明，不易调查。有人获得勋章后，会有别人来申请，不易证明。这样会产生一连串麻烦和问题。
7月17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通过《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五七年暑期毕业生分配工作的几项原则规定》等文件。周恩来指出：五月二十二日常务会议讨论的高教部关于改进留学生派遣工作的文件有缺点。五月二十九日高教部未经国务院正式批准，在《人民日报》自行发表消息，说得到国务院同意，研究生派遣方法改为自由报考，并说“过去留学生选拔工作表现出重政治轻业务的偏向”。这说明高教部有错误，应该批评高教部。
△约农业部部长廖鲁言谈南斯拉夫问题。
7月18日飞抵青岛，出席七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这次会议着重讨论反右派斗争问题。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印发与会者。文章提出“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二十日，修改毛泽东起草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草稿。二十一日，回到北京。
7月21日在外交学院全体学生、教工人员大会上作报告，分析国内五个月来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形势。在谈到外交学院的工作时指出，利用有利的外交形势来建设，是外交战线上所要担负的任务；争取和平，要同国防力量相配合，外交部和武装部门是以两种形式来保卫国家的和平建设。
7月22日接见捷克驻华大使布希尼亚克，说美国想搞“两个中国”，我们的态度是坚决反对，我们宁愿不参加国际组织，也不能同蒋介石的代表一起参加。美国要破坏朝鲜停战协定十三条卯项，瑞士、瑞典人有些动摇。希望通过波兰和捷克同志说服瑞士、瑞典人留下来。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存在对朝鲜的和平有好处，希望你们能进行一些工作。在大使提到六月底在华沙举行的经互会，建议社会主义各国加强经济合作问题时，周恩来说，合作当然是必要的，但中国还不会做到像兄弟国家那样的程度。中国需要建立起独立的经济体系。中国是个大国和穷国，大国有大国的困难，人口增加很快，所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缓慢的。
△约聂荣臻商议召开科学技术会议问题。中苏科技合作委员会曾在七月上半月举行会议，决定进一步开展中苏两国相应的部门、科研机构和设计机构之间的直接接触，并决定在一九五七年召开讨论工农业迫切问题的科学技术会议。
△约康生、周扬、钱俊瑞、张际春、徐冰等谈文艺界整风问题。
7月23日、25日会见苏联对外文化委员会主席茹可夫，洽谈将《俄文友好报》与《人民中国》合为《友好报》事宜。
7月23日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基本通过毛泽东所写《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决定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处理；通过《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关于劳动教养的决定》；基本批准关于当前普通刑事犯罪活动和开展对刑事犯罪斗争的请示报告和关于处理盗窃、流氓、凶杀、抢劫等刑事犯罪分子政策界限的规定。
7月24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同意陈国栋关于粮食会议的报告。决定城市粮食销量要作适当压缩，城市临时人口的粮食供应标准，应低于城市常住人口的标准。关于三门峡工程问题，议定：（一）由水利部提出具体方案，经中央原则确定一二个方案，交全国专家讨论后，再作最后决定。（二）批准苏联专家对三门峡工程的初步设计，技术设计暂缓进行。
7月25日约章文晋谈中缅边界问题。
△接见日本民间广播联盟代表团和日本共同社《朝日新闻》记者，就中日关系谈话说：日本首相岸信介敌视中国，挑拨亚洲国家同中国的关系，在美国发表诬蔑中国的谈话，这是我们深为遗憾的。岸信介政府对第三次中日贸易协定所规定的互设民间商务代表机构问题始终不予支持，强调要我们的代表打手印，使通商代表团变成非正式的，这是对我国的侮辱，实际上破坏通商代表团的设立。日本政府对参加禁止原子弹、氢弹争取裁军的世界大会的我国人民的代表团，提出四条无理限制，这是敌对的不信任的做法。日本政府还通过日本驻日内瓦总领事向我国驻日内瓦总领事提出调查所谓“下落不明”的三万五千名日本人的问题，这是一个突然而来的不友好的行动。上述事实使我们不能不怀疑岸信介首相是故意同中国为难，拿诬蔑中国来讨好美国，以便取得美国的援助，进行重新武装，复活军国主义。
7月26日主持国务院第五十五次全体会议。在会上讲话说，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不仅要镇压专政对象，还要改善人民内部的关系。党中央原来决定整风是只在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发动。由于右派有目的、有部署地到处点火，放阴风，现在运动需要广泛展开，要求大家过好社会主义的关。讲话还提出制定劳教条例，对一些破坏纪律、长期拒绝劳动或无理取闹的人，虽不追究刑事责任，但要送往边远地区强制进行教育改造。会议通过国务院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参加整风运动和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斗争的决定以及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
△致函吴努：我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已通过决议，同意中国政府继续根据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原则性建议，同缅甸政府进行具体协商，以求得中缅边界问题的全面的公平合理的解决。信中除陈述了三月底在昆明向吴努说明的中国政府关于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各项建议外，又代表中国政府建议，中缅两国签订一个新的边界条约，以代替一切旧有的有关中缅边界的条约。还重申中国政府同意吴努三月底提出的中缅两国政府分别派出高级官员组成边界委员会，商讨双方对于划界的各项具体建议和新的中缅边界条约的建议。
7月27日到北戴河。
7月29日约聂荣臻、宋任穷等谈原子工业问题。三十一日回到北京。随即与习仲勋、齐燕铭谈国务院机关的整风问题。
7月审改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五七年暑期毕业生分配工作的几项原则规定（草稿）。在规定（草稿）总结历年来政府有关部门对于高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缺点一段中，周恩来加：“在分配工作中，虽然一般地注意了政治条件，但是对在校学生常常没有认真地进行政治审查。”在关于“具体调配和调遣工作”部分中，在“对于少数不顾国家需要，无理坚持个人要求，拒不服从分配的学生，可以发给毕业证书，由学校负责向他们宣布，国家不再负责分配他们的工作，由他们自找职业”一段后面，加：“但是，国家机关、学校企业只能接受国家分配的学生，不得自由录用这些自找职业的学生。”
8月1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关于召开三中全会的通知》、《关于继续深入反对右派分子的指示》和《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同意周恩来提出的有关民族问题和西藏问题中的几个问题的意见。
8月2日在西郊机场接受苏联赠送的伊尔14型飞机一架，表示感谢，说这架飞机将作为政府专机交由中国民航局管理，供政府负责人和政府邀请的贵宾使用，以便让更多的人感受到苏联政府的友谊。
△签署发布《国务院关于华侨捐资兴办学校办法》，鼓励国外侨胞在国内捐资办学。
△飞抵青岛。
8月3日同阿沛·阿旺晋美谈话。说：一、中央、毛主席和国务院对你是信任的，你在工作上有困难，我们会支持你，希望你积极地把工作搞好。西藏工作的逐步前进，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要提高人民的觉悟，一是上层分子的觉悟也要一天天地提高。对上层的工作很重要。一方面要尽可能地为人民办点好事，一方面要在上层团结多数。关键问题是正确地对待达赖，要尊重他，对他的家属进行分析，做达赖家属工作的目的，在于保护达赖，要使他看清大局。二、达赖这次去印度还是对的，毛主席是主张他们去的，出去看一看，增加了见识，知道了帝国主义的阴谋活动，希望他能从这一次取得经验，更好地领导西藏今后的工作。必须请达赖认清帝国主义的阴谋还会不断地搞，印度一些人和西藏逃亡出去的反动分子也不会死心。希望有了这一次事件的经验，达赖能提高警惕，不要上他们的当。请转告达赖，说这段话是爱护他的。三、总起来说，中印关系是友好的，可以和平共处，但究竟是两个国家，所以无论在政治、经济和宗教上，西藏和印度的来往都应当经过中央，经过外交部，要划个界限。四、关于达赖和班禅之间的关系，中央的方针是帮助他们团结和好，希望在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的工作中，两方面能够互相尊重，合作共事，改善关系。五、关于进行社会改革问题，决定西藏在“二五”期间不进行，目的是使西藏地区的改革搞得更好些，要使上层分子有所准备，使他们知道改革后他们的生活水平不会降低，最主要的是要使他们懂得不改革就不能发展经济，就不能使民族繁荣起来，要在上层分子中进行些教育。
8月4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在青岛召开的民族座谈会上作《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报告分四部分：一、关于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的问题。“我们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就是既反对大民族主义（在中国主要是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特别要注意反对大汉族主义。”这两种错误态度、两种倾向，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会造成我们各民族间的对立，甚至于分裂。对这个问题，“应当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来解决，就是运用毛主席提出的公式，从民族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我们各民族间进一步的团结”。“这个新的基础，就是我们各民族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二、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问题。“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我们解放以后在民族问题上的一个根本性的政策。”“在中国适宜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不宜于建立也无法建立民族共和国。”我们采取的是适合我国情况的有利于民族合作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我们不去强调民族分立，否则，帝国主义就正好来利用。三、关于民族繁荣和社会改革的问题。“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大家庭要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在民族繁荣的基础上前进。”要去掉不利于民荣的条件，关键在于社会改革，“最根本的族繁是经济改革”，“首先在农业上实行改革，把农业上的封建制度、奴隶制度废除。农民得到了解放，才能够使农业经济得到发展，才能有工业发展的基础”。“只有建立起工业基地来，这个民族才有发展的基础。所以每个民族都不可避免地要经过经济改革。”“经济改革分两步，第一步是民主改革，即土地改革，第二步是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四、关于民族自治权利和民族化的问题。民族自治权利必须受到尊重。另外，民族化问题也必须重视。因为经过民族化，民族自治权利才会被尊重。如果不重视民族化的问题，就不符合我们建立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使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政策。这两个问题，“政府机关要多注意”。
△乘坐二四五鱼雷艇和一〇一驱逐舰，代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检阅驻青岛的海军部队。并题词：“庆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纪念！庆贺中国人民海军的成长和壮大！希望你们为建立一支更加强大足以保卫自己的人民海军，为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而奋斗不息！”
8月68回到北京。
△致函布尔加宁：为了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防力量和更好地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和远景计划，我们考虑在我原子能工业建成后，需要进一步生产原子武器和它的投掷工具，请苏联方面给予大力援助，建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派一个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与苏联政府进行商谈。
8月7日约叶季壮、雷任民等谈外贸问题。
△召开外交部党组会，谈整风问题。
△在史地学家座谈会上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不扩张，但人家不信，所以要用实际行动使它们慢慢相信，争取和平共处，在十年内要努力解决同邻国的边界问题，先从缅甸开始，解决后它们就放心了。还提出，关于中缅边界问题，要用新条约代替旧条约，使新条约成为一个完整的条约。
8月8日向外交部全体干部作报告，阐述：外交形势、外交队伍、过社会主义的政治关、无产阶级专政和整风反右派斗争五个问题。指出：世界形势给我们争取和平的可能，但要警惕帝国主义的挑衅和争取扩大和平统一战线。警惕他们搞军事突然事变，这种可能较小，但并非没有，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在国防方面忽视这一点。但是一般说，美国目前进行的是挑拨、破坏、阴谋、颠覆的活动，这类活动常常不被人注意。对外交人员来说，不允许我们放松外交战线上的警惕。要分清国际阵线中的敌、友、我三方面。在谈外交队伍问题时，讲到知识分子有两面性，有积极的一面，这使他们容易接受和参加革命。但知识分子需要改造，从家庭出身、学校教育、社会影响三方面，可以看出知识分子消极、落后、反动的一面，这是知识分子阴暗的一面，如果不自觉地进行改造，他们的阴暗面就会妨碍他们前进。知识分子的改造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不能把改造看得太容易。对知识分子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简单是读几本马列主义著作，还要有实际生活的锻炼，要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在思想感情上打成一片。报告提出外交部要制定一个制度，让干部到工厂、合作社去参加劳动，锻炼一段时间，半年、一年或两年再回来，使干部与工农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
8月9日主持国务院第五十六次全体会议。会议在听取商业部部长程子华的说明后，通过《国务院关于由国家计划收购和统一收购的农产品不准进入自由市场的规定》。周恩来在会议讨论这一问题时讲话说，在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对活跃城乡经济生活是需要的，但只能是辅助的，需要有点限制。关于棉布供应紧张问题，要把历史上我们国家生产多少布、现在生产了多少告诉人民，证明现在比过去是增加了，紧张的原因是我们对合作化后人民生活改善了、人民需要量增加了估计不够，这是我们的缺点，要自我批评。大家的需要量的确增大了，机关于部个人节约也不够。所以，现在还要提倡节约，勤俭建国。我们国家的这种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我们是要克服的。
△为庆祝亚洲电影周开幕题词：“愿亚洲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友好和团结，为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而努力。”
8月10日乘车到北戴河。
8月13日-20日在北戴河主持国务院第十一次常务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和一九五八年计划、预算以及一九五八年国务院的体制问题。在二十日的会上作总结发言：我们农业国是个穷底子，人口密度大，在这样的基础上要建设拥有独立的工业体系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很不容易的事，时间要长一些。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完成和巩固都要一些时间。不重视农业、不抓住农业这个重要环节不行。抓农业生产，要靠合作化加增产措施。增产措施的中心环节是肥料和水利。目前主要应由农民自己积肥，当然国家要突击地搞化肥。水利问题要有全面的设想和安排，要和防洪、水土保持、排涝等结合起来。三峡的理想不能放弃，但这是远景。会议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决定由国家计委依据会议意见，对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进行准备，并将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加以总结。会议还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决定由陈云担任国务院节育委员会主任。
8月16日对外贸部《关于向苏联借用棉花的请示》批示：同意向苏联从明年起分五年借棉花五十万吨，年利百分之二，自一九六三年起，分十年还完。外贸部的报告说，因国内棉花产量不足，造成纺织工业部吃不饱和供应居民棉布减少。在化肥和人造纤维工业未大量发展前，我国棉花不足问题短期不易解决。可行的办法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每年向苏联借用十万吨棉花。偿还办法以钱还棉为宜，建议从一九六三年开始，十五年内还完，年利百分之二。
8月21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一九五六一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改方案草稿）。
8月22日给达赖复信：西藏在决定了六年不进行民主改革的方针以后，顺利地实行了精简机构的工作，这将使西藏今后的工作能在更加稳妥可靠的基础上继续前进。西藏的经济文化建设在改革以前，是不具备大规模进行的条件的，但是那些为人民所欢迎，各阶层同意，而我们又有条件办的事业，还可以有重点地举办一些，以适当地解决人民在生产和生活上的迫切需要。
8月23日回到北京。
△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阿赫默德，阐明由于存在困难，亚非国家的经济合作一时还不会开展，但前途是会合作的，只有这样，才有利于亚非国家的发展，才有利于改变西方国家同亚非国家的经济关系，使西方国家也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同亚非国家合作，这需要时间。关于克什米尔问题，印巴双方是姊妹国，民族上是同一来源，有问题可慢慢解决。希望双方和解，一切问题宜和解不宜对立。
△接见叙利亚国会议员哈·莫·约瑟夫，说：中国因为刚站起来摆脱落后，我们对阿拉伯国家的援助，充满道义上的支持，实际力量很小。社会主义国家与亚非国家团结一致，为和平而奋斗，这力量必会日益增长。阿拉伯各国人民的觉醒9日甚一日。斗争时间虽长些，最后必走向胜利。
8月24日同有关方面研究文艺界反右派斗争后的情况，指示陆定一代中央起草关于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斗争中应注意事项的通知稿。内容是要求在斗争中注意避免简单地追历史问题和私生活，反对草率收兵，也防止采取简单的不适当的斗争方法。二十六日建议中共中央进行讨论。
8月25日接见日本社会党顾问有田八郎。对于对方提出的战争时期所谓下落不明的在华日人的责任问题，严词反驳说，侵略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打的，是日本人侵略中国，中国人比日本人死的要多得多，责任问题不分清是不行的。日本政府想逃避这个责任。现在说清这个责任是必要的。对所谓下落不明的人的调查，我们没有责任，要向日本政府追究责任。总的说来，我们是既往不咎的。八·一五前所谓下落不明的，应由日本政府负责。如提出具体材料，中国红十字会可给予协助。中国人在日本牺牲者的名单也希望通知我们。至于日本政府一下子提出三万五千人，那是不能接受的。
8月28日和廖承志等谈美国青年代表访华问题。
8月29日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与胡志明谈话中的一些问题。晚，陪同毛泽东会见胡志明。
8月31日接见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阿布拉西莫夫。代办交来一份关于罗马尼亚采取步骤以改善社会主义国家同希腊和土耳其关系的材料。周恩来听读了材料的内容后表示，罗马尼亚同志的建议是件好事，原则上支持这个建议，中国政府将进行研究。
8月致函布尔加宁，建议根据中苏两国专家共同起草的议定书草案，对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五日和一九五六年四月七日中苏经济协定进行某些修改。九月十三日布尔加宁函复周恩来，表示同意。周恩来于十五日请李富春与苏方有关人员进一步协商谈判和签署的地点。
9月1日接见埃及国民议会议员毛希丁，答复客人提出的三个问题。一是今年的国际形势是否比一九五六年缓和？周恩来说，总的说来国际局势是缓和的，但在个别问题上会有一定紧张，因为美国侵略集团不愿缓和。二是美国会不会像搞埃及一样地搞叙利亚？周恩来说值得重视的是叙利亚内部的团结。团结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问题。帝国主义的破坏主要是从内部来进行的，如果内部加强团结，帝国主义就难能为力了。阿拉伯各国要团结，帝国主义则要加以分裂。只要人民是团结的，帝国主义的阴谋破坏就不易成功。三是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问题。周恩来说，这是我国国内问题，我们用国内的方式来解决。现在和平解放台湾不仅有可能，而且有发展，但也不能希望太快。
9月2日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第三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勤俭建国、勤俭持家，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报告和妇联章程、修改章程的报告、《中共中央关于严肃对待党内右派分子的指示》、准备调到大专院校工作的第一批干部名单等。
△将所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有关科学界反右派斗争的文件稿批“送小平同志审阅后送刘、朱、陈、彭、康生、定一核阅”。邓小平在原稿谈到对于自然科学界方面的反右派斗争，“应当按照不同的情况，区别对待”一句后加写：“特别是对于那些有重大成就的科学家和技术工作人员，除个别情节严重非斗不可者外，应一律采取坚决保护过关的方针。”九月三日，文件发出。
9月3日-F16日为了准备将向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先后九次召集国务院副总理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检查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工资福利工作和一九五六年工资改革的经验教训，研究确定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工资福利工作方针、政策和工资增长计划。还特地召集来京开会的各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开会，听取他们对工资福利工作的意见。
9月4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内容是：一、原则批准李富春作的《关于修改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签订的苏联援助我国建设项目两国协议的报告》，并转报中共中央。原报告说：按“一五”期间签的协议，苏联援助我国建设项目二五五项，由于各种原因，现在保留一八一项。通过清理二五五个项目，对“一五”计划是个总结，反映过去有些搞得急了些，国防、机械工业有的规模大了，专业划分过细。援建项目减少后，“二五”计划可减少支出二十六亿卢布，设计费减少一至二亿卢布。“二五”计划期间，应强调自力更生，有些方面可请苏联重点援助，但不要全面援助。九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二、审议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关于科学技术研究计划由科学规划委员会统一归口审核平衡的通知》。决定科学规划委员会应先对科学技术研究机构、研究项目、经费指标等大的方面，本着精简节约的精神初步平衡，不要管得太多。此外，会议还通过《国务院关于公私合营企业私方人员死亡待遇的试行办法》和《国务院关于大力组织群众发展黄金生产的指示》。
9月5日在国务院座谈会上就劳动工资问题作报告，指出：在劳动工资方面要考虑国情，要从六亿人民出发统筹安排，就是要把积累和消费、建设与生产安排好，要实现建设、就业、生活三者相结合。建设是为了发展生产，解决就业，改善人民生活。目前劳动工资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一、许多劳动工资制度，不是从六亿人民出发，而是从二千四百万人出发；二、许多规定刺激人口增长，不是鼓励人们上山下乡，而是鼓励人们进城；三、注意城市建设多，注意农村建设不够；四、照搬苏联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不够，有些标准搞高了。
△接见日本社会党顾问风见章、日本恢复日中邦交国民会议理事长和日本参议员安部君子，在谈到中国的国情时说：中国虽然很大，但是很穷，中国的建设要赶上美国的水平需要半个世纪。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中国在建设方面一共耽误了一百年。
△接见锡兰青年代表团。当客人讲到国内有困难时，周恩来说：只要有要求和平和民族独立的愿望，即可有人民支持，这是最可靠的，最可信赖的，有一时的困难、挫折，不要紧，最后总会取得多数人的支持。
9月6日主持国务院第五十七次全体会议。会议内容是：一、通过《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救灾工作的指示》。二、通过《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草案）》，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批。条例规定，对于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损害公共财产的行为，如情节轻微，尚不够刑事处分，依照本条例应当受到处罚，因这是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都依照本条例分别给予警告、罚款、拘留处罚。十月二十二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十一次会议通过此条例。
△在全国青联和共青团中央为欢迎来中国访问的二十五个国家的一百一十一位青年代表举行的酒会上，回答一美国代表关于美国记者访问中国的问题，说：我们的大门是开着的，但是应该在平等、对等的基础上互相开着才好。人民是不愿意隔断他们之间的来往的。
9月7日接见以华伦·麦肯纳为团长的美国青年代表团时说：中国人民很欢迎美国朋友来中国访问。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不能单靠职业外交家来进行，更多的应该依赖两国人民直接来进行。在回答关于二十四个美国记者是否被允许进入中国的问题时说：关于记者问题，就是机会均等，彼此互惠，也就是有来有往。我们去年有这样的愿望：先从中国方面主动打开这个局面，先让美国记者来，然后，我们相信就会引起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同等的回答，也就是给中国记者开门，让他们到美国去访问和报道消息。但是，我们去年的这个努力没有达到我们的希望，不仅中国记者不可能去，美国记者也不被允许来中国。今年美国国务院改变了一个花样，虽然答应了一定数目的通讯社和报纸派记者到中国来，但是规定他们来中国的任务，而且肯定地是采取敌视中国的态度，来搜集情报，并且进一步把门关起来，使中国记者得不到互惠去美国。因此，这件事情还应当经过新的努力，要使双方能在互惠的基础上交换记者。任何一个国家在建设中．任何一个国家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完全闭关自给，总是要互相需求，首先是贸易的来往，技术的合作。这对我们中美两国也不除外。当然，这种友好来往，经济来往，也是要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这正是亚非会议二十九个国家所通过的原则。关于台湾问题，说中国怎样解放台湾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主权，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
△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华侨事务委员会党组《关于农村举行社会主义大辩论中侨区应当注意的几项问题的报告》。会议认为，这是一个政策性的文件，大体可用，送请中共中央讨论。《报告》说，为了今后工作的主动和国外的影响，在大辩论中，应尽可能缩小打击面，集中打击极右分子，对有一时的、个别的反动言行但情节不严重的侨眷、归侨，能不戴就尽可能不戴右派帽子，尽可能不进行大会斗争。对情节严重的极右分子，彻底批判后不登报，对国外也不发消息。对一般有错误言论的，主要是教育说服。特别是不应在大辩论中去追查归侨、侨眷的侨汇来源及国外关系。
△在招待参加“亚洲电影周”的亚洲各国电影代表团的酒会上说．“亚洲电影周”是亚非会议关于文化合作的决议的一个具体实施。这一次的合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使亚洲各国通过互相观摩，能够推进本国电影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9月8日、10日先后到石景山钢铁厂、发电厂和国营第二棉纺织厂看大字报。
9月11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原则同意国家经委关于安排一九五八年度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并决定，工农业生产总值先按照经委提出的控制数字下达。基本建设投资暂定为一百一十六亿元。国家经委的报告说，一九五八年度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主要指标是：工业总产值安排为六百六十六点一亿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八。农副业总产值安排为六百三十二点九亿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四点八。粮食总产量安排为三千九百六十亿斤，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五点一。棉花总产量安排为三千二百五十万担，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七点八。基本建设投资额安排为一百一十六亿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四点五。
△对《中共中央关于做好农业合作社生产管理工作的指示（草稿》）中关于“包产指标则应略低于计划产量”的规定提出意见：我对于包产指标略低于计划产量有点怀疑，如果生产指标是按照全国计划控制数字分配下来的，那么，这个计划控制数字就很难完成。因为一般必会出现三种情况：一种是灾荒地区必然少于包产指标，一种是有些生产单位只完成或者略少于包产指标，而另一种即使大多数生产单位超过包产指标，总和起来仍然不能达到全国计划指标。因此，这一段写法必须修改。
9月12 8接见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伏克曼诺维奇及其随行人员。应客人的要求，周恩来答复说，第二天上午由陈云谈经济贸易问题，下午由周恩来谈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第三天上午由邓小平、彭真和王稼祥谈党的问题。当晚在欢迎南斯拉夫客人的宴会上讲话说：我们很重视中南两国人民之间日益发展着的兄弟友谊，并且愿意继续努力来加强和发展我们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接见匈牙利驻华大使诺格拉第。大使交来卡达尔总理的信，信中说匈牙利政府十分重视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和政府在去年十一月后给予匈牙利人民和工农革命政府的兄弟的支持。他将接受周恩来的邀请，率代表团来中国访问。
9月14日与朱德、刘少奇接见来华访问的以部长会议主席于哥夫为首的保加利亚政府代表团。
9月15日同于哥夫会谈。双方介绍了本国的经济情况。周恩来说，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农、林、化肥工业将增加投资，但是农业上我们只能从单位面积产量上增长，因为荒地在耕地附近不多，多在我国的东北部、西部，在少数民族地区，那里交通不便，有高山、沙漠和高原，所以开荒在二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能指望。农业机械化也不能指望太多，因为我们劳动力多。另外，我们的水稻田较多，要用小型机械耕种，技术问题还未解决。如果用机器，就要用汽油，成本太高。在中国，现在还是用人力。农业合作化的中心问题是增加单位面积产量。增产的办法是靠水利。
△晚，在为保加利亚政府代表团举行的宴会上讲话说，美国统治集团最近在中东地区进行公开的军事威胁，粗暴地干涉叙利亚的内政，这不仅严重地破坏了联合国宪章的原则，而且也严重地威胁着中近东地区和全世界的和平。这种不安的局势已经引起了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最大愤慨和严厉谴责。
9月17日接见以国民议会主席斯坦鲍利奇为首的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代表团。
9月18日迎接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并在当晚陪同毛泽东会见。
9月19日接见以片山哲为首的日本社会党访苏亲善使节团，表明坚决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为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希望他们回国后制造舆论，使两国记者早日实现互相来往，也非常愿意在真正的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发展我们的贸易关系，说我们推进邦交的恢复、文化经济的交流的方针是不会变的。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召开八届三中全会问题。
9月20日-10月9日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出席了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六日、十月四日、五日、七日、八日的会议并主持了九日的会议。会议听取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陈云关于改进国家行政管理体制问题和关于农业增产问题的报告、周恩来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周恩来在二十六日的报告中说：我国的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政策，必须从统筹兼顾全国人民生活首先是工农生活、适当安排城乡关系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实行合理的低工资制，尽量使大家都有饭吃，并且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使工农生活能够逐步地得到改善。实行合理的低工资制，就是对工资水平的安排不能单纯从工业生产的增长和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出发，而必须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出发。只有实行合理的低工资制，才能与我国相当低的工农业生产水平相适应。今后要有计划地安排劳动就业，精简机构和精减人员，鼓励下乡上山，广开就业门路，提倡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要正确地安排生产与生活的关系，逐步地缩小工农生活水平的差别，减少城乡矛盾，巩固工农联盟，逐步调整工人阶级内部的工资关系，使领导者与被领导者、老职工与新职工、地区之间、一产业之间、工种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合理化，加强工人阶级的团结。报告说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工作是极其复杂的。要做好这一工作，各级党委必须加强领导，加强调查研究，以便从实际出发，正确处理目前存在的各种问题。要反对不从实际出发的主观主义、不从整体利益出发的宗派主义和不关心群众生活的官僚主义。既要反对违反按劳付酬原则的平均主义，又要反对在工资待遇上过分悬殊现象；既要反对在改革突出不合理的制度上缩手缩脚的保守倾向，又要反对不顾职工觉悟程度和实际困难、冒昧从事的急躁情绪。报告还提出中国人口的增长应与生产相适应，强调节育的重要性。另外，还指出公费医疗中的浪费极其严重和低房租的不合理性应予改革等问题。经过讨论，到会人员一致同意上述报告。会议基本通过了一九五六一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和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以及有关工人、职员的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规定草案等。会议重申了一九五六年党中央提出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毛泽东在会议结束前发表题为《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对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进行了指责，说反冒进把多快好省的口号、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促进会”给吹掉了，要加以恢复。讲话还改变了中共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论点，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会议期间，周恩来于十月七日、八日和九日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座谈劳动工资和计划问题。
9月20日致函在莫斯科同苏联进行谈判的聂荣臻，说苏方这次同意提供的援助对我国国防的巩固和工业水平的提高都有好处，但是苏方提的还只是些大的项目，细节问题没有谈，所以目前对苏方的方案难以提出全面的答复。请聂荣臻在原则同意苏方提出方案的基础上继续商谈。十月五日，致函中国驻苏大使刘晓并告聂荣臻：中央同意由聂荣臻代表政府同苏方签订苏方建议的协定。
△接见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阿布拉西莫夫。代办表示，他即将离华赴波兰工作，特前来向中国外交部和周恩来总理本人对于他在华工作期间所给予的关怀和帮助表示感谢，并请周恩来介绍一些波兰情况以有助于他未来的工作。周恩来谈了一些波兰的情况后说，我们要相信波兰的党和党中央，问题由波兰党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至于兄弟党，只能建议、推动，急躁是不行的，干涉更是不行的。
△接见埃及驻华大使拉加卜，应对方要求阐述对叙利亚当前局势的看法，说只要叙利亚内部搞好团结，埃叙之间加强团结，且有亚非及其他国家的支持，美国也未必敢于公开侵略。当大使表示担心中东的冲突会在更广阔的规模上发生时，周恩来说：美苏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不大，苏联不会干涉阿拉伯国家的内政，而美国政府对中东国家的挑衅将使它在中东各国人民中进一步孤立。
9月22日出席九月十六日去世的齐白石公祭仪式。
9月23日在欢迎印度尼西亚前副总统哈达博士的宴会上讲话，强调继续发扬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精神，巩固亚非各国的团结与维护亚非和世界和平。
△晚，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会见前来辞行的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
9月26日接见法国访华经济代表团。就两国在铁路建设、合成纤维和化肥方面的技术合作问题交换意见，并提出派专家到法国参观。法方表示同意。
9月27日接见以缅甸联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吴敏登为首的缅甸友好代表团。对吴敏登所说缅甸国内有人要求脱离联邦的问题，指出：这不是革命，而是颠覆，其后一定有外国在搞。显然，帝国主义不是为了别的目的，而是为了在中缅之间搞这样一个独立国，破坏中缅友好，我们两国都应该警惕。民族间的问题是要谨慎处理的，团结是很重要的。还就中缅边界问题作出三点说明：一、关于北段（即所谓的麦克马洪线）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你说并非强加于西藏，这不符合事实。二、关于片马地区的大小问题，昊努同意三地各寨应属中国，这是连过去英国政府也是同意的。三、关于勐卯三角地问题，这块地方在法律上属于中国，但如中国收回会妨碍交通。今年三月我就提出了合理的解决办法，即在班洪和班老的辖区问题上进行调整。
△迎接以卡达尔总理为首的匈牙利政府代表团，并在当晚陪同毛泽东会见。
9月28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通过《国务院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补充规定》。规定的主要内容是，国家对于粮食的分配在长时间内必须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当前的方针是，在坚持粮食“三定”的基础上，实行以丰补歉，保证国家正常的粮食收入，严格控制粮食的销售。会议还批准《高等教育部关于改进留学研究生派遣工作的报告》和《邮电部关于统一和调整邮电资费的报告》等。
△接见以费林格主席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代表团。
△同匈牙利政府总理卡达尔会谈。对卡达尔提出的公报稿，说其中可表示希望发展两国的经济关系问题，并建议签订一个有关双方希望进出口哪些货物的协定。还同意互派代表团到对方进行了解，摸清对方底子，说这对今后两国经济关系的发展有好处。
9月30日会见以阿里斯托夫为首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
△晚，在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发表讲话，说：新中国已经巩固地屹立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新中国一天天地壮大起来，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10月1日内蒙古大学成立。该校筹建期间，周恩来批示由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选调一百多名教师并调拨部分图书资料、仪器设备予以支援。
10月2日接见印度尼西亚外交部美洲司司长莫诺努图，谈印尼华侨问题。
△陪毛泽东接见印尼前副总统哈达。在回答客人所提问题时说，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着重建设重工业，第一是钢铁工业，第二是动力工业，第三是交通事业，第四是机器工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我们对化学工业注意得不够，现在比较落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方针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工农业并重。
10月3日接见昊敏登，说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原则是在同吴努和吴巴瑞谈判中确定了的，现在存在一些具体问题和未预料到的情况以及双方的困难。对此，提议暂时不忙于解决具体问题，可按吴努总理在昆明的建议，成立联合边界委员会继续处理边界问题。我们达成一个君子协定共同进行勘察。我们两国先签订友好条约，规定两国互不侵犯。吴敏登表示感谢周恩来所采取的眼光远大而体谅的态度。
△陪毛泽东接见波兰军事代表团，参加的还有朱德、彭德怀、萧向荣等。
10月4日同卡达尔会谈，介绍毛泽东对波兰党的领导人讲话的内容，说兄弟党有了错误，主要由自己负责；斯大林晚年有错误，但他一生功大过小。斯大林在共产国际问题上对中国党有过影响，但是我们犯的错误主要由我们的党来负责。关于学习苏联经验的问题，苏联经验有好的和坏的两个方面，好的经验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但学了以后不能在本国硬套，应同本国的条件相结合；不好的经验也有好处，我们学了以后可以不用，这样可以少走弯路，可以不重复错误。还说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是重要的，要同苏联搞好关系。当天下午双方在两国联合声明上签字。
△接见以松本治一郎为团长的日中友好协会访华代表团，谈到两国恢复邦交问题，说不必着急，总有一天邦交是会恢复的，恢复邦交的早晚没有关系。“任何国家若是承认‘两个中国’，我们是不允许的，也不同它往来。两国人民应该友好，如承认‘两个中国’，它会阻挠我们这种友谊的发展”。请松本回去对社会党铃木先生、浅沼先生讲，如承认“两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得不说话了。
10月5日在民航局《关于中缅航线通航一周年的总结报告》上批：“保证安全第一，改善服务工作，争取飞行正常。”
10月6日致函布尔加宁：拟派中国科学技术代表团去莫斯科，听取苏联科学家和专家对中国一九五六一一九六七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提供的意见，进行讨论，并就两国在科学研究工作方面进行合作问题交换意见。
△接见日本农业农民代表团，询问日本农业、渔业等方面的生产情况。说你们可以相信，中国的工农业发展了，对日本只有益而无害，你们去年展出的许多商品我们都很需要，只要我们真正互相友好，就能够长期地彼此帮助。
△接见意大利友好访华代表团。向客人询问意大利国内和圣马力诺等一些情况。
△在接见并宴请以金一副首相为团长的朝鲜经济代表团时说，我们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将采取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如果农业不能进一步发展，工业发展就将被拖后腿。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商谈去苏联的代表团问题。十日晚，继续开会商议。
10月7日、8日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劳动工资问题。
10月7日接见南斯拉夫驻华大使波波维奇。应对方的要求谈到对目前国际形势的看法，说总的形势是趋向和缓，世界战争是可以阻止的，但并不排斥局部地区的紧张，甚至好战分子的挑衅行动。我们认为，有以下几个因素可以阻止世界战争：一、社会主义国家的强大和团结；二、世界各国人民要求和平共处；三、帝国主义国家对发动大战还未准备好；四、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国家同其他国家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增多。南斯拉夫在中近东可以起很好的作用。我们希望中近东地区保持中立，成为一个和平中立地带。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认为也适用求同存异的方针，区别只是大同小异。对于亚非民族主义国家和欧洲的和平中立国家，我们可以同它们成为朋友。关于帝国主义国家，它们之间是有矛盾的。我们孤立好战分子，而争取愿和平共处的分子。
△在民主德国驻华大使为庆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庆举行的招待会上，向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祝贺苏联十月四日成功地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
10月10日接见吴敏登，说你今天提出的一些法律依据，这是过去的历史，只能供作参考，而不能作为谈判的基础。因为那些条约是过去英国签订的。另一部分材料到现在还起法律作用，这主要是并且特别是关于边界问题的，这是要考虑的，可以作为谈判基础的一部分。但是重要的是根据新的情况，根据两国的友好关系。新的情况就是两国都已独立，应根据五项原则，互相表示友好。缅甸有些人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一九四一年线对中国是不公道和不合理的。这方面我们现在做了两件事：（一）撤出了一九四一年线以西地区的军队;（二）准备承认一九四一年线。至于勐卯三角地，永租的存在同我国的独立主权和两国的友好关系是不相称的。
△接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介绍中共八届三中全会讨论整风、改进行政管理体制及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的问题。告以我国东北有洪水，松花江流域的农作物受到损失，但对民主德国今年的大豆出口将继续保证供应，明年也可维持原来的数量。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讨论赴苏代表团问题。
10月11日与保加利亚部长会议主席于哥夫在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上签字。联合声明认为世界和平的利益要求取消现有的一切军事集团，并且用集体安全和集体和平的体系来代替这些军事集团。
△接见日本恢复日中邦交国民会议理事长风见章和日本恢复日中邦交国民会议访华使节团团长小烟忠良、副团长吉田法晴及全体团员，说明根据历史的发展和政治情况，不能有“两个中国”。希望他们回国后转告岸信介政府，我们反对日本政府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十二月四日9日本各界人士在东京举行促进恢复日中邦交大会，风见章等人在会上痛斥关于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大会最后通过宣言，号召日本全国人民为日中友好和恢复两国邦交而斗争。
10月12日在观看了石家庄丝弦剧团演出后接见演职人员，询问该剧种的历史、剧团体制和演职人员的政治学习和生活等情况。
10月13日出席毛泽东召集的第十三次最高国务会议。会议讨论整风问题和全国农业发展纲要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讲要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
△接见摩洛哥贸易代表团，指出目前国际上存在一个搞“两个中国”的阴谋，英、法一部分人帮助美国制造这个局势，我们在一切国际会议上、文件上都要反对“两个中国”。鉴于摩洛哥与台湾有贸易关系，我国这次不能同摩洛哥签订贸易协定。
10月14日接见印度驻华代办辛格，说明我国不出席国际红十字大会的意见和我国坚决反对搞“两个中国”的一切企图的坚定立场。委托代办转告尼赫鲁：联合国中不能长期阻挠恢复中国的合法地位；美国帮助蒋介石反攻大陆是没有希望的。
10月15日武汉长江大桥落成通车典礼隆重举行。周恩来为大桥的题字是：“武汉长江大桥一九五七年建成。”这座桥于一九五五年九月动工，全长一千一百五十五米。
△约陈毅谈话，决定正式恢复工作，先暂时分管外事、文化和贸易等项。
△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关于如何在少数民族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的指示、关于设立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报告和关于在中小学教职员中开展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通知，等。
10月16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原则批准财政部《关于一九五七年追加支出预算的报告》，并决定：（一）今后支出预算的追加，除盐场投资五百万元和淮河复堤堵口费四百一十七万元由财政部研究确定外，各办和各部门要注意控制。（二）由国家经委清理一九五七年计划外进口的设备。
△接见即将赴苏的中国科学技术代表团全体成员，详细了解他们的学历和经历，鼓励他们圆满地完成任务。
10月18日主持国务院第五十八次全体会议。在会上说，关于公债问题，“二五”期间仍要发行，目的是为国家建设积累部分资金；金额，“二五”计划总额要增加二点五亿元；分配要合理。会议原则通过《一九五八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
△接见苏丹和平代表团，说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民要和平，社主义国家和民族独立国家愿和平，唯有和平才能进行建设。但有人不允许，也不甘心于和平，如美国推行艾森豪威尔主义，控制几个国家，现在又向叙利亚挑衅。由于叙利亚人民的团结，以及与阿拉伯各国人民的团结，击破了美国的阴谋，因此，团结是最主要的。
10月19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审议关于三门峡水利枢纽问题的报告，决定：三门峡水利枢纽势在必修，而且坝址要选在三门峡。由水利部根据这个精神，联系防洪、灌溉、发电、水土保持、水土浸润影响以及有关各省存在的其它顾虑，将修建这个水库的利弊作全面的分析比较，于十一月十日前把这个报告改写好，报国务院批发有关各省征求意见。
10月20日在北京体育学院观看中苏田径代表队表演赛后，接见冲击女子跳高世界纪录因过分紧张而没有成功的运动员郑凤荣，送给她一束鲜花，并说：你还年轻，时间还长着哩！要继续努力创造出好成绩。十一月十七日，郑凤荣打破了女子跳高的世界纪录。
10月21日接见巴西医学代表团，询问巴西国家地形、人口、气候、森林、河流、雨量和资源等自然情况后，介绍中国的自然概况。说我们请你们来是为了发现一些问题提出来，也可以发现我们一些困难，可以证明中国人民不要战争，看看我们是不是如同美国所说那样不要和平，要战争，想侵略别人。
△约章汉夫等谈西藏问题。
10月22日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十一次会议和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四十七次会议的联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基本通过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即将在新德里举行的第十九届国际红十字大会蒋介石代表与会问题以及斗争策略。
△看望宋庆龄。
10月23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审议关于一九五八年发行公债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发行公债以及关于劳动计划的综合平衡和编制工作等问题。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十二次会议。会议根据周恩来的议案，审查了一九三〇年七月五日在伦敦签订的、并以中国政府名义加入的国际船舶载重线公约，决定予以承认。
△与刘少奇、朱德会见刚到北京的阿富汗王国首相萨达尔·穆罕默德·达乌德。二十四日，和达乌德举行会谈。在会谈中提出在促进世界和平问题上，国不分大小都可为和平努力。希望在联合国内外造成舆论，使反对裁军的人和继续试验核武器的人受到压力，使问题达成协议，这对和平有好处。具体做靠大国，因为它们武力最多，但道义上的力量对不愿裁军的也是压力，在世界人民面前有很大作用。我们认为全世界人民都需要道义力量，而这道义力量是来自许多小国，特别是亚非国家、新兴的国家。二十六日，签署联合公报。
10月24日接见印尼驻华大使维约普拉诺多，说目前错综复杂的国际问题中最关键的是裁军问题。中国希望裁军会议能够获得协议，特别是在大国之间能够获得协议。关于台湾问题，实质上就是“两个中国”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坚决反对“两个中国”的，一切国际会议、国际活动如果有蒋介石的代表参加，中国坚决不参加。至于朝鲜问题，现在美国千方百计企图取消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尽管中立国家监察委员会不能做很多工作，但是这个机构是应该存在下去的。
10月25日在国务院第五十九次全体会议上讲话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援助我国的项目，加上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助的项目，是我国工业化的基础。今年十月革命节要开会讲中苏友好，讲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团结的中心，要讲学习苏联，特别强调学习苏联，学习人家的经验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反对教条主义。
△到北京医院看望李克农。四天后李克农仍然昏睡。周恩来吩咐医务人员：你们大胆治，只要尽了力，没有理想结果，不要你们负责。
10月26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讨论工农速成中学、中等技术学校、高等学校采取措施培养工农干部问题时说：我们国家要前进，就要培养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现在就要注意成分、培养和劳动锻炼，在学校的教育方针上要更重视培养工农出身的子弟、贫农、下中农，乃至工农出身的干部。过去重视不够，现在要加重，使他们成为骨干。另外，对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子弟和知识分子，还要使用，还要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改造工作。在教育方针上必须贯彻阶级路线。今后，高等学校招生，政治质量要成为重要条件。第二个问题是教育的任务。各种学校的任务要明确。过去工农速成中学有部分学生勉强入大学，给大学里造成不少负担。办各种学校都要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办教育的任务要明确，办法要多样。
10月28日约叶季壮、雷任民、廖承志等谈中日贸易问题。后又与徐冰、张执一等谈政协机关的整风问题。
10月29日接见英国贸易部驻议会次官埃勒尔，批评英国追随美国对中国实行禁运。表明我们要和平，有和平才能建设，但是这不等于我们怕战争。如果美国要和我们打，我们也可以打。阐明中国政府的态度：在承认中国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上，英国的态度是不友好的，英国和美国一样支持蒋介石的代表。我们要声明，在任何国际组织、国际会议和国际活动中，只要有蒋介石代表出现，我们决不参加。此外，对“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和国民党的战斗机到广东骚扰遭到迎击后逃窜到香港降落的问题的处理上英国的做法也是错误的。三年来中英关系没有得到改善，原因是英方的不友好。
10月30日接见罗马尼亚大使乔洛尤，揭露美国企图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说现在的问题是反对“两个中国”，这个斗争可能持续十年二十年。美国在形式上不承认我们而承认“中华民国”的局面不会很久。第二种形式是台湾和中国同时出现。我们的态度是反对上两种形式。我把世界各国分为三类，即社会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国家有两面性，它们和我们有不同的一面，也有和我们相同的一面。
10月31日获悉中国留美物理学家李政道、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金后，立即派杨振宁的老师张文裕启程前往瑞典，代表中国政府向杨表示祝贺。
△接见波兰驻华大使基里洛克，委托他转告政府：在任何国际会议、国际组织、国际活动中，只要有蒋介石的代表参加，我们都不参加，这是我们的坚决态度，希望兄弟国家都能了解。阐明我们将准备在美国不取消禁运政策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基本政策是：自力更生，发展工农业生产，依靠苏联和兄弟国家的帮助，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和亚非国家发展贸易，同欧洲不实行禁运的和平中立国家进行贸易，同帝国主义国家的贸易则不寄予特别的希望。并指出美国目前执行着挑拨、破坏的政策。
△接见埃及青年代表团团员、埃及《金字塔报》记者阿德利·加拉勒时说，我们都是刚独立不久的国家或独立了力量还比较弱的国家，因此要在斗争中锻炼得强大起来。在这个斗争中，我们这些国家也难免不碰到一些挫折。但是我们应该相信，即使经受一些失败也不要紧。我们要从失败中取得经验，总要经过一些挫折才能取得成功。亚非国家被西方殖民主义侵略了二三百年，不是一下子就能强大起来的，总要经过一些锻炼才能强大起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国家的人民一旦觉醒后，这些国家是怎样也压不下去的。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基本通过中央关于严格管理外国货物经由西藏流入各省、区的指示，批准《中央统战部关于在汉族宗教界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意见》、《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关于三门峡技术设计问题的报告》，等。
10月指示外交部必须配齐所有兄弟国家和各重要资本主义国家语言的翻译。
△为测绘人员题词：“全体测绘人员必须进一步加强政治学习，提高业务水平，钻研科学技术，为迎接第二个五年计划和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
11月1日主持国务院第六十次全体会议。在讨论汉语拼音方案时，周恩来说，汉语拼音方案只限于汉字拼音，不是为废除文字。草案公布后，文字改革委员会要讲清楚，以减少群众顾虑，消除人们的误会。会议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和《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退休处理的某些暂行规定（草案）》。
11月2日到机场送毛泽东前往苏联。应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的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决定派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典礼。代表团在访苏期间出席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及六十四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上，在赫鲁晓夫提出“超美”后，十八日毛泽东提出中国要在十五年左右，在钢铁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
△接见缅甸妇女代表团，说妇女参加劳动，取得平等权利很重要。独立是要争取来的，只有争取到的独立才是可贵的、可靠的，别人给予的不可靠。对民族来说也是如此。
△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听取张际春关于培养工农干部规划问题的汇报。决议：规划的内容要适当增加，订出指标。除了规划培养工农干部外，还应该包括通过体力劳动改造知识分子问题、在职的知识分子下放基层工作或者参加生产劳动问题等方面。由张际春召集有关单位参加规划的研究和讨论。
11月5日、7日到医院探望住院治病的印度前援华医疗队队长、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爱德华。十二月一日上午在爱德华去世后，立即前往吊唁，下午参加火葬仪式。三日又作为主祭人出席在陶然亭殡仪馆举行的追悼会。并致悼词说，伟大的印度人民和他们的优秀儿子爱德华博士对中国人民的崇高和珍贵的支援，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爱德华博士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
11月5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改进国家行政管理体制的问题，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回家探亲的假期和工资待遇的暂行规定，国务院关于国家、合作社、个体企事业单位的学徒的学习期限和生活补贴的暂行规定以及企业和国家机关中普通工和勤杂工工资待遇的暂行规定。
11月6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八十三次会议。会议在听取周恩来和吴波的说明后，经过讨论，通过《一九五八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等。
△批评新华社关于毛泽东离开北京的消息报道中，对赴苏代表团名单介绍得不完全，只突出几个人，是政治上很大的疏忽，对读者也不周到。
△在北京大学纪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上作报告，号召学习苏联的经验，学习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既要反对修正主义，也要反对教条主义。还说，要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学习一切国家的长处。
△在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文化部直属单位下放地方等问题时讲话，说由于各单位都有些冗员，而且知识分子也需要轮流劳动，所以整改中应号召一部分人去参加劳动。
11月8日主持国务院第六十一次全体会议。会议讨论通过《国务院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国务院关于改进工业、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等。
△接见日本港湾城市市长访华团，说现在你们没有殖民地了，结果各方面就发达起来了。人都是逼出来的，禁运对你们有害处，对我们却有好处，逼着我们发展。
11月9日接见越南文化考察团，介绍中国当前整风、反右派的情况。在谈文化工作时说作家也应当适当地参加体力劳动。阐明我们不允许“两个中国”出现的立场。
11月10日在陈云给周恩来、刘少奇和中央要求到上海检查病情和休养的来信上批：“同意去上海检查，并在沪、杭休养一个时候。”当晚，看望了陈云。十二月六日，收到陈云致周恩来并转中央的信。信中报告在沪查病情况，提出将乘车经西安入川去西南休息，顺便看看工厂。周恩来批：目前西北已冷，易感冒，最好先飞川休养，待春暖时出川到西安较好。
11月11日到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作报告，分析世界形势，说现时代的特点是处在一个新的转折的时代。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两个对立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形成了，而且强大起来了，而资本主义那个旧的世界体系，一定要衰亡下去。社会主义世界体系代之而起，这是肯定的、必然的趋势。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中，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就是敢于在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间实行和平共处，进行和平竞赛，通过和平竞赛可以使帝国主义一天天削弱下去。我们提出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是我们的政策，但我们并不怕、也不疏忽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要警惕战争的危险。关于国家的过渡，有两种基本方法，一种是和平的方式，一种是非和平的方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近四五年来，国际形势一般地说是趋于和缓的，但是并不排斥在个别问题、个别地区、个别一段时间内会有紧张。我们当前的一个国际任务是加强各方面的团结，孤立帝国主义最反动的战争集团，争取推迟和制止世界战争，以利于我们的和平建设。在这种有利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应该把国内的工作搞得更好，因为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自己。国内现在搞整风的目的是为了社会主义基础更加巩固，为了使上层建筑，使政治思想更适应社会主义的要求。三大改造是成功了，但是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错误，总起来是三大主义。由于三大主义的存在，致使有些人民内部矛盾可以解决而没有解决。我们看清必须从党内整风开始来解决。所有制解决了，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取得胜利了，但是上层建筑、政治立场、思想作风不能适应这个基础，这就是说资本主义思想还在中国社会中存在和发展，这就归结到一个问题，谁战胜谁的问题。这还要经过政治上、思想上的几个回合才能解决。要在六亿人口中，在各个阶层中，主要在知识分子中，解决这个问题。整风开展后，问题暴露出来了，右派进行煽动，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们一定要认识，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的胜利。这里特别要提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必须改造。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
11月12日接见越南海宁省民族代表赴华参观团，就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阐明中国的态度，委托越方说服海宁的六万多华族和越南其他地区的华族留在越南。主张凡有越南公民权的，就不能再是华侨；尚未取得公民权的，如果他愿意取得，我们也赞成；如是华侨，就不是所在国的公民。至于坚决不愿做那里的公民，愿意做华侨的，那么他就要遵守那里的法律。中共和各民主党派也不在华侨中发展组织。
△召集副总理、各办公室主任和有关人员开会，研究国务院的机构问题。
11月13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原则通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决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联合指示》、《国务院关于卫生监督工作的规定》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处理人民来信和接待人民来访工作的指示》。在讨论加强信访工作的指示稿时指出：这个文件很好，经常在国务院办公室工作的主任、副主任和秘书长，除工作特别忙、身体不好的外，每人要抽出一部分时间听听人民接待室的汇报，有些群众来信也要亲自批阅。
△致信京剧演员程砚秋，说他在艺术上获得相当高的成就，在政治上坚持民族气节，这都是难能可贵的。抄录自己在程参加中国共产党志愿书上写的对程的评价给他，希望程今后与劳动群众相结合，克服个人主义，热心传授和推广自己艺术上的成就，发扬为劳动人民服务的精神。
△晚，获知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萨波托斯基逝世，当即前往捷克斯洛伐克驻华大使馆吊唁。
11月14日接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南德日报》记者凯普斯基，阐明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希望德国人民从两次战争中取得教训，和我们一起为世界和平而奋斗。还说明我们同苏联、东欧国家都是互相帮助的关系，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信念就是搞好自己的事情，我们绝不像西方国家宣传所说，要向外扩张，我们的制度和人民都不允许我们这样做。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十四次会议。会议讨论了周恩来提出的《关于提请修改省、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每年举行会议次数的议案》等，并根据周恩来提出的建议，决定省、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可以每年举行一次。
11月15日主持国务院第六十二次全体会议。会议批准《监察部关于监察机关体制改进方案》。监察部的报告说，原设置在中央和地方各财经部门及其所属企业、事业单位的国家监察机关，改为各该部门和单位的监察机关；地方各级国家监察机关受各该级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上级国家监察机关在监察工作的方针、政策、基本任务等方面予以指导。会议原则同意《水利部关于三门峡水利枢纽问题的报告》，修改后发有关各省讨论，由中央有关部门组成一个综合利用小组进行研究。
△听取出席十九届国际红十字大会的中国代表团汇报情况。国际红十字会常设委员会十月决定邀请蒋介石集团参加。周恩来曾于十月十四日和十八日召集李德全、章汉夫、章文晋等商讨抗议事宜和李德全拟在十月二十九日国际红十字大会全体会议上宣读的发言稿。十一月七日，大会全体会议在美国的压力下，通过邀请蒋介石集团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出席会议。
△同各国驻华使节谈话。就国际红十字大会全体会议的情况，说明我们愿意和缓国际紧张局势．但不能接受美国的威胁，不承认美国侵占台湾和保护台湾。声明新中国坚决反对“两个中国”。对在会上不同意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国家表示感谢。
11月16日就改进外事工作体制问题，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发言说：我们是个大国，在世界上是有很大影响的，和帝国主义国家少来往是对的，但不能不协作。我们对帝国主义国家在战略上要轻视，对人民在战略上要重视，先要有人民阵线，而后才有和平宣言。兄弟国家的团结是基本力量，和民族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内的人民的和平阵线是国际统一战线。目前我国对尚未建立外交关系但有民间来往的六十多个国家，可通过和平友好。文化交流、贸易来往等活动打开局面，不一定要加入联合国，可以通过双边、多边区域性的会议进行活动，这是完全可能的。这种形势要求有一种新的组织形式与之相适应。我们在外交关系上要创造一种新的形式，不通过外交途径也可以做很多工作。
△接见罗马尼亚新任驻华大使鲁登科。说咬我们国内正在进行整风，大使可以到工厂、农村中去看看大辩论的情况。
11月17日批示同意李富春根据周恩来所说“必须为发展科学研究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的精神提出的加强经济研究工作的报告。批示对落实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方针任务、机构设置和干部配备等方面，作了具体安排。规定经济研究所的主要任务是：系统地研究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中提出的各种重要经济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特别是社会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以及这些规律在我国实践中的运用，并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开展有力的批判，为国家经济建设工作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思想斗争、政治斗争服务。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应成为国家经济领导机关有力的助手，并逐步成为我国经济科学研究的中心。
11月18日致信中共中央书记处：“为配合国务院及其各直属机构和事业单位进行体制改革、机构精简和工作改进，我们拟在整风的目前阶段，加紧安排人员下放。但是人员下放又必须在统一安排和全面改造的方针下进行，否则就有卸包袱、收摊子使地方难以接受和工作遭受损失的危险。因此，提议在中央书记处领导下成立一个十人小组，专门商讨国务院人员下放的方针和具体部署问题。”
△召开北京市卫生医疗机构整改会议，研究医务人员下放问题。
11月19日对加强处理人民来信和接待人民来访工作，指出：群众控告国家机关于部不良作风和违法乱纪行为，应认真处理，需要转交时，一般要交给被控告者的上级领导机关或者监察部门处理，并应及时查问结果。对于假借人民来信、来访名义进行无理取闹的坏分子、诈骗犯，应根据情节轻重，分别进行批评教育或联系有关部门作适当的处理。
11月21日为石家庄丝弦剧团题词：“发扬地方戏曲富有人民性和创造性的特长，保持地方戏曲的艰苦朴素和集体合作的作风，加强学习，努力工作，好好地为广大人民服务。”
11月23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通过《国务院关于协助军官家属还乡生产劳动就业的通知》，审议《国务院机构调整方案》和《关于中央各国家机关于部下放和劳动锻炼问题的报告》。决定凡是不准备进行调整的单位，即可进行精简下放的工作。下放主要是劳动锻炼。方针是统一安排，全面改造，这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审议《国家经委、对外贸易部关于一九五八年对外贸易计划控制数字的请示报告》。议定：原子能进口计划，不能减少；欠苏联的外汇，可以用滚账的办法解决；技术资料以少进口为原则；砂糖的进口不要减少；对于各部门要求增加的进口，要严格控制，应该采取措施，想办法增加出口，以缩小进出口之间的差额。
11月24日到天津，出席中国共产党天津市第二届第二次代表大会。
△召集天津七个工厂、企业单位的负责人，就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退休处理的暂行规定等四个草案征求意见。
11月25日在天津市党员代表大会上作《关于世界形势和整风任务办的报告，说：我们正处在世界形势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的时代，世界形势的发展，决定于两个对立的社会制度的竞赛的过程和结果。社会主义体系占了优势。有了这样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我们还是要争取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同时，要警惕帝国主义挑起战争的危险。今天美国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并不是大过推迟战争的可能性。这个缓和世界局势的趋势，也就是我们在世界上的任务。关于国内的整风问题，右派分子利用我们党的整风，提出大鸣大放的口号，我们就让他们多放一放，一方面可以暴露，首先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中到底有多少反社会主义的议论和人物，另一方面也考验我们这个党经不经得起这种风浪。现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不能说政治上、思想上解决了胜负的问题。改变政治关系、改造思想作风是长期的任务。反右派斗争也是个大任务，是过社会主义的关。
△会见天津市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杨亦周等二十余人，同他们交谈全民整风问题。
△审定中共中央批发建筑材料工业部党组关于利用编余人员做轻便劳动代替临时工和贯彻勤俭办企业方针的报告稿。
11月26日回到北京。
△约安子文、习仲勋研究干部下放问题。
11月28日接见日本社会党亲善使节团，由明我们绝对不能承认“两个中国”，希望日本对中国友好的朋友采取同一看法。日本政府对中国问题可以采取三种态度。一种是承认新中国，不承认台湾，这是上策；第二种是维持暂时不承认新中国，承认台湾，等待时机，这是中策；第三种是跟着美国跑，制造“两个中国”，这是最坏的，我们不能接受。现在日本政府如不能采取上策，也不应采取下策，暂时采取中策也好。希望动员各个团体推动实现中日邦交的工作。
△接见以化工部副部长侯德榜为团长的赴日考察团，指出：代表团是我国派往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一个技术考察团，你们是我国政府的代表，一定要处处遵守国家法令制度，严格纪律。你们的任务除了广泛地考察基本化工原料、化学肥料、化学纤维和化工设备以外，最主要的任务是充分了解联合制碱的工艺技术，以解决我国未能突破的关键技术问题。这次出访的目的，第一是求知，第二是求友。政治问题可以回避，但遇到反共、反苏的言论时须给予回击。这次要打下建立友谊的基础，广泛结交，并要详细了解日本化学工业的历史和发展概况。由于中日尚未建交，我国在日本没有代理机构，因此要依靠日本的进步组织、贸易机构和爱国华侨：
11月29日主持国务院第六十三次全体会议。会上，就干部下放参加劳动锻炼问题说：随着体制下放，中央机构要进行精简。我们即将开始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需要将机构搞得精干些，提高工作效率。从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整顿工作，改进作风来说，也要求精简。首先要从干部下放开始。脑力劳动、体力劳动要相结合，下放的中心精神是锻炼，到劳动中去锻炼，到集体中去锻炼，这是最积极的意义，绝不是收摊子、卸包袱的办法。这些干部经过锻炼在今后两个五年绝大部分要用上，随着国家工业的发展，绝大部分是要收回来的。下放第一是去农村，第二是工厂车间，第三是到基层去做工作。干部下放是自愿报名。这是件大事，也是个大革命，这就是我们政治上思想上的大革命的继续。
11月30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在讨论《文化部关于改进体制、精简机构、下放干部的请示报告》时指出：文化工作的方向不仅面向全国，还必须提出面向农村。普及的文化，必然是民族的文化。大力推广、普及，但还要逐步提高。普及是重点，少数的要提高。整个文化艺术的方针还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我们不否认中国的艺术吸取了很多国家的文化，但也是融化了的。没有任何国家不吸收别国的东西、故步自封，但不能生吞活剥地硬搬，要融会贯通。另外，要勤俭办事业，办文化，改革制度，要统一安排干部下放劳动锻炼。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团结全国人民勤劳节俭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和刘少奇的祝词等。
11月三次到医院看望病情日重的李四光，建议李到外地养好身体。
12月2日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宋庆龄等接见前来参加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国工会代表团。
△致电中国驻苏大使刘晓转郭沫若：中苏两国合作和苏联帮助我国的项目，在两国科学家交换意见后，如苏方来得及准备，政府也表示同意，可列入这次签订的协议中；如苏准备不及或有困难，则不要勉强，可先挂起来，留待以后在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的会议上再定。
12月3日参观全国水力发电建设展览会，对水力发电建设中应注意的问题提出建议，并为展览会题词。
12月4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审议一九五八年国家预算草案，认为一九五七年预算收支是有成绩的，上半年控制得比较紧，下半年该追加的追加、该预支的预支了，这种先紧后松的做法是必要的，应该成为惯例。一九五八年的国家预算要体现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实行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争取在十五年后，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因此，一九五八年预算收支应该打得积极一些。会议还审议了一九五八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对国家经委提出的几个指标问题作如下决定：一九五八年的粮食产量为三千九百二十亿斤，棉花产量为三千五百万担，基本建设投资定为一百二十五点六七亿元。
12月5日同缅甸政府副总理吴觉迎会谈。谈到经济问题时说，我们还是要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实行工农业并举的方针，农业方面我们还在摸索，取得了一些经验。亚洲国家在经济上都还很落后，因此我们要争取一个和平环境来建设各自的国家。在建设中亚非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是十分需要的。今天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关起门来进行建设而不同别的国家互通有无。
△在为吴觉迎和夫人以及缅甸友好经济考察团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讲话，强调指出：中缅两国和印度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近年来，我们两国政府遵循这些原则，使许多问题得到双方满意的解决，从而显示了五项原则的充沛生命力。
△约黄敬谈机械工业会议情况。
12月6日主持国务院第六十四次全体会议。会议原则通过《国务院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公积金的决定》，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决定》说，为保证农业合作社不断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在保证绝大多数社员收入逐年有所增加的原则下，农业合作社的全部收入在纳税和扣除生产消耗后，公积金可以超过《高级农业社示范章程》规定的百分之八，经营经济作物的合作社，可以超过百分之十二。如遇荒年，仍按原规定。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彭德怀汇报赴苏访问情况。会议还讨论了其他问题。
12月7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关于一九五八年计划问题。决议：一、一九五八年计划内的基本建设投资增加五千万元，全额为一百二十六点一七亿元。二、一九五八年工资标准基本不动，个别可以调整。乡干部下放生产以后，不再发给工资。在一定时间内是否发给生产补贴，由各地决定。三、中央各工业部门的流动资金过去全部由财政拨款，自一九五八年起改为百分之七十由财政拨款，百分之三十由银行贷款，支付利息。四、各部门必须严格遵守基本建设程序。
△陪毛泽东接见捷克军事代表团，参加者还有彭德怀、萧华、萧向荣。
12月8日在全国十八个专业会议上作报告，说世界局势是趋向和缓的，社会主义阵营占了优势，这是世界形势新的转折点。关于整风问题，谈到中国知识分子有两面性，他们既有积极、进步、革命的一面，也有消极、落后、反动的一面。他们的特点一是脑力劳动者，一是具有个人才能。下放干部积极的目的在于针对着知识分子的长处和短处，给他们以劳动锻炼的机会，补上劳动观点和群众观点这一课。
△到毛泽东处参加会议。会议谈对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参加者还有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真、徐冰、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错、张治中、邵力子、朱蕴山、梅龚彬、陈此生、熊克武、沈钧儒、史良、高崇民、胡愈之、黄炎培、王绍鏊、许广平、杨东莼、许德珩、梁希、李纯青、季方、陈其尤、宋庆龄、傅作义、张奚若和杨明轩。
△晚，约老舍看话剧《骆驼祥子》，赞扬舒绣文的表演技巧，并对她是否带了徒弟表示关注。
12月9日给中央国家机关财贸、计划部门下放干部作报告，对下放干部“约法三章”：帮助地方解决困难，帮助中央克服·缺点；只许搞好，不许搞坏，只许通气，不许堵气；工作以地方为主，分一部分时间为中央写报告。要使地方感到你们下去是有利，而不是有弊。还指出财贸部门要精简机构，要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12月10日、11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了《关于正确对待个体农户的指示》、《农业生产合作社股份基金的补充规定》、《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作家下乡下厂问题》、对右派分子的处理原则等规定条例。
12月11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同意薄一波作的《关于一九五八年度国民经济计划问题的报告》。报告说：一、基本建设首先要按基建程序办事，其次地方自筹资金增建限额以上项目时，必须报国家经委等部门批准后才能建。二、工业生产总产值为六百二十三亿元，增长速度为百分之十一。三、要加强农业的计划工作。四、一九五八年物价采取积极稳定方针。为此必须压缩机关团体购买力，严格执行劳动计划和工资总额，保证财政平衡，商品一般不得赊销，等。
12月12日同缅甸政府总理吴巴瑞、副总理吴觉迎会谈，说我们希望通过下次亚非会议后亚非国家之间经济上的合作会更加强。和平共处不仅要用在政治上，也要用在经济、文化和技术交流上，这才是真正的共处。这样，西方垄断资本的利益就会被打破。我们要求反独占，反特权，要求平等互利，互相合作。我们要为召开下一次亚非会议交换一些意见，做好准备，不忙于开会，先创造有利条件。谈到日本时说我们主张日本人民选择自己的道路。
12月13日主持国务院第六十五次全体会议。在讨论国务院关于正确对待个体农户的指示时，指出：应该正确地对待个体农户，避免过去偏松的现象，现在也不要一下子搞得偏紧了。负担问题既不要偏轻，也不要偏重。对于贫苦的个体农户，还应该相应地减免。会议还通过《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
△在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为吴巴瑞、吴觉迎访问中国举行的宴会上说：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完全赞同并且热烈支持苏联政府最近关于一九五八年一月一日起和美英同时停止核武器试验的建议。
12月14日离开北京，陪同吴巴瑞、吴觉迎到杭州、上海参观访问。
12月15日到上海。同吴巴瑞、吴觉迎谈话，说明中国政府在中缅边界问题上的立场是：中缅边界问题是英帝国主义遗留下来的，中缅两国政府对此都不负直接责任。为了推动两国就边界问题尽速达成协议，建议两国先成立边界委员会，首先勘察从伊索拉希山口至底富山口的一段中缅边界线。在这段边界上，除独龙江流域外，可以大体按照分水岭进行勘察。这样就给解决边界的其他部分创造了有利条件。我们可以接着逐步解决片马三处各寨问题和动卯三角地同班老、班洪两个部落在一九四一年线以西辖区的交换问题。
△陪同吴巴瑞、吴觉迎和他们的夫人游览上海市区，参观少年宫和江南电影制片厂。
12月16日-18日出席中共中央杭州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了主要矛盾、整风重点是抓基层等问题。
12月19日、25日在上海就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职工劳动工资、劳保福利等几个规定（草案）同一些工厂的党委书记、厂长、工会主席、工地主任等进行三次座谈，听取意见。
12月20日在中共上海市第一届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讲话：当前的世界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集中的标志一是苏联的两颗人造卫星上天，另一是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的宣言和六十四个国家兄弟党宣言的发表。关于我国的建设，要在十五年赶上或超过英国主要的工业水平。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方向是要基本上建成完整的工业体系。在工业的发展上，必须工农业并举，农业必须要有更好的配合，否则工业也上不去。在谈到整风和干部下放问题时说，整风并不是突然的，因为既然社会主义革命在所有制的问题上已经取得了基本胜利，在这个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就是政治、政治关系、个人的立场态度、思想认识要进一步适应，就需要进一步进行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是经济基础胜利是不够的，还存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在这次整风的机会中，我们锻炼我们的干部。因为整风的对象，首先是干部，包含领导。我们第一阶段下放一千一百多万干部。我们的行政人员编制太多了，利用这次整风，把精减任务结合起来进行。至于另外一千二百多万生产工人、店员、服务员也有一部分人要下放。
12月21日邀请上海科学、高等教育、医务和中等教育界人士九十多人举行座谈会，回答对右派分子处理的原则等问题，说总的方针是态度好的从宽，恶劣的严些，悔改的从宽，不好的严些；对可用之才，给他机会为国家做些事情，以功折过。对右派还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处理。批了教授治校，不等于教授不管学校。对没有培养前途的科研人员可以实行调整。
△召集上海副市长曹荻秋、市人委秘书长曾涛等市人委系统部分干部开座谈会，调查一些单位下放干部的比例、情况及他们的困难和要求。
12月22日同参加过一九二七年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老纠察队员进行座谈。在讲话中回顾了自己参加第二次和指挥第三次武装起义的经历。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是很多革命先烈的鲜血灌溉起来的。要汲取将近四十年的经验教训，争取少犯错误，才能更好地前进。
12月23日召开上海文艺界座谈会，在会上讲话，阐明对文艺界右派分子的处理方针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除了有反革命活动、违法乱纪的分别按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处理法办外，方法不外乎降职降级、调换工作、撤销工作、监督劳动、下去参加劳动、留机关考察等。在谈到文艺界人士下放劳动时说，下去劳动是锻炼劳动观点、群众观点，使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使个人才能与集体智慧相结合。
△在上海市政协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向上海各民主党派和知识界人士一千六百多人作政治报告。讲世界形势的新转折点，关于十五年后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超英国的问题，知识分子的改造和下乡参加劳动锻炼问题。
△接见埃及贸易代表团，说明中埃两国间的贸易肯定是要发展的，但由于我们国家落后、双方对彼此生产情况不太熟悉等原因，发展不能太快。双方必须互通有无，两国贸易数量就会大起来。
△在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接见以乃伊沙拉为团长的泰国新闻工作者访华团，阐明中国政府和平共处、友好相处和平等互助的对外政策，说泰国因为某些原因，还不可能同我国建立邦交，这点，我们并不介意，这是时间问题，时间成熟的时候，它就会水到渠成，我们可以等待。建立外交关系是一种形式，更重要的是实质，那就是增进彼此间互相往来，增进彼此间的互相了解。谈话中驳斥了帝国主义制造的所谓中国在云南搞自由泰国运动的谣言。还应对方的要求，表明我们坚决反对制造“两个中国”的局面。
△致信上海市上山下乡的青年学生：希望你们能够在同农民共同劳动和过集体生活中，“逐渐锻炼成为既有政治觉悟又有文化知识的集体化的农民，并且在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中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12月24日在驻上海的陆海空三军军官大会上讲话，指出经过朝鲜战争的锻炼，我们的军事装备逐渐走向现代化，部队的军事素养也得到新的提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另一个最重要的最基本的方面，也就是说要在军队的政治素养方面，在现有的基础上更加提高”。第一，加强敌情观念。现在有些同志的敌情观念不那么强了，工作有些松懈，这是不应该的。“要教育部队时刻警惕着敌人的挑衅，经常加强战斗准备。这是我们保卫和平的首要问题。”第二，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这几年来，我们党更多地注意了建设工作，注意了阶级斗争，对军队工作管得少了些，这是个缺点。“党委管军队的重大问题，军队的负责人也要参加党的重大事情的决定。”“我们军队如果没有党的领导，要使它成为一支既有高度军事素养又有高度政治觉悟的革命军队是不可能的，因此一定要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第三，加强军政联系。“我们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是保卫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因此对国家建设和人民政府的各项措施都应该关心，有的要争取直接参加。”军队过去帮助地方发展生产，做了许多工作，这种精神应该发扬，今后更要多做些。第四，改进军内关系。主要是改进上下关系、左右关系、官兵关系。相互之间不要因为实行了军衔制度、规定了礼节等而拘束起来。“我们的军队是革命的军队，应该保持与发扬上下一致、官兵一致的优良传统。”第五，密切军民关系。近几年来，我们有了营房，有了严格的军事勤务以后，军队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就比较疏远了，这是要注意改进的。“我们是从人民中来的，我们过去的胜利都是在人民的支援下取得的，不能忘本。今后一定要进一步加强军民之间的联系，要结合整风整顿军民关系。”
△在上海市各界妇女座谈会上讲话，说妇联不仅要管勤俭持家，也要管勤俭建国。妇联要联系各方面的人。如果把妇女教育提高起来，这对国家关系很大，特别是亲人参加劳动锻炼，勤俭持家，勤俭办一切事业和节育等问题，妇女一环很重要。要把妇女工作做好，提高她们的觉悟，成为先进人物。
12月26日回到北京。约聂荣臻等谈与苏方的科学技术合作议定书问题。
12月27日主持国务院第六十七次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决定。《条约》规定，凡属同时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国籍的人，都应根据本人自愿的原则，就中国国籍和印尼国籍中选择一种国籍。缔约双方同意勉励本国侨民，尊重侨居国政府的法律和社会习惯，不参加侨居国的政治活动。周恩来对条约作了说明：这个条约是一九五五年在万隆签订的，由于印尼国内的政治斗争和一部分华侨不大拥护，直到今年十二月十七日印尼国会才批准，我们也要很快批准。我们既要使华侨生活不致流落，又要使人家的主权不受影响。侨委应多做工作，使华侨尽量参加所在国国籍，也要准备会有一部分人要回国。
12月28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听取财政部副部长戎子和关于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一九五八年国家预算的说明，决定将一九五八年的基本建设投资，在一百二十六点六六亿元的基础上增加七千万元，即增为一百二十七点三六亿元。由戎子和根据讨论意见修改后，提请中共中央讨论。
12月29日接见捷克斯洛伐克驻华大使布希尼亚克。应大使要求介绍西罗基总理即将访问的印度、锡兰、缅甸、印度尼西亚和柬埔寨五国情况。
△同缅甸副总理吴觉迎会谈。在吴觉迎称赞中国的农业合作化比波兰、捷克搞得好时，说中国的农业合作化比东欧国家发展得快的客观原因是中国人多、地少、底子穷，所以农民要求通过合作化提高生产的愿望很强烈。还提出东方国家在发展经济上有共同点，就是要摆脱农业上的落后，要在发展工业的同时，发展农业。
△约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兼市长黄火青和河北省副省长谈将天津市划归河北省的问题。
12月30日全国农业工作会议和国务院水土保持工作会议本月在北京举行。本日，周恩来约集谭震林、廖鲁言、陈正人、黄火青等研讨河北省水的综合利用问题。
△审阅张闻天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讨论后所拟的关于《从朝鲜撤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方案》稿，批送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德怀并转送毛泽东核阅。“这个方案是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商讨后拟出的，在得到主席核准后，拟再在政治局一谈，然后向苏方提出。”毛泽东于三十一日批：同意。方案提出：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联合国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的主张，并且正式表示准备就中国人民志愿军分批定期撤出朝鲜问题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进行协商，要求联合国方面有关各国政府也采取同样步骤。撤回志愿军的办法是，全部志愿军在一九五八年底以前撤完，分为三批：一、第一批在一九五八年三月至四月撤回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全放在第二线，由朝鲜人民军接防第一线。二、第二批在一九五八年七至九月前，撤回第二个三分之一。三、一九五八年底撤完最后的三分之一。
12月30日、31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当年的预算问题。
12月31日约公安部有关人员谈户口条例问题。
△在接见也门王太子穆罕默德·巴德尔时说，我们支持你们的斗争，帝国主义是不会甘心失败的。现在的关键在于我们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首先是国内的团结，再就是阿拉伯国家间的团结，亚非各国的团结，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团结，这就会变成一股巨大的力量。
本年就日本由三个贸易团体的负责人组成的通商使团来京商签中日贸易协定事，指示廖承志等帮助外贸部和贸易促进会研究谈判对策。在分析谈判僵局后指示：采取分两步走的方针。第一步，把双方已经同意或接近的条款，列入协定正文，予以通过；第二步，把双方还有分歧的问题，即互设商务机构的政治待遇问题列入备忘录，作为协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促进日方进一步向其政府做工作。后来经过多次谈判，于一九五八年三月签订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通过了备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