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复谈莫言

卫毅 刘再复

卫毅：您怎么评价莫言的获奖？

刘再复：这是我们汉语作家获得的第二个诺贝尔文学奖。不管是高行健还是莫言得奖，都是我们母语的胜利，方块字的胜利，我们当然非常高兴。我们不要被各种政治概念遮蔽，也不要被各种政治表象遮蔽，莫言就是莫言，他就是个赤子，就是个巨大的文学存在，就是个天才级的作家。

1992年，我到瑞典任客座教授，给马悦然送了一部《酒国》的复印本。我只有一本舍不得给他，就复印了。好几百页，在复印机旁腿都站酸了。我非常欣赏《酒国》，整部小说充满想象力，既充分现实，又超越现实，是典型的魔幻现实主义文本。童年时代的苦难造就了莫言，使他对现实生活有了刻骨铭心的体验，他经历的饥饿体验，恐怕中国以外的任何作家都无法跟他相比。苦难是莫言的第一摇篮，是他的天才催化剂。我认为瑞典文学院选择了莫言非常正确，非常有见识。

卫毅：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您认为莫言处在怎样的位置？

刘再复：现在不要小看中国的当代作家，我一直说中国20世纪有两次文学高潮，一个是“五四”时期，一个是80年代。80年代出现了很多很有创造活力的作家，我觉得他们非常接近诺贝尔文学奖，例如李锐、阎连科、余华、贾平凹、韩少功、苏童、王安忆、残雪都很杰出。莫言和这些作家都是80年代之子，我相信他们已经进入瑞典文学院的视野了。现在最主要的是作品翻译问题。

卫毅：目前中国作家作品的翻译情况是怎样的？

刘再复：瑞典评审委员也不是三头六臂，能读中文的只有马悦然一个，其他都得靠英文、瑞典文阅读。所以，必须翻译好。莫言作品的英文翻译得益于葛浩文教授，他最喜欢莫言，莫言的大部分书他都翻译成英文，我跟葛浩文相处中，每一次他都谈莫言，萧红和莫言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他把全身心投进这两位作家，真诚地爱这两个作家。莫言的瑞典文翻译主要得益于陈安娜，她是一个很聪明、很用功的瑞典知识女性，她是我的朋友陈迈平的妻子。

卫毅：除了翻译之外，还有哪些因素？

刘再复：四种人有推荐权：一是大学的文学教授；二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三是国家级作家协会的主席；四是相当于作家协会机构的主席，比如国际笔会的主席。

卫毅：您都曾经推荐过谁？

刘再复：我曾经推荐过巴金，但是没有被接受，后来我推荐高行健就被接受了。我是竭力推荐我们国家的作家的，我愿意为他们摇旗呐喊，愿意当中国作家的“神瑛侍者”，服务员而已。

卫毅：从莫言可能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出来后，他遭受最多的是政治上的批评，你怎么看文学和政治的关系？

刘再复：我觉得瑞典文学院的选择是超越政治的，仅着眼于作家的文学水平、文学质量。作家有选择政治立场的自由，瑞典文学院不干预这种自由。前苏联作家得“诺奖”的人里面，有的跟政府是不合作的，比如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布罗茨基；但是也有跟政府合作的，例如肖洛霍夫，他是前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但是肖洛霍夫的代表作《静静的顿河》和《被开垦的处女地》确实很好。何况莫言本人完全是文学中人，离政治很远也不太懂政治。他浑身都跳动着作家的良心，他从不回避黑暗，每一部作品都是对人的尊严、人的价值的呼唤，对于数十年在中国土地上发生的政治荒诞现象，他都给了充满正义感的回应。从《红高粱家族》《酒国》《天堂蒜薹之歌》《十三步》到《檀香刑》《丰乳肥臀》《蛙》以及《食草家族》《红树林》，甚至短篇小说集《白狗秋千架》《与大师约会》等，哪一部不是对时代的回应？哪一部没有良知的呼吁、良知的关怀和良知的拒绝？如果真要从“政治标准”苛求，把莫言放回“文化大革命”中，那么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大毒草”，红卫兵有足够理由对莫言进行10次“檀香刑”和100次“牛棚”处罚。瑞典文学院是正确的，它不把莫言看作“谴责文学”和“社会批判小说”，而是面对莫言的心灵、想象力与审美形式，看到了莫言在抒写时代现象时却超越时代而进入文学的永恒之维。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们拥有清醒的良知感觉，但他们对作家只有高标准的文学要求，没有文学之外的政治要求与道德要求，唯其如此，它才拥有面向全球复杂语境进行择优而选的可能。

我们过去的文学批评最大错误就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文学标准主要考察两方面：一个是作品精神内涵，一个是作品审美形式。唯一的标准应是文学标准、审美标准。既不能设置政治法庭，也不能设置道德法庭，只能做审美判断。

卫毅：您跟莫言有怎样的交往？

刘再复：我跟莫言最初交往是在80年代中期，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当时“军艺”文学系主任是写过《我们播种爱情》的徐怀中将军，他主持作家讲习班，请我去给学员们讲座。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学员们全体起立敬礼，把我吓了一跳。

学员里面，当时最著名的是写过《高山下的花环》的李存葆，他很有才华。他之外还有一些很有才华的作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莫言、刘毅然、雷铎等，他们思想活泼，写作能力很高。因为我努力讲课，艺术学院还送了我一面“拥军模范”的奖旗，由徐怀中和刘毅然送到我家。我到美国之后，在科罗拉多大学任教，葛浩文请莫言到科罗拉多大学演讲，他的第一句话就说：“在座的刘再复教授是我的老师。”我还送了莫言一顶科罗拉多的牛仔帽。在我的心目中莫言也是特立独行的牛仔。

大概是1995年，葛浩文要到中国看莫言，问我是不是也写一封信给带回去。我在给莫言的信中写道：“高尔基说过，托尔斯泰如果是生活在大海里面肯定是条鲸鱼，我希望你在文学沧海中也能成为一条鲸鱼。”他给我回了3页纸的信说：“你鼓励我当鲸鱼，可是我们社会却太多鲨鱼。”

出国之后我写了《中国大地上的野性呼唤》《赤子莫言》《黄土地上的奇迹》等四五篇评论莫言的文章，毫无保留地肯定莫言。

卫毅：您对莫言有怎样的印象？

刘再复：我的第一印象是：莫言是个赤子，满心天真天籁；第二印象是：莫言浑身充满创作活力，很像法国的巴尔扎克（尽管他的创作风格更接近南美的马尔克斯）；第三印象是：他满肚子都是故事，他到我家里时，科罗拉多大学东亚系的老师学生都来听他讲故事。他讲的故事让大家感到目瞪口呆，又让我们笑得前俯后仰，他真是一个幽默大家。他说，小时候他和他的同学在高密饿得不仅啃树皮，而且还啃煤块，乡村小伙伴们个个啃得牙齿都非常坚硬、非常犀利。后来有些人去当电工，电线本应用剪刀剪，他们却用牙齿一咬就咬断了。他妈妈被分配到生产队磨米，想偷点米出来，可是门口都有人站岗，结果他的妈妈就把米先吞到肚子里去，回家后用筷子一撬，吐出来给他们吃，所以，才有了献给母亲的《丰乳肥臀》。莫言既有苦难的体验，又充满了灵魂的活力。我们考察一个作家就要看他有没有灵魂的活力。爱默生讲过一句话：“唯一有价值的是灵魂的活力。”

卫毅：您怎么看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

刘再复：高密东北乡首先是莫言的故乡又是莫言创作的第一摇篮，故乡和摇篮的饥饿贫困苦难造就了他，但他又超越他的故乡，写的是普遍的人性，还有普遍的人类生存困境。莫言很了不起的一点是，他看到“文化大革命”之后我们整个中华民族为教条所窒息，需要生命的重新爆发。从《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到《丰乳肥臀》，甚至到《蛙》，都是生命的呼唤，生命的燃烧，生命的大觉醒，所以，在十几年前我就称他为“最有原创性的生命旗手”。莫言谦虚地称我为“老师”，其实我更要向他学习。他给我最大的启迪是，不要走向概念，而要走向生命。

2012年10月15日于香港科技大学

（《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10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