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导论 两端中贯以“通三统”
相反相成。
——中国古语
创造者寻找的是共同创造者，他们把新的价值写在新的版上。[3]
——尼采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绵延至今，世界各国或“有古无今”，或“有今无古”，唯我中华“亘古亘今，亦新亦旧”。[4]中华文明雄居世界东方，自西周以降，已维系三千多年的大一统。[5]罗马、蒙古、奥斯曼、大不列颠等，或称雄一时，跨洋连洲，号称帝国，却均告烟消云散。上下数千年光辉灿烂之文明体，几经陵替而终不断裂；纵横数万里大好之河山，几经分合而终不分裂，此中华文明之两大特性，可谓举世无双。
近代以来，中国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遭逢数千年未遇之强敌。中华民族生死一线，无数仁人志士舍生忘死、为民求法，探求对这一空前的西方现代化冲击的回应之道：中体西用、变法维新、辛亥革命、抗日战争、新民主主义革命……可谓一以贯之、愈挫愈勇，用鲜血谱写了一部救亡图存的伟大史诗，终使得中华民族得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100多年前，科学社会主义在欧洲诞生，当占世界绝大多数人口的劳动阶级，那些“饥寒交迫的奴隶”、“全世界受苦的人”，一旦获得了这一伟大的思想武器，就团结起来开展了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100多年来，在这个地球上，无数人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为了全人类解放的壮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和宝贵的生命。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1919年，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三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开启了近百年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新长征。
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承载着继往开来的三个“大事因缘”：赓续中华文明“旧邦新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回应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实现近代以来的现代化梦想；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开辟新境界，为占世界绝大多数人口的劳动人民指明方向。
历史已经表明，社会主义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中国也改变了社会主义的命运。中国社会主义的成功将为世界上那些最没有权势的人们增添力量，为世界上最没有希望的人们点燃光明。
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是前无古人的探索，是充满激流险滩、充满不确定性的伟大长征。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已经经历了三个三十年（1919—1948，1949—1978，1979—2008），目前正在迈进在新的三十年（2009— ）。
“中国向何处去？”在不同的历史转折期，中国都出现了关于道路问题的激烈争论。现在，我们又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上。
中道辩证法
“道不远人”，辩证法就在我们身边。比如说一个简简单单的走路，辩证法的三大规律都在：既要迈左腿也要迈右腿，既处于当下又走向前面，这就是对立统一；一左一右又一左，这就是否定之否定；走了一段平路又走一段坡路，走了一段小路又走一段大路，这就是质量互变。这三大规律的核心是对立统一，也就是迈步往前走。[6]
中华文明的血脉里流淌着辩证法精神，群经之首的《易经》阐发的就是一阴一阳之道。《易经》本身就是变易之学，天地之间，就一流转变化而已，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自身，这与历史唯物主义是深相契合的。
中国的辩证法是中道辩证法，既强调对立两端的统一，又认为统一不泯灭对立。儒家标举中道，道儒同阐太极，佛教谈不执常断二见、不落空有两边，莫不如是。
中道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真精髓所在，是千圣所同传之精义，是儒家的“道统”所在。
2009年，散佚两千多年的清华简《保训》篇重见天日。这篇简文记载了周文王的遗训，是要传给周武王的“宝训”，全篇核心就是“中”。周文王讲了两段历史故事：舜原先只是一介平民，境况不好，恐而“求中”而“得中”，才最终得承大业；商代先祖甲微将“中”传给子孙，才使得成汤得有天下。他勉励周武王对“中”要“敬哉”。
虽然对于“中”是指什么，专家们尚有不同的意见，但许多学者都倾向于“中”是观念而非实物，或者简单一点说就是后世儒家所说的“中道”。
何谓中道？这又以明清之际一位并不知名的哲学家方以智谈得好。他出了本书，叫《东西均》。我们日常称事物为“东西”，自古以来就是这么称呼，万事万物都是一东一西，而均就是陶轮与调音木，是用来调和两端而陶冶万物的。[7]
对立两端之所以可以统一是由于其同出一源——太极，“阴阳，一太极也”[8]，而在演进的过程中，都向中间趋同转化复归于太极，这就是“合二而为一”，“两端而中贯”。
太极是“一”，但是一内蕴二，太极蕴藏着矛盾，因此才能展开，同时太极又贯通到阴阳之中去，“一在二中，一参于二”，一（太极）而二（阴阳），而三（执两用中），而化生万物，至于无穷。
中道辩证法是以中国传统哲学融会贯通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之意。中道辩证法以太极（中道之体）为其体，以阴阳（矛盾）相推为其变，以对立统一体（中道之用）为其用。
中道辩证法兼对立、统一两者而言之。不但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对立与统一这两个范畴也相互贯通，统一中蕴藏着对立，而对立又向统一转变，以中道联接对立与统一这两个范畴。
斗争与统一的关系并非绝对与相对、主要与次要的关系，不但斗争是绝对的，统一也是绝对的，即便是最激越的斗争中，也蕴藏着统一的因素。共工怒触不周山，也就是天倾西北，地倾东南而已。如果绝对的斗争中无绝对的统一性在其中，天地恐将崩解。而有统一无斗争，天地也恐将歇息。
根据情势的变化，有时以对立为主，有时以统一为主，这是“时中”之意。中医讲究扶正祛邪，前者着眼于统一，后者着眼于斗争，何者为主，就要看机体的实际状况。人类社会也是如此，革命时期，当然是以斗争为主，建设时期，却必须以团结和统一为主。
中道辩证法并非矛盾调和主义，也不是“仇必和而解”的矛盾消解，而是不偏不倚的中道，[9]是斗争与和谐、分散与集中、流变与暂存、平衡与不平衡、自主与开放的对立统一。
中道辩证法不是“差不多”、“随大流”的庸人哲学，那是孔子所斥的“乡愿”，“极者尽也、中也”。中道辩证法是以高度的主体性，穷极两端之理而归于中庸的“执两用中”之道，将矛盾对立面在极致意义上实现整合，从而开出新境界，也就是传统哲学中的“皇极”与集大成。
我们如果看三维的太阳系运转图，就会发现太阳系不是平面旋转的，而是螺旋式运动的。行星自转，围绕着太阳公转，同时整个太阳系也在围绕一个更大的中心运动，从而使得整个系统螺旋式往前运动。
生命的奥秘与美丽也在于此。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门口有一个“生之欲”的雕塑，展示了基因的螺旋结构，犹如两道炫目的彩练当空舞蹈。该雕塑由吴冠中先生创意。他写道：生之欲，似舞蹈，狂草；是蛋白基因的真实构造，科学入微观世界揭示生命之始，艺术被激励，创造春之华丽，生命无涯，美无涯。
宇宙其实是一个嵌套的螺旋运动结构，而每个层级都是负阴抱阳的双螺旋运动系统，这一点在太极图中已经揭示出来了。万事万物都被某个看不见的力量所牵引，而牵引事物的更大系统又被更大的力所牵引。这种指引并超越事物的力就是太极、中道、公因与天命，是阴阳交互、趋中与转化的原因，也是事物螺旋式上升的中轴线。
因此，探求事物更深层的奥秘，不外乎寻找比事物本身更大的原因。内因就是公因，推而极之，至小无内，至大无外，说的是同一回事。
以人的本性而言，人类的超越性内在源于自我。人类不是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动物。人的所作所为更多受他“类属性”所驱动，一种冥冥的天意在驱使人类为他的同类服务，即便是像葛朗台那样的守财奴，最后也会发现，他一生辛辛苦苦积聚的财富，也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要留给他人（家人与社会）。
质量互变的规律就是从渐变到突变的规律，是双螺旋运动过中轴线后，原有动态平衡系统被打破，进入新的动态平衡的结果。以天文而言，春分、夏至、秋分、冬至这些节气的转换，就是地球自转与公转形成的交界线，引起阴阳的消长。
否定之否定规律指的是螺旋式上升的过程。这也是双螺旋运动的自然结果，“反者道之动”，阴阳相推与互转，使得肯定、否定之后又会进入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新阶段。
“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道与路本是一体两面。《西游记》又名《西游证道书》。一路走来九九八十一难，走路就是证道，中道辩证法也是道路辩证法。
中国道路辩证法就是中道辩证法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不同方面的展开。中国道路辩证法是理想未来的现实运动，它遵循的是最小阻力线原则，而不是最短距离的原则。就如同黄河一样，你难以将其中的九曲十八弯截弯取直，原因在于那是时势造就的，是一条最小阻力线，但是，黄河又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当你走的不再是寻常的道路，而是要开辟一条前无古人的道路时，中国道路辩证法就成为血与火的辩证法。
1935年初春，长征路上，中国工农红军濒临绝境，中央发出《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10]
后人根据这段历史创作了《行军告示》，流传颇广：
“我们必须准备走大路，小路，直路和弯路。走过白天是黑夜路，走过黑夜是白天路，走过天涯还有路！走上坡路、下坡路、岔路和斜路，还要准备走绝路！走完绝路，我们再赶路！我们必须准备走绝路，走完绝路，再赶路！”[11]
中国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是波澜壮阔的新长征，同样面临着一个无法预知的未来，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前途，一段漫长的、充满敌人围追堵截的艰难行程。同时，这也是一段将被动转化为主动、将绝境转化为光明、将困难转化为奇迹的伟大旅程。
没有错误，就没有成功；不走弯路，就没有大路；不走绝路，就没有生路。既要知道从哪里出发，也要知道到哪里去；既要看脚下，也要仰望星空。
否定之否定并非开历史倒车，而是指通过整合肯定与否定，从而开辟出一条新路。
三个三十年：社会主义开辟、奠基与展开
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已经经历了三个三十年（1919—1948，1949—1978，1979—2008），目前正迈进在新的三十年（2009— ）。
第一个三十年的革命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中国革命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向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最终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懂得一棵大树地底下的庞大根系，就不会懂得它的参天树冠；不懂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无从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党的领导、统一战线等，这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之本，在战火纷飞的革命岁月就已经形成。
革命党是中国共产党的本来与初心，执政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当下与未来，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既要告别革命，又要继续革命，中国共产党需要对其革命遗产进行扬弃式继承。以创业的心态来守业，以革命的精神来执政，中国共产党就会永葆青春，无往而不胜。
第二个三十年的建设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基础。这一时期，中国快速推进工业化，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为后来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打下了基础。中国独立自主研制“两弹一星”成功，为改革开放带来了国防安全红利。这一时期，人口总量翻了一番，人口预期寿命从35岁提高到67.8岁，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0年提高到5.3年，这为改革开放带来了人力资本红利。这一时期，确立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为改革开放带来了制度红利。
同时，第二个三十年的快速工业化是以高积累率以及城乡二元分割结构为前提的，工业化的成就并未转化为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提高。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到1978年城镇化率仍然不足20%；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相对缓慢，以1952年价格计算，1978年全国人均消费支出只有143元，只比1952年提高了0.8倍。[12]到1981年，仍然有84%的人口，生活在每人每日支出1.2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之下。
第三个三十年使13亿中国人富了起来，也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展开。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增长奇迹。[13]1979—2008年的GDP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0%，2008年GDP相当于1978年的17倍。中国是世界上减贫成就最大的国家，按国际贫困线每人每日支出不足1.25美元计算，1980年以来，中国有近7亿人口脱贫。
但是，这一时期收入差距拉大，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分化等问题，金字塔顶端的富裕人口占有了全社会的绝大多数财富。[14]同时，资本的逻辑向政治、文化领域全面渗透，出现了各种触目惊心的乱象。
以辩证眼光来看，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一场伟大新长征，是转危为机、转败为胜的关键一招，是拥抱其对立面，以迈向更高发展阶段的惊险一跃。通过改革开放，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突破了危机重重的困境，实现了伟大战略转移，赢得了至关重要的主动权。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希望。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全球社会主义阵营崩溃的那个关卡，没有改革中国有可能就闯不过。改革开放给了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更多自信，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展现其活力，开始面向未来，展现其勃勃生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也为全球社会主义事业的复兴，保留了根据地，指明了前进方向。
走进新的三十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为标志，全球大势与国内局势都正发生着深刻的结构性变化，全球社会主义运动正走出冷战结束以来的低谷。与此相应的是，中国从国际舞台的边缘开始走向中心，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进入新的三十年。
当前正发生着深刻影响未来的改天换地式的三个大事变：
第一个大事变就是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冷战结束以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一体化进程正在断裂。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危机进一步向深度演进，西方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坍塌，阶级之间对抗性矛盾激化，民粹主义和极右势力抬头。全球生产贸易链条分化重组，对外投资与贸易萎缩，出现了逆全球化趋势。
第二个大事变就是继美国之后的又一个全球性大国——中国正登上历史舞台。中国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以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年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国际格局正发生着“一超多强”到“两极相联”的结构性变化，现有的全球秩序正发生着深刻转型。[15]
第三个大事变就是人类正向智能互联的新时代迈进。人工智能、移动互联、大数据等新技术将深刻地改变人类的生产组织形态、国家治理形态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它在推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的同时，也使得其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尖锐程度，并使得共产主义理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实现可能性。
与这三个改天换地式的大事变相应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国家战略发生了具有深远意义的转变，国内经济发展形态深刻变革，适应并引领经济新常态，推动经济转型升级，驱动力向创新转移；政治生态深刻变革，全面推进从严治党，以空前的力度和决心铲除自身肌体上的腐败毒瘤；全球战略深刻变革，从不出头、决不当头的跟随策略，转变为充分发挥领导力的超越策略。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随着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战略变革举措的推出，中国已经成为勇立时代潮头的弄潮儿。这不但将改写中国发展的历史轨迹，也将改写人类的历史进程。
展望新的三十年，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需要直面国内外尖锐的矛盾，实现两个标志性的战略目标：第一，在国内实现共同富裕；第二，在全球成为新型的超级大国。
这意味着对现有所有可以借鉴的国家样本的根本性超越，也只有这一根本战略目标的实现，才真正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顺利度过了赶考阶段，同时，必将推动全球社会主义运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通三统”：中国道路的六组辩证关系
北大学者韩毓海将《春秋》大一统、“通三统”之说称为儒家的大道与历史辩证法。[16]
《春秋·公羊传》的历史观是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辩证批判的进程，这就是《白虎通义》所论述的文质三统承衰救弊、交相损益的过程。[17]这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是深相契合的。
儒家并非简单地要恢复周制，而是在宗周同时，试图整合夏商周之治，以开新统。这就是“新周、故宋[18]，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大一统者，通三统为一统，周监夏商而建天统，教以文，制以文。春秋监商周而建人统，教以忠，制尚贤也”[19]。
与历史辩证法质量互变规律相契合的是，大一统既是述往事，更是开新命。韩毓海说：正是通过对商和周制度的辩证批判，孔子试图去思考、想象和创造并设计未来的“太平世”。[20]
儒家的历史辩证法并不彻底。它是天道循环论，变化不过是常道的不同面相周而复始的展开。这种历史观与天文周期、农业周期、王朝周期都是相应的。因此，公羊学传统的新王是改制不改道，改的是面子不是里子，“有改道之文，无改道之实”[21]，“天不变，道亦不变”，儒家之道是“百王不易”，数千年不变的。
唯物主义的历史辩证法是进步史观，历史演进是螺旋式上升的过程。这是由历史自身进程的批判性与革命性所决定的，它并不承认常道，而是以变为常，否定之否定并不是周而复始，而是更高水平上新的肯定。
当代中国也面临“通三统”的问题。[22]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三统”是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通此“三统”而开新统，此之谓为中国社会主义探求大道、筹谋新命。
社会主义三个三十年是交错的：一是要处理第一个三十年与后两个三十年的辩证关系，即革命与执政的辩证关系；二是要处理前两个三十年与后一个三十年的辩证关系，即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辩证关系。
从长的历史阶段来说，执政只是漫长革命的一个步骤，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历史辩证法所承认的唯一绝对的东西，就是历史进程的革命性质是绝对的。[23]人类历史进程的革命性，决定了我们无法彻底告别革命，这一直要延续到人类真正的太平世——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
革命的传统使得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命，不同于传统的新命，不但要改制，还要改道。革故鼎新、破旧立新，这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超越中华传统精义所在。
执政的逻辑不同于革命，它的使命在于建设新的世界，而不是破坏旧的世界。它是以立为主，破也是为了立。新时期的革命不是疾风暴雨、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是久久为功、永远在路上的改革、建设与发展。
习近平同志指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24]没有前三十年社会主义事业的奠基，就没有后三十年社会主义事业的展开，没有后三十年的发展，前三十年的奋斗也失去了意义。
毛泽东本人就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与理论的奠基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在这一整体中，活的灵魂一以贯之，而其中矛盾冲突之处实际上是在不同时期处理不同矛盾而体现出来的不同面相。
这种内在的统一性不仅取决于过去和现在，也取决于未来的进一步揭示。新的三十年发展取决于有效整合前三个三十年的历史经验教训，从而将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全面建设的新阶段。
四个三十年的探索，那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所要处理的一组共同命题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答卷。
第一，认识论的命题需要探索如何正确认识世界，如何处理知行关系，如何处理实践试错与理论指导的关系。
第二，领导力量与依靠力量的命题。在这一剧烈的变革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扮演了核心领导力量，同时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英雄，党的领导又需要找到有效组织动员人民群众的途径，因此要处理人民主体性与党的领导的辩证关系。
第三，斗争与团结的命题。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始终存在着依靠谁、联合谁的问题，存在着谁是朋友、谁是敌人的问题，因此需要处理斗争与团结的辩证关系。
第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命题。需要处理理想的社会建构与现实的生产力水平、现实的发展阶段之间的关系，需要实现经济建设中心与生产关系变革的对立统一。
第五，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命题。如何通过驾驭资本，有效处理市场经济改革与社会主义道路的关系。
第六，中国与世界的命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全球格局变化的条件下推进的，不同的时期都需要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问题，需要实现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的对立统一。
探求中国道路六对辩证法树立根本，贯通社会主义四个三十年筹谋新命。本书从上述六组辩证关系中来阐释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四个三十年之间内在的对立统一关系，并提出新的三十年全面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全面的战略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