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阳关道”还是“独木桥”

所有农民都成年累月地过着贫困的生活，他们有经得住任何考验的耐心，有委曲求全的非凡能力。他们反应迟钝，但必要时却以死相拼；他们在任何场合总是慢吞吞地拒不接受新鲜事物，但为维持始终岌岌可危的生计，却表现出无比的坚忍。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

 

在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地理图谱上，发生于浙江的生动事实具有如下无比鲜明的特征：改革首先从无数个村落萌生，由千百万农民掀起惊天巨浪；他们文化水平不高甚至目不识丁，但执拗坚忍，前赴后继；农民始终是浙江改革故事的第一主角，并在乡村中国放射出最绚烂的霞光；更为幸运的，农民始终是浙江改革后累累财富的重要分享者。

40年前，浙江农民最初的改革冲动缘于“吃饱肚子”的强烈渴望。这一无可厚非的需求，却遭受了是走社会主义“阳关道”还是走资本主义“独木桥”的严厉斥责。

迟到的“包产到户”

曾经前来浙江考察的研究者都普遍认同于“大胆探索、敢第一个吃螃蟹”所带来的显而易见的先发优势，是创造浙江改革奇迹的关键。

然而，在中国改革第一突破口——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上，至少从全省范围而言，浙江却显得有些千呼万唤始出来。

 

1978年12月18—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一堪称“拐点”的重要会议对以下论断作出了历史性定格：批判并抛弃了“两个凡是”；终结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方针。

中国改革开放由此起航。

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仍原则通过并下发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重申“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制度”。从1953年全面推行农业合作化开始，包产到户就被划作人民公社体制的天然公敌，你死我活，势不两立。

而事实上，变通与突破早已在离北京千里之外的中国各地乡村悄然萌动。

1977年11月15日，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主持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通过了一个被称为“安徽六条”的文件。文件规定，生产队可以实行定任务、定质量、定工分的责任制，甚至可以责任到人。这就为农民自发地搞包产到户开了路。到1979年春耕时，包括安徽农村在内，全国已有200万个生产队的3亿名社员公开或半公开地推行了距离包产到户仅一步之遥的包产到组。

浙江传来的消息似乎就没有那么激动人心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1978年11月25日，《浙江日报》披露了一桩轰动一时的因黄豆苗引发的“犁豆风波”。

天台县平桥公社长洋大队地处丘陵，社员素有种植黄豆的习惯。这年年初，他们得悉国家规定，每交售100斤黄豆，可抵200斤稻谷，还能奖励20斤化肥。社员们合计，本队土地贫瘠，如果种早稻每亩可收四五百斤，但化肥用得多，成本高；如果种黄豆，撒些灰肥就行，既省工又省成本。每亩可收200多斤黄豆，折原粮四五百斤，又可得奖励化肥40—60斤。由于黄豆收获期一般比早稻提前，可以使晚稻抓住季节；同时，豆苗有根瘤菌，豆叶落土肥田，能使农田增加养分，通风透气，晚稻亩产五六百斤是不成问题的。

左算右算，怎么也是种一季黄豆划算。虽然此前县委领导早就在广播里苦口婆心地劝说，又上升到“动摇以粮为纲”的高度威吓，凡是能种水稻的田都必须种早稻，但小农的私欲一“膨胀”，社员们就顾不得那么多了。他们决定，全大队清明前后种下80亩4分黄豆。

他们种下的不是黄豆，而是祸根。

清明之后的5月22日，县委一位副书记下乡检查工作，一眼就看见了长洋大队种在公路旁已经透出嫩芽的黄豆苗。他顿时拉下了脸，责成平桥公社党委：立即逐丘排查，可以种水稻的，一律把黄豆苗犁掉！

第二天，公社党委在长洋大队紧急召开现场会；第四天，又马不停蹄召开全公社29个大队的生产队队长以上干部扩大会议。主题只有一个：如何摆正黄豆苗犁掉还是不犁掉的大是大非！

长洋大队的贫下中农们紧张了，但又心存侥幸：再拖延拖延，说不准还能逃过一劫。

等待他们和他们的80亩4分黄豆苗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暴风骤雨的摧枯拉朽。26日，一辆拖拉机隆隆开进长洋大队的黄豆田，压阵的是一溜脸色阴沉的公社领导。40多名长洋男女社员不顾一切拥上前去——为了黄豆，斗胆拼了！他们手挽手坚决拦住了拖拉机：“长势这样好的黄豆，犁光了我们今年吃什么？”

一位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对拖拉机手下了死命令：“冲过去，冲过去！”社员洪昌兴对40年前的那一幕至今铭刻脑海。他清楚地记得，当时自己乘人不备，悄悄摸过去关掉了拖拉机油门。他还清楚地记得，队里另一名社员气愤地指着公社领导的鼻子大喊：“无法无天，伤天害理！”他立即被抓到公社关了起来。公社领导明确指示：这一恶性事件背后一定有坏分子搞鬼，一定要揪个把坏人出来示众！

贫下中农们不得不选择退却。这已经不是几亩黄豆的问题了，谁都清楚阶级斗争意味着什么。3天之后，80亩4分黄豆苗被齐刷刷犁平。黄豆没了，同时由于已错过了季节，补种的早稻也随之严重减产。

《浙江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这一事件的长篇记者调查，还连续展开了近1个月的读者大讨论。《人民日报》对此事件也迅速作了转载并加编者按。

“犁豆风波”传递给我们的一个十分清晰的讯息是，在当时，浙江农村生产队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仍然被剥夺得几乎荡然无存，至于以家庭为主体的包产到户更是痴心妄想！

 

全国的风向标则是依循十一届三中全会既定的改革目标继续艰难而坚定地前行——

1980年1月，安徽再次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省委明确表示，在现实特定条件下，包产到户是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这事实上宣布了包产到户合法化。当年春耕前后，安徽农村23%的生产队推行了包产到户。

1980年5月31日，对包产到户的争论一直保持沉默的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谈话。他说：“农村政策放宽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问题是思想不够解放。”

1980年8月，万里调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主管全国农业。9月，中央召开专门讨论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最终形成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会议纪要，即“中发1980年75号文件”。文件规定，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75号文件虽然没有全面肯定包产到户，存在历史局限，但它突破了长期以来“包产到户就等于资本主义复辟”这一根深蒂固的思想，是全党对包产到户再认识的重大转折。在此次会议上，围绕反对还是支持包产到户，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与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展开了激烈的“阳关道”与“独木桥”的争辩。11月，《人民日报》以两位省委书记的激辩为引子，用整版篇幅发表长文《阳关道与独木桥》。

春雷已然开始鸣响。

然而，1980年10月，在贯彻中央75号文件的浙江有关会议上，一些人士对浙江农村的基本判断仍然是：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穷困地区，在全省属极少数。全省绝大多数地方和社队，农业生产是发展的，集体经济是比较巩固的，不需要也不应该去推行包产到户。

此时，浙江农村基层的包产到户已是暗潮涌动，喷薄欲出，尤其以浙江南部的温州、金华、丽水为甚。

怎么看？怎么办？包产到户究竟只是少数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解决当地农户吃返销粮难题的短期救急之策，还是适应各地广大农村生产力现实水平的普遍真理？是万恶的复辟末路，还是“农村的曙光、中国的希望”？直面一连串的问号，必须作出清晰的回答。

1981年1月4日，浙江省有关部门在当日的《浙江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对绍兴县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长篇调查报告——《沿着农业集体化的阳关道前进》。支持什么反对什么，白纸黑字、旗帜鲜明。

调查报告说，集体经济具有个体经济不可比拟的优越性，这本是20多年来农业发展的历史所证明了的。为什么现在要重新提出在干部和群众中进行集体经济优越性的教育呢？这是因为，真理的山峰被蒙上了一层薄薄的迷雾，使人们看不清它的本来面目。绍兴县的基层干部普遍反映，近年来，那些怀疑、动摇农业集体化方向的议论多了，宣传个人发家致富的多了，似乎集体经济不那么香了。“若要富，个人找出路”的说法，简直成了时髦的口号；分队、分田到户的消息，不胫而走，到处流传。于是有些干部和社员产生了误解，以为“分田单干，势在必行”，迟早要分，还是趁早分掉算了。大多数干部和社员对集体经济能不能坚持和发展很担心，特别是一些为集体经济奋斗了20多年的老干部、老社员，感到脸上无光，话也讲不响了。

根据绍兴实践，调查报告得出的结论是：大家公认，农业集体化一开始就显示出它巨大的优越性和生命力，正是依靠集体经济的力量，才基本上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并且逐步富裕起来。

为增强说服力，调查报告还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一位“单干大王”的新旧两重天。

这位被推为典型的“大王”名叫占三九，绍兴县鉴湖公社行宫山大队社员。称之为“单干大王”可谓名副其实，此人直到全国人民公社遍地开花10多年后的1969年才入社（全县最后一个入社）。占三九全家7口人，4个儿子、1个女儿，有3亩地、1条乌篷手划船。仗着自己家劳力多，他一直单干，靠捕鱼和种田谋生。

远离了集体的温暖，“大王”也只能沦为朝不保夕的“草寇”。占三九一家住的是4间破草房，4个儿子挤睡一张铺，“大王”夫妻加小女儿合睡一张用砖头搭起来的小床，全部家产顶多值500元。自从被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大家庭“招安”之后，“大王”才第一次抖起威风来了。他的大儿子进了公社渔场，另外3个儿子在队里是种田好手。1979年，全家集体分配收入2102元，年终得到现金1072元。几年间还造起平房3间外加1间披屋，买了1只收音机、2只手表、3双皮鞋，添置了1条新划船。如今，女儿风光出嫁，大儿子也娶进了媳妇。社员们异口同声地说：“如果占三九不死脑壳黑灯走单干的独木桥，另外几个儿子的媳妇怕是也早就进门喽。”

典型开道，苦口婆心，为的就是“以正压邪”。“顶牛”与“拉锯”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早春快车在浙江尚未解冻的大地上一再晚点。

 

北京的天空已经晴空万里，艳阳高照。

1981年冬，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当时的国家农委副主任、党内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杜润生在其回忆录《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中透露，会后不久，时任国务院总理的一位中央领导到东北考察，写回一封信。他说：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不要再强调不同地区不同形式了，要让群众自愿选择，选上啥就算啥，干部不要硬堵了。

根据这一精神，国家农委起草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下发了该纪要，即著名的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此后，中共中央围绕农业问题连续5年下发5个“一号文件”，成为中国40年改革史上可圈可点的破冰之举。

1982年“一号文件”的关键词是：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这是党的文件第一次明确肯定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属于社会主义性质。近30年你死我活的激辩与抗争就此谢幕。

大江东去，春风浩荡。当年8月9—17日，中共浙江省委在杭州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主题十分明确——“研究确定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措施”。会议的结论亦极为鲜明：“凡是宜于农民个人、一家一户或小组干的事情，都应该放手分包给他们去干”，“只要是有利生产、群众满意的，就不要轻率变动，更不要回到吃大锅饭的老路上去”。

此次会议之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被有领导、有组织地普遍推行到农业生产水平较高、“集体经济不容动摇”的浙江中北部，半径涵盖杭（州）嘉（兴）湖（州）及宁（波）绍（兴）平原地区。

在浙江农口官员的记忆中，由于春耕秋收的农业节气使然，数十年间全省农村工作会议的召开从来都在每年冬季的年末。只有1982年的会议，被破例提前到了夏季举行。唯一的解释是：已经迟到了，就绝不能再迟到了。

新华社于1982年8月21日以《“双包”责任制是治贫致富的“阳关道”》为题播发的一则消息足以为这一解释佐证。消息说：党的三中全会以后逐步兴起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农业生产责任制，现在已经在全国74%的生产队广泛推行，势不可当。

被毛泽东树为中国农业集体化一面旗帜的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成为包产到户最后的聚焦点。1980年8月已经从国务院副总理显赫高位黯然离职的原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坚定地认为，曾经跟着自己为农业集体化“战天斗地”的大寨人决不会认同走资本主义私念阴魂不散的“独木桥”！然而，大寨社员的顺口溜却是：“砸了大锅饭，磨盘不推自己转；头儿不干，咱大家干。”1982年年底，包括大寨在内，昔阳县所有农村生产队一夜间“城头变换大王旗”，包产到户扎根，社员喜笑颜开。

消息传到京城，陈永贵哑然无语。

 

“迟到”与否的正反效应在浙江南北也很快显现出来。

根据1983年的官方统计，推行包产到户最为迟缓的浙北嘉兴市、湖州市，当年农业总产值分别比上年下降1.7%与3.4%。

而在顽强抵抗斥责与清查，包产到户最早涌动的浙南温州，全市1980年的农业总产值比1978年增长了27.5%，年均递增12.8%，“这在温州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

在包产到户上与温州遥相呼应的浙中金华，时任地委书记的厉德馨算过一笔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金华粮食产量从20亿斤到30亿斤，用了16年时间，即从1951年至1966年；从30亿斤到40亿斤，用了11年，即从1967年至1977年；从40亿斤到50亿斤，用了4年，即从1978年至1981年；1982年，仅仅1年就增产了10多亿斤！

耐人寻味的是，我们随后可以观察到，在此后20多年改革的年轮中，以温州为圆点的南浙江板块与以嘉兴、湖州为代表的北浙江板块，一热一冷、一荣一衰，呈现出南风北渐的清晰景象。不难理解，自包产到户的改革启动点始，胜负已经了然。

比小岗村早22年

1998年7月27日，在温州永嘉县上塘镇“纪念永嘉农村包产到户42周年”会场上，原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致辞。穿越42年的时空，他的话在会场久久回响：“今天，历史出了头了，它出来做证，告诉永嘉的同志们，1956年的那次行动是正确的，是必要的，是值得肯定的。永嘉县是我们中国包产到户的先驱者。”

然而，有一位最重要的被邀请者缺席了。他已经永远地伫立在了历史的那一端。

他，就是李云河，42年前永嘉县委主管农业的副书记，当年永嘉包产到户的直接领导者、实践者，在这次纪念会召开前20天因患肝癌离世。7月3日，自知来日无多的李云河在病榻上口授了原拟赴会永嘉的发言提纲。他说：“几十年农村工作的经验，中国要稳住，农村是基础；不到户农村稳不住，‘包’字是基础……从理论上看‘包’字很简单，但是我们党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作为纪念会的特殊代表，李云河的妻子包于凤手捧骨灰盒来到永嘉。在清澈如水晶般的楠溪江畔，包于凤将李云河轻轻送回了那片大山，送回了萦绕着他执着梦想的大地。

 

1978年11月24日夜晚，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的18位农民代表悄悄齐聚社员严立华家的一间草屋，神色极为严峻地写下了一纸契约，全文如下：

 

我们分田到户　每户户主签字盖章　如此后能干　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公粮　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　如不成　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　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作为中国当代史的珍贵文物，这份摁满血红手印的生死契约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号为GB54563。杜润生在其回忆录中认为，这个惊天动地的故事经调查，细节上有出入，但流传甚广，生动反映了中国农民为实行包产到户甘冒风险的巨大决心。

中国改革本身始终是一部旷无前人的伟大传奇。虽然细节尚可推敲，但正由于其令人赞叹的传奇色彩，小岗村已被官方高调定格为大包干改革创举的公认“摇篮”而被载入史册。

然而，毫无疑问，1956年首倡包产到户的永嘉实践，比小岗人的传奇早了整整22年。

 

陈康瑾在其报告文学《他没有在旋涡中沉沦》中，为我们记录了那沉重的历史一页。

1956年2月下旬，永嘉县第一个集体农庄高级社——潘桥集体农庄呱呱坠地。在此前后，“小脚女人”和“右倾保守”思想在各地受到严厉批判，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集体化改造突飞猛进。打土豪、分田地的喜悦尚未散尽，初级社、高级社又呼啦啦从天而降。

一夜进入社会主义，举国欢腾。

狂热，替代不了生产力发展必须遵循的铁律。在永嘉农庄，甚至在全国农村，“干部乱派工，社员磨洋工，上工一条龙，干活一窝蜂”等问题很快浮出水面。

脱离生产力水平的基本实际，归大堆、吃大锅饭的农业组织结构，除了在造水库、挖塘泥、并田整地之类的人海战役中，还能发挥所谓“惊天地、泣鬼神”的优越性外，在田头直接的生产环节，只能是一个成批制造懒人的梦幻工场。

有人坐不住了。

当年春季，26岁的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拉着县农工部干事戴洁天，在该县燎原社（今瓯海区郭溪镇）悄悄开始了对生产队以下实行“个人专管地段责任制“和“产量责任制到户”为主要内容的试验。

人还是一样的人，地还是一样的地，燎原社的变化前后两重天。

1956年9月，永嘉县委召开全县高级社主任参加的千人大会，提出推广燎原经验，“多点试验包产到户”。几个月内，永嘉有200多个高级社实行了包产到户，占全县总社数的24%。

李云河、戴洁天笑了，农民们笑了。但笑意刚刚爬上嘴角，发难已扑面而来。

1956年11月19日，温州地委机关报《浙南大众》刊登了《不能采取倒退的办法》的评论，点名批判燎原社的包产到户试验是“打退堂鼓”。就全国范围来说，这是砍向包产到户的第一刀。

这并不能让李云河服气。他以燎原社实践为基础，一口气撰写了长达5500字的《个人“专管制”和“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主要矛盾的好办法》专题报告，从理论上探讨了“包产到户”的必要性。文中理直气壮地阐明了四大观点：一是包产到户没有改变所有制，因而绝不是“拉倒车”，绝不会使合作社变质；二是包产到户是集体劳动的很好补充，可以继承和发挥社员的主动性和“绣花”精神；三是包产到户更能坚持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使农民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四是包产到户变“队长负责”为“人人有责”，使每个社员在生产中可以“当家作主”。

1956年11月25日，李云河将此文分别寄送县、地、省、华东局、中央农工部。8天后，李云河被指名赴杭州参加浙江省委调研会。分管农业的省委副书记林乎加主持会议，对包产到户给予充分肯定。

1957年1月27日，浙江省委机关报《浙江日报》在二版半个版刊登了李云河的专题报告。这是全国报刊第一次公开发表论述包产到户的文章。

似乎又是一次雨过天晴。

然而，在“左”倾思潮如日中天的年代，作为“早产儿”的包产到户从一降生就注定了多舛的命运。

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没几天，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已面临被腰斩的危险，坚决打退对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迅速升级为首要政治任务。包产到户转眼成为“包着糖的砒霜”，热衷于包产到户的人被指责是“抱着狐狸精当美女”。

1957年的浙江省党代会期间，在杭州火车站旁的省委红楼招待所里曾经贴出过一张奇特的大字报：

黑云压城。此时此刻，谁也救不了包产到户，谁也保不住小小的李云河了。

清查，批判。再清查，再批判。1957年7月13日，《浙南大众》刊发《打倒“包产到户”，保卫合作化》的社论，罗列了包产到户的十大祸害。

同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记者采写的《温州专区纠正“包产到户”的错误做法》的电讯通稿，文中四次点名李云河，指出包产到户是“中共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去年派人到农业社试验后搞起来的”。

1958年春，包产到户的“罪魁祸首”——一批风华正茂、胆比天大的冒险者们终于走到了自己政治生命的尽头：

主谋李云河，被定为大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下放劳动。

主犯戴洁天受到了刑事判决，戴上“右派”和“反革命”两顶帽子，押送原籍管制劳动。子女户粮关系全部迁往农村，妻子陈小梅被开除团籍，从县文教局下放工厂劳动。

支持包产到户的“幕后黑手”永嘉县委书记李桂茂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由行政13级降为16级，划为中右。

县委常委、农工部长韩洪昌，农工部副部长吕克熙、周祥千，县农业局局长胡宣哲……几乎所有与包产到户有瓜葛的人等无一漏网。因犯“煽动包产到户”罪被判刑的永嘉农民就有10多人。

 

轰轰烈烈的包产到户永嘉实践，不得不暂时画上了一个苦涩的逗号。但这仅仅是“逗号”。

1974年，一批来自北京的作家、电影导演被赶到永嘉县里湾潭大队“体验生活”，创作出了电影剧本《苍山志》。后因种种缘故，最终没能被搬上银幕。

创作《苍山志》的背景，是1966—1975年，永嘉不少地方的农民仍念念不忘包产到户，“地下活动十分猖獗”。1973年春，江青亲自批示，把坚持“吃大锅饭”的里湾潭大队树为“处在资本主义势力四面包围，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典型，以此来反证“包产到户”的“罪孽”。“四人帮”中的王洪文、姚文元也从不同角度对永嘉作了批示，并把拥护或反对里湾潭作为在永嘉划分“革命”与“反革命”的唯一标准。

没料想永嘉农民不吃这一套，我行我素，1976年时全县竟有77%的生产队土地包产到户，1/3的山场包产到户。在1976年冬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永嘉被列为浙江省“分田单干，集体经济破坏得最严重”的县。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在大会报告中说，“温州地区，闹得很多地方分田单干，两极分化”，“温州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要看资本主义到温州”。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数年，由于浙江官方的观望与迟疑，包产到户在永嘉依然是没有名分的“私生子”。里湾潭大队所在的五濑公社党委书记回忆说，那些年，针对包产到户，永嘉的官意和民意之间上演了3出戏：第一出是《武松打虎》，县里坚决要把社员自发的包产到户打下去；第二出是《陈州放粮》，社员消极对抗，荒着田不种，次年县里只好发放10万斤返销粮和数万元贷款进行救济；第三出是《红楼梦》，政策总算有了松动，社员怕多变，包产到户又成红楼一梦。

好在，二十余年起落沉浮，燎原社的星星之火终于燎原，永嘉首创亦画上圆满句号：

1982年12月，抖落一身风尘的包产到户“罪魁祸首”李云河与戴洁天在一个霞光万丈的清晨，昂首挺胸重访永嘉燎原社；

1983年，李云河被擢升为浙江省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几年后，李云河撰写出版《中国农村户学》，并被美国纽约公众图书馆永久收藏。

谁是两个半“单干理论家”

从永嘉燎原社到凤阳小岗村，以包产到户为主脉的顽强的中国农村变革冲动，终究汇成浩荡洪流。既然是承载亿万民心的洪流，李云河、戴洁天们就肯定不会是孤独的英雄。

在浙江，透过历史的尘埃，两个半“单干理论家”的身影逐渐清晰起来。

1962年8月5日至8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一改半年前在7000人大会上纠正“大跃进”错误、反思“左”倾教训的基调，突然转而严厉声讨包产到户。

9月24—27日，召开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再度猛烈炮轰党内的所谓“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著名论断。

会议期间，毛泽东对时任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说：你们浙江出了两个半“单干理论家”，必须彻底批判！由于伟大领袖的语气十分严厉，这一事件成了一桩引人瞩目的历史公案。

毛泽东所谓的“单干理论家”含义很清楚，指的就是“包产到户理论家”。20世纪50年代后，中央高官中被毛泽东点名批判甚至干脆打倒的包产到户“党内代理人”“幕后黑手”不少，但被直接点名并斥之为理论家的“小人物”似乎仅此一例。

浙江新昌县镜岭区专职办社干部陈新宇无疑是这两个半“单干理论家”中的一位。1961年，他将自己撰写的“鼓吹包产到户”的《关于当前农村阶级分析问题》及《关于包产到户问题》两篇文章寄给中共中央并转毛泽东主席。“文化大革命”中，浙江“造反派”把持的省级机关报《红色风暴》用斗大的字公布了毛泽东对陈新宇的批判。

那么，毛泽东所指的另外两位“单干理论家”是谁？包括陈新宇，谁是整个的两个，谁又会是那半个？毛泽东从未对此进一步做过明确的解说，遍查中共党史文献，也找不到只言片语。过去数年，我曾利用采访的机会多次向省内外有关官员及当事人反复询问求证。从现有掌握的线索和史料依据看，几乎可以肯定另外两位“单干理论家”分别是：

浙江瑞安县湖岭区农技站畜牧兽医员冯志来；

浙江嵊县农技站蚕桑技术员杨木水。

他们三人的共同特征是，都在20世纪60年代初给毛泽东寄过信；信的内容均为满腔热情地为包产到户歌功颂德，从实践或理论诸方面论证包产到户的现实价值和历史意义；都引起过各层面的强烈反响并招致了严厉打击。

至于“整个”和“半个”的悬疑，我收集了他们三人寄送给毛泽东的主要文章细心研读，字里行间大抵可以断定，冯志来与陈新宇的文章引经据典，逻辑严密，思辨色彩浓郁，当属“整个”的两个。杨木水没念过什么书，其文章则立足于当地生产实践，朴素直白，那“半个”应该就是他。当然，这一结论只能是推测了。喧嚣与疯狂的历史一幕已经不在，曾经的那人、那事也从此变为无声。

他们胸怀赤子之心，他们满腔忧国之情，他们用自己的血和生命铺就了今天改革的通天大路。岁月的流逝亦不应将他们的灵魂淹没。

为了一份致敬，我仍愿意循着作家高光的描述，以粗略的笔墨记录下当年两个半“单干理论家”们顽强的抗争。

冯志来：一名兽医和他的“半社会主义论”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召开。《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大会政治报告，迅速引起了国内乃至国际社会各界的高度瞩目。

备受瞩目的焦点，是这一政治报告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以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越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空想论，是“左”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中国改革理论的基石，是中国革命历经曲折坎坷后的真知。这一评价并不为过。

耐人寻味的是，中共十三大召开前25年，在与李云河包产到户的永嘉县相距不足100公里的地方，有一位年轻人书写了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如出一辙的《半社会主义论》，而且居然斗胆想和毛主席对话。

他，就是冯志来。

1955年1月，20岁的冯志来从农校毕业，被分配到瑞安县政府农林科工作。5年后，作为摘帽右派分子，他被驱赶到偏僻的老革命根据地湖岭区农技站。

“大跃进”的狂想令年轻的冯志来感到迷茫，饥荒遍地的三年灾害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双眼。

难道这就是社会主义？在生产力水平极端落后的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什么是我们眼前的出路？

一个年轻的灵魂在厚重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沉重的现实之间徘徊。

“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在昏黄的煤油灯下，冯志来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这段名言，为自己的《半社会主义论》破题。

“我们仍旧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如果我们将旧中国的既有资本主义性质经济又有半封建小农性质经济称作半资本主义经济，那么现在我们也可以说我们目前的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经济。”

“中国不能通过资本主义而后进入社会主义，这是早有人论证过的，但是它也不可能马上进入社会主义。只有通过半社会主义的相当长的发展阶段，才能完成社会主义建设。这是由中国的生产力状况所决定的。”

基于对半社会主义生产力水平的精辟判断，冯志来放胆直言：“我认为包产到户确是一条相对的唯一出路。这样做，完全是从中国现阶段生产力水平出发，完全是为了调动农民的劳动自觉性……这是6亿人民的呼声！”

1962年4月21日，《半社会主义论》完稿。一周后，冯志来踏上了北上的列车，之后在北京前门附近一家小旅馆住下。他将文稿分送给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并在所附的信笺上，抄录了文天祥的千古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两天后，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室的两位“领导模样”的人接见了冯志来，并狠狠地训斥了他对党中央、毛主席的不信任情绪，勒令他要好好清理那些危险的胡思乱想。

回到湖岭，冯志来辗转反侧，一腔热血在血脉中奔涌：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了。

两个月后，冯志来撰写了比《半社会主义论》更尖锐的第二篇文章《怎么办》。他将《怎么办》再次抄写三份，分别寄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为了引起“大人物”们的注意，避免前次《半社会主义论》被打入冷宫、石沉大海的境遇，冯志来灵机一动，想起了远房族叔、老资格的义乌籍革命党人冯雪峰。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上，他特别注明自己是冯雪峰的侄子。

这一招果然生效。在中央某次重要会议上，已被打倒的冯雪峰因此受到缺席审判。中央有关部门还立即通知浙江省委，要追查冯志来与冯雪峰的关系，揪出冯志来的黑后台。

当时的浙江省委主要负责人在这位早生了25年的思想冒险者的批判材料上大笔一挥：重戴右派帽子，遣返原籍，监督劳动。

1963年，冯志来在一名武装警察的押送下，回到老家浙江义乌县乔亭村。大干快上的“社会主义”战车依旧是一路高歌，在中国大地上隆隆碾过，也彻底碾碎了冯志来淌血的心。

多少年以后，冯志来回首青春年少时的冲动和磨难，感慨万千，诗赠友人：

 

大梦谁先觉，平生几相知。

孤鸿悲落日，众鸟觅栖枝。

风雪终有尽，落花恨无期。

浩然浙江水，曲折顺时移。

 

冯志来回忆，1963年回到老家，他真正地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无助和绝望，为自己，更为这个国家。他利用做兽医的便利，花1元4角偷偷买了100粒安眠药，藏在贴身的衣袋里以防不测。这一藏就是10多年。

杨木水：从硬汉到死囚

杨木水浓眉大眼、声如洪钟，身材像一门小钢炮。他自称粗人，做起事来是典型的“拼命三郎”。

从小在杭州孤儿院长大、没念过任何正规学校的杨木水平日里最不擅长的就是舞文弄墨。然而，在目睹了太多“一大二公”的震天口号、四邻乡亲纷纷饥病逃荒的惨状后，这位向来以指导农民种桑养蚕为天职的小小技术员，终于忍不住要扛起重如千斤的笔写点什么了。

杨木水写下了一篇《恢复农村经济的顶好办法是包产到户》的长文，整整一万字，可能比他一辈子写过的字都要多。

他思前想后，决定把这篇费尽心血的调查文章呈给毛主席。他知道，只有毛主席才能管大事，救百姓。

几个月过去了，石沉大海，杳无音信。杨木水认为，伟大领袖日理万机，一定是太忙了。怎么才能引起毛主席的注意呢？他想起了只在广播里听说过的嵊县同乡，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马寅初。马老耿介豁达、敢于直言，又和共产党肝胆相照，于公于私都会帮这个忙的。

1961年11月，杨木水把文章工工整整又抄了一份寄给马寅初，在附信中恳请其转呈毛主席。翌年元月，由浙江省粮食厅厅长丁友灿陪同，已80高龄的忧国忧民的马老竟然真的来了。

杨木水被一位副县长带到了嵊县县委招待所马寅初入住的房间。前一天，县委农工部长亲自找杨木水谈了话，警告他在马寅初面前不许乱说话，特别是千万不能说出嵊县曾经发生过大面积的包产到户。

但当杨木水见到面目慈祥的马老时，他还是“乱说话”了。

马老与杨木水促膝而坐，极认真地倾听杨木水畅谈的每一点滴来自乡村的呼声，还逐段逐句地帮他把万言书中关于包产到户的13条优越性修改提炼成10条优越性。

随后，马寅初又在嵊县进行了长达7天的调查研究。回北京时，马老的行囊里揣着杨木水修改好的万言书和厚厚一叠调查手稿。

下面的结果是可以想见的了。能通天的马寅初带给杨木水的，是通天的大罪。1963年春天，杨木水以“反革命罪”被逮捕，判处8年有期徒刑，押送杭州近郊临平的浙江第二监狱。详细罪状是：恶毒攻击党的路线政策，鼓吹包产到户，反对三面红旗，反对社会主义。

几年后一个阴冷的早晨，“贼性不改”的杨木水又因为在狱中当众恶毒攻击“林副统帅”，再度被加判死刑。双脚被戴上36斤重铁镣的杨木水，随时等待执行枪决。

陈新宇：为包产到户终身不娶

陈新宇正好与杨木水倒了个头，他是位出身地主家庭、清瘦斯文的小秀才。

急欲自我改造灵魂的陈新宇曾经满腔热情地投身于创造灿烂的新世界。1955年9月16日，他以《我爱农村》为题，撰文投书《浙江日报》。他大声地欢呼：“我爱农村，我回到农村来了。亲爱的、熟悉的农友们，我将随你们一道前进，直到把我们的合作社变成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庄！在我们肥沃的土地上建立起美满幸福的乐园。”

乡村凋敝的现实生活却是冰冷的，小知识分子的率真和不成熟又让他蠢蠢欲动了。1961年6月，慢慢从理想王国中冷静下来的陈新宇根据自己下放劳动时调查所得的第一手材料，写出了《关于当前农村阶级分析问题》和《关于包产到户问题》两篇文章，从阶级分析的角度阐述实行包产到户的重要性和必然性。

自我斗争了整整两天两夜之后，陈新宇终于将文章分别抄寄中共中央和《人民日报》。也许是出于对自己地主家庭成分的天然警觉，他从此下定决心：疏远一切亲友，不谈恋爱，坚持独身，不株连他人。“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因此斥责陈新宇是“彻头彻尾的单干”——不仅是“单干理论家”，提倡农民单干，而且居然自家要终身光棍一条。

这还不算，随后一年间，陈新宇接连给《人民日报》发去8封读者来信，辩论的话题都是包产到户。当时，中央高层对包产到户仍持“糟得很”与“好得很”两种观点，毛泽东则暂时予以沉默。于是，1962年6月前后，《人民日报》在内部刊物《读者来信》中几次刊发过陈新宇的来信，共汇给他稿费25元5角。陈新宇用这些钱买了稿纸，还买了几十斤桃子，得意地与同事分享。

很快，陈新宇就发现这桃子绝不是那么好吃的，吃了也得照样吐出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他第一个被揪出来游街示众，共计被揪斗120次，抄家7次，监禁32天。1969年12月22日，新昌县革委会人保组以审字第146号文件判决：以右派分子论处，开除公职，管制3年。

陈新宇被连夜押送农场劳动改造。他记得，那天正值冬至。冷，寒心刺骨的冷。

 

最后，再交代一下两个半“单干理论家”的后世今生。

——冯志来的晚年大概算是最幸运的。1983年10月，中共瑞安县委发出349号文件，为其错划右派彻底平反。在老家义乌，他成了被再度发掘出来的有价值的“出土文物”。那时，冯志来在义乌县食品公司生猪仓库当兽医，一位同样是兽医的女同事的丈夫恰巧任职义乌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慧眼识珠的这位副部长将《半社会主义论》呈送给了本书第四章将要讲述的催生义乌小商品市场的最关键人物——时任义乌县委书记谢高华。谢高华对20多年前的奇文阅后大为惊叹，并旋即将冯志来调入政府机关。1988年后，冯志来先后就职义乌市经济研究中心、市体改委主任，义乌市市场研究会会长，省人大代表，继续为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崛起贡献思想。1998年12月，在义乌市政协副主席任上退休。2016年3月，我第三次采访已年届81岁的冯志来，遥想当年，他说：“这是我一生最骄傲的事。”

——杨木水大难不死。1971年“九一三”林彪出逃，命丧蒙古国温都尔汗。因攻击“林副统帅”而加判死罪的他侥幸免于一死。1975年，服满10年徒刑的杨木水出狱，1978年摘掉反革命帽子，从此，游走江湖，当起了草药郎中。说来也是有福，在上海行医卖药期间，他结识了一位以卖鸡蛋为生的江苏淮阴姑娘，姓刘，年方18岁。小女子自愿拜杨木水为师，帮他一起卖药，并日久生情。51岁那年，杨木水与比自己小20多岁的刘姑娘拜了天地，育有一子。2001年，杨木水病逝。

——发誓终身不娶的陈新宇依然坚持“彻头彻尾地单干”，孑然一身。被劳改后，他写过200多封“翻案信”，接着，是平反；再接着，是薪水微薄的退休生活。2000年，我在新昌采访陈新宇时，他已瘦如一枚干桃，正热心于收集资料，整理自己倡导包产到户的编年大事记，准备编写合作化运动史料集。2017年3月22日，94岁的陈新宇去世。5年前，他已将自己唯一的房产捐给了新昌县红十字会，设立“陈新宇博爱基金”。捐赠时虽已口齿不清，但陈新宇依然一个字一个字表达着自己的愿望：“基金以助学助困为主，支持学生追求真理。”

从分水岭出发

2016年，当我决定开始着手浙江40年改革开放史书稿写作时，1978年前后章节的史料梳理曾令自己颇为惶恐。

我自1986年始进入新华社浙江分社从事经济报道，由于职业的机缘，几乎全程目睹了此后浙江改革风云跌宕的每一出精彩大戏，再加之新华社作为中国最权威媒体所独有的特殊优势，某些至今不为人知的浙江改革重大事件及变革拐点，我或我的同事有幸成为唯一的媒体观察者甚至是推动者。这数十年历史的演进，新鲜而富有动感，每一点滴都历历在目。

1978—1984年，则是一段概念化的模糊影像。于是，我花费加倍的精力和夜晚，开始寻访。

无数次，我走进浙江大学图书馆8楼库房。几十年前的古旧书刊一直堆到天花板，阴冷寂静，时空错乱。一页页的报纸在手底沙沙翻过，焦黄发脆，霉点成片。许多页码已经相互粘连，稍不小心，就可能发出清脆的撕裂声。显然，很久以来，极少有人来翻阅过这些陈年的碎片。

面对我急切的追问，不同的被寻访者往往也是同样的表情：茫然。包产到户？不记得了，记不清了，好像是吧。

40年，14600天，恰是一个人的不惑之年。当我们开始走向生命成熟的时候，似乎已经没有多少人记得改革婴儿呱呱坠地时的响亮啼鸣了。

的确，联产承包、包产到户早已被冠以中国改革的“第一声呼喊”“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的桂冠，沉淀为金灿灿的光荣名片。然而，对其历史性的价值与深厚内涵，我们真的已经完全读懂了吗？

一个公认的结论是，改革之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率先突破与大面积推行，带来了全国范围的粮食增产、农民增收，为日后的各领域改革奠定了稳健的经济基础。在浙江，我们也看到了足以佐证的事实。据官方统计，联产承包全面开花的1982年，浙江第一产业农业的增加值猛增了15.7%。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少数年份有过类似的景象。

但我们注意到，千年以来浙江的基本省情就是人多地少，而且不是一般的少。1978年时，浙江户籍人口总数约4300万，人均耕地0.68亩，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5亩。对农户而言，土地的期望收益贡献率是十分有限的。即使是近30年后的2007年，虽然浙江农民人均收入已连续23年高居全国所有省区之首，达8100元，但其中来自土地种植的收入不到20%。毫无疑问，联产承包所带来的粮食增产、农民增收，肯定不是支撑此后几十年浙江可持续改革的全部价值所在。

20世纪60年代后，“兴无灭资”“割资本主义尾巴”“狠斗私字一闪念”成为触及每一位中国人灵魂深处的最高指示，构建乌托邦式理想王国的基点即为“一大二公”的高纯度所有制形态。

恰恰，包产到户来了个乾坤大颠覆，它明白无误地首先确定了人作为利益动物的天然属性。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中有言：“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古自利也。”无论我们如何深恶痛绝，“私”不是人的原罪，在可以想见的历史阶段，人对于占有私利的强烈冲动，仍将是社会发展、文明进化的原动力。

进一步，包产到户明白无误地确定了个人——在现有社会关系属性下往往表现为个人的家庭化组合“户”——是追逐利益最大化、最优化的基本细胞。“户”，由此而得以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最活跃、最优质的市场主体。在以后的章节描述中我们会清楚地看到，以温州为例，从最初的小作坊、夫妻店式的家庭工场到联户经济再到股份合作企业，乃至规范化的现代股份制有限公司，“户”构成了一切高效经济活动的起点和最广泛基础。

如果从以上视角解析，包产到户的大突破无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前改革时期与改革开放40年的根本性转折，其分水岭式意义怎么评价都不为过。

 

问题又来了：既然包产到户具有如此深刻的前沿价值，那为何全中国都在同样的改革大政策之下，都是从联产承包破冰，数十年后却表现迥异：不少地方仍然在为广大农户温饱脱贫继续苦行，以浙江等沿海省份为代表，却是百业兴旺、老板遍地？

浙江一位老资格的农村问题专家向我分析了所谓中国农村改革开放伊始的“3亩—15亩—50亩”发展路径理论，颇有见地。详解如下：

——“15亩模式”。主要集中在安徽、河南、湖南、四川等中国中部地区。按照这一区域人均占有耕地及平均家庭人口数计，每一农户的土地占有量大约在10—20亩之间。以大包干第一村安徽凤阳小岗为例，1978年时全村共20户，115人，耕地550亩。1979年，大包干硕果累累，全年粮食产量由过去的1.5万公斤猛增到6万公斤，自20世纪50年代实行合作化以来第一次向国家上缴了公粮。小岗人品尝了巨大的丰收喜悦，人均耕地4.78亩、户均27.5亩的田园美景，使他们坚信伺候好土地就会有好日子。于是，乡村工业的星火始终没有在这里点亮，直到1995年第一批小岗人才不得不远走异乡进城打工，才发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很无奈。太迟了，他们已经错过了工业化进步的春天的列车。至今，解决了温饱的小岗人仍旧徘徊在富裕的大门之外，以致曾经轰轰烈烈的小岗之路引来了浓重的质疑和争议。自家拥有的那一片不算太多也不算太少的土地，令小岗人深陷进退两难的尴尬。

——“50亩模式”。中国土地总体不富足的国情，决定了这种模式仅仅适用于少数区域。以当年推行包产到户最迟的省份黑龙江为例，全省农村人口人均耕地10亩、户均50亩左右，居全国之首。这片令人垂涎欲滴的黑土地，可行的机械化与规模效应，都决定了不离土不离乡的现代农业同样有可能给这里的农户播撒富裕之光。

——“3亩模式”。浙江恰是最典型代表。改革启动之初的1978年，全省农村人均耕地约0.68亩（温州部分地区仅0.3亩），户均3亩上下。即使实行了包产到户干劲冲天，按照当年的粮食产量水平与粮食价格，也只能勉强填饱全家老小的肚子，致富那是痴心妄想。这一用脚指头都可以算得清的账，逼得上千万浙江农民在因包产到户而获得了经济行为自由权之后迅速转身，集体选择了两条生存路径：一是从家庭工场、乡镇工业掘取第一桶金；二是游走四方，做贾经商。两条路径又互为拉动，交相辉映。从此，一路走来，一路精彩。

中国农民绵延数千年的对土地的渴望，显现出了其本来就有的硬币的双面性——土地能给予它的拥有者以最坚实的生存滋养，然而在工业化、后工业化的今天，在一定的模式条件下，亦可能成为你起飞的最大羁绊。“3亩—15亩—50亩”理论并不能给出当今中国乡村分野的全部理由，但细细回味，无疑有助于我们更深切地厘清包产到户及由此发端的改革时代种种变局的内在逻辑。

 

本章故事给你描绘的是看似相互矛盾的景象：李云河、冯志来等众多浙江的小人物们——李云河仅仅官至副处，冯志来一干人等更属草民——很早就开始为事关普通百姓的生存权、发展权奔走呼号，前赴后继。而在他们之上的权力者则展现出了一种传统的端庄与矜持，以及理由充分的观望。

事实上，这正是浙江40年改革演进的真实脸谱，自发的、广泛的、活力四射的民间创造始终是社会前行的第一力量。令人欣慰的是，政府在经历了最初的茫然与无措之后，逐步校正方位，投身大潮，成为改革发展坚定的推动者与维护者。有关这一点，在以后的章节里会为你叙述更多的故事。

现在，让我们一起上路。

【浙江改革开放史档案】“包产到户”名词解释

【浙江改革开放史档案】数字浙江之40年比较